導語：
最難過的是殺逃兵。部隊出去打仗，有的戰死了，有的趁亂當了逃兵，能夠回來的也就六七成。殺逃兵也要我們來執行，不能用槍，槍聲會驚動敵人，用的是大刀，規定一刀解決，不可以第二刀。我實在不忍心，但也沒辦法，殺逃兵之前，我隻好對他說聲對不起了。本文摘自《杭州日報》2010年6月22日第B09版，口述：羅文波，整理：夢柯，原題：《我在第九戰區》
人物簡介：
羅文波，祖籍廣東開平，1923年出生於澳門。上世紀四十年代初考入黃埔軍校獨山分校，畢業後先後擔任隸屬國民黨第九戰區第十軍的特務排長、連長，參加了長沙、常德戰役。1944年6月，親曆艱苦卓絕為時達47天的衡陽保衛戰。獲頒精忠救國銀質獎章，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嶽題贈簽名相片以資留念。內戰爆發後，羅文波先生不願打內戰，主動要求退伍，回到故裏後轉道香港，在船務公司工作了40餘年，後來去了台灣，向國民黨當局要求福利無果後，定居在加拿大。
對羅文波的采訪時間：2010年3月16、17、20、24日。
地點：Vancouver B C Canada。
陰差陽錯，求學路上從了軍
我原籍廣東開平，1923年農曆四月十五出生於澳門，上麵有四個姐姐。父親長年在秘魯謀生，最後病死在那裏。我小時候在澳門讀小學，隻讀了四年書，因為家裏沒錢，就沒得讀了。後來，二姐姐在廣東曲江五裏亭“萬國醫務團”工作，可以供我讀書，於是，隻讀過四年書的我報考廣西桂林大學，結果被備取了。
我去桂林讀書的時間大約是1941年。路過湖南衡陽時，沒有了錢，在火車站逗留，忽然上來五六個當兵的，說要檢查，他們以為我是奸細，關了10天後把我帶到縣政府。
審問我的人叫容有略，是黃埔一期學生，當時擔任第十軍參謀長。容有略是香山灣仔人，香山灣仔就在澳門的對麵，他同我也算是老鄉了。他先問了我有關澳門的一些事和個人情況，然後問我出來幹什麽，我說打算到桂林讀書，他就說這年頭讀書沒用，你這麽聰明，還不如去讀軍校，出來當軍官，打日本人。我說好的。
於是他們就送我到設在貴州獨山的黃埔軍校獨山分校學習。學校約有三百多名學員，我們屬第十七期，我們班五六十個人。在軍校訓練很苦，有位名叫彭光烈的四川籍教官，動輒體罰我，讓我雙手高舉步槍，站在太陽底下，從上午到下午八個小時，連尿尿都不允許。
除了訓練，還要去鋸樹，造房子，為下一屆學員入學做準備。我訓練很刻苦，教官讓我與他對打，總被他打趴在地上。教官就用竹製的刀打我，讓我爬起來再練。經過苦練，後來教官終於被我打敗了。在軍校時，爬山比賽我得了第一名，獎了五斤豬肉，第二名獎了三斤。
夏天、冬天都過了，我大約讀了十一個多月的軍校，出來後就加入部隊，駐紮在湖南的常德、長沙、衡陽一帶，與日本人打仗。
常德會戰，先喝一碗壯行酒
你讓我說我們駐紮長沙的情況嗎？好的。
我參加了第三次長沙保衛戰，由薛嶽任湖南省主席兼第九戰區司令長官。我們是他所轄的第十軍，軍長方先覺，師長容有略。我在師部直屬特務排，任排長。
常德會戰，我們奉命增援，攻占德山。當時，我們往上衝，日本人機槍往下掃，死傷很多，攻占不上。長官讓我們衝上去肉搏，部隊在後麵掃射，我們的許多人和日本兵被一道打死了。到了晚上，我們繞道悄悄摸上去，用槍打，用噴火器噴，下麵的部隊緊接著往上衝，終於把山頭占領了。
我剛打仗時也害怕，還會尿褲子，後來就不怕了。小時候讀書，就知道“九一八”、“五卅慘案”和“濟南慘案”，心裏就非常恨日本人！中國軍隊在上海四行倉庫打響保衛戰，很英勇，我很敬佩他們。
晚上打仗，心情很複雜，也不知道還能不能活著回來，有些士兵就會喝一碗壯行酒。這種心情是現在年輕人體會不到的。第二天戰友見麵，很興奮。“你還活著？”然後就是交流昨晚戰績，你殺了幾個，我殺了幾個。日本部隊不一定都是日本人，裏麵還有朝鮮人和中國台灣人。
在戰場上，隨時都有可能戰死。戰友方子才，廣東東莞人，當時在司令部當中尉副員（參謀），在常德會戰中被打傷了，是我把他背回來的。一個副排長，受傷後我去背他，他一路呻吟，後來沒聲響了，身體漸漸發冷，放下一摸早已經死了。
有一個當出納的戰友，被日本人打死了，一百多萬元錢歸我管，因為我是排長啊，我就把一疊疊的錢給二姐夫和其他戰友分帶。我的姐夫把錢塞在上衣口袋裏，日本人一梭子子彈射來，剛好打在厚厚的一疊紙幣上，撿了一條命。
衡陽保衛戰，揮動大刀殺鬼子
1944年6月衡陽保衛戰打響，我所在部隊就駐紮在衡陽城區。
夜裏，我們經常從駐地出發去到江東岸的黃巢嶺（又名黃茶嶺）一帶偷襲日本人。日本人過來，我們血就湧上來，讓士兵殺前頭的，我從後麵殺，一刀一個，好痛快，日本人被殺得哇哇叫。
我恨日本人！當初，在戰場上，臉部被日本炸彈炸傷。一次過湘江時，屁股被日本機槍打中，兩顆子彈二進二出，鑽了四個洞。戰友方子才左胳膊被打穿，終生殘疾。我們駐紮衡陽的時候，堂弟羅英瑞來看我，他沒當過兵，正碰上衡陽保衛戰跟日本人打仗，也就留了下來，發給他一把槍。
我們守在堡壘裏，出不來，日本人用噴火器噴，堂弟熬不住跑了出來，立即被亂槍打死，就葬在衡陽的“萬人塚”裏，據說上麵有他的名字，不知真假。衡陽是想去的，就是想去看看堂弟。可現在老了，老婆不讓我一個人去。
打仗的時候，躲在牆後麵，不行，牆一炸就倒，危險；最好是躲在戰壕的轉彎處，隨時調換位置，很難打中，這是戰場上總結出來的智慧。在衡陽我們被日本人包圍了整整47天，打得非常慘烈。
我打仗很拚命的，有什麽緊要的危險的任務，比如偷襲啊，長官首先想到的是我。一有任務了，我光膀子，背一把大刀，非常興奮，真的很勇敢，不怕死。往往怕死反而快死。晚上日本兵睡覺時，我帶人悄悄摸過去扔手榴彈，然後提著大刀守在營房門口，日本人出來，一刀一個。白天磨刀，晚上殺鬼子。
夜裏天很黑，分不清敵我，我和戰友就脫光衣服，剩下個褲衩，一路爬行，摸到穿衣服的就砍。每天晚上回來，渾身是血，就讓當兵的往我身上潑水。我經常想今天還活著回來，明天也許就死了。打衡陽時，感覺都死過好幾回了。
有一天，飛虎隊的一架飛機受傷迫降在山坳裏，正好在中日軍隊陣地中間。飛行員名叫陳展芬，廣東梅縣人。日本人把飛機打得稀巴爛，陳展芬幸運地躲進了樹林。晚上長官命令我帶20多個人前去營救。我們沒穿衣服，就帶大刀和手榴彈，找了好幾個鍾頭。飛行員怕我們是漢奸、偽軍，我們就用廣東話喊：“中國飛行員！快快跑出來，我們是中國的軍隊！”我們不能喊得太響，驚動了日本人，槍馬上會打過來。飛行員救出來了，臉上抹的全是泥巴，像鬼一樣。
我本善良，無可奈何槍斃軍長
有一天，我們抓到了一個日本兵，當時日本飛機每天要來轟炸，我們把日本兵綁在街道上，心想讓日本飛機炸死他算了，結果還是沒有炸死。我們就打他，敲他。我們太恨日本兵了。他的胸前口袋裏放著一張“千針符”，是用針繡的，可以保佑平安，日本人也信的。他口袋裏還寫著他家人的名字，看了我也很難過，但是沒有辦法，你死我活，你不殺他，他就要殺你。
其實我很慈善的。在家我殺鵝，鵝一下子沒死，鵝追我逃，把我嚇死了！很奇怪，殺日本人一點不手軟，抗戰中，被我打死的日本人起碼有20多個。1945年12月，第九戰區司令部發布訓令，頒發給我獎狀和精忠救國銀質獎章（編號658號）。
最難過的是殺逃兵。部隊出去打仗，有的戰死了，有的趁亂當了逃兵，能夠回來的也就六七成。殺逃兵也要我們來執行，不能用槍，槍聲會驚動敵人，用的是大刀，規定一刀解決，不可以第二刀。我實在不忍心，但也沒辦法，殺逃兵之前，我隻好對他說聲對不起了。
蔣中正來衡山召開南嶽軍事會議，有一位叫張德能的軍長，因為違背軍令，擅自撤離長沙，被拉出會場槍斃，也是由我執行的。我是特務排排長。
那天，一位姓鄧的團長小聲告訴我，讓帶兩個兵把張軍長抓起來槍斃，他指給我看是哪一個。張軍長坐在師、軍長堆裏，我印象很深。蔣中正質問他，你撤退了沒有，張喊沒有。我們把他帽子摘掉，拉出座位用繩子把他自上而下綁起來，他的臉嚇白了。
我手下兩個士兵一邊一個把他挾出會場，拉出門外沒多遠，我叫他跪下，用左輪手槍朝他後腦勺開了一槍，倒地後又在他的後背補了一槍，一共打了兩槍。
殺自己部隊的軍長，心裏很不舒服，晚上也睡不好。張軍長是廣東開平人，與我還是同鄉。他也有母親孩子，一想起來就難受。
當了俘虜，在日本兵營受盡虐待
我們排原有50多名士兵，城破前還剩20來個。因為我是排長，還是要堅守陣地。一天，我從掩體裏鑽出來，感覺寒光一閃，左手臂挨了一刺刀，對，就是這個傷疤，緊接著後腦勺被狠狠砸了一下，就昏了過去。
醒來後，兩個日本兵守著我，說不許動！日本人用我的綁腿帶包紮我的手臂，也沒有藥，很痛，結果發了炎。
日本人讓我們的士兵當挑夫，看我頭上手上都紮著繃帶，就沒有叫我挑。日本人也不管我們，反正我們也跑不了，他們已經把衡陽圍得死死的。我又回到不遠處第十軍軍部，軍長、師長他們都在那裏，被日本人看著。
衡陽保衛戰打到最後，第十軍傷亡已經很大，無力據守了，方先覺軍長就給蔣中正發了最後一通電報，說彈盡援絕來生再見！日本人已從四麵圍了上來，方軍長欲拔槍自裁，被幾位師長和副官死死摁住手，結果連手都扭傷了。他們說：“軍長，你不能死，否則所剩士兵和大量傷員就更慘了。”
大家打仗不怕，看到方軍長要自殺都很怕。
日本人在別的地方，一兩天就可以打敗國民黨部隊，打衡陽他們以多打少，卻打了整整47天，日本第三師團長很敬佩方先覺軍長，上來跟方談判。
在這種情況下，方軍長進屋去與日本人談判。談了有一個多小時，內容包括不可以虐待俘虜、給傷員療傷等等。談完後，方軍長走出屋來，向我們喊：“兄弟們，不用怕，生死由命！”
方軍長和我們被關在衡陽城北的天主教堂裏，教堂建在山坡上。他住在三層小小的閣樓，我在二樓。
我被關了四個月，跑過幾次。有一天我趁日本人不注意，從二樓跳到了後麵的山坡上，由於肚子餓，腿發軟，膝蓋頂到胸膛，昏了過去，結果又被日本人抓了回去。一名日本伍長審問我，讓一個湖北籍的漢奸做翻譯，說皇軍對你們這麽好，為什麽要逃跑？
日本人把我放進一個水桶裏，裏麵放了涼水，水過膝蓋，時間一長感覺冷。手不能碰到桶子，稍一碰到就砸我。他們又把我綁起來，從屁股和嘴裏灌我水，然後把我倒吊在木梁上，讓灌進去的水從嘴巴和鼻子裏淌出，放下後再踩我肚子。
日本兵把我拖到方先覺軍長那裏，說你的兵逃跑，你要管好你的兵。方軍長對我說：你們辛苦了，（下次逃跑）小心點。
這個教堂是美國人辦的，神父也是美國人，他擁抱了我們：“你們辛苦了，天主保佑你們。”
義士搭救，脫離虎口死裏逃生
當時日本兵力很緊缺，主要兵力都派到了貴州、雲南去了，因為兵員少，平時看得不是很緊。他們做了不少橡皮人，放在周邊郊外，看著好像有很多人。有一次逃跑時，我們見人就紮，隻聽到撲哧一聲，原來是橡皮人。
方先覺軍長、容有略師長在外邊的接應下，由老百姓幫忙帶路跑了，輾轉去了重慶。長官不見了，士兵要遭殃。隔了兩天我也乘隙跑了，那是1944年12月9日。
這一次，我是與姐夫、方子才三個人一起跑的。我同姐夫一人一把匕首，方子才抓了一根扁擔。我們計劃好白天跑，因為通常白天美國飛機來轟炸，日本人就躲避起來，結果那天飛機沒有來。有兩個日本人守在江邊，我們穿著老百姓的服裝，還故意給他們鞠躬。他們以為我們是普通百姓，放鬆了警惕。
一位船夫渡我們過江去，我們沒有錢，他也知道我們是中國軍人。上岸後，他帶我們找到客棧老板石少銘。石少銘是萍鄉人，在這裏開客棧救過我們一位師長。他把我們藏到閣樓上。日本人來巡邏，石老板就拿東西給他們吃。天還沒亮，他來叫我們，說可以走了。到了“五馬歸槽”他的家裏，我們又住了一夜，然後拿上一包幹糧，帶我們繼續走。
跟石少銘告別時，我姐夫跪了下來，讓他不要回去了，我們養他一生。那時他已60多歲。石罵我們自私，“我有老婆孩子和孫子，我得回去照顧他們。”我們路過山上一些破房子，看到裏麵有很多屍體。
走了兩天，到了三不管地帶，有土匪、日本人，有中國軍隊，但很少。土匪很講義氣，知道我們是第十軍的人，就請我們吃飯，又包上一些給我們路上吃。
1946年我離職後，途經衡陽找過石少銘，我把口袋裏的錢全都掏出來給他，他隻要了一半。我又把從日本人那裏繳來的毛毯、大衣給他留下，回到澳門以後還跟他聯係過一次。
重回部隊，升了官職受到嘉獎
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部駐紮在郴州，坐火車隻要一兩個小時，我們卻整整走了31天才找回到部隊，時間是1945年1月10日。司令長官薛嶽親自批條子，給我們每人發了八百元錢。方子才餓得很瘦，去“大三元”餐館狠吃了一頓，結果拉了10天的肚子。
重返部隊後，我官職升了一級，當了上尉連長。我們是特務團，團長叫徐建德，廣東樂昌人，是殺人狂，很厲害的。紀律很嚴，有個連長晚上出去，很晚了他再次巡查時，還沒回來，第二天，徐團長要他跪在地上，用腳狠踢他的胸部，並把他降為排長。有一名士兵，偷拿了百姓四兩豬肉，老百姓追過來，結果團長把他槍斃了。
在郴州召開團務會議時，徐建德團長指著大家罵下麵的營長、連長都是土匪、惡霸，純潔、好樣的人隻有一個，就是羅文波。會後，他讓我到他房間去，拿出他自己的5000元錢，說是有功獎勵，讓我招待兄弟們。徐團長後來在香港新界洪水橋以耕種為業。他的勤務兵叫羅永華，也跟他在香港。
我在特務團當連長（編號4533），職責是保護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嶽。薛司令每天散步，我肩背一支湯姆森，腰別一支勃朗寧，跟隨著他，地方人士和下屬見他，先由我們檢查，然後放行。我遊泳很好，駐紮湖南土橋時，薛司令的兒子薛昭明，那時10多歲，便由我教他遊泳。薛司令還贈我一張他自己的照片，至今我還保存著，喏，就是這一張，上麵有簽名、題字。他很少送人照片的。他還在抗戰紀念冊上給我題“苦學力行”四個字，可惜這本紀念冊找不到了。
任騎兵大隊長，認識了初戀情人
我們駐紮在湖南土橋時，日本人投降了。我所在的部隊經贛州、吉安、銅鼓開到南昌。受降時，繳獲了許多戰馬，組建了騎兵，讓我任騎兵大隊長。我本可以升少校的。當時，徐建德團長已經調走，新來的團長對我不好，阻阻攔攔，說我太年輕，結果隻給了個準校。
我們騎兵大隊有一百多人，好威風呀！兩個人一匹馬。其中一個是日本兵，教我們怎麽騎馬。馬是從日本人那裏繳獲的，有些日本人不願投降，騎馬走到橋上，韁繩一拉，連人帶馬一起墜橋自殺。南昌老百姓很恨日本人，看到就砸，我們說不要打，老百姓不幹。
部隊駐紮在南昌葆靈女子中學附近。女中有一名校花名叫阮美玉，小我四歲，我很喜歡她，她也很喜歡我。我和她，還有另一位青年陳國華，三個人三匹馬經常一道出去玩，遊滕王閣。我們都差點要結婚了，因為我是當兵的，她父母堅決不同意，隻好分手了。
如果還健在的話，阮美玉也該有80多歲了。10多年前我還和陳國華有聯係，他在南昌郵政係統工作，住在王陽明路，我來溫哥華後就沒有聯係了。我托陳找過阮，沒找到。
日軍第十一軍軍長兼華中派遣軍第六方麵軍司令笠原幸雄，原在漢口，到九江向我方投降。上司命令我帶領50多人，押解笠原幸雄等三個日本軍官，自九江乘船經武漢一路去南京。他們被關在船上房間裏，有士兵看守。好像是在南京朱雀路辦的移交手續，打了收條。當時國防部長是何應欽。
移交完後，我和特務長等幾個人順路去了上海、無錫遊玩，也去了杭州，也不知道杭州有什麽地方好玩，就買了釣魚工具，在西湖邊釣魚，釣到了幾條，不大，也不知道是什麽魚。
告別軍旅，自謀生路平常人生
後來，我所在的部隊奉命開拔到江蘇徐州，時間大概是1946年的3月，去跟共產黨軍隊打仗。結果第一仗就敗了，原因是國民黨軍隊的一個團被共產黨部隊策反了，於是露出了一個缺口。
打日本人我不怕死，現在中國人打中國人，沒意思，實在不想打，我就提出退伍申請，提了四次，團長就是不批不報。最後，薛嶽的兒子把我的報告遞給薛司令的副官，副官把報告遞給了薛司令。薛司令長官親自批準我請長假，時間是1946年的4月底，5月初，給了15萬元錢和一支槍、一匹馬和一個勤務兵。勤務兵名叫彭和林，福建洪厝祠人。
我們就上路了，路上有檢查，我們有離職證明書，不怕。那匹馬在廣東坪石被我賣了，價值五萬元。那把美國產的手槍，很重，威力也大，小炮似的，名叫航空曲（Fourtyfive），是在香港賣掉的，也賣了五萬元錢，五萬元，當時夠買一套西裝。
離開部隊回到澳門後，我去了大姐夫辦的萬隆五金廠當經理，彭和林跟我一起幹。後來我到了何鴻燊辦的順德船務公司，彭也回福建去了。我在船務公司幹了41年，先是跑澳門、佛山、香港，1949年以後，我就跑澳門至香港。
1971年，我工作的佛山號客輪沉沒，一百多人都死了。那一天我剛好沒去，老婆生兒子，因此請假。命大吧！我屬貓，貓有九條命呢，不是嗎？在順德船務公司幹到70歲，我不幹了，回家了。
我結婚很晚的，1970年才結婚。母親生病，我服侍了母親14年，借錢為她治病，條件不好。我母親是1962年去世的。老婆小我25歲。有一子一女，兒子在香港，女兒在溫哥華。
我一共去過台灣6次，第一次去是母親去世後，找了國民黨的有關部門，希望給點錢，給點福利。但去了後，有關部門相互推脫。在台灣碰到了一些戰友，也見了老師長容有略，我給他帶去一條煙、一瓶酒，他在家裏請我喝酒。我也到台中找了薛長官，他沒辦法，就寫了一封信，讓我去找“僑委會”的人，結果人家把信拿去放到抽屜裏，沒有下文。（淚流滿麵）。當年我們打日本人，真的連命都不要了，到頭來他們根本不把我們當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