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係列之0xx：一槍二命疑案
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20年第12期
文 遲嬰 李西始
一、古城凶案
本文所要講述的一槍二命疑案，發生於無錫市著名的南長街上的“大福客棧”。
南長街坐落於古運河畔，沿街的民居建築具有濃厚的江南特色——粉牆黛瓦、花格木窗、方磚鋪地、屏門隔斷、前店後坊。“大福客棧”是一座業已具有百餘年曆史的老建築，早年是一個周姓商人開的洋貨批發行，四開間門麵，三進院落，頗為氣派。周家在此經營兩代五十年，雖然也經受過太平天國戰亂，但總算挺過來了，而且把事業發展到了海外。轉眼到了庚子年，北方掀起一股排洋浪潮，周家人一看不對，尋思賣洋貨隻怕得傾家蕩產性命不保，遂決定舉家移居海外。於是，這套院落便以低價賣給了從外埠來無錫定居的商人修來福。修氏的來路有些可疑，說話南腔北調，是個久闖三關六碼頭的老江湖，沒有人說得清他的老家在哪兒。後來有傳言說他是東北胡子，年紀大了金盆洗手隱居江南安度晚年。
修老爺子買下這座宅院後，沒有馬上開店，過了三四年，也即1904年，方才開了一家客店，名曰“大福客棧”。此舉使人大跌眼鏡，須知南長街乃無錫的繁華地段，在這條街上一般都是開商鋪，修來福開的卻是客棧。道理上倒是沒錯，隨便在哪個城市經營旅館業都不會沒有生意，問題是在南長街開旅館，那就屬於糟蹋黃金地段了。可修老爺子對此毫不在意。
“大福客棧”的生意一般。不過，由於是自己的房產，不必付租金，錢鈔肯定是賺到了，隻是相比經營其他行業有較大差距而已。人們對此議論紛紛，都覺得修老板沒眼光，甚至還有富商把修老板作為反麵例子教育後輩。消息傳到修來福耳朵裏，老爺子也不以為忤，照樣樂嗬嗬地晨去茶館、日間下棋，入夜躺下一覺到天明。數年後的一個大年夜，修老板喝酒過量，心髒病發作猝死，“大福客棧”傳到了修來福的兒子修則持手裏。那年修則持已經四十歲，孫子都抱上了，但人們還是呼其“小修老板”。小修的經營之道與其老爺子如出一轍，二十年後的死法兒也一樣——喝高了心髒病猝死。
修則持歿後，三兒子修留滿接棒做了“大福客棧”的老板。修留滿生在無錫長在無錫，已經徹底融入了這座古城，不但說一口跟世世代代土生土長的市民毫無二致的吳儂軟語，連飲食方麵也完全被無錫人同化。第三代修老板的生意經也接受了當地人的理念，不再像其祖輩那樣粗疏怠惰，同行都認為他是個精明能幹的生意人。到抗戰全麵爆發那年，“大福客棧”已經成為無錫旅館業中的知名品牌。
進入上世紀四十年代，“大福客棧”走了背字兒，接二連三遭遇惡性案件，從1940年春夏之交到1949年秋，竟有十一名旅客在這家客棧丟了性命，而且清一色全是死在三進院落中的後院。先是兩個逃婚私奔的男女青年，入住當夜吞服“山奈”（氰化鉀）雙雙自殺身亡；然後是一對嫡親同胞“太湖兄弟”（江南民間對太湖湖匪的稱謂）因分贓不均火並而死；往下死的七位有男有女，有結伴有單身，身份有貴有賤，死法兒各不相同。1949年11月初死的那個，是個有“還鄉團”血債的逃亡地主，於半夜三更懸梁自盡。
第一對來自上海的私奔男女輕生後，該客棧就被外界稱為“凶宅”。修留滿為避免傳言影響旅客入住，幹脆登報聲明“大福客棧”的客房分布，強調係三進有磚牆木門分隔的獨立院落，事故發生於後院，已經請政府（此指汪偽政權）衛生科派員消毒並作檢驗，確認無恙方才重新營業。店方考慮到該事故可能對旅客產生的心理影響，決定自即日起推出優惠措施：凡入住後院客房的旅客，一律打五折，永久有效。
除了登報聲明，修老板還在客棧大門兩側牆上打出同樣內容的彩色廣告。這一步產生了預期的效果，消息傳開去，有人便對這家客棧產生了興趣，一是貪圖打對折，二是好奇心驅使，點名要住後院，甚至上海、杭州、蘇州、鎮江、南京等地的小報記者也紛紛前來采訪，付費入住，實地體驗。如此，已經冷清下來的生意又紅火起來。
沒想到，一年後又發生了“太湖兄弟”火並事件。修留滿多半有其東北胡子出身的祖父的基因遺傳，對付這種狀況有了經驗，當下請畫匠把客棧大門兩側牆上的聲明重新描繪了一遍，隻稍許作了改動——加上新發生的那起“太湖兄弟”火並身亡血案。果然，一年前的記者又來了，客棧的入住率不降反升。
一直到1948年，每當發生此類案件，修老板總是照方抓藥。1949年4月23日無錫解放後，人員流動逐漸減少，旅館業生意普遍不景氣，“大福客棧”也不例外。過了半年，情況也無好轉。11月2日，那個懸梁自盡的逃亡地主入住後院時，該院所有客房均是空房。發現地主的屍體後，公安局來人勘查現場，還把修留滿叫到派出所去做了一份筆錄。這回，修留滿再沒心情請畫匠來更新廣告了。
出乎意料的是，到1950年初，隨著治安形勢的改觀，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提高，社會上人心逐漸安定，人們願意開始走動了，旅館業的生意竟然有了好轉的跡象。1950年春節前，修留滿請了個泥水匠，把客棧大門兩側牆上的彩色廣告給鏟掉了，恢複了原先一貫的粉牆本色。
一晃兒三個月過去，5月20日傍晚時分，“大福客棧”來了兩個三十歲出頭的男子，一個拎著一個七八成新的黑色粗帆布旅行包，另一個提了一口褐色小皮箱，看上去沉甸甸的不知裝著什麽東西。茶房老朱迎上前去還沒開口，一股老酒味兒撲麵而來。
這幾天賬房龔先生家裏有事請假，接待旅客都是修老板代理。還是奉行舊時旅館待客的規矩，先請坐，再上茶奉煙。閑聊數語，這才拿出旅客住宿登記簿登記入住。這兩個操一口江南吳語的旅客出示的是蓋有昆山縣玉山鎮“立昌糧行”店章的出差證明，名字分別叫花祥至、薛和福，係糧行職員，前往無錫跟糧商洽談收購新小麥生意。兩人對無錫很熟悉，甚至知道“大福客棧”有永久打對折的後院客房，直接言明就住後院，第二天一早離開。
兩位旅客入住後院客房不久，天色突然黑了下來，隨即電閃雷鳴，狂風大作，大雨傾盆。這種狀況足足持續到晚上十點多，風雨才漸漸止住。按照旅館業的服務規矩，晚上住店旅客如果沒有提出什麽服務要求，茶房是不會去打擾他們的。這天晚上，“大福客棧”三進院落入住的四十多個旅客，都是早早休息，一夜無話。
次日，5月21日上午八時許，修留滿見後院入住的兩位旅客還沒來退房結賬，一顆心不由得又忐忑起來，吩咐茶房老朱去後院看看。老朱這一去就發現那兩個旅客躺在血泊中，軀體都已僵硬。
無錫市公安局城南分局長街派出所接到“大福客棧”的報案，當即派警員出警，同時上報分局。因是二命大案，城南分局立刻向市局報告，市局則急報蘇南行署公安局。很快，無錫市公安局局長劉中和城南分局局長顧亭率領刑警趕到現場。
負責現場勘查的是蘇南行署公安局刑技鑒識師林琰。林琰早年留洋，曾在倫敦蘇格蘭場從事過刑技鑒識工作，回國後供職於國民黨首都警察廳，是一位頗有名氣的刑技專家。南京解放後蘇南行署公安局局長黃赤波設法將其從南京挖了過來。
“大福客棧”後院有一百多平方米，靠牆建有六間客房，院子兩頭各有木門，分別通向客棧後門和第二進院子，前後門都裝有司必靈鎖。昨天傍晚那兩個客人花祥至、薛和福住在中間右側的一個房間，約十五平方米，兩側靠牆各有一張單人床，床前各置床頭櫃；房間中間有一張四方桌和四張被江南人稱為骨牌凳的木凳，兩個屋角放著衣帽架和麵盆架。兩具屍體躺臥在桌邊，根據發現時的位置，花祥至被編為1號屍體，薛和福被編為2號屍體。勘查發現，1號屍體頸部中槍，子彈洞穿脖頸，從2號屍體的右耳下側射入頭顱，從其左側太陽穴穿出，打在磚牆上，又彈落在床上。這種一槍二命的情況在戰場上時有發生，但在刑事案件中卻極為少見，在場警員見之皆感吃驚。
桌上放著一個茶壺、三個杯子，杯子裏的茶水都是滿的，估計還沒有喝過。刑技人員據此判斷，花、薛兩個受害人入住客房後，接待了一個從後門進入的客人。三人圍桌而坐，茶還沒喝上一口，突然發生了爭執。來訪者——這裏暫且將其稱為3號——拔出手槍，花、薛兩個還沒來得及作出反應，便扣動了扳機。不知是事先算準了角度還是碰巧，一顆子彈要了兩個人的性命。
刑技人員在現場提取到了三個人的腳印，認定兩個受害人的足跡後，剩下的肯定就是凶手的了。根據腳印推測，凶手身高在一米七左右，穿一雙嶄新的“雙錢牌”橡膠底跑鞋。
那麽，一槍二命究竟屬於巧合還是故意為之？林琰首先測量了牆上的彈痕高度，估算出大致的彈道，再結合兩個死者的創口、二人的身高、中彈時所坐的位置，測算凶手開槍的距離和角度，卻難以得出確切結論。不過林琰強調，即便一槍二命是巧合，凶手也應是一名使槍行家。
現場勘查還未結束，蘇南行署公安局局長黃赤波抵達“大福客棧”，聽取了劉中、顧亭兩位局長的簡略匯報。三級公安局長交換意見後，決定立刻由行署公安局、市局、分局抽調精幹刑警組建專案組，盡快偵破“5·21”案件。
二、分析案情
專案組由趙資清、馮安國、諸伯純、孔同鈞、周長壽、殷暮生、蔣省文、樂常富、伍仙生等九名刑警組成，分別來自蘇南行署公安局、無錫市公安局和城南分局刑警隊，趙資清、馮安國分任正副組長。
5月21日下午四時，專案組舉行首次案情分析會。武工隊出身的專案組長趙資清把一幹組員作了簡單介紹後，隨即進入正題，先由副組長馮安國向大夥兒通報屍體檢驗以及凶器的鑒定結論——
花、薛兩人死於槍彈傷，並且死於同一顆子彈，經鑒定，凶器係日本造九四式半自動手槍。法醫認定，該案發生於5月20日晚八點到九點之間，這跟“大福客棧”方麵提供的登記入住時間相吻合，也與入住後不久即電閃雷鳴大雨傾盆的情形聯係得上。
客棧後院的六間客房，當晚隻有兩名被害人入住其中的一間。之前刑警在客棧勘查時，向老板、茶房和入住中院、前院的旅客詢問昨晚是否聽見過什麽動靜，回答如出一轍，都說雷聲和風雨聲太大，而且為了防止雨水濺入室內，都關上了窗子，誰也沒聽見後院傳來過槍聲。
屍體解剖還發現，兩人在死前大約兩小時喝過度數較高的白酒，下酒菜中有牛肉、蝦等，還吃過桃子。蝦應是無錫當地特產，即久負盛名的“太湖三白”中的白蝦，而花、薛所食的桃子，估計是本地種植的水蜜桃。這也是江南水果中的一個著名品種，不過5月中下旬並非采摘上市的最佳當口兒，桃子的果皮還不能一撕即落，不講究的食客連皮吃也是有的，兩個死者中的花祥至就是如此。
馮安國說完上述情況之後，趙資清讓大夥兒發表意見。一番熱烈討論下來，眾刑警對現場進行了還原——
兩個被害人的皮鞋很幹淨而且幹燥，他們入住後應該沒有離開過後院，而凶手遺留於現場的鞋印並無泥漿汙水痕跡，客房內外也並無雨傘留下的水漬，可以推測凶手也是在下雨前抵達客棧的。也就是說，兩個死者在入住客棧前先在某家飯館用餐，入住客棧後不過十來分鍾，凶手就到了。
由於“大福客棧”後院長期以來名聲在外，對於住後院的旅客，除了入住時由茶房引領從前院進人，之後旅客進出一律從後門通行。後門裝著司必靈鎖，客棧在給入住旅客辦理手續時會給旅客一把鑰匙，退房時歸還。旅客的進出尚且如此，來訪者當然也是從後門進出了。一般說來，兩被害人不可能精確預見到從用完晚餐到辦理完畢入住手續的準確時間，因此，刑警認為凶手可能是與花祥至、薛和福共進晚餐後一起抵達客棧的，隻不過凶手沒在客棧前台露麵，而是待那二位辦完手續，從後門進入的。
客房中間那張方桌上放著一壺茶水及三個茶杯，茶杯中的茶水是滿的，表明兩個被害人和凶手都沒有喝過。刑技人員從茶杯上隻提取到死者花祥至的指紋，茶壺、床頭櫃上的茶葉罐以及牆邊的那個熱水瓶的竹編外殼上，也隻有花祥至的指紋。按說凶手抵達後院客房後，作為主人的兩個被害人自然要沏茶讓座，花、薛兩個的衣服口袋裏都裝有香煙和火柴，讓座沏茶之後，跟著就應該是遞煙點火，並把床頭櫃上的煙灰缸拿到桌上，但現場並未發現吸煙的跡象。
由此，眾刑警認為，花、薛之前與凶手一起用餐時，正在談某樁對於他們來說顯然非常重要的事情，估計談得比較融洽，否則凶手也不可能隨後來客棧。可是，到了客棧，雙方的談判情勢卻出現了急轉直下的變故，於是凶手二話不說，抬手就是一槍，隻用了一顆子彈就把花、薛給了結了。
刑警繼而對這個突發變故進行了分析。三人在飯館裏談的多半是某項交易，飯後去客棧一手交錢一手交貨，要麽是一方甚至雙方根本沒有誠意進行這樁交易，談著談著圖窮匕見，殺人越貨；要麽是雙方都誠心要成交這筆買賣，但買家在驗貨時發現貨物的質量有問題，提出異議，雙方發生爭執，買家大怒之下，遂拔槍讓子彈解決這場糾紛。刑警認為，本案可能是上麵所說的第一種情形。
那麽，交易的會是什麽貨物呢？從凶手隨身攜帶槍支而且是使槍好手這一點來看，其真實身份應該是職業盜匪，這種角色當然不會做正兒八經的合法買賣，所以，兩個死者攜帶的箱子裏裝的不外乎武器或金銀贓物，在座大多數刑警認為武器的可能性更大。
據“大福客棧”方麵反映，花祥至、薛和福兩人入住時所攜行李除了那個帆布旅行包，還有一口褐色小皮箱，由薛和福提著，看上去沉甸甸的。在勘查現場時，這口箱子已經不翼而飛。刑警出於慎重，曾問過第一個進入現場的茶房老朱。老朱說沒有注意到，發現屍體時他簡直嚇懵了，跑到中院連聲呼喊“出事了”，中院、前院的旅客紛紛圍上來詢問，有好事膽子大的甚至打算去後院一看究竟。“大福客棧”屢出事故，茶房老朱早已積累了不少經驗，堅決阻止。這時，老板修留滿聞聲趕到，命人急報派出所，自己則進入後院，守在發生凶案的那間客房門口保護現場。如此看來，除了兩個死者和凶手，並無他人進入現場，那口小皮箱應該是被凶手帶走了。
案情分析會進行到這裏，專案組接到從近百公裏外的昆山縣城玉山鎮發來的一份加急電報，內容是：玉山鎮上有私營“立昌糧行”，但據了解，該糧行並無花祥至、薛和福其人。另，該糧行去年12月曾遭土匪打劫，被劫物品中有蓋著店章的半本店箋。該案至今未破，亦無相關線索。
專案組據此認為，花、薛兩人真實身份可疑，鑒於其中一人身上有刺青，疑似黑道角色，該案黑吃黑的可能性顯著上升。
這時已是晚上七點，大夥兒一邊吃著食堂送來的饅頭，一邊研究偵查方案。晚飯吃完，偵查方案也形成了。用趙資清的說法是，“活的死的都要查”。活的指凶手，對其的調查有兩個方向，一是查飯館，二是查他從後門進出“大福客棧”時的目擊者；死的就是花祥至、薛和福（這兩個顯然是假名，暫且用之），除了飯館，還可以薛和福的文身作為切入點，隻要查清兩個死者的真實身份，就有希望順藤摸瓜追查到凶手的線索。
三、查覓線索
5月22日上午，專案組對“5·21”案件的相關調查正式鋪開。調查分三路進行——
第一路由馮安國、樂常富、伍仙生三刑警調查凶手進出“大福客棧”的情況。三刑警了解到，按照“大福客棧”定下的規矩，凡是拜訪後院旅客的來訪者，均須從客棧後門進出。後門不設門房，訪客一般都是到後院喊門。當然，也有訪客不知道這個規矩，入住旅客也沒跟人家有過交代，還是走客棧在南長街的前門。遇到這種情況，前台就會告知對方，應從客棧旁邊的小巷繞至後門。有時訪客是老年人或者小孩兒，那就由茶房引領穿過小巷，用鑰匙開了後門讓他們入內。
三刑警認為，凶手從後門進入客棧時應該還沒下雨，但在行凶之後，外麵已經風雨大作了。他很可能沒帶雨傘，這時出門，隻怕還沒走出小巷立刻會被淋成一隻落湯雞。盡管南長街上多半沒行人冒雨趕路，但兩旁還有開著大門的住家或尚未打烊的商店，這個突然出現的路人肯定會引起他人注意，況且他還提著一個沉甸甸的小皮箱。凶手作為一個資深老江湖，心理素質絕對一流，肯定會選擇守著兩具屍體待在現場。等到風停雨住，已是夜裏十點以後，家家戶戶熄燈睡覺，街上也難能有行人，凶手此時離開，警方就很難找到目擊者了。
這麽說來，此番調查就沒指望了？那倒也不是。之前分析過，畢竟是非法交易，兩個受害者在前台辦手續，凶手出於謹慎不願露麵。而花、薛兩人辦理登記入住手續，怎麽也要花上十幾分鍾，這段時間，凶手在幹什麽？當然是等候。他在哪裏等候？因為心裏有鬼，他不可能就在客棧大門外待著，況且凶手或許早有黑吃黑的打算，那就更不願讓人留下印象了。既要避免在“大福客棧”門前停留，又不能走得太遠，他會去哪裏呢？最大的可能就是假裝偶然路過，進入附近某家店鋪隨意逛逛。
如此，馮安國三人就有了訪查方向。三人來到南長街“大福客棧”那個路段分頭走訪，果然，樂常富在通往客棧後院的那條小巷口的一家雜貨店打聽到一個信息。店主告訴他，差不多在花、薛二人登記的那個時段，有一個二十七八歲的男子進過他們的店鋪。該男子瘦高個子，舉止斯文，操吳地方言，身穿七八成新米黃色細帆布獵裝、藏青色卡其褲子，頭戴一頂寬簷帽（似與獵裝配套），一副白麵書生的模樣。進店後，男子買了一包“飛馬”香煙和一盒火柴。拿到手後立刻拆開香煙，抽出一支點燃，隨意瀏覽著店堂裏的其他商品。店主的老婆補充了一個細節，那主顧曾抬腕看過手表，然後又瞥了眼牆上的掛鍾。當時老板娘還說了一句，掛鍾慢了四分鍾。那人微笑點頭，沒吭聲。一會兒，他就離開了，那支香煙還沒抽完。至於是往哪個方向去的，店主夫婦都沒留意，後來也沒有再見過此人。偵査員判斷，此人很有可能就是那個凶手。
第二路刑警周長壽、諸伯純、孔同鈞訪查花、薛用餐的飯館，專案組長趙資清指定，該組由周長壽負責。周長壽是舊警校出身的資深刑警，原在南京首都警察廳刑偵大隊供職，南京淪陷後拒絕日偽警局的留用，返回無錫家鄉做小販謀生。其間，新四軍太湖遊擊隊曾將其發展為秘密情報員。抗戰勝利後，周長壽進入無錫舊警局當了一名刑警，繼續協助中共地下黨的秘密情報工作。無錫解放後，老周被無錫市公安局留用，屬於領導信得過的刑偵業務骨幹。
周長壽是土生土長的無錫人，又做過全城到處叫賣的小販，還兼職中共的秘密情報員，可想而知他對無錫的熟悉程度。既然兩死者吃的晚餐中有牛肉、白蝦兩道菜，那就據此把“大福客棧”周邊的館子調查一番吧。也不是每個館子都要去查，據法醫鑒定，兩死者這頓晚餐是在下午五時左右開始的，這就把名菜館排除了。
當時無錫但凡有點兒名氣的飯館，對晚市都非常注重，招牌菜肴都須由當家大廚親自操持，不到晚上六點鍾不會開門迎客，即使開門了，也是隻上茶不上酒菜——大廚還沒準備好哩
一番查摸下來，偵查員在附近清名橋畔的“豐盛館”查到了線索：5月20日下午四點五十分許，有外貌衣著如花祥至、薛和福的兩個男子攜另一男青年前往該館用餐。那個男青年的容貌、穿著、口音，跟刑警樂常富在雜貨店了解到的“白麵書生”相同。“豐盛館”的跑堂對該男子印象比較深，三人用餐完畢，他掏出三張一萬元（此係舊版人民幣，與1955年3月1日發行的新版人民幣的兌換比率是10000：1。下同）的鈔票分別遞給三個跑堂，說是小費。
刑警查看了“豐盛館”賬台保存著的菜單，三人點的菜不多：牛肉、油爆蝦、竹筍篤肉、油燜茭白，一瓶“玉泉春”，主食是每人一碗鱔絲麵。餐費共計三萬五千四百元，是花祥至會的鈔。
三人用餐的座頭位於店堂最靠裏的角落，他們來得早，當時整個兒店堂就他們一桌，很清靜。不過，三人說話聲音很低，跑堂上菜時，他們就停止說話，隻顧喝酒吃菜。跑堂對這種情況見得多了，也不以為意。
三位刑警離開“豐盛館”，沒走幾步就發現對麵巷口有一個水果攤。過去一看，擺攤的是一個五十來歲的鄉下老頭兒，蹲在路邊，麵前擺著兩個竹籮筐，裝的都是水蜜桃。沒有秤，是論個賣的，一口價，顧客還不能自己挑選。周長壽掏錢買了幾個，三刑警邊吃邊跟老頭兒搭訕，問明他已連續進城六天了，每天都是這個位置。刑警估計花、薛等三人前天傍晚也是在這裏買的。一問，老頭兒竟還記得。
那個“白麵書生”出手挺大方，當時已經準備收攤了，還剩下十來個桃子，都是籮筐底下的，沒上麵的熟，老頭兒就說打對折便宜點兒一起賣。“白麵書生”立刻掏錢。點檢下來，一共十四個，三人中的兩個分別提著旅行包和皮箱，拿不下，而老頭兒帶出來盛裝桃子的簡易竹網籃已經用光了。正擔心對方反悔不買，那“白麵書生”卻把頭上的寬簷帽摘下來，把桃子裝進去了。正要離開，來了兩個小叫花，沒等他們開口，“書生”就給了他們一人兩個。老頭兒說完上述情況，給了那人一個評價：那是個好人！
第一第二兩路的調查證實了之前專案組的估測，並鎖定了凶手的一些基本信息——蘇南人，二十七八歲，瘦高個兒，膚色白淨，舉止斯文，宛若書生。這是一個收獲，但憑此尚不能順藤摸瓜往下追蹤。不過很快，由專案組長趙資清主持的第三路調查有了稍後被證明有價值的收獲——他們查到了本案兩個死者的真實身份！
外出調查前，趙資清和殷暮生、蔣省文交換過意見。三人聊下來，認為要調查薛和福、花祥至兩人的真實身份，算不上一樁特別犯難的事兒。既然花、薛兩個並非守法良民，很可能跟殺害他們的凶手一樣，也是橫行江湖的慣匪大盜之流，那就應該向他們的同道調查。去哪裏找他們的同道呢？一是江湖——那些尚未落網的匪盜，多半仍在江南水鄉地區作案，蘇南行署公安局、無錫市公安局下發的《敵情簡報》上應該有刊載；二是看守所——其中部分匪盜“運氣不佳”業已落網，正等著接受人民政府的審判。此刻，刑警跟還活躍在江湖上的對象“無緣相見”，那就隻好去看守所撞運氣了。
為提高效率，本市六個看守所，每個偵查員分攤兩個。殷暮生去城東、城中分局，蔣省文去城南、城西分局，趙資清去市局和城北分局。
這樁活兒在初解放時的看守所可以說是常見一幕，幾乎每天都有外調人員由看守員陪同著進入監區，拿著通緝犯的照片讓在押人犯辨認。上午，三偵查員各跑了一個看守所，都是交了白板，沒發現任何線索。下午，趙資清去了市局看守所，殷暮生、蔣省文則去了另外兩個分局。
三點多，趙資清由看守所長陪同來到“大刑犯監區”。之前看守所長關照過，這裏關押的多是死囚（當時的死刑宣判都在公審大會上宣布，宣判後立即執行，沒有上訴之說），每個人都有命案在身，其中有些慣匪殺人如麻，這些人根本不相信檢舉揭發會折抵自己的罪行，對將功贖罪不抱希望，因此也不會認真辨認照片，當場拒絕也有可能。果然，走遍該監區的十幾個監房，那些死囚對於趙資清出示的照片均是不理不睬。
趙資清尋思這是白折騰一趟了，正準備回去，刑警蔣省文打來了電話。蔣省文在城西分局看守所獲得了一個線索——
一個曾在太湖“天佑幫”匪夥當過廚子的黃姓人犯在辨認花祥至的照片時說，這人解放前曾來過“天佑幫”的水寨，每次來都跟幫主尤老大喝酒。他的酒量不錯，不過酒風不咋樣，喝多了喜歡說大話，答應幫尤老大辦幾樁犯難的事，說得比唱得還好聽，可事後再也不提。尤老大就把此人列為“不待見”一類，吩咐今後不許此人進水寨。尤老大說過這人的姓名，但廚子已經想不起來了，不過可以肯定這人不姓花，名字裏也沒有“花”字。最後廚子還說，詳細情況問尤老大就清楚了，幫主也被抓進來了。
蔣省文還想繼續問，忽見一旁陪同的看守員朝他使眼色，隻得打住。離開監區，看守員告知，尤老大已於前一天移押市局看守所。根據慣例，料想這幾天要開公審大會，這廝已被列入處決名單了。於是，蔣省文立馬給趙資清打了電話。
市局看守所長證實此言不謬，趙資清隨即請看守所長把這個尤老大開出來。
尤老大名叫尤應鑫，四十二歲，無錫當地人，漁民出身，後不知從哪裏弄到了一支火藥槍，就兼職獵戶。全麵抗戰爆發，他又從國民黨敗兵那裏獲得了不少槍支彈藥，遂糾集一夥人做起了湖匪。這人喜歡結交朋友，江湖上人頭甚熟，黑道呼其“路路通”。解放後，因他以前曾與中共新四軍太湖遊擊隊有過聯係，就有幹部托人給他捎信，勸其向人民政府自首，爭取獲得寬大處理。尤老大不但不聽，還繼續打劫作案，甚至襲擊軍方運輸物資的船隻。軍方迅速作出反應，查明“天佑幫”下落後直接出動部隊，將十九名匪徒悉數捕獲，移交警方。
這還是兩個多月前的事兒。近日，蘇南行署黨委下達通知，要求行署各專區、市縣為配合剿滅江南匪盜的宣傳造勢，舉行公審大會，處決一批罪大惡極、民憤極大的犯罪分子。無錫市軍管會在研究死囚名單時，決定將“天佑幫”幫主尤應鑫列入。昨日，尤老大便被移押至市局看守所。
尤老大江湖經驗豐富，知道這種移押不會是好事兒，自己罪行累累，光有據可查的人命就欠了十六條，料想必死無疑。先前趙資清去“大刑犯監區”讓一幹人犯辨認照片時，他一眼就認出了照片上的人。但他尋思這份功勞立了也無用，他的罪行太重，這點兒功勞絕對折抵不了，所以對著照片隻是搖頭。沒想到，先前那個便衣不知用了什麽手段，竟然識穿了他的花樣。
提審前，趙資清跟尤老大一案的承辦員老薑通了電話，得知尤老大的母親尤莊氏還活著。盡管是匪眷，但她是窮人出身，給有錢人家當過多年丫鬟。後來尤老大“發跡”，人家不敢再雇傭她，這才用僅有的一點兒積蓄做本錢，當了個沿街叫賣的小販。尤老大是個孝子，“發跡”後幾次三番要把母親接去享福，尤莊氏不肯；送錢來讓她花，不受。不過，老太太畢竟沒有那份跟土匪兒子一刀兩斷劃清界限的覺悟，她的說法是，不管老大（尤應鑫在家裏的排行也是老大）是好人還是歹徒，總歸是我兒子，隻要金盆洗手，我就允許他踏進家門。她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這一幕，如果可能，尤老大最好的歸宿就是去寺院廟宇做一名出家人，真正立地成佛。
這是老薑向尤莊氏了解相關情況時老太太親口所言，還要求把這個口信捎給兒子。老薑當然不可能捎這個口信。現在，趙資清決定由自己來捎這個口信。
提審時，趙資清轉述了其母的囑咐。尤老大嗤之以鼻，扯淡！人都要槍斃了，還怎麽立地成佛？升天成佛倒差不多！趙資清也不跟他辯論，接著說了說他母親目前的生活狀況，特別強調，老太太是個虔誠的佛教徒，為了給這個兒子贖罪，不知捐了多少香火錢。尤老大做過多年太湖匪幫的頭目，腦子不笨，很快明白了趙資清這一番提點的意圖。思忖片刻，就主動提出了條件：他想用照片上那個人的信息跟警方交換一套僧衣，準許他穿著僧衣去刑場。
這樁“交易”趙資清做不了主，立刻去看守所長辦公室給無錫市公安局局長劉中打電話請示。劉局長當即拍板：“答應他！這個人犯明天就要執行了，我讓秘書科立刻去搞一套送來。他的身高大約多少？還得配羅漢鞋吧，腳碼多大？
一小時後，一套僧衣、僧鞋連同襪子送到了看守所。劉中局長考慮得很周到，特地吩咐秘書科弄一套七成新的，盡量避免因此而產生的議論。後來此事果然被人提出來做文章，不過這時趙資清已經調離公安係統，回北方老家工作，文章總算沒做成。
次日，尤老大就是穿著這身僧衣伏法的。其時，專案組刑警已經在常州“花祥至”的老窩進行調查了。
尤老大在拿到僧衣後，向刑警提供了以下情況——
所謂的“花祥至”，真實姓名叫柴興貴，武進人氏，出身於地主家庭，家境富裕。抗戰全麵爆發那年，柴初中畢業後報考第三戰區速成軍官學校，被錄取。不料剛發榜，“淞滬會戰”就開打了，第三戰區這所速成軍校也就沒開張。不過，第三戰區司令部在報紙上刊登了一則啟事，聲明已被錄取的學員，可以前往指定地點向接待處報到，將被作為特例招收的軍人分派至各個不同的崗位服役，待遇等同於排長。柴興貴瞞著家人前往報到，被分派到第三戰區駐蘇州辦事處。由於是戰時，立刻配發了製服、槍械等一應見習軍官的裝備。
兩個多月後，上海淪陷，蘇州一片混亂。柴興貴還沒想好是跟部隊開拔還是偷偷溜回家時，遇到了早年在他家幹活的長工老趙。老趙兩年前就投奔“太湖王”匪夥，因為跟匪夥老大王阿牛搭著點兒親戚關係，受到了重用。他之前已經知曉柴少爺在第三戰區蘇州辦事處當差，此番前來是奉王老大之命搞武器的。跟柴興貴一嘀咕，柴不但願意提供相關信息讓“太湖王”搞到武器，還主動表示想參加匪夥。於是，這個十九歲的青年就成了“太湖王”匪夥的文書，對外則稱為王老大的副官。
其實，這時柴興貴想回家也回不了。他的老家武進（辛亥革命後，原“八邑名都”常州府被廢，常州城區一度稱為“武進市”，解放後，城鄉分設常州市和武進縣）遭受日軍空襲，全家大小七口均死於轟炸。從此他對日本鬼子恨之入骨。此後幾年裏，他一有機會就鼓動王老大抗日。王老大是個葬漢，自小聽多了“嶽飛抗金”、“朱元璋誅韃子”、“戚繼光抗倭”之類的說書，雖是盜匪，民族氣節尚在，即使小柴不慫恿，他也想見機下手襲擊小股日軍。針對日軍搞了幾次埋伏之後，日軍開始對“太湖王”匪夥重視起來，幾次組織圍剿。1942年春，“太湖王”匪夥遭日軍突襲，幾乎全軍覆沒，自王老大以下四五十人全部戰死，隻有柴興貴等六人僥幸逃生。
柴興貴嚇破了膽，再也不敢加入其他匪夥了，逃回常州（此處沿用民間習慣稱謂），賣了鄉下的田地，置房娶妻，過起了尋常百姓的生活。為謀生計，他開了一家隻有一個門麵的五金商店。但是，柴興貴喜歡結交朋友，場麵上的應酬開支不小，五金商店的收入經常入不敷出，就尋思著搞兼職。他是匪夥出來的，江湖上的事兒見多識廣，三教九流的朋友不少，於是做起了軍火買賣掮客。利用經營五金店的便利，他跟偽軍、特務、土匪、強盜之流建立起關係，幫助他們互通有無，把日偽的槍支彈藥鼓搗給土匪強盜，從中獲利。漸漸有了些積蓄後，他自己也囤積些武器彈藥，待合適的機會加價出售。
抗戰勝利後，原以為這種生意也該結束了，哪知反而迎來了一個供不應求的局麵。國民黨方麵收拾了漢奸之後，又把目標對準了各種江湖匪盜，黑道上對於武器彈藥的需求量大幅上升。而此時的軍警憲特保安團跟日偽時期的偽軍漢奸特務一樣，借一次次軍事行動的機會，謊報軍火損耗，不斷獲取補給，通過柴興貴賣給匪盜。
尤老大就是這樣跟柴興貴認識的。但尤老大覺得小柴這人不實誠，來往一段時間後就主動降溫，中斷了聯係。至於另一張照片上的薛和福，尤老大說他確實沒見過。
常州與無錫毗鄰，以前尤、柴有來往時，尤老大曾去過柴興貴在武進縣城區北大街的前店後宅的老窩。5月23日，專案組全體出動前往常州，此行一帆風順，獲得了不少有價值的線索。
最近，常州警方接到群眾舉報，稱柴興貴解放後與其武進縣第六區洛陽鎮的外甥郎虎扣往來頻繁。郎係柴的堂外甥，卻比舅舅大一歲。因郎虎扣當過日偽區公所通信員、保安團班長，這個信息立刻引起了常州警方的注意。無錫刑警聽著心裏一動，便出示了“薛和福”的照片，對方驚呼：“這就是郎虎扣——他也死啦？！”
接下來，就是對柴興貴的五金商店進行搜查。這家店鋪雖說隻有一個門麵，進深卻比較大，加之五金商品林林總總既多且雜，形狀也不像其他商品那樣有規則，整個兒店堂裏裏外外堆得到處都是，連房梁上也拴著金屬配件和鋼管。這就苦了一幹刑警，待到搜查完店堂，已是個個沁汗。接著又搜後麵的宅院，在庫房裏發現了一口嶄新的保險箱。
當時保險箱通常是由五金商店出售的，不過，在這家隻有一個門麵的五金店鋪裏竟然有保險箱出售，倒是出乎刑警的意料。刑警想把保險箱打開，可是沒有鑰匙，問了柴興貴的妻子蘇流英，答稱她一個婦道人家從來不管丈夫的事。刑警懷疑這個女人可能是在包庇丈夫（她尚未知曉其夫死訊），稍後得知，她說的是實情。
不過，蘇氏也算不上守法良民，熱衷於參加後來被政府取締的反動會道門組織“聖女會”的活動。“聖女會”由清一色的女性信徒組成，背後是一個名叫裴淑慧的披著宗教外衣的女特務在策劃指揮。蘇流英能說會道，竟被委任為“輿論科長”，專門負責製造、散布謠言。後來鎮反時，“聖女會”被一網打盡，蘇流英領刑七年，死於監所。
找不到鑰匙，刑警隻好通過常州警方找來一位鎖匠，費了一番工夫，總算把這口保險箱給鼓搗開了，裏麵竟是大半箱槍支彈藥，另有民國時鞏縣兵工廠生產的手榴彈三十顆，均是新貨。此外還有一個本子，這些軍火係何時進貨、何方提供、何時出貨、下家是誰、出貨數量、庫存數量等，都記錄得清清楚楚。刑警最感興趣的是最新的一條記錄，日期是1950年5月17日，下家一欄裏寫的是“無錫遊雲濤，要貨八支九四配六百四十發子彈”。
這些武器當然得連同保險箱一起拉走，拉走前需要清點登記。這個程序履行下來，又有新發現——已經記入賬目的那八支手槍、六百四十發子彈，竟然未曾出貨。刑警遂作出判斷，柴興貴與其外甥郎虎扣此番去無錫洽談軍火買賣，未把槍彈帶去，隻是在箱子裏裝了些廢銅爛鐵，差不多夠這批貨的重量就是了。至於其動機是出於謹慎，還是想玩一招黑吃黑，那就不得而知了。
照此看來，那個遊雲濤很有可能就是殺害柴興貴、郎虎扣的凶手。他特地帶上手槍去“談買賣”，而且進門連茶都沒喝一口就下手，足以表明其原本打的就是黑吃黑的主意。隻是，遊雲濤過於自信了，沒考慮對方是否會玩“虛晃一槍”，以至於連貨都沒驗看就貿然下手。
如此，就給專案組提供了一個機會：柴、遊雙方此番可能是第一次打交道。如果遊雲濤是老客戶，通常是不會起這種黑心的。那麽，雙方一個在無錫，一個在常州，他們是怎麽搭上關係的？又是怎麽達成這樁買賣意向的？江南解放已經一年，社會治安形勢已經不允許在茶樓飯店隨意提這種買賣的話頭了，其他場所比如旅途邂逅，雙方更不可能觸及這種敏感話題。所以，刑警推測，柴興貴和遊雲濤之間應該是有一個介紹人的。
這個介紹人是誰？偵查員向柴妻蘇流英以及鄰居打聽。蘇流英自然還是那句老話，鄰居則說，大約一周前，柴興貴曾接待過一個操一口無錫話的中年男子，兩人看起來關係熟稔，互相稱呼“牛哥”、“小柴”。有人那天還看見柴興貴、郎虎扣和這位“牛哥”在附近“富興飯莊”一起喝酒。刑警即往飯莊查詢。柴興貴常去該飯莊用餐，店東夥計與其都是熟人，大夥兒還記得此事，並提供了那個“牛哥”的外形口音衣著等特征。
於是，刑警再次找蘇流英談話。蘇流英表示並不知曉“牛哥”其人，更不知道丈夫接待“牛哥”之事，5月14日她去杭州、上海旅遊了，是會裏（指“聖女會”，當時尚未取締）組織的，有證明人。刑警作了調查，證實蘇流英沒有說謊。無奈，刑警隻得回無錫去查訪這個“牛哥”了。
四、“惡僧”高徒
專案組怎樣訪查軍火掮客“牛哥”，容下文再作交代，此刻咱們先說說製造“一槍二命”大案的凶手遊雲濤的情況。
“遊雲濤”其實是這個二十七歲的冷血青年最近才為自己起的化名，他的真實姓名叫白漫濤。盡管一口吳儂軟語，但他並非蘇南人氏，而是出生於太湖南側浙江省長興縣雉城鎮的一個工商地主家庭。七歲時，舉家遷往蘇州，十三歲時，全家又前往上海定居。其父白苦翁投資紗布（舊時對棉紗和布匹的合稱）生意賺了大錢，見好就收，將資金入股百貨業、製造業，成為滬上小有名氣的一個資本家。
白漫濤幼時正逢“齊盧戰爭”（又稱“江浙戰爭”、“甲子兵災”，發生於江蘇督軍齊燮元與浙江督軍盧永祥之間，也是第二次直奉戰爭的導火索），父母家人逃難，其由奶媽攜往太湖畔的長興縣夾浦鎮避亂。“齊盧戰爭”隻打了四十天就結東了，但白少爺卻在奶媽家一待就是五年，這小孩兒竟似著了魔似的，怎麽也不肯離開這個風景優美的小鎮。直到其父決定舉家遷往蘇州，這才不得不離開，臨走時，他與奶媽約定，此去蘇州就要上學了，今後每年寒暑假都會來夾浦過。當時以為不過說說而已，哪知白漫濤小小年紀竟是言出必踐，之後多年，果真冬夏兩季都會到夾浦待完整個假期。白少爺的這份表現，令其老爸誇讚不已，認為這小子有情有義，一諾千金，日後必成大器。
資本家白苦翁壓根兒想不到，白漫濤對夾浦小鎮的執著並非出於對奶媽的依戀，而是另有原因。湖州地麵當時有一個被稱為“惡僧”的江洋大盜，作案次數不多，但隻要出手，必定大有收獲。他組織的每次行動，都是在令人難以料到的時間、地點，針對人們意想不到的對象下手。舉凡太湖、內河、陸地、城市、鄉鎮、農村乃至公路，都是他進行犯罪活動的舞台；風高月黑固然是作案的良機，月朗星明的夜晚他也照樣出動；嚴冬酷暑刮風下雨、台風侵襲暴發洪水，也難以阻擋他作案的腳步。此人總是從頭到腳一套玄色僧衣，手持兩支德國大鏡麵二十響匣槍，從不開口說話，而是以口哨作為信號指揮屬下。
其交通工具也令江湖黑道十分驚訝：木舟一律雙櫓快船，也有機器助力的機帆船，有一次甚至還開著從日軍水關據點偷來的汽艇；陸行工具則是自行車、三輪車、摩托車、汽車樣樣都有。所有交通工具，都是在作案前即時竊得，用畢丟棄。
1931年到1941年這十年間，除去偶爾幾次把軍方、警方、政府的運輸船隻作為目標時發生槍戰打死過幾人，“惡僧”匪夥很少傷人性命。盡管如此，這個匪夥肯定會引起官府的重視，但“惡僧”具有很強的反偵查手段，國民黨軍警、日偽部隊都曾組織過公開或隱蔽的偵緝行動，卻連些許線索也沒查摸到。
其實，對於長興人來說，這個“惡僧”他們並不陌生，夾浦鎮上的居民還經常從他這裏買鮮魚活蝦。他，就是漁夫姚三進。姚三進的身世無從知曉，縣城、鎮上人知道的隻是這個貌不起眼的漁夫有一手百發百中的投擲魚叉的本領，但凡出手，必有收獲。隻有白少爺知道老姚不但精飛叉，還擅長用槍，更是一個武林高手。
老姚跟白少爺奶媽的丈夫老陶是多年酒友，打自“齊盧戰爭”期間白漫濤隨奶媽來夾浦鎮避難，就已經認識這個小孩兒了。雖是江洋大盜，姚三進平時對人卻極和善，他和老陶經常喝酒，不知怎麽，白漫濤跟他很是投緣，兩人成了一對忘年交。白苦翁舉家從蘇州遷往上海前夕，白漫濤特地從蘇州趕到夾浦鎮，跟奶媽一家和忘年交老姚告別。那是一個天掛銀盤的晴好夜晚，老姚特邀白少爺與其一起駕舟出湖夜捕。他們在湖上待了一整夜，待白漫濤回來時，已是老姚的黑道弟子了。
姚三進是個特立獨行之徒，這從他策劃實施的搶劫案中就可以看出來。在對待收白少爺為徒這件事上，也是這樣，他根本不按照規則出牌，
即使傳授武術、射擊也是這樣。白漫濤去上海後，要在公共租界上教會中學。教會中學校規甚嚴，每年隻有寒暑假才有空到夾消鎮跟他見麵。據此，他對白少爺的學藝方式作了調整，武術隻教實戰精華，不教套路；射擊隻讓弟子習練臂腕力量、整體協調和定力，開始半年並不讓他接觸槍支，還特地關照，連玩具槍都不許碰。
白漫濤完全遵循他自創的那套教學方法，沒有一絲一毫走樣。次年寒假，白漫濤如約趕到夾浦鎮。姚三進考慮到應該有一個隱蔽安全之處向白少爺傳授技藝，遂結束了他多年來以船為家的生活，佯稱患上了關節炎，舉債買下了鎮外一座多年來無人問津的破屋，自己動手稍稍修繕，作為傳授技藝的處所。
就這樣，白漫濤跟著姚三進從十三歲學到十七歲。整整四年折騰下來，徒手格鬥已經能夠以一敵三，手槍射擊則可日射飛鳥夜擊香火——這是每年寒暑兩假夜去太湖日赴山野苦練而成，姚三進財力雄厚，又有黑道關係，購置子彈不成問題。
按照姚三進預先的打算，接下來他就要向白少爺傳授江湖經驗和黑道規矩了。白漫濤為此放棄了進高中的機會，中考故意落第，以便能經常跟師父在一起。但這時日偽政權對太湖地區的控製越來越嚴，白漫濤久住夾浦鎮，難免引人注意；其在上海的居住地雖位於租界，但日本人的勢力不斷滲透，如若長期不在家居住也不妥。姚三進考慮再三，決定不再讓白漫濤來夾浦鎮了。
那麽，往下的傳授又該如何進行呢？姚三進自有辦法。他交給白漫濤一件信物，讓白少爺回上海後去找柏先生。
柏先生名叫柏明厲，據說跟姚三進是師兄弟關係。不過，這位柏先生與白漫濤想象中的形象、氣質大相徑庭。明明隻有三十五歲，看上去卻至少四十五，精瘦，咳嗽的時間比說話還多，如果不是臉色還算健康，白漫濤真懷疑自己遇到了一個癆病患者，而且已經到了中晚期。
柏明厲是個行事精細一絲不苟的主兒，他反複驗看了白漫濤呈遞的那件信物，又問了些姚三進的生活細節，終於確認了白漫濤的身份，認可了這個師侄。他對白漫濤說，我那位師哥是個死腦筋，一旦盯上某個目標，就會一直做下去。不過，他生性謹慎，天生低調，裝龍像龍，裝鼠像鼠，作為幌子的職業又非常合適，所以可以長期無禍。但這世上沒有什麽是一成不變的，他可能已經意識到應該改變一下了，所以，就找了個借口把你白少爺“派司”（係洋涇浜英語，“Pass”的諧音，傳遞之意，舊時滬上將“交辦事情稱作“派司”）給我了。我不會教你什麽功夫，但是，從長遠看，你跟我學學江湖規矩還是有必要的。你不必問怎麽學，我的教法兒跟師哥不一樣。你現在操何營生？還沒工作？很好，要找一份，不過不要動用你家老爹的關係，我也不會提供幫助，必須自己想辦法。這就是我給你上的第一堂課，看你的悟性了。
白漫濤畢竟是被姚三進看中的一塊理想材料，天資不弱，當下想了想，說我可以做買賣墓地的經紀人，向租界當局領一張執照，憑執照就可以順利進出上海，跑遍周邊郊區以及蘇杭等地沒有問題。這份職業最大的好處是自由，這樣，我就可以經常來您身邊聆聽教誨了。
柏明厲聽著頻頻點頭：“孺子可教！”說著，取出一張名片遞給白漫濤，“你留著，或許有用。”
白漫濤雙手接過，定睛一看，暗吃一驚——柏先生竟然供職於滬上談虎色變的“七十六號”汪偽特工總部，具體幹什麽上麵沒印，白漫濤也不敢問，但他猜測多半是搞情報的。後來他還得知，柏先生在南市老城隍廟設了個看相卜卦的攤頭，打出的廣告語是“笑談天下大小事，言定生死禍福運”，名號“一口準”。
就這樣，白漫濤由這位師叔代師傳藝，一直到抗戰勝利前半年。這幾年裏，確如柏明厲所言，他從來沒有教過白漫濤什麽本領，但細細想來，卻又是時時在影響著白少爺。白漫濤有時會去老城隍廟“一口準”攤頭上坐坐，看柏先生給人看相、卜卦、測字，聽他跟人閑談，漸漸就發現了他是怎樣收集以及傳遞情報的。柏明厲喜歡帶著白少爺下館子、逛妓院、進戲院以及飆車，還曾帶他去極司菲爾路（今萬航渡路）七十六號汪偽特工總部裏麵轉了轉，說是讓他開開眼界。
1945年春節，白漫濤隨父母一起去白家在外地的一位世交家過年，初七返滬當天，即去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給柏明厲拜年，房東卻說柏先生已在年前退房離開了，去哪裏沒說。白漫濤隨即直奔極司菲爾路七十六號，跟門衛說要找柏明厲柏先生，人家的回答卻是“沒有這個人”；再想進一步說明自己與柏的關係，大門口另一側崗亭裏的日本兵已經嗚哩哇啦吆喝著端起三八大蓋了，他隻得離開。
柏明厲就這樣無聲無息地消失了。在這之前三年，姚三進遭人暗殺。其時姚三進已經收手，卻不知怎麽被太湖湖匪“無敵黿”彭鐵夫給盯上了。有一天姚三進去長興城裏會朋友，彭鐵夫匪夥指派的殺手趁機下手。事後，長興日軍將姚三進的頭顱割下，懸掛城頭示眾。
不久，抗戰勝利。一日，白漫濤在報紙上刊登的“通緝漢奸罪犯名單”上看到了柏明厲的名字和照片，暗忖柏先生的失蹤可能跟時勢有關，他早在半年前就已經覺察到日本人必敗，所以趕緊先開溜了。這才是真正的老江湖啊！
白漫濤自此不再作闖蕩江湖之想，聽從老爸安排，改行做了白家占一半以上股份的一家機修工廠的庶務。不久，娶妻丁氏，次年，生一女。
原以為自己這輩子就這樣過下去了，哪知，轉眼到了1950年4月初，有一封信函寄到了白家，一看信封上的筆跡，白漫濤不由心裏一動：這不是柏先生的字嗎！
拆開一看，還真是柏明厲寫給他的。內容很短，沒有抬頭，也沒有落款、日期，隻是沒頭沒腦的一句話：“可往你我以前去過一趟的地方轉轉”。白漫濤馬上領悟，以前和柏先生去過一趟的地方，那就是極司菲爾路七十六號了，其他兩人結伴前往的什麽飯館、妓院、戲院、寺廟之類，都不止一次。難道柏先生住在極司菲爾路七十六號？不管他，先去看看再說吧。
上海解放後，極司菲爾路七十六號由軍方接管，以“易居”方式與虹口一資本家作過渡性交換，為期三月。自1945年春節那次之後，白漫濤再沒去過“七十六號”。收到柏先生那封信當晚，白漫濤騎了一輛摩托車前往。他把摩托車停在附近一條弄堂裏，步行溜達過去。還沒到門口，正好遇到一個看上去像是附近居民的路人，遂假裝借火點煙跟人家搭訕，得知該址的現狀，尋思也許柏先生跟那個資本家有交情，眼下借居此地。
正準備上前按門鈴，又覺不妥——柏先生以往的曆史我不大清楚，隻知道他供職於“七十六號”，抗戰勝利後還上了國民黨的通緝令，想來並非尋常嘍囉。而共產黨對於漢奸的處置，比舊政權更加嚴厲。柏先生是個極為仔細之人，他如果確實居住在此，以其性格，怎麽會把我叫到這種地方見麵呢？這不是連累我了嗎？這並非柏先生的行事風格。
這麽一想，白漫濤就不敢去按門鈴了。他站在大門口，一邊抽著煙，一雙眼睛左右張望，像是在等人，眼角餘光卻在掃視大門兩側牆上的塗鴉——“七十六號”因當年“魔窟”之惡名，人人談之色變，尋常市民哪敢靠近？抗戰勝利後，人們不再恐懼，來這裏看新鮮甚至在牆上隨意亂寫亂畫的大有人在，白漫濤尋思，柏先生會不會用這種方式給我留言呢？
還別說，白漫濤的這個思路竟然跟柏明厲對上了，一支煙抽完，他果然發現了柏明厲的筆跡：“長興西山姚氏難於此，難忘仇恨！”白漫濤馬上領悟，記得以前喝酒時柏先生提及蘇州西山，似是對那裏極為熟悉。看來，柏先生是讓他去蘇州西山見麵。
五、策劃作案
西山又稱西洞庭山，是太湖數十個島嶼中最大的一個，民國時設立西山鎮，下轄太湖諸島。解放後設立西山區，歸吳縣管轄。1950年7月，為配合剿匪，成立太湖區行政辦事處，隸屬蘇州行政區。1951年6月，則匪結束，太湖區行政辦事處銷，西山仍屬吳縣。
西山鎮不大，白漫濤少年時曾在蘇州住過六年，學校春遊以及老爸組織家庭旅遊時都曾來過西山，此刻權當舊地重遊。在街上轉悠了一會兒，感到有些餓了，他便信步走進一家麵館，要了碗羊肉麵正吃著，忽見門外進來一個精瘦男子，正是柏先生！
兩人換了副角落裏的座頭，點了酒小酌。柏明厲說了自己這幾年的經曆，白漫濤聽看，不得不對柏先生佩服得五體投地。
柏明厲告訴白漫濤，他是浙江鄞縣人氏，很早就離開家鄉去外地拜師學藝。後來去了上海，不務正業，但日子過得非常滋潤。這份經濟實力當然跟他所學的本領有關，隻要看姚師兄的“偶爾所為”就知道了。當然風險也大，所以必須有狡兔三窟”的準備。早在全麵抗戰爆發前，柏明厲就在西山鎮上買了房子，娶了個當地漁家女為妻。自己雖在上海混，但每月會寄錢回來，每年也會回來一兩次。
日偽時期，他雖是汪偽特工總部的特務，但在西山這邊從來不曾露出過半點兒口風。日偽吳縣警察局對其“自己人”的身份毫不知曉，將其作為家在本地外出工作的良民，發給“良民證”。同樣的原因，他在上海的所有社會關係包括“七十六號”的同僚，也不知他在吳縣還有個家。知道他這個秘密的，以前隻有一個人——夾浦鎮漁夫姚三進；現在也隻有一個人——滬上“宏茂機修廠”的庶務白漫濤。
接著，柏明厲就說到了自己1945年春節前的突然消失。根據國際國內形勢，他預見到日本人撐不了多久了，那就需要對日本戰敗後自己的處境有一個準確評估。這個問題的答案顯而易見。他是“七十六號”的情報特工，並未擔任什麽職務，但他的“工作成績”出類拔萃。他主要負責國際情報的收集，這種情報，名義上是“七十六號”在做，其實即使汪精衛、周佛海都無權過問，李土群、丁默村更是靠邊站。柏明厲的直接上司是日本大本營駐滬特別站少佐副站長山田濟夫，他隻接受山田的指揮，也隻向山田匯報相應工作。柏明厲收集的相關情報曾數次受到大本營的稱讚，電告駐滬特別站對柏明厲予以特別嘉獎。山田對這個中國下屬另眼相看，稱其為“柏桑”。
柏明厲自然明白，以自己這樣的“戰績”，如果落在“還都”後的國民黨政府手裏，必定凶多吉少。所以，他決定提前悄然謝幕。這對於他來說，操作起來比較簡單——他在蘇州有家，回家去過尋常百姓的生活即可。
1945年春，柏名厲回到西山鎮後，擺了個算卦的攤頭，平安無事一直到蘇州解放。蘇州解放後，他幹脆連算命攤頭都不擺了，待在家裏幹起了另一個行當——看病。天曉得他是什麽時候、從何處學得的一手中醫診脈開方的醫技，診療水平竟然還不錯。當時中醫執業不必領執照，醫術資格也不用考試，隻要向區政府衛生股備個案即可。因為收入有限，工商稅務也不來過問。當然，柏明厲做得也很低調，家門口不掛任何牌子，如果不是本鎮居民，根本不知道這裏住了個郎中。這當兒鎮上已經有了派出所，但那是為剿匪麵設，本鎮居民隻要不跟湖匪有涉，警察不會登門。
那麽，柏先生怎麽想起要跟白漫濤取得聯係呢？這是因為西山鎮上突然來了一個讓柏明厲心驚肉跳的遊客——鍾伯生。
這個無錫人年歲跟柏明厲差不多，幹過多種營生。一般說來，這種人都是心眼玲瓏剔透腦子活絡的角色，甚至聰明得有些過頭，於是成也聰明敗也聰明，鍾伯生就是如此。他幹得最好時是肉食批發行老板，生意在無錫、蘇州、常州三地同時鋪開，把這三個城市的同行壓得連殺他一家的心思都有。他想繼續把生意往上海、南京發展，為此，還在報上打出廣告，一次性付款預訂了十五天的整版。消息傳開，滬上同行還沒做出反應，南京那邊已經忍不住了。有個幫會大佬剛剛介入這個行業，聞訊大怒，下令要把姓鍾的滅了。
柏明厲在江湖上雖然默默無聞，但消息極其靈通，南京大佬一開口，當時還在鎮江的他就知曉了。因為鍾伯生跟他有過一段不錯的交往，所以立刻包了輛汽車，派人連夜趕到無錫去報信。鍾伯生隨即逃離無錫，躲到上海郊區親威家避風頭。稍後，還是柏明厲幫他在上海找了份工作，讓他有個安身之處，又托人跟南京那個大佬斡旋，收回了追殺令。至於無錫的產業，那當然不能指望了。此後，鍾伯生一蹶不振。上海淪陷後，柏明厲跟日本人勾搭上，就把鍾伯生收羅麾下，讓他做做跑腿送信的聽差角色。
當時，柏明厲手裏有四個嘍羅，日本人不給開薪餉，那是屬於柏明團私人雇傭的，報酬也由桕明厲支付。後來，四人中的三個因被懷疑跟某方特工暗通款曲，被柏明厲設計讓姚師哥給幹掉了。鍾伯生沒被柏明厲列入暗殺名單，但他得知那三位在去湖州出差夜遊太湖時“發生意外，死於湖匪之手”後，其天生的那份聰明就發揮了作用——如果往下柏先生指派他去外地出差，會不會也發生類似的不測之禍？保命要緊，他幹跪來了個不辭而別。
鍾伯生回到了無錫老家，以前的產業已經沒有了，也沒了當初創業時的那份雄心壯誌，但日常開支總要解決，於是做起了掮客。這人頭腦活絡，別人做客掮也就盯著一行，他卻可以同時兼做三行，收入還過得去。
今年3月19日，鍾伯生到蘇州談了一筆生意，心情舒暢，一時興起，打算去郊區轉轉。稍近之處早已不知轉悠過多少次了，西洞庭山倒是多年未去，就奔西山鎮來了。也是無巧不巧，平日裏一直宅在家裏坐堂問診的柏明厲，這天恰好因事出門，不意跟鍾伯生當街劈麵相遇了。
柏明厲屬於那種絕頂聰明的角色，蘇南、上海解放將近一年來，他的腦子裏就沒有停止過對政治形勢的思考。他有一台十七燈調幅收音機，經常在深夜收聽海外廣播，對當前局勢的了解遠比尋常百姓透徹。最近一段時間，他經常盤算，像他這樣的角色，待在太湖中的這個小島上能否躲得過去？如果躲不過去，那又該怎麽辦？離開蘇州乃至江南，對於他來說，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去哪裏安身呢？多年前想到的“狡兔三窟”，其實隻有上海、蘇州兩窟。當時還洋洋得意，現在看來，這是偷懶。此刻，隨著鍾伯生的一聲“柏先生”，柏明厲吃驚之餘，更是懊惱得無以複加——這就是偷懶的報應啊！
如今該怎麽辦呢？用在“七十六號”時的思維，那肯定就是滅口了。但現在已經不能輕易動用滅口手段了。再說，柏明厲覺得鍾伯生此刻與自己的不期而遇，似乎包含著天意，是老天爺在提醒他：你已經處於不安全的狀態中了，危險隨時可能來襲！
確實，西山鎮雖然是太湖中的一個小島，但對於長江三角洲的人們尤其是上海市民來說，有都市千金難買的那份安靜，乃是遊覽勝地。隨著新政權的日漸穩固，經濟逐漸向好，老百姓口袋裏有了些錢鈔，吃穿問題解決了，就會想著旅遊了。再說，報載上海市總工會已經籌劃著在蘇杭一帶開辦工人療養院了。如此，西山的遊人將絡繹不絕。柏先生在上海灘混了多年，結識的三教九流不計其數，《申報》、《中央日報》都刊登過國民黨政府對他的通緝令。今天能和鍾伯生相遇，明天後天、這月下月，又怎能保證不再出現這種情況？鍾伯生還算好的，當街招呼。如果遇到其他人，沒準兒悄然避開，然後直接就奔鎮派出所去邀功啦！
柏明厲尋思，這裏是待不下去了，隻有設法離開蘇州。去哪裏？如今全國各地的戶口管理都一樣嚴密，連親友之間的偶爾來往都設了“申報臨時戶口”這道坎兒，更別說長期居住了。那就隻有去海外了。
主意既定，隨即開始盤算一應環節。柏明厲馬上意識到，最大的障礙就是錢。像他這樣的角色，手裏隻要有“黃白綠”（指黃金、銀洋、美鈔），偷渡去海外不成問題。可是，在這方麵他缺乏遠見，以往掙得的錢鈔不少，卻沒有未雨綢繆的意識，隻顧揮霍，1945年春潛回西山鎮時身邊隻有十兩黃金、一支日本造九四式手槍（子彈隻有隨槍的六發）。這點兒資本，顯然是無助於他遠走高飛的。
柏明厲一夜無眠，反複權衡，最後作出決定：一是盡快遠走高飛，即刻開始打聽外逃偷渡的黑道信息；二是動用“非常手段”解決經濟問題，拉上已經分別五年多的白少爺和眼前這個“老部下”鍾伯生一起行動，先由白、鍾出麵搞槍，得手後自己帶著他倆作案；三是確定作案目標，應是上海或者南京的殷實大戶，最好是那種曆史有問題（比如有血債或曾跟日本人勾結）但尚未暴露的對象，這種人一般不敢報案；四是具體步驟：指派鍾伯生去物色提供槍支彈藥的上家，再由白漫濤玩一招黑吃黑把貨劫來，他自己則赴滬杭寧一帶打聽是否有可能從江蘇、浙江沿海雇船逃竄至國民黨軍隊占領的島嶼——時隔多年，國民黨方麵隻怕已經沒有興趣再追究他的漢奸罪行了，再說隻要有足夠的錢鈔打點，天大的事兒也可以化於無形。
對於柏明厲的安排，鍾伯生心裏不一定樂意，但他和柏明厲是拴在一根繩上的螞蚱，沒有選擇餘地。而白漫濤是他的師侄，甚至說是徒弟都不過分，年輕人血氣方剛，一身本事從沒有真正施展過，眼下正是個大顯身手的機會，再者，白漫濤也有把柄掌握在柏明厲手裏，不怕他不聽話。柏明厲遂開始行動。
4月8日，白漫濤趕到西山鎮，跟柏明厲見麵。當晚，柏明厲又跟白漫濤密談，要言不煩，先問白漫濤是否還記得某年某月某日跟姚三進夜遊太湖之事。白漫濤驀地一驚，尋思此事柏師叔怎麽會知道，當時隻有自己和姚師父在場啊？
那晚，在姚三進的授意下，白漫濤開槍擊斃了三個師父的仇家，這是師父對他的說法，白漫濤一直信以為真。而此刻，柏明厲卻告訴他，那三個家夥就是柏明厲在“七十六號”時的三個嘍囉，因與某方特工暗通款曲，遂假手姚三進和白漫濤將他們除掉了。
白漫濤不笨，馬上追問：“您說那三位跟某方暗通款曲，這某方指的是哪個方麵？
柏明厲的語氣變得有些沉重：“那三個家夥暗通款曲的是哪一方，我沒法兒調查，也不想調查。當時我獲得的信息是，他們三人在出售我獲取的情報。而那段時間，我收集情報的主要目標是蘇俄以及由蘇俄主持的共產國際。這事一旦讓日本人知道，我肯定會有殺身之禍，隻好把他們滅口。此事是我委托姚師哥代勞的，沒想到師哥竟然讓你結果了他們。”
白漫濤頓時傻眼。這三個家夥原來不是師父所說的什麽“仇家”，而是柏先生的屬下。這倒還在其次，問題是，聽柏先生的意思，他們出售的情報跟蘇聯或者共產國際有關。如果柏先生所謂的“出售”是故意曲解，實際上是無償提供，那他們就是在為共產黨做事，沒準兒就是地下黨也難說啊！現在是共產黨執掌天下，這事若是捅出來，再長一個腦袋也不夠殺呀！
這正是柏明厲希望達到的效果。接著，他又說起了在西山鎮上被鍾伯生一眼認出的情節，但並未提及鍾的姓名和具體身份，隻說這位老兄知道他曾為“七十六號”效力，還誇讚這老兄夠朋友，否則若是直接奔派出所，師叔我這條性命料想也就了結了。這件事之後，我就反複琢磨，以往做過的事還有哪些漏洞，越想越不踏實。比如說太湖上的那三條人命，按理說，這事是由我而起，姚師哥是按我的布置行事，如今也就你我兩人知曉，應該不會泄露。可轉念一想，也不盡然。那條用來月夜遊湖的木船是你師父租用的，船主是一對漁家夫婦，他們的船上去五個人（姚三進、白漫濤及柏明厲的三個下屬），可是隻回來了兩個，難道他們一點兒想法都沒有？那對夫妻當時不過二十多歲，現在滿打滿算也就三十出頭，肯定還活著。如今共產黨的手段你也見識過，動不動就搞什麽公審、揭發、檢舉之類，那對夫婦要是把此事說出去，公安一旦認真起來，這事是經不起追究的啊……
柏明厲以一聲長歎刹了車。往下的意思，對於白漫濤這種聰明角色來說，就是盡在不言中了。沉默片刻，白漫濤開口了，說師叔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咱倆眼下有危險了，一旦東窗事發，腦袋就不保了。師叔既然把我召來，料想已經有了應對之策，但請告知，師侄自當全力以赴。
柏明厲不言語，取一張白紙，用鉛筆在上麵劃拉了幾下，推到白漫濤麵前。白漫濤一看，是一隻展翅高飛的大鳥正飛向遠方的海岸，於是恍然，抬手指指東南方向，也沒吭聲。
柏明厲遂向白漫濤道出了他的計劃，問白漫濤是否有膽量作此一搏。此刻白漫濤跟當初隨姚三進在太湖上月夜殺人時的情形有所不同，年齡大了幾歲，閱曆有所增長，而且已經有了妻小，按照柏明厲的計劃行事，父母妻女和上海灘的優裕生活都得拋棄了，心中難免不舍。但他長期跟姚三進、柏明厲之類的亡命徒廝混，不知不覺間沾染上了江湖黑道的那種冷酷，凡事都不看得特別重，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柏明厲點點頭，說那好，你明天就回上海，從工廠辭職，理由是不想在這個職位上虛度青春，趁著年輕多見見世麵，多掙點兒鈔票。至於辭職之後以什麽職業為掩護，我的建議是重操舊業，幹墓地墳園買賣中介，這個職業的優勢是可以自由活動，還不引人注目。然後，你就在上海等我的消息，我會給你寄一封信，你按信上的時間地點跟人見麵。對方可能會來兩個人，帶著我們弄“黃白綠”時所需的手槍和子彈。我跟人家說好以黃金購買，不過，如果我們有黃金，那也就不需要買槍了不是？所以，這不過是一個噱頭。你直接把貨拿回來就是，如果對方反抗，那就幹掉了事。
說著，柏明厲拿出一把日本造九四式手槍：“白少爺知道我是不用槍的，這把手槍是我在“七十六號”的老上司山田濟夫的貼身佩槍。三十四年（此指民國三十四年，即1945年）春節前我準備悄然脫離“七十六號”，山田不知道，還樂嗬嗬地請我喝酒。我把他灌醉了，臨走時順手牽羊拿了這把槍。可惜彈夾裏隻有六發子彈，你湊合用吧。白少爺的槍法是姚師哥親授，我是絕對信得過的。”
就這樣，白漫濤開始了他的亡命之旅。柏明厲是老特工，跟白漫濤、鍾伯生兩人搞單線聯係，所以，白漫濤並不知道鍾伯生；同樣，鍾伯生也不知道白漫濤。
白漫濤返滬後，按照柏明厲的交代行事。過了幾天，果然有一封信封上寫著“內詳”的信函寄達，讓白漫濤於5月20日下午四時許前往無錫市南門南禪寺山門前跟花祥至、薛和福洽談“生意”。
是日，白漫濤依約前往，與來自常州的花、薛兩人會麵。先去飯館吃了晚飯，餐後前往南長街“大福客棧”。雙方各自心懷鬼胎，白漫濤是奉師叔之命玩黑吃黑，不付一文把槍彈掠走；常州那對舅甥畢竟是專門做軍火買賣的，黑吃黑不好意思玩，但也不是善茬兒，他們是想坐地漲價，先收錢，再把下家帶到常州去拿貨。
雙方在“大福客棧”後院客房坐定，茶沒喝一口，煙沒抽一支，直奔主題，一方要先驗貨，另一方則要求對方先亮一亮購槍的黃金。白漫濤的經曆堪稱傳奇，很多同齡人不但從未經曆，甚至連聽也沒聽說過、想也不敢想，卻缺乏這方麵的周旋經驗。再說，他原本就是鐵定要黑吃黑的，也就懶得再跟對方糾纏，黃金拿不出，東洋殺器卻是拿得出的，當下假裝取黃金，伸手從懷裏掏出的卻是手槍！
白漫濤原本的打算是掏槍鎮住對方，然後把那個褐色小皮箱掠走。哪知，手槍剛從懷裏掏出來，還沒端平，竟自動發射了。這就形成了自下而上的射擊角度，而且無巧不巧，竟然一槍兩命。
這種情況通常被稱為“走火”，其原因固然跟白漫濤在等候花、薛二人辦理入住手續時提前把子彈上膛有關，更主要的則是那支日本造的九四式手槍天生就有設計缺陷。這是日本於戰前投入生產的一款半自動手槍，該款手槍的保險裝置設計不合理，位於槍身左側上方的保險阻鐵杆隻要受到很小的壓力，上膛的子彈就會被擊發。上膛的手槍即便是放在槍套裏，也非常容易走火傷到自己。據說，許多配備九四式手槍的日本軍人都有過走火的經曆。
白漫濤是神槍手不假，但他在跟姚三進練習手槍射擊時，使用的是當時的著名品牌“馬牌擼子”（即柯爾特M1903式手槍），對日本的九四式並不熟悉，更不了解其容易走火的弊病，由此產生了失誤。這個失誤，跟他們稍後的滅亡也是有關係的。
外麵的電閃雷鳴、狂風暴雨掩蓋了槍聲。白漫濤尋思，這當兒拎著這麽一口皮箱出去顯然不妥，就坐等雨停後再滑腳，也沒檢查一下皮箱裏的東西，更是做夢也想不到自己白白殺了兩個人，獲得的其實是一口裝著廢銅爛鐵的箱子。
六、“牛哥”落網
回過頭來，再看專案組的調查情況。
從常州返回無錫的次日，5月24日上午，專案組舉行案情分析會。眾人對赴常州調查的一應情況作了總結，認為要查覓那個斯文書生模樣的凶犯遊雲濤，還是得從那個疑似這樁軍火買賣的中介人“牛哥”入手。根據在常州獲得的線索顯示，“牛哥”來自無錫，因此，專案組宜集中力量在無錫當地查摸此人。接下來，刑警對“牛哥”的相關情況進行了分析——
柴興貴、郎虎扣這對從事軍火買賣的舅甥，郎雖然比柴大一歲，但他解放前沒有當過土匪強盜，隻是一個加入過幫會的地痞，他的涉案應該是受舅舅柴興貴的拉攏。而柴興貴的情況就不同了，這人在江湖上比較兜得轉，是倒騰軍火的老手。此次跟遊雲濤的買賣，應該是柴興貴出麵找“牛哥”牽的線。
據柴妻蘇流英說，“牛哥”其人她之前從未見過，也沒聽丈夫提起過。柴興貴嗜酒，平時即使不外出，一個人待在家裏也要喝兩蠱，隻要喝了酒，就成了話嘮。作為妻子，蘇氏自然沒少聽丈夫嘮叨。好在這種嘮叨聽起來還不算太枯燥。柴經曆的事情多，簡直稱得上千奇百怪，每次嘮叨的內容基本不重複，蘇氏估計其中也有些吹牛的成分，把他人的經曆移花接木到自己身上。在蘇流英的記憶中，丈夫這些年來提及的那些人名或綽號中，並無“牛哥”。據此刑警認為，“牛哥”很有可能以前跟柴興貴並不相識，是為這次軍火交易才搭上線的。
解放後人民政府嚴禁私藏槍支彈藥，一旦發現，必定重判。在這種形勢下，柴興貴沒有理由平白無故相信“牛哥”——若是警方放出的“倒鉤”，那豈不中招了？“牛哥”之所以能與柴興貴搭上線，恐怕還須有柴興貴信得過的人介紹。聯係到蘇氏說丈夫大約一周前曾去過無錫、當天就回家的情況，估計柴很有可能就是在那次無錫之行中遇見了某個可靠朋友，跟他提起了“牛哥”受托幫人買軍火之事。於是，二人就此搭上關係。
至於“牛哥”這個稱謂的由來，刑警認為有幾種可能：其一，此人姓牛；其二，此人的名字或小名中有個“牛”字；還有一種可能，這家夥在江湖黑道上比較厲害，因此得了這麽個綽號。不過，在江南方言中，一般不以“牛”來形容某個人厲害（此指舊時的江南方言，如今情況已經有所改變）。如果這種可能性存在，最先以“牛哥”稱之的該是北方人——這也從側麵說明了此人的人脈和活動能力比較突出。
於是，往下的偵破思路也就形成了。一是通過刑警掌握的“耳目”暗中收集非法軍火交易的相關信息，尋找“牛哥”的線索；二是放出風聲，佯稱手頭有軍火出售。專案組認為，既然遊雲濤從柴、郎舅甥那裏購槍不成，說不定還要請“牛哥”繼續幫忙聯係，這就有可能把“牛哥”引出來。一旦找到新的賣家，遊雲濤沒準兒還想玩一回“空手套白狼”，這就是自投羅網了，對於刑警來說當然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兒。
當天下午，兩路人手都安排下去，卻一直沒有任何反饋。5月26日傍晚，專案組再次碰頭，檢討之前的案情分析是否到位。有人提出，會不會是目標隱藏得很深，盡管“牛”，但久未現身，江湖上已經很少有人聞其“威名”了？也有人想到了另一種可能，“牛哥”這個稱謂，也許跟柴、郎舅甥化名花祥至、薛和福一樣，都是為了這次交易隨意起的名字，一次性使用，用過算數。還有刑警提出，盡管這個“牛哥”是無錫人，但他的活動舞台並非無錫，而是在蘇南其他地方，甚至上海南京。
這麽一說，眾人都沉默了。稍停，專案組長趙資清說，目前我們沒有理由排除以上這幾種可能。這樣吧，已經十點了，今天的會就開到這裏，大夥兒這幾天連日辛勞，抓緊時間休息，明天上午咱們繼續開會討論。
5月27日上午，案情分析會還沒舉行，專案組成員周長壽就從其住所附近的城北分局勝利門派出所給趙資清打來電話，說其掌握的耳目“小釘子”一大早就奔到他家密報：“牛哥”找到了！
“小釘子”姓丁，原本是個扒手。出道半年多，學藝不精，時不時失風。建國伊始，公安機關對扒竊作案沿襲舊時做法，通常處罰較輕（這跟當時人們手頭拮據，案值低也有關係），教育一番放人，即使關押也不過幾天，逮捕判刑的案例很少。小丁被抓的次數多了，感到沒有麵子，尋思著要幹一票大的，遂把一個從漸江來無錫出差的團級幹部作為作案目標，沒想到再次失手，當場被抓。
那幹部倒是很通情達理，先問小丁是否吃過飯了，小丁搖頭，就帶他去麵館一起用餐。餐後，把小丁帶到市局，交給局長劉中，說我了解過了，這是個貧窮人家出身的孤兒，無以謀生才做了扒手，這樣的孩子人民政府要挽救，給出路，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劉局長讚同，就把案子交給刑警隊，刑警隊領導將其分派給周長壽處理，轉達了失主的話，讓老周一並處置。
周長壽問明情況後打了份報告，處罰當然是免了，還給小丁介紹了一份修車學徒的工作，而且修理的是汽車，這在當時被坊間視為“高精尖技術”。小丁自是感激不盡，向老周表示，今後有什麽吩咐，赴湯蹈火在所不辭。老周尋思，這個小丁常年流浪，在社會上結識的三教九流比較多，倒是可以發揮一下作用的，就向領導提出建議，是否可以將其發展為刑警隊的耳目。領導也正有此意，當下拍板，說這個關係今後就交給你掌握了。此後，小丁在工餘時間還是經常跟那班狐朋狗友廝混，打探到相關信息就報知老周。
這次周長壽參加“一槍二命”專案的偵查，在請示組長趙資清後，動用了小丁這個耳目。事後得知，專案組一共動用了四個耳目，小丁是其中之一。
小丁對做耳目的熱情雖然很高，但一段時間做下來並無建樹，打聽到的信息數量可以排名第一，卻沒有一項靠譜。不過，這天的情況似乎不同，小丁言之鑿鑿地對老周說：“您要找的那個‘牛哥’，我已經打聽到了。他住在城中區光複門圓通路靠近縣前東街的那條小巷裏，我的一個朋友李鑫昨天剛把偷得的一支短槍通過‘牛哥’賣給曹老二了！那支槍，我是親眼所見，還在手裏拿過；子彈也在手裏捏過，是真貨，一共三十六顆，散裝的。小李子把槍和子彈一共賣了一百一十三萬元，昨晚請我下了館子，看了一場戲，散場後又去吃了夜宵，下半夜去澡堂泡澡喝茶，又打了個盹兒，早晨我才脫身，這不就趕緊過來向您報告了。
小丁說到了曹老二，周長壽聽著心裏一動。前天，老周翻閱市局秘書科每天編發的油印《敵情簡報》，曾見過一則短訊，說據情報顯示，太湖慣匪、從昆山縣公安局看守所越獄的逃犯曹老二逃竄來錫，該犯生性殘暴、血債累累，要求滬寧沿線及太湖水域沿岸公安機關多加留意，提防該犯以各種手段獲取槍支後作案。該信息隻有警方內部知曉，現在小丁報告的情況中涉及該匪，那看來多半是靠譜的。於是，老周立即給專案組長打了電話。
當下，老周向小丁問明李鑫的住址，趙資清即派專案組刑警直撲過去。那主兒昨晚在澡堂打了個盹兒，此刻正在家裏睡回籠覺，被刑警摁個正著。馬上提審，很快就弄清了以下情況——
李鑫與小丁同齡，不過，這小子比小丁幸運得多，出生於商人家庭，其父是開布店的，其母是小學老師，子女四人，他最小，上麵是三個姐姐。那年頭重男輕女現象普遍，李鑫自小受到的寵愛可想而知。可惜好景不長，他十歲那年，老爸病故。其母在郊區鄉村小學執教，次年早春的一天，無錫日偽警察局的數名密探忽然衝進小學，以私通新四軍的罪名將其速捕，李母在被押解至無錫市內的途中跳河自盡。如此，十一歲的李鑫就成了孤兒。他的三個姐姐都已出嫁，兩個嫁在蘇州，一個嫁在無錫。三個姐姐的公婆、丈夫都是好心人，均提出讓李鑫住過去和他們一起生活。李鑫卻拒絕了，說他一個人能過日子。
李鑫一個人倒還真能生活下去，不過交友不慎，軋的海伴（江南方言，一起玩耍的小夥伴之意）亂七八糟，幹脆學也不上了，全城亂竄，伺機偷竊、行騙，也給黑道人士有償刺探消息。幾年下來，歹事兒沒少幹，但都是小偷小摸，夠不上立案，舊警局也懶得去料理他。
解放後，李鑫我行我素，隻是轉移了作案地點，原先是清一色盯著陸上對象下手，現在發展到水上了。他這個“水上”跟“太湖兄弟”不同，並非結夥打劫，而是偽裝釣魚客，留意來往遊客或者漁民，當他們的船隻在太湖或者無錫內河岸邊停靠時，趁人家不留意，把釣鉤伸到人家船上，眨眼間就把東西給釣走了。昨天出手，李鑫竊得了一支短槍，係德國造伯格曼M1896，因槍身較長，所以被他稱為短槍而不叫手槍。
這支槍是裝在一個帶拉鏈的帆布挎包裏的，掛在一條漁船後甲板的蘆席篷裏，船上像是無人。李鑫瞄個正著，魚竿一甩，就把沉甸伺的挎包順了過來。找個沒人地方打開一看，竟是一支短槍和用一方藍布包著的子彈。他知道槍支與其他贓物不同，不能在身邊久留，就找上了頭腦活緒信息靈通的同道好友小丁。
小丁這兩天正盤算著為老周打聽“牛哥”的下落，覺得這是一個機會，遂對李鑫說，咱無錫地麵上有個專做槍支買賣的朋友，人都喚他“牛哥”，你如果找到他，準保能出手。不過呢，找到“牛哥”之後，暫且不急著給他看貨，免得人家把價錢壓得太低。我先去幫你打聽一下市價，等我回音再跟人家談生意。
李鑫跟小丁雖是同道兼朋友，但並不一起活動，路數不同，小丁費盡周折也沒打聽到的“牛哥”，居然讓他輕麵易舉就找到了。李鑫比較聽小丁的話，依囑先不去跟“牛哥”接觸，麵是跑來告訴小丁。小丁給警方做耳目，一直沒能取得什麽傲人的業績，這回他學乖了，並不急著向老周報告，而是提醒李鑫，須核準對方的身份。稍後，李鑫告訴小丁，那人肯定就是你說的那個“牛哥”，聽說他不但買賣手槍，卡賓槍機關槍生意都做，還有手榴彈，簡直是個軍火販子啊！
小丁說，那你跟他約見，我在附近盯著，不管生意是否談成，你跟他分手後我都跟上去，看他住在哪裏。萬一他拿了貨不付錢放你鴿子，咱們就約幾個弟兄登門拜訪。如今解放了，他害怕的就是張揚，一張揚就會驚動公安。咱是光腳不怕穿鞋的，哪怕一起折進局子，他受到的處罰也比咱重。沒準兒公安把他解放前的事兒查出來，槍斃也難說！
李鑫依計行事，這一跟，小丁就掌握了“牛哥”的住址。
當晚十時半，“牛哥”落網，跟他一起落網的還有暫時躲藏在他家裏的逃犯曹老二。
七、殺人滅口
“牛哥”並不姓牛，而是姓鈕，名建文，三十八歲，曾是無錫內河輪船公司的職工，小火輪上的輪機匠。這份職業他幹了十九年，中間還曾跳槽到一家私營輪船公司，在橫穿太湖南北的小火輪上幹過五年。其間，鈕建文勾結“太湖兄弟”，幫他們夾帶軍火、贓物，有時也幫助“軍統”、“忠義救國軍”以及受國民黨操縱的土匪武裝運送物資、傷員，自然都是有償服務，他自己是沒有什麽政治立場的。同樣，也曾給新四軍、太湖遊擊隊、中共地下黨辦過事兒。
時間稍長，鈕建文做出了門道，夾帶軍火的同時，還做起了軍火中介，甚至自己出錢墊付貨款，把武器彈藥從甲地偷帶到乙地加價出售。無錫解放後，內河輪船公司被軍方接管，鈕建文因各種不良記錄，被列入“不予留用”的名單，從此失業。他跟刑警解釋，我沒了飯碗，但總要活下去的，隻好繼續做做這種中介買賣。
刑警此刻對鈕建文的其他情況一概不感興趣，盯著要問的就是“一槍二命”案件。哪知，一聽刑警的話頭，這家夥叫起了撞天冤，說他跟該案“絕對不搭界”！刑警問他最近去過外地嗎？答稱沒有。
刑警再問：“好好想想，有沒有去過常州？”鈕建文還是搖頭。
“5月15、16、17、18日四天，你在幹什麽？有誰可以作證？”
鈕建文一邊想一邊回答，說那四天自己在幹啥幹啥，地點何處，有誰作證。他知道警方肯定要去調查的，遂把證人的姓名、住址一一作了交代。
審到這當兒，專案組刑警都有一種大事不妙的預感。隻得先把人犯晾在一邊，布置向證人調查以及搜查鈕宅。
這些活兒一口氣幹到傍晚，盡管在鈕宅搜出了兩支駁殼槍、若幹子彈和十幾顆手榴彈，但大夥兒根本樂不起來。十來個證人都證實鈕建文那四天確實待在無錫，並未外出。至於“牛哥”之稱，最早其實是“鈕哥”，傳來傳去，可能有人聽岔了，就成了“牛哥”。
鈕建文提供的那些證人裏，有一半以上是經常行走於法律邊緣的“問題人士”，他們中有兩人告訴刑警，蘇南江湖上確實有一個被稱為“牛哥”的人，操無錫口音，不過，這人似乎不大露麵，他們也隻是聽說，從來沒有見過。
如此，鈕建文雖然到案了，還逮著了慣匪逃犯曹老二，專案組也算是有功勞的，但跟“一槍二命”案件卻無關係，大夥兒都有點兒悶悶不樂。
5月29日上午，專案組舉行案情分析會。這次，不但城南分局局長顧亭到會，連市局正副局長劉中、楊堤也來了。會議開始不久，喜歡稍有空閑就“微服私訪”的蘇南行署公安局長黃赤波正好來“閘差”（江南方言，意即以突然方式檢查工作），聽說專案組正在研究案情，便坐下不走了。
大家討論下來，認為若要取得突破，還是要在“牛哥”身上打開缺口。此人既然被稱為“牛哥”，到底和“牛”字有什麽關係呢？是前麵已經分析過的，姓氏或者名字（包括小名）中有“牛”字，還是在江湖上名氣大、辦事能力強，因而被稱為“牛哥”？抑或就是一個臨時用一下的化名？
大夥兒七嘴八舌議了一陣，卻不得要領。黃赤波聽著，一直沒有說話，片刻，捅了下旁邊坐著的無錫市公安局副局長楊堤。楊堤1924年9月出生於江蘇省青浦縣，十四歲參加新四軍，十五歲入黨，從1938年至1950年，曆任新四軍政治部組織部、軍法處科員，淮安縣委、建陽縣委社會部長兼保安科長，鹽城縣委社會部長兼公安局長，華中公安處、華南行政公署公安局科長，無錫市公安局副局長（稍後任局長），是一位年輕的“老公安”，頭腦靈活、思維敏捷，一線辦案經驗豐富。故黃赤波局長示意他發表見解。
楊堤的見解很簡單：可以在牛販子裏查查線索。
他這麽一說，眾人都有一種茅塞頓開的感覺。舊時，耕牛係農家除土地房屋以外最重要的財產，也是強盜土匪實施犯罪時的一個重要作案目標。各地江湖都有專門搶劫耕牛的“專業戶”，他們結夥作案，或登門搶劫耕牛，或攔路襲擊牛販子。當時的牛販子井非阿貓阿狗，隻要有資金作本錢就能幹的，除了資金，還得像私鹽販子那樣有保護自己的能力。私鹽販子對抗的是官府，耕牛販子對付的則是匪盜。除了必須具有強壯的體魄，通常還會些武術，自然也持有武器。各種武器中，最有效最可靠的那就是槍支，而且最好是軍用槍支。所以，太湖地區的牛販子，往往同時兼做槍支彈藥買賣的中介人，或者直接參與販槍。精明能幹的牛販子，會在買入若幹耕牛的同時，聯係好槍支彈藥的下家，把槍支彈藥隨耕牛一並運往目的地。這些槍支彈藥，也是他們用來對抗可能遇到的搶牛匪盜的武器。
楊堤副局長的見解獲得了眾刑警的一致讚同，專案組長趙資清立刻布置盯著這一條進行調查。這一查，果然查到了線索——
城西區棚下街有一個名叫鍾伯生的市民，生於1913年，屬牛，從事過多種行當，其中一行就是牛販子，抗戰前期做過三年，其間販賣過槍支彈藥。後來改行做肉食批發，生意做得不錯，不料得罪了幫會大佬，被迫放棄店鋪逃往上海。抗戰勝利那年，鍾伯生返回無錫，在朋友的幫助下，做起了西藥和小百貨中介兼零售生意，是否同時還兼做槍支買賣，尚不清楚。
5月31日上午，專案組刑警全體出動，直奔棚下街鍾伯生的住所。可是，鍾伯生不在家。
刑警在其家中並未搜出任何違禁品，但注意到客堂的桌子上放著幾個常州特產大麻餅和芝麻糖的包裝盒。經向鍾伯生的妻子、兒女了解，得知這是前些日子鍾伯生去常州辦事時帶回的。
刑警對於“常州”自然頗感興趣，要求對方回想具體是哪天。鍾妻和兩個子女回憶下來，說是5月15日，這與之前刑警在常州外調時所獲的情況相符。鍾妻還說，丈夫是那天上午出的門，下午三點多回家的，帶回了大麻餅和芝麻糖，還給她買了一條真絲圍巾。刑警問她鍾伯生去常州辦啥事兒，答稱老鍾沒說過，她也沒有問。平時鍾伯生外出辦事，不管去外地還是就在無錫本地，事先事後都是從來不說的，她也從來不打聽。這已成為夫妻倆相處的默契。就像今天，上午吃過早飯後，她去菜場買菜，出門時老鍾還坐在客堂裏的藤椅上看報紙，等到她回來時，大門已經鎖上了，也不知道他去了哪裏，今天是否回家。
專案組刑警離開鍾宅後，趙資清隨即讓馮安國安排便衣對鍾宅進行秘密監視，目標一旦返回，立刻實施抓捕。
但一直到下午五點，鍾伯生也沒回家。專案組刑警不禁納悶兒，鍾伯生早飯後出門這一溜達，時間怎麽這麽長啊？大夥兒正嘀咕時，管段派出所來了一位民警，對專案組長趙資清說，所長請您去一下。趙資清馬上意識到十有八九出事兒了。
果然，到得迎龍橋派出所，尹所長已經一臉焦急地等著了：“老趙，出事了！你們蹲守的那個目標死了！
半小時前，派出所轄區學前西街上的“太平旅社”鄭老板心急火燎地來到派出所報告：旅社客房裏死了一個人，是他的表弟鍾伯生！
鄭老板跟鍾伯生是姨表兄弟，兩人相差三歲，自幼關係就不錯，十年前他盤下這家旅館時手頭拮據，鍾伯生還資助他一百大洋。後來他連本帶利還款時，鍾伯生堅決不收。有了這層關係，兩人親情友情的厚度想不增加都難。抗戰勝利那年，鍾伯生從上海回到無錫，為了生計，時不時從事一些灰色交易。鄭老板就對表弟說，你以後跟江湖上的朋友談買賣，如果在其他地方不方便，可以到“太平旅社”來，不必登記，也不收費，有空著的客房進去就是，準保太平無事。
這為鍾伯生的地下買賣提供了很大方便。解放後，鍾伯生此類買賣談得少了，但有時也會過來。鄭老板很江湖，照樣按老規矩辦。
卻說今天中午，鍾伯生忽然去了“太平旅社”，隨其過去的還有一個精瘦老者，花白頭發，頦下一部長髯，看年紀估計在五十又幾。鍾伯生沒把那人給表兄介紹，朝迎門水牌瞥了一眼，說後院3號房空著，咱就去那裏坐坐吧。
鄭老板像以往一樣，親自充任茶房，往後院送好茶好煙，吩咐夥計雜役一律不準前往打擾。鍾伯生又掏出十萬元的鈔票遞給表兄，說我們還沒吃午飯，勞請備一點兒酒菜。鄭老板自無二話，立刻照辦，叫茶房小康去外麵買了幾味鹵菜、一瓶好酒，又叫旅社廚師炒了兩盤時鮮，也是自己親自端送後院。
然後，按照老規矩，鄭老板自己也不進後院了，免得打擾了表弟談買賣，況且還要防止被他們疑為有意偷聽談話，回頭萬一出了什麽差錯不好解釋。
大約一小時後，那個老者離開了，經過前台時，向鄭老板拱手示謝，說多謝閣下，咱們的事兒談完了，酒也喝得盡興。老朽有事先走一步，鍾先生說他昨晚沒睡好，喝了酒正好睡一覺，請夥計不要打擾，等他醒了再去收拾房間。鄭老板自是諾諾連聲。轉眼間，老者已經飄然出門。
鍾伯生平時偶爾也會到“太平旅社”小憩，通常睡個把鍾頭，最長也不會超過兩小時。這天卻是意外，那老者離店時，鄭老板記得牆上的那口掛鍾正好敲了一下，是下午一點半。這會兒已經四點半了，鍾伯生竟然還沒起來。鄭老板涉足旅館業多年，經曆得多，當下隱隱覺得不對頭，也沒叫茶房雜役，就自個兒貌似悠閑地背著手溜達到後院。
後院不大，隻有四間客房。這當兒正是農忙
季節，也是旅館業的淡季，後院已經一連數日沒有生意了。三間客房上著鎖，隻有暫用的那間虛掩著房門。鄭老板推門進去，隻見表弟仰麵朝天躺在右側那張床上。本來，鄭老板也不想打擾，表弟多睡一會兒又有什麽呢？可是，四下一打量，不由吃了一驚——中午表弟和客人小酌過，按說桌上應該是殘羹剩菜杯盤狼藉，但眼下他見到的卻是一張收拾得幹幹淨淨的空桌子，連四張骨牌凳也像雜役打掃過客房那樣整整齊齊放到桌子下麵去了。扭頭再看，不單是杯盤碗筷，其他物件諸如熱水瓶、茶壺茶杯、煙灰缸，甚至抹布掃帚拖把也都不翼而飛！鄭老板饒是見多識廣，這當兒也慌亂起來，當即急趨床前，定睛一看，鍾伯生一動不動，滿臉青灰，顯見得已經一命鳴呼魂歸黃泉了！
鄭老板報案後，專案組刑警及市局刑技人員先後趕到，現場查以及法醫對鍾伯生屍體解剖檢驗結果如下——
鍾伯生身體表麵並無明顯傷痕，致死原因是後腦勺遭受鈍器猛烈擊打。法醫分析，所謂的“鈍器”，應該是拳頭。顯然是那個無名老者出其不意對鍾伯生下手，一拳斃命，由此判斷，凶手不但會武術，而且是武術高手。
凶手具有很強的反偵查意識，他在作案之後，即移屍床上偽裝熟睡狀態，然後以最快的速度、最便捷的方式消除了現場的所有痕跡，把杯盤碗筷、熱水瓶、茶壺茶杯等全部扔進後院一角的水井，然後把用來消除現場痕跡的抹布掃帚拖把等也投入井裏。因此，刑技人員在現場隻發現了事後進入客房的鄭老板和趙資清的足跡，沒有發現其他（包括死者本人）的任何痕跡。以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刑事鑒定水平，這種處理方式就足以讓警方束手無策了。
凶手作案後，不但從容處理了現場，還非常鎮定地從大門離開，跟老板打招呼，佯稱鍾伯生在睡午覺，以拖延屍體被發現的時間。由此可見，此人不但是武術高手，同時也是犯罪老手。
這個家伏，自然就是來自太湖西山鎮的柏明厲了。
八、凶徒伏法
柏明厲怎麽到無錫來了呢？這自然跟白少爺的失手有關。
白少爺下手之後，待在現場靜候雨停，這才拎著那口褐色小皮箱離開客棧，直奔無錫火車站，上了一列從北方開往上海的列車。當時的火車速度較慢，抵達上海北站再乘坐黃包車回到家裏，已是下半夜兩點。他生怕驚動家人，沒敢撬鎖開箱檢點“戰利品”。直到次日上午，家裏隻有他一人時，白漫濤方才打開皮箱。隻一看，氣得差點兒噴血！
柏先生曾關照過他，得手後不必趕往西山告知，也不要以信函電報等方式傳遞信息。如此小心謹慎，為的是防止引起鎮上人的注意。這當兒正趕上軍方進剿太湖湖匪，西山鎮上的軍警以及居民中的積極分子對外來人員比較留意，不能讓人家發現絲毫疑點。
白少爺麵對著自己遭遇的這一幕滑鐵盧，一時不知如何是好。真是世事難料，柏先生這麽厲害的一個人，慮事之周詳，手段之老到，連姚師父都自歎弗如，沒想到這回竟也出了差錯，什麽都慮到了，就是沒想到對方竟玩了這一手。現在應該怎麽辦？如果按照柏先生事先交代的不聯係，柏先生就會以為他已經得手。萬一哪天突然出現在自己麵前，說已經選定了下手目標，咱們開始行動吧，到那時我該怎麽說？
如此，白漫濤一連兩天舉棋不定，最後終於決定還是趕到西山鎮去，當麵向柏先生說明情況。當然，柏先生所慮也沒錯，西山鎮雖然不過是彈丸之地，但在這個階段卻是敏感焦點，外人還真是容易受到注意。所以，他去那裏，得有一個合理合法的理由。正好上一天他經營墓地墳園中介生意的執照批下來了，遂以尋找商機為由前往。
蘇州被稱為“上海灘後花園”，相距很近。白漫濤說走就走，從滬上北火車站買票上車，一個多小時就趕到蘇州了。從蘇州火車站趕到太湖西洞庭山，倒是花了不少時間。待趕到西山鎮，已是晚餐時分。他先去找了家旅館，用在“宏茂機修廠”當庶務時留下的出差介紹信登記住宿，然後上街去一家小飯館吃了晚飯。飯後，他在街上溜達，經過柏明厲的住宅門口，大門雖然敞開著，柏先生卻沒露臉，也沒見病家進出（其時柏為防止再發生被老相識撞見的意外，業已停診）白漫濤自然也不好貿然而入。他尋思著，大不了在鎮上住幾天，總有機會遇見柏先生的吧。
這一待，就是三天。白漫濤每天清早去茶館，跟人打聽是否有人要出讓土地（當時尚未土改，土地可以自由買賣），陵基墳地也要。以前他幹過這一行，熟門熟路，談起地皮生意來頭頭是道，在其他茶客眼裏，這上海小夥兒比以前鎮上專司此職、不久前剛剛去世的陸先生還專業。逢到有人提供合適地段的信息，白漫濤就請他們喝茶吃點心，許諾若是成交，會給他們回扣。他指望這麽一來，鎮上來了個上海人要買地的消息會傳開。西山鎮就這麽大，早晚會傳到柏先生耳朵裏去的。
既然裝，就要裝得像，他甚至還真的跟著人家下鄉去實地查看，掏出筆記本畫了草圖，以步丈量，匡算麵積。這當兒，別說尋常百姓了，就是專案組偵查員遇到他，心中也不會存疑。
可是，白漫濤的這些努力全都白費了。柏明厲待在自己家裏，就是不出門。他正忙著製訂行動方案，先搶劫何處何家富戶，第二目標是誰，第三目標是哪位……如果中間發生意外，又該如何脫身；還有住宿問題應該如何解決，介紹信如何獲取；作案目的達到之後，該選擇沿海的什麽地方作為出發地，諸如此類。可以想象，這段時間柏明厲的腦細胞消耗量，根本無暇顧及鎮上的各種小道消息。
等到第三天傍晚，白漫濤幾乎失去耐心。他在離柏宅不遠的一家小酒館前駐步考慮，是不是幹脆直接闖進柏家算了。就在這時候，忽見柏先生手提一個用竹蔑編織的提籃緩步而來。白漫濤一看便知，他是來這家小酒館買鹵菜回去作為下酒菜的。與此同時，柏明厲眼光一掃，也瞟見了白少爺，但目光並未在白漫濤身上停留。白漫濤也不吱聲，直接步入店堂，選了副靠窗的雙人座頭，隨意點了兩個冷菜、二兩散裝白酒。接著，柏明厲也邁著秀才式的方步進來了，在鹵菜櫥窗前看了看，然後選了背靠白漫濤的一副座頭坐下。半小時後，白漫濤招呼跑堂結賬，起身出門。又過了一刻鍾，柏明厲也招呼跑堂結賬，把要帶回去的幾樣鹵菜一並算入。
在旁人眼裏，這二位絕對是素不相識的陌生人。其實，他們已經完成了信息的傳遞——白漫濤事先已經準備好了紙條，剛才柏先生經過他身邊時，就把紙條遞過去了。
這天晚上對於柏明厲來說，乃是一個愁腸百結的不眠之夜。不過，到天明時，他已經厘清了思緒：武器肯定是少不了的，這回我得親自出馬了，先去一趟無錫，跟鍾伯生見個麵，讓他設法打聽誰有武器彈藥出售。至於如何下手，那就不勞他操心了，相信老子總歸有法子把貨弄到手！
於是，柏明厲用當初在“七十六號”為日本人收集情報時使用的暗語給鍾伯生寫了一封信，約其5月31日中午十一時在無錫城西迎龍橋見麵。
這天清早，柏明厲即離開西山前往蘇州火車站，搭乘火車趕到無錫已是中午十時許。出了火車站，他叫了一輛三輪車去往城西迎龍橋方向，吩咐車夫從鍾伯生家所在的棚下路走。出於謹慎，他想先查看一下鍾宅的情況，必要時就在這裏下車，跟鍾家的街坊鄰裏搭訕，探聽鍾伯生是否平安無事。但他終究還是沒有下車——三輪車經過鍾宅時，他正好看見專案組刑警進入鍾家。盡管穿的都是便衣，但一看氣質就知道他們是何許角色了。
要說柏明厲還真夠鎮定沉著，他照樣去了迎龍橋，不過沒上橋，而是進了橋畔的一家茶樓，在二樓臨河窗前占了一副座頭，放下窗框上的遮陽竹簾，透過簾子縫隙觀察橋上的情況。十一點差兩分，橋頭出現了鍾伯生的身影，柏明厲遂斷定鍾伯生還不知道自己已經暴露。
換了其他人，也許就一走了之了。但柏明厲知道走是解決不了問題的。鍾伯生大概率逃不過警方的布控，他一被捕，必然會供出自己。如此，自己就回不了西山鎮，而且也無法實現跟白漫濤商量好的外逃計劃。所以，柏明厲決定將鍾伯生滅口！
於是，柏明厲裝作什麽也沒有發生，出了茶樓和鍾柏生見麵。鍾柏生提議去附近的“華陽飯店”邊吃午飯邊聊，柏明厲已經打定主意要下手滅口了，尋思“華陽飯店”肯定不是合適的下手之地，便說飯館裏人多眼雜，不方便，最好找一處僻靜地方。鍾柏生便說了其表哥開的“太平旅社”，就在學前西街，離這裏不遠。
往下的事兒，前麵已有交代。柏明厲的武功不一定及得上姚師兄，但若要一拳幹掉鍾伯生，還是輕而易舉的。鍾伯生就這樣著了老上司的道兒，才喝了一杯酒，就稀裏糊塗丟掉了性命。
柏明厲將鍾滅口後，當然顧不上解決槍支來路問題了，疾奔火車站去了蘇州，當天就回到了西山鎮。
又是一個不眠之夜，早上起來，見鎮上一切正常，柏明厲總算鬆了口氣。沒了鍾伯生，槍支還是要繼續搞，目前倒是可以先消停幾天，等無錫那邊的風頭過去，再與白漫濤取得聯係，商量如何下手。
緊繃的弦暫時鬆下來，伴隨而至的就是疲乏。柏明厲讓妻子炒了幾個菜，開了一瓶好酒，吃喝過後躺下酣然沉睡。躺下時，是6月1日上午十時許，柏明厲這一覺睡得很沉，如果不是被刑警的槍口頂住腦門，那還真不知要睡到何時哩。
專案組刑警怎麽這麽快就掌握了殺人凶手的下落呢？昨天晚上法醫、刑技人員忙完後，專案組刑警接著開會研究案情。其時他們根本還不知道什麽“七十六號”特務柏明厲，隻是考慮鍾伯生之死是否跟製造“一槍二命”案件的那個“白麵書生”遊雲濤有關，決定對鍾伯生生前的活動情況進行調查。
6月1日一早，專案組刑警全體出動，前往鍾家所在地挨家挨戶走訪。這回專案組算是撞到好運了，刑警孔同鈞在走訪鍾家的近鄰李大爺時，老人無意間說到了一個情況——
大約是3月中旬的一天，那天下著小雨，他坐在門口涼棚下喝茶看《說嶽全傳》，見鍾伯生坐著三輪車從外麵回來，一手打傘，一手提著一個一看便知是裝河鮮水產品的濕蒲包。本來這事也就過去了，趕巧那個三輪車夫老羅是李大爺以前住在城東周山浜時的老鄰居，兩人多日不見，李大爺自然要招呼老羅喝杯茶稍歇。老羅告訴李大爺，剛剛是從火車站接上的客，您這位高鄰，我一看他提著的蒲包上特有的竹篾紮索，就知道是從蘇州西洞庭山回來的，跟他隨口扯了扯，他帶回的果然是西山特產。
要說線索的獲得，就這麽簡單。專案組正副組長將此情況一分析，想起之前也是這個鍾伯生從常州回來時帶了當地特產大麻餅和芝麻糖，3月間那天從蘇州西山回來，莫不是也跟倒賣軍火有關？“太平旅社”鄭老板東夥反映，那個五十多歲留一部長髯的殺人凶手說一口蘇州話，會不會就住在西山？這麽想著，馮安國就提議是否有必要跟西山鎮派出所發個電報了解一下，該鎮有沒有長相特征如此這般還留著一部長髯的老者。趙資清想了想說，與其這麽費周折，倒不如直接去西山走一趟，老馮，你帶幾個同誌出這趟差。
專案組四名刑警馮安國、諸伯純、孔同鈞、周長壽立刻出發。到得鎮上，先去派出所，一說那麽一副長相的老者，所方說倒是有個人可能符合條件，名叫柏明厲，不過不是老者，也就四十多歲，長相顯老，加上頭發花白，又留著一部長髯，乍一看就以為是個老頭兒了。要不，把他傳喚來所，您幾位跟他聊聊？馮安國經驗老到，說照昨天無錫發生的那起凶殺案的情況來看，這個凶手是練家子，功夫還不錯，反偵查意識也強，咱們還是直接登門吧，兔得驚到了他，被他鑽空子開溜了。
這麽一說，派出所方麵也不敢大意，所長率數名民警，全副武裝協助無錫同行執行抓捕。
就這樣，柏明厲在睡夢中被手槍頂了門。睜眼一看，自己躺著的這張床周圍站滿了警察。這種情勢下，他縱然有天大的本領，也是徒喚奈何了。
柏明厲被押解鎮派出所後，刑警就地訊問。這主兒不含糊，零口供！
刑警隨即在派出所協助下就地進行調查。刑警分析，鍾伯生3月份既然來過西山鎮，他就得住宿，柏明厲沒向派出所申報過臨時戶口，那就有可能是住鎮上旅館了。於是，連夜調閱鎮上三家旅館的住宿登記。
其實，鍾伯生那次來西山並沒有住旅館，而是住在了柏明厲家裏，隻是沒有去派出所申報臨時戶口而已。警方在旅館的調查本該一無所獲，卻意外發現了白漫濤的線索。就在幾天前，白漫濤還來過一趟西山，使用原供職的上海“宏茂機修廠”的出差介紹信登記住宿。他那個白姓在江南比較罕見，在旅館的登記本上顯得特別突出，刑警就對這個人留心了。加之白漫濤之前為引起柏明厲的注意，故意在茶館等公共場所露麵，給人留下了比較深的印象。刑警向見過他的人打聽其外貌特征，跟“一槍二命”案件中的凶手相符。
6月2日晨，白漫濤在上海寓所被捕。押解無錫後，交代了一應罪行。至此，柏明厲的零口供也就零不下去了。
1950年9月23日，無錫市軍管會判處柏明厲、白漫濤死刑，立即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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