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閑扯，源於網友的一篇故事信息。
網友的故事，來自當年某位當事人的回憶並透露了這樣的一些信息，即：當年清華蔣南翔校長有總理背景；同時蔣校長積極貫徹對解放後留美回歸專家們的控製使用政策並動輒以右派相向作風的曆史回顧。這些做法，是和總理宗派勢力的宗旨一致的，也是我的一貫看法；同時也更加證明了我上次再度有關劉少奇紅色資本家的閑扯等一係看法而展示的主題思想：反對毛主席 “親西方” 或走米帝議會製的治國方針策略及奉行新民主主義國家體製的傾向。
據此，我認為蔣校長屬於總理之宗派勢力中人。後來文革中蒯大富在清華大張旗鼓地倒蔣批蔣，顯然是在太歲頭上動土。果不期然，蒯大富本人由此並隨同其他幾個跟隨毛主席的，很快就被總理找了個誰都難以為他們開脫的理由並將他們投入大牢；這是總理作風。而這些人目前就某些記者上門采訪並挑釁般地歸罪毛主席的暗示，均不置可否。
從這些人不置可否的態度以及不想言及真相感受的行為也可看出：文革，實屬總理的文革！目前大陸政局是為總理餘黨所控，各方麵沒必要再度使他們神經緊張。過去的，就讓他們過去吧，大家還是相安無事的好，嗬嗬。
網友故事中的當事人在回顧蒯大富在清華倒蔣批蔣的鬧騰過程中，言及清華園來了浙江大學的紅衛兵，要求將蔣校長交予他們並押送回浙大批鬥之事；這其實是奉總理指示借以保護蔣校長之舉。浙大紅衛兵受總理辦公室控製。總理利用浙大紅衛兵衝擊浙江省委並同時搞亂浙江省軍區。就此據其它 “正麵資料” 披露，總理文革中經常和浙大紅衛兵頭頭們會麵或電話指示並鼓勵革命小將，雲 （大致）： 不要被老幹部頭銜迷惑，也不要被老紅軍光環蠱惑。他們中很多人，是隨著革命洪流被裹入而為，並非真正的馬列主義革命者，等等。
通常在總理這類講話或指示之後，浙大紅衛兵就會奉旨而動、衝擊浙江省委並徹底癱瘓省委日常工作。隨後就到處找老幹部江華，要抓他批鬥，還有省公安廳的王芳，也一同倒黴。江華是毛主席線上的，而毛主席基本每年一次到杭州的保衛工作，就全是王芳在那裏負責；省軍區一些出自老紅軍的頭麵人物基本也都唯毛主席指示是從。比如井崗山來的省軍區政委龍潛，賀龍二方麵軍出來的省軍區司令張秀龍，等。紅衛兵後來衝擊省軍區司令部，在基層視察工作的張司令得知，氣得要命令軍區警衛部隊帶武器遊行到軍區司令部阻赫浙大紅衛兵。後來張司令氣憤之下的這句話，也成了他反對文革的罪行之一，嗬嗬。
而對於軍區某些機關人員及某些負責人組成的軍內革命派，總理辦公室更是經常給他們打電話，並借主席名義進行文革指導。後來又通知張司令去北京學習班報道，並揚言總理辦公室要跟他們講話。張司令服從並到了北京呆了幾個禮拜，跟國務院總理辦公室幾次聯係不上。就留下話語，意思就是軍區任務忙，拔腳便回了杭州。張司令此舉，顯然也是有眼不識泰山。很快，張司令和龍政委被打倒並受到軍內革命派的批鬥；人站台下，而司令部機關受總理辦公室電話指示的革命派軍人就在台上批判，幾乎踩著他們的頭頂。也有回憶的確是踩上過他們的頭頂。最後，張司令雨夜從西湖西南端過湖，倉皇向北方出逃；據說是跑到南京找許司令那兒避難去了。
文革，其實是總理的文革；總理把毛主席本來意欲在黨內高層猶如延安整風時的那一套，重新再來一遍的意圖，化解得一幹二淨，並將其巧妙地擴大到基層，引起全國各界轟轟烈烈以奪權為主所謂的文化大革命。總理就此徹底化解了主席 “整治總理幫” 的意圖。
總理的宗派幫別，自建國以來，就一直暗中進行扇風點火大搞宗派的活動；最早是成功挑動動高崗饒漱石犯錯誤被打倒，隨後就是粟裕的總參謀長事件，再後來就是彭德懷。總之，凡是毛主席用來平衡總理及陳雲等宗派勢力活動的努力，以及盡量消除減少周派對中央指示陽奉陰違惡果的規勸，周派勢力均要將其化解、清除。最終某的，是要清理毛主席的左右手，孤立架空主席迫其下野。其聲勢由於賀龍對周派的 “反叛” 並支持主席取消軍銜製的努力，而加快步伐，愈演愈烈。由此，主席認為，不再度“整治總理幫”是不行了。
但此時的北京已不是當年的延安可比，總理也已今非昔比，並自建國後由於其在國務院的地位以及軍官委任特權之下的權威，其宗派勢力經營完善日趨穩固。所以總理能以波及全國各個領域內的造反、文革、和奪權活動，成功化解主席以 “中央整風” 之力而整治總理幫的意圖。由此，毛主席隻有招架之力，狼狽不堪。同時，總理日夜在天安門廣場，聲嘶力竭地高呼要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並借勢鼓勵學生搞串聯。試問，這匪共黨內，還有誰，能比總理更有力量能和主席抗衡？
毛主席根本不想激化黨內矛盾，所以無法公開對抗總理，比如號召學生安心學習不要流竄等，明顯和總理公開作對的決策舉動。於是就隻好順著總理口號，要求大家 “回校鬧革命“，還要以革命促進生產等等，嗬嗬。
但總理要宜將剩勇追窮寇啊，於是愈發馬不停蹄地到處和造反派見麵；並當麵很巧妙地不說誰對誰錯但鼓勵要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而背後單獨見麵之時，就指示這派是毛主席的革命派，那派是捍衛主席決策的革命造反派。這一來，兩派各自以毛主席的革命戰士為己任，相互攻擊、對立，愈演愈烈乃至武鬥。
一般對於這種兩派甚至幾派群眾意見對立的情況， 領導幹部不宜出麵作指示，尤其像總理這類身份的國家領導人。如此出麵講話，是不合適的。對此總理不會不懂吧？
顯然這些所謂的 “派”，也是總理宗派勢力下的產物了，嗬嗬。
毛主席對於文革，曾假借批林之際，指出那是有人在挑動群眾鬥群眾以及打著紅旗反紅旗。
總理這後半生的事業，在我看來，就是以放倒主席為己任了。總理把主席在內部的一張大字報所引起的高層震動，引向社會變成文革並波及全國各個領域，搞亂一切，亂中奪權；上上下下借機公開換上自己建國以來所經營並鞏固的宗派勢力人馬。如此，就徹底把主席所剩的左右殘餘，收拾得差不多了。林彪一死，毛主席就在自己政策和策略慣徹執行的方麵，成了孤家寡人，並徹底敗北。
總理把人投入大牢的作風，以其餘黨之位，也是歎為觀止；比如45天安門事件之我哭豺狼笑，並揚眉還要刀出鞘，就很令人刮目相看。
*************************
我在文革中監管蔣南翔
孟 起
2003年第7期 炎黃春秋雜誌
1960年，我從北京第四中學高中畢業後。經過層層選拔考上出國留學預備生，到北京外國語學院學習一年俄語，然後去蘇聯列寧格勒門捷列夫化工學院攻讀放射化學專業，一切均由國家安排妥當。在當時，不可能有私人出國，唯一的留學就是由國家保送去蘇聯或東歐幾個國家，學習的專業亦由國家決定。就在我剛剛進入北京外國語學院深造時，中蘇關係徹底破裂，蘇聯拒絕中國留學生學習高科技專業，而隻允許學習打獵、養蜂、園藝等專業，父親建議我轉去清華大學繼續學習。
在清華園裏，給我印象最深的，不是麻省理工學院的西方建築，也不是水木清華的樓台水榭，而是清華大學的反右展覽，在那裏我看到了校長蔣南翔和副校長錢偉長的決戰——共產黨和右派分子的決戰。這是給剛入校新生的第一課，無疑是告訴我們在清華園裏存在著激烈的階級鬥爭，唯有跟蔣校長走，跟共產黨走，才是唯一正確的出路。同時，我看到了蔣校長的許多照片：中等身材，圓胖臉，眯縫眼，帶著金絲眼鏡。就是他，在反右鬥爭中，把留美導彈專家錢偉長等一批右派批駁得體無完膚，落荒而逃；也就是他，既是清華大學校長、高等教育部長、中共中央委員，更是中國教育界最高權威。蔣南翔給我最初印象是一個和我父親一樣的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同時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對他的崇敬之感油然而生。後來從父母那裏又聽說蔣校長早年在清華參加過“一二·九”運動，是清華地下黨創建人之一，他和夫人歐棠亮的結合是由周恩來介紹撮合的……這使我更加敬仰這位校長。盡管我們從未見過麵、說過話，他不知道在一萬多名清華學子中有我，但我開始知道他。
1966年6月，我正在清華大學南口200號基地（原子能反應堆）作畢業設計，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地爆發了。當時整個“革命形勢”瞬息萬變，往往是一個事件還未搞明白，另一個更讓人吃驚的事件又發生了，搞得人們暈頭轉向、應接不暇。我們不得不停止畢業設計回校鬧革命，整個清華園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高教部長、校長蔣南翔，由於17年來執行反動的資產階級教育路線而被批鬥，由王光美帶領的中央工作組也被轟走，蒯大富為首的清華井岡山一統清華、紅極一時，學校裏大字報鋪天蓋地，高音喇叭裏反複播放著語錄歌和革命口號，紅衛兵小將行色匆匆，到處是戰鬥的氣氛和火藥味，而由清朝重臣那桐親書 “清華園”三字的二校門也被推倒了，整個校園裏朗朗讀書聲消失了，我迷茫地看著這一切，還未等我醒過勁來，我的父母已被批鬥、趕入牛棚，家被抄得一幹二淨，三個妹妹各奔東西，我成了黑幫子女。
席卷全國的革命大串聯活動開始了。清華紅衛兵散在各地，校園裏人幾乎都跑光了。有一天，清華井岡山的一個小頭目對我說：“給你點兒活兒幹，你去高教部看黑幫吧！”我想：反正也出不去，找點活兒幹也好。當時清華井岡山的紅衛兵高教部聯絡站設在西單二龍路高教部西院大樓的二樓，原來有四個紅衛兵負責，後來全都跑光了。該大樓北邊是一排二層樓板房；高教部的走資派蔣南翔、劉冰、黃辛白等部長5人，局長6人，共11人的勞改隊就住在此地。當時，我的日常任務就是每天監督黑幫分子勞動，看管他們的日常活動，接待外地來京串聯的紅衛兵，並代表清華井岡山與各地紅衛兵組織聯係、寫工作匯報。一時間，我雖然不是紅衛兵，卻成了紅衛兵在高教部的最高掌權者。我開始按紅衛兵的要求嚴格監督黑幫的活動，嚴密監視、管理他們的日常活動，不許他們亂說亂動。我開始提審司局級幹部，後來是部級，但一想到要提審蔣南翔，我的心裏就怦怦直跳，我不知道用什麽態度提審他？要他交待什麽問題？更如何訓斥他？終於不得不提審蔣南翔校長了。一個冬日的早晨大約九點左右，我通知蔣南翔暫時停止勞動，到我辦公室來，當他平靜地坐在我對麵，透過他那金絲邊眼鏡仔細地端詳我時，我也正好奇地審視著他：肌肉鬆弛、神情木訥、一臉的疲憊；開場白過後，我板著麵孔，學著紅衛兵的架勢說：“蔣南翔，你要老老實實地交待你的反革命罪行！”沉默。“你聽見了沒有？”沉默。“你和彭真、林楓是什麽關係？”還是沉默……我開始著急、發火、在想怎麽讓他開口。“你是幾年級的？哪個專業的？”他突然操著難懂的江浙口音反問我，當我回答後，他又慢條斯理地說：“你是應屆畢業生，在清華學習了六年，你應該自己有一個判斷，我們黨所執行的是不是反動的資產階級教育路線？”我無言以答，我開始沉默，接著雙方便都陷入了沉默……最後我以自己都不能聽見的聲音說：“蔣南翔你老實點！你滾吧！”第一次的提審就這樣宣告結束。
第二次提審蔣南翔時，我不再板著臉、裝腔作勢和狐假虎威了，因為這些對他完全無濟於事。我開始以相互平等的態度、和藹的口氣同他對話，甚至是討論問題；但他仍然是沉默多於交談。在接觸的過程中，我漸漸地發現蔣南翔是一個非常內向而又沉默寡言的人，他的話不多，而一旦出口，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平靜的舉止中透著臨危不懼的個性。
在整個文化大革命當中，人們都被逼瘋了，整天都在幹著哭笑不得、而又自相矛盾的事，我明明是被紅衛兵掃地出門的黑五類，可又能代表紅衛兵發號施令；我明明知道這些黑幫是好人，可卻要叫他們勞動改造；我明明知道他們沒有做錯任何事，卻要逼他們交待反革命罪行。好在整個聯絡站就我一人負責，我開始膽大妄為起來，當時規定不許黑幫看報、聽廣播，我卻開始給他們看《人民日報》，繼而《光明日報》、《解放軍報》，再接著我把《清華大字報匯編》及《井岡山》小報也拿給他們看，我知道這麽做是在冒險。因此，我規定報刊讓他們看完當天收回，不過夜。他們非常配合，為了增加他們的閱讀時間，我把他們每天勞動時間從八小時改為四小時，分成二撥對換著：半天讓他們勞動，半天讓他們讀報，給外人一種表象，隻要勞改隊裏黑幫們在幹活兒即可。同時。我把蔣南翔由掃廁所、刷馬桶等最髒、最累的活掉換為較輕鬆的清掃食堂的活兒，而讓一個“叛徒”司長頂替了他。這樣一來，整個勞改隊一下子活躍起來了，長時間的封閉被打破，死氣沉沉被掀開，由於他們知道外麵整個革命形勢的發展，他們開始學習、思考，相應的討論也多了起來，偶爾還能聽到老人們的談笑聲，漸漸地我把單個提審變成了“神仙會”，經常找幾個人到我辦公室，就當前的形勢發表議論。剛開始他們還很謹慎，按報紙的調子鸚鵡學舌，後來漸漸熟了，也摸準了我的底牌，便逐步打消顧慮，暢所欲言，直至認真地討論起來。副部長裏要數黃辛白和劉冰發言較多，黃辛白喜歡問為什麽：為什麽發動文化大革命？為什麽派工作組？為什麽撤工作組？為什麽要讓紅衛兵起來造反？……總之，文革中的任何一件事他都想不通。而劉冰，高教部副部長、清華黨委副書記，文革前，我曾在學校聽過他的多次報告，現在的他仍像當年一樣：身軀高大、昂首挺胸、侃侃而談，他能巧妙地引經據典並用毛澤東的話來批判當時的革命理論，講得頭頭是道。難怪他1969年複出後，由於骨子裏難以和“四人幫”唱一個調而再次被打倒。至於蔣南翔始終是沉默多於言談，但是別人發言時他卻從不閑著，專注聆聽，仔細記錄，同時他那眯縫的小眼在明亮地閃動著，我看得出他的腦子也沒有閑著，他在不停地思考著。我有時查夜，別人屋裏都熄燈了，唯有他屋裏的燈光還在：他不是在踱步沉思，就是在奮筆疾書。
有時“神仙會”也展開熱烈的辯論，我的極左思想往往受到他們的群起圍攻，把我批得體無完膚，這便是他們最快樂的時候。在與他們的討論中我明白了許多永恒不變的道理；在和他們的接觸中，我感到平等和溫暖，我們之間無形中產生了一種難以言表的親情。
1967年1月，北京的嚴冬零下十幾度，凜烈的北風席卷著黃沙、撲打著窗戶，才下午四點多鍾，暮色已早早降臨，我正在昏暗的燈光下看報，突然，六、七個外地紅衛兵奪門而入，操著江浙口音：要揪鬥蔣南翔等走資派。我看了他們的介紹信才知道是浙江大學的紅衛兵。浙大是全國22個重點高校之一，直屬高教部領導，因此揪鬥蔣南翔等人是名正言順之事。但我想：這時如果讓他們把人帶走的話，必定凶多吉少。於是，為了先穩住他們，我急著端茶倒水、準備晚飯，同時我告訴他們：清華“井岡山”有規定，如蔣南翔等人需要離開高教部必須由蒯大富親自批準才行。我當時馬上裝模作樣地打電話聯係，然後告訴他們：總部負責人不在；你們先回去，待總部批準後，再通知你們來提人，他們雖然不滿，但又懾服於清華“井岡山”之名，隻好悻悻離去。浙大的紅衛兵走後，我因家中有事，亦匆匆離去了。第二天一大早，大雪紛飛；我冒雪蹬車去高教部上班，剛到二樓，見一個人蹲在辦公室門口，近前一瞧，原來是勞改隊裏年齡最大的劉司長，他對我說：你可來了，出大事了。原來，我走後不久，浙大紅衛兵又殺了回來。他們直奔後麵的小二樓，並將蔣南翔等人裝入麻袋，扔上早在門口等候的大卡車，直奔火車站。當時恰好年邁的劉司長在廁所，忽聞動靜不對，沒有出來，才幸運地躲過了這一劫。當時我一聽，焦急萬分，顧不得一切，馬上與清華“井岡山”、浙大的紅衛兵聯係。然而一切如石沉大海，杳無音訊。我一個人頹然坐在辦公室裏，感到筋疲力盡、兩眼無望地注視著窗外：真不知這樣的天寒地凍麻袋裏的老人們會怎麽樣？用麻袋把他們扔上卡車，然後裝上火車，他們能挨到浙大嗎？他們的命運將如何……甚至他們還能活著回來嗎？
大約一周後一天的傍晚，寒風刺骨，風雨交加，在寒冷昏暗的暮色中我蹬著車去高教部值夜班，剛到樓梯口，我看到有一堆東西，走近看見是幾個大麻袋，我隨腳踢了一下，麻袋微微顫動了一下，我即刻明白了裏麵可能是他們，便立即將麻袋打開：隻見一個人縮成一團，全身在顫抖著、臭氣撲鼻；接著我又打開第二個：其中的人也是縮成一團，已不能動彈，身體滾燙、喘著粗氣、奄奄一息；又接著第三、第四個……我將他們一一抱出麻袋，放在水泥地上，他們已無法站立，痛苦的折磨和極度的衰弱已經沒有一點力氣，我拿起一個臉盆，跑著來到西單商場，買了半盆餛飩及十幾個燒餅等急忙回來，讓他們趕緊吃，他們顯然已是很長時間滴水未進了；其中的一個局長被打掉三顆牙，嘴角還在滲血。接著，我又去打了一盆水，幫他們擦臉時才發現個個鼻青臉腫、渾身帶傷。待他們吃了點東西，稍稍恢複些體力，他們才告訴我：被裝在麻袋裏，像貨物一樣在火車上被踢來踢去，到杭州後分別在浙大、杭大等幾所高校接受批鬥，處處受到非人的待遇……我連扶帶抱地將他們一個個送回小板樓住處，我扶蔣南翔時，發現他的金絲邊眼鏡已被打丟，其右腿拐得厲害，我問他：骨頭有沒有傷著？他說開始很疼，現在已經完全麻木了。安置他們停當後已夜深人靜，我久久無法入睡：看著這些革命老前輩被無知的年輕人折磨成這樣，我實在心疼，他們緊緊跟隨毛澤東南征北戰幾十年，並建立了新中國，對黨忠心耿耿，卻成了走資派，而乳臭未幹的少年都成了高高在上的革命派？
經過幾周的治療和恢複，勞改隊也恢複了正常。毛澤東又發出了“回校鬧革命”的最高指示，那聽話而又鬧夠了的紅衛兵回到了學校。一天，清華“井岡山”通知我馬上交接工作，回校鬧革命。於是我很快辦了交接手續，趁著晚飯間的空當，我向“勞改犯”們一一告別；他們注視著我，緊緊地握著我的手，瞬間我感到我們之間的友誼是多麽難得啊！最後我來到蔣南翔的房間向他告別，我說：“我要走了，回校鬧革命；真正的清華“井岡山”要來接管你們了，你要多加小心，多保重！”他一臉茫然，沉默一會兒；他說：“謝謝你對我的關照，你走了，我的日子也不會太長了……”他走到小桌前拉開抽屜，拿出一支筆，然後從手腕上摘下了手表，走到我麵前說：“孟起，我身上沒有任何值錢的東西，這兩件是我隨身用了幾十年的東西，你留著吧，如果以後咱們還能見麵，你再還給我；如果不能見麵，你就留作紀念吧！我也沒有什麽人可托付的了。”我接過這兩件東西，激動得不知所措，我心裏明白：他的夫人歐棠亮在中聯部正紅得發紫；而子女卻下落不明，也許我是他唯一能托付的人了。我看著這兩樣東西：一支派克筆和一塊歐米茄手表。這些在當時算是名貴物品。我想了想說：“筆我留下，表你留著，說不定需要時用它換錢哪！他明白我的意思，不再堅持了；而彼此的雙手長時間、緊緊地握著，難以分開；我哽咽著對他說：“蔣校長，我們一定會見麵的，我等著您，多保重……”淚水順著我的麵頰流了下來，他也熱淚盈眶地說：“謝謝你，堅強些，我們一定會重逢的。”我感到渾身一股暖流在湧動，這位老人平時沉默寡言，神情木然，然而卻擁有一顆激情火熱、堅強不屈的心！
回校後，我將派克筆仔細清洗了一遍，用布裹著，並在宿舍裏找了一個常人難以發現的地方藏了起來。
有一天，突然有幾個紅衛兵掄著皮帶，踢門闖入，高聲嚷著：你是孟起嗎？我回答是。話音剛落，其中的一個舉起皮帶朝著我的臉猛抽了一鞭，我頓時兩眼冒著金星，天昏地暗，臉上火辣辣的，還沒容我反應過來，幾個人將我雙手反剪，被按著頭，緊接著屁股上又挨了幾腳，然後，便莫名其妙地被押走了。他們把我推進了一間小屋，接著將門反鎖了。屋裏一片漆黑，什麽也看不見，我又氣又惱，拚命地拍打著門，大聲叫喊：放我出去！為什麽要關我！然而，一切都是枉然，沒有人理我，漸漸的我的嗓子喊啞了，整個身體疲憊不堪，癱坐在水泥地上，借著門縫透進的一絲光線我才看清：這是一間不足6平方米的小倉庫，沒有窗戶，裏麵堆放著各種過期的刊物、報紙及一些彩旗等雜物。我幹脆躺在上麵，內心漸漸平靜下來，思索著紅衛兵為什麽要抓我？絞盡腦汁地猜測各種可能性：是高教部的“勞改犯”出賣了我？這似乎不太可能。或許是我父母的“專案”又發現了新的罪狀因此而牽連到我？我更寄希望於他們搞錯了，然後將我放了；但是，我苦苦地等待了兩天，連門也未被打開過，我有些熬不住了。正當我昏睡之間，突然門被打開了：門外射進那刺眼的光線晃得我兩眼難以睜開，隨後我被雙手反綁著，並有人將一個牌子往我的脖子後麵插了進去，然後被一幫人連拖帶按地押到了大禮堂，台下坐滿了紅衛兵小將和普通群眾，全場人聲鼎沸：“打倒現行反革命”、“打倒走資派”、“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口號聲此起彼伏；接著便是語錄歌的歌聲一浪高過一浪。我和其他五、六個人同時被押上了台：“批鬥走資派、現行反革命”大會開始了，台上聲嘶力竭，台下群情激昂，我被按著頭，撅著屁股，兩眼直視地板，雙手被垂直反綁著，當時，我什麽也無法看到，什麽也沒有聽清，整個腦子一片空白，因為我根本就沒搞清是怎麽回事。大會整個過程簡短有力，不到半個小時就結束了。那時，像“批鬥反革命分子”等名目的大會經常開，猶如耍猴一般容易，人們已司空見慣。紅衛兵又將我押往台後，給我鬆了綁，又朝著我屁股一腳，滾吧！沒等我回頭問個究竟，那些紅衛兵早已作鳥獸散了。回到宿舍後，同室好友悄悄地告訴我，水利館前的牆麵貼滿了關於你的大字報……我耐著性子挨到了半夜，套上棉猴、戴上口罩、懷裏揣著小手電筒，悄悄地來到了水利館前：《蔣南翔的變天賬》為大標題，副標題為：現行反革命分子孟起通風報信……其內容全部是蔣南翔的日記實錄：某月某日，孟起給我送來了《人民日報》……我認為今天的社論……某月某日，孟起送來了《清華大字報匯編》第四期，其中有幾篇大字報我不能苟同……某月某日，孟起為了使我們更好地學習文件，將我們的勞動時間減半，並改為半天勞動，半天學習，甚得諸公擁護……某月某日，孟起將我由打掃廁所調換至食堂勞動……至此，我全明白了。蔣南翔平時有記日記的習慣，而且實事求是，一絲不苟。紅衛兵接替我後立刻抄了他的住所，搜查出了這本“變天賬”，顯然我就成了現行反革命，在“事實”麵前我無冤可伸，罪有應得嘛！
1968年我離開清華大學後，無論是在勝利油田勞動改造，還是在燕山東方紅煉油廠當司爐工、車間主任期間，我始終關注著蔣南翔的消息。在那個年代裏，好消息幾乎沒有，而壞消息接連不斷，不時耳聞蔣南翔在不停地挨鬥，他仍頑固不化、抵抗到底。我心裏明白：他在維護做人最起碼的尊嚴，為了堅持真理，他寧死不屈，確實是一條硬漢子。
1976年“四人幫”的倒台，意味著文化大革命的結束，然而，仍然沒有關於蔣南翔的消息。直到1978年，從朋友處聽說蔣南翔已複出工作，並在天津市委任職，我半信半疑，抱著投石問路的心態，致函於天津市委，不久，便收到了來自天津的複函，並且還是蔣南翔的親筆，內容簡短：孟起：你好！我已開始工作，現任天津市委文教書記，不久可能回北京工作，希望能早日見到你。保重！
數月後，單位領導轉告我，蔣南翔已調入北京工作，並任中科院副院長，他希望能與我見麵。在約定的時間，蔣南翔派車來燕山石化總廠接我前往中科院，在那裏我見到了闊別了19年的老校長；我們再一次緊緊地握著手，熱淚盈眶地彼此問候，接著他說：“對不起，讓你吃苦了。”說實話，這是我們誰都沒有想到的，又可見我挨鬥之事他早已有所聞，然而，與他相比我所受的苦又算得了什麽。在這久別重逢之時，我仔細地端詳著蔣南翔：他基本沒有變，似乎比以前更內向、沉默寡言，表情甚乏；然而在他額頭間的皺紋更加深刻，這是十幾年來曆經滄桑的見證。另外，當我將他托我保管的筆交還於他時，他異常地驚喜，他要我將它留作紀念，但我卻不知為何執意要歸還於他。
踏入他辦公室的瞬間，它那寬大而舒適的環境，柔軟的地毯，明亮的家具，一下子將我們之間的距離拉大了，他已不再是十幾年前在那板樓的小屋裏的那個近在咫尺的蔣南翔了。在這以後，蔣南翔又幾次來電話約我，我也曾赴約過幾次，但總覺得我們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共同語言越來越少，另外，他的工作很忙，我也不願意多打擾他，由此而漸漸地中斷了聯係。
1980年，我被國家經委選派前往日本研修企業經營管理科目，回國後被分配在郵電部下屬之508廠工作，並任廠長，這是一個千人以上的大廠，以生產集成電路為主，當時虧損嚴重……我接手後，吃住在廠裏，並決意參照日本的企業管理方法將它徹底改變麵貌……該廠位處小西天，我每天早晨在師大附近跑步，有一天清晨，我正在跑步，遠處望見前麵有位老人在散步，背影似乎很熟悉，我加緊腳步跑上前去回首望去，那位老人亦恰好透過他那金絲邊眼鏡望著我，並用手指著我：你，你是……他是蔣南翔，真是巧遇；我們邊走邊聊，原來他就住在附近四號院的部長樓裏，已被調至中國社會科學院任黨委書記兼副院長。
從這以後，因為彼此離得很近，我們不時在一起聊天、討論，由於他對企業管理不熟悉，每次談及此話題，他都很認真地聽我講，還不時地提問，並表現出極大的熱情，有時還作記錄，我見此趕緊勸住說：請別寫日記，他聽了便開懷大笑；在彼此談話間，他仍然聽得多，講得少；但每次的交談他都能教導我處事的原則及給予我各項事宜上的支持。當時，在企業改革的過程中，為了精簡人員，我一下子裁掉了300員工，不少人上告國務院、中紀委，隨後國家經委便派調查組對我展開調查；然而，蔣南翔卻鼓勵我：隻要是正確的就要堅持下去。又當我準備改造工廠的封裝工藝，並急需外匯時，他又主動提出幫我張羅外匯額度等等；這些幫助在當時解決了我很大的實際困難。我與他的交往，隨著時間的推移彼此更加了解，我們有時邊吃邊談，經常聊到夜深人靜才散去，那時，在不知不覺之中，彼此已成了忘年之交、平等以待的摯友。當時，在他老人家的支持下，經過兩年半的努力，工廠已扭虧為盈，我也因此被選為人大代表。
1984年，我被調至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並被派往東京任駐日總代表及東華基金事務局局長。從此以後，我與蔣南翔的聯係便基本中斷了。當時，中信黨組書記、副董事長熊向暉是我的上司，他是清華早期地下黨，並與蔣南翔是老戰友，從他那裏我常能了解到有關蔣南翔的近況。然而，由於我常駐海外，回國機會較少，而每次回國皆是公務纏身，來去匆匆，所以很難有機會再與蔣南翔相見。
記得1986年間，一次，熊向暉告訴我：“南翔同誌住院了，在北京醫院，你抽空去看看他。”我去看過他一次。他逝世前半年的一天，我曾去北京醫院看望他。那時，他已病情較重，身上插滿管子，鼻子裏吸著氧氣，臉色蒼白，神情憔悴，
言語吃力，當他認出是我時，熱淚盈眶，我緊緊地握著他的手，並勸他不要講話，彼此就這樣長時間地心心相印地偎依著，真可謂：此時無聲勝有聲。我深感如此一位在文革中被批鬥千百次而寧死不屈的鬥士，而如今被徹底地擊倒在病魔麵前，那是多麽地無奈和可惜啊！探病號的時間到了，他仍然不願鬆開手，我更依依不舍地離他而去，這便成了彼此間的永別。
半年後的一天，我接到了向暉同誌來的電話：南翔同誌去世了。下麵的話便哽咽住了。我佇立在辦公室的落地窗前，久久地注視著窗外……一場暴風雨之後，蒸騰的水蒸氣模糊了喧嘩的東京都，仿佛一切均騰升在雲霧之中。我明白，這是上蒼在悼念南翔同誌。我的師長、共患難之摯友，尊敬的長者安息吧，您那硬骨頭精神將永遠駐在我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