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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 年10月12日，滿洲裏一家簡陋的客棧，有人發現一名隨身帶著許多旱獺皮的旅客，在擠滿人的通鋪上突然神秘死亡，渾身紫黑。
接著，過了幾天，客棧來了兩位從沙俄歸來的中國礦工。他們剛住店時，步履踉蹌，精神萎靡，神情恍惚。據他倆簡述說，他們是被驅逐回來的，因為他們居住工棚有7個人病死了，隨身的行李也都被就地燒毀了。幾天後的10月25日，那兩名歸國礦工在同一天停止了呼吸，死時身體同樣有大片的紫色斑塊。
沒有人理會這些生命如草芥的異鄉人，況且還是在風雨飄搖的亂世。在客棧老板報官後，衙門仵作每次簡單地看看，排除了他殺，官府草草結案。
死者們被善堂雇人集中起來，草草收斂，用馬車拖到野外，隨意掩埋。即使他們的親人以後來祭拜都無處可尋，因為沒有人留下像木牌或墓碑之類的標記。而客棧仍然人來人去，無所影響。
因瘟疫死去的人
他們本來可以和其他人一樣被人迅速遺忘，但是誰也沒有想到，這是一場震驚世界大瘟疫的開始。
白山黑水間的疫情
1910年10月至12月開始，中俄邊境的滿洲裏地區在零星報告有人橫死後，約有329人死於某種烈性的傳染病，染病人員以苦力、乞丐等人員為主，所有的醫生都束手無策。
接著，以點傳播為線，以線為麵地發生了東三省地區大麵積的人員患病、死亡。北方嚴冬加劇了疾病的傳播，患病的人們擠在密閉的火車車廂裏，大批返鄉過年的人員通過東北廣闊的鐵路網，進一步幫助了疾病的快速傳播。
疾病蔓延至哈爾濱、長春和吉林，迅速向南移動，甚至連關內的天津、河北、山東都有發現病患。隨著冬月的到來，“如水泄地，似火燎原”的瘟疫徹底大爆發了。整個東北三省至少有69處發現患者渾身紫黑的死亡病例，死者生前症狀都為發熱、嚴重毒血症症狀、淋巴結腫大、肺炎、有出血傾向。
受災最嚴重的地區是人口稠密的省會長春、哈爾濱和奉天（沈陽），高峰期死亡人數分別高達每天150人、130人和60人。感染者大多是生活在人口稠密、衛生條件差的生活區域的大清國中年人；感染疾病的外國人很少，那些被感染的基本隻是“新醫”（西醫）的醫護人員。
哈爾濱的瘟疫是10月份就從哈拉爾蔓延而來，幾乎和滿洲裏的病例報告前後腳的時間。哈爾濱開始零星有13例死亡病例，到11月8日開始爆發，年底該市死亡人數爆增至5272人。鬆花江南岸衛生條件差、人員密集的傅家甸（今哈爾濱市道外區）成了重災區。
1903年7月14日，中東鐵路全線正式通車，“鬆花江鎮”改為“哈爾濱市”。而與中東鐵路附屬地近鄰的傅家甸，迅速成為關內魯冀兩省移民的聚集地。大家投親靠友，常常同吃同住，互相支持，而居住環境卻比較惡劣，住宅多為低矮擁擠，區域內汙水橫流，道路泥濘，多人共居一室。
隨著瘟疫的到來，即使是疫情高潮時，聚集居住人群也未減少，濃濃的親情、友情和鄉情成為傳染疾病傳播的加速器。這不是因為大家不怕死，而是不知道該怎麽辦，或許大家聚集在一起，還可以相互照應一下，在心理上好受一點。
傅家甸發病的第一家病例
傅家甸內的房屋
傅家甸從開始第一天死人算起，幾乎每天死亡人數以數百人計。死的人越來越多，棺材店供不應求，最後終於脫銷，街上開始出現來不及處理的屍體，橫七豎八地擺放在大街上。
要知道彼時是人類的前抗生素時代，1929年英國細菌學家弗萊明才發現青黴素，此後的牛津小組致力於使它成為一種治療用的藥物，二戰時期美國Merck（默克）, Pfizer（輝瑞）和 Squibb（施貴寶，後合並為百時美施貴寶）才開始作為特效藥生產。
謠言作為最古老的信息傳媒，在社會上四起。陰謀論屢見不鮮，流傳最廣泛之一的是有日本人在水井裏下了毒。麵對滔滔疫情，再麻木的人也會恐懼，沒有科學的治療手段，那就隻有跳大神了。
社會各類“靈丹妙藥”層出不窮：有人說貓尿是急症的克星，於是一時間貓尿一滴難求；又有人說鴉片可以有病治病，無病防身，結果鴉片館天天爆滿；還有的人宣稱，隻要信奉黃天教就會百病不侵，無數人便臨時抱佛腳般地虔誠信仰它…..
但是沒有任何作用，也沒有任何治療措施可以對付這種瘟疫，死掉的人隻見增多，沒見減少。有些家庭全家及鄰居全部病死絕戶，很多居民擁擠到火車站，逃出哈爾濱，四處躲避，帶來了更廣泛的瘟疫…….
“地無完土，人死如麻，生民未有之浩劫，未有甚於此者。”
當時東北地區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是列強鬥爭的舞台，而哈爾濱市是人口遷移和資本流動的重鎮。特別是在修建鐵路，交通便利之後，沙俄、日本和滿清的軍事、經濟和社會等利益錯綜複雜，哈爾濱儼然成了一個國際大都會，常常可見穿著和服的日本人走在恢弘的俄羅斯建築旁的街道上。
據統計，在當時，該市有19家領事館，來自33個國家的16萬僑民居住於此。瘟疫爆發後，高燒不退、咳血不止、渾身紫黑的死者死狀，讓許多醫生和有識之士都不寒而栗地倒吸了一口冷氣，這不是曾經在中世紀肆掠歐洲的黑死病——鼠疫嗎？
在哈爾濱的各國，特別是勢力最強大的沙俄和日本，他們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內迅速開展了防疫防治工作，但成效都不大，人死如割草的局麵沒有任何扭轉，並呈愈演愈烈的發展態勢。
1910年12月初，俄日兩國以防疫為由，向即將壽終正寢的清政府發出照會，提出東三省局勢已失控，清政府沒有能力控製疫情，要求由他們主持東三省的檢疫、防疫工作，其他各國外交使團跟進附和，更是頻頻施加壓力，迫使清政府就範。
俄日圖謀東北主權之久，防疫檢疫工作還涉及其他行政、司法、交通、教育等等各社會權力。當時總督奉天、吉林、黑龍江東三省事務的“欽差大臣”錫良，竭力全力，部署防疫治疫的工作，並快速上報疫情，不斷上疏朝廷“十萬火急”，要求清政府全麵支援。
清政府唯恐“請神容易送神難”，但東北大瘟疫已經嚴重影響到了關外的穩定，並有向關內蔓延的趨勢。正在進退維穀之際，獲康奈爾大學文學碩士學位的留學生、時任滿清外務部右丞的施肇基（1877年—1958年）挺身而出，強烈建議外務部籌辦“萬國治疫會議”，並自薦自己為“防疫大臣”，奔赴災區。
施肇基曾任吉林西北路兵備道兼濱江關監督，以後又任吉林交涉使，不久才奉調回京，屁股還沒有在外務部的板凳上坐熱。篤定的人就是這樣，無論環境多麽混亂複雜。當然，施肇基這麽信心滿滿，並不隻是僅僅因為對東北情況熟悉，還因為他知道檢疫、防疫需要專業的知識，而他有個“秘密武器”。
外交家、清政府駐美國第一任大使施肇基
年輕人伍連德挺身而出
12 月27 日淩晨，一個小個子年輕人將頭離開了一個英國製中型顯微鏡，他皮膚黝黑、全身白衣戴眼鏡，疲憊地對自己旁邊的助手點點頭，然後說：“確定了，我看見了兩頭著色的卵圓狀，就是鼠疫杆菌特有的。”
他身旁是酒精、試管、剪刀、鉗子，還有一具“偷來”的屍體。因為當時的社會倫理，是不能隨意破壞屍體的，沒有任何一個瘟疫死者的親屬同意任何解剖行為，雖然這對這場疫情的防治至關重要。但這個眼鏡青年管不了這麽多了，他毅然決然地辭別了妻兒，逆向而行，隻為救人。
他連命都不要了，還怕一片罵聲嗎？他不是說過：“我覺得一個人，擇定了他的工作後，就應該認真去做。千萬不可敷衍因循，如果是本著良心做事，便不可怕負責任。”管他的，洪水滔天的惡劣疫情不等人，眼鏡青年秘密地解剖了一具疫屍，在極短的時間內搞清了疫情的病理（這是中國醫史上第一例真正意義上的病理解剖）。
他和助手悄悄地進入已空無一人的民居，解剖了這具屍體，她是與當地人通婚的一名日本女性死者。他劃開死者的胸膛，掏出內髒。他發現肺部充血嚴重，肺部的淋巴結也異常腫大。
接著他用注射器從死者的右心房抽取了血液樣本，然後進行細菌培植和塗片的仔細觀察。眼鏡青年迅速切割死者的肺髒與脾髒表麵，取下樣本組織，放入盛滿福爾馬林的瓶子，然後將死者縫合，穿上衣服，重新放入棺材，裝作什麽事情也沒有發生一樣。
三天之前他才趕到哈爾濱，然後是連軸轉地工作。當下疲憊是疲憊，但他頭腦裏依然快速地思考著，大大的問題擺在他的麵前：“病因病理確定了，到底才是什麽是疾病的傳播模式呢？夏季也就罷了，在天寒地凍零下三十度的冬天，老鼠身上的跳蚤也不活躍，況且解剖過的老鼠身上也沒有發現鼠疫杆菌啊？”
當時在東北的醫學界，以日本細菌學家北裏柴三郎為首的各國科學家們已經認定這是場鼠疫，而就彼時地球上的醫學認知，鼠疫是由鼠類傳染給人的，對抗鼠疫的方法也非常簡單，切斷鼠疫杆菌傳播中介。
於是官府號召並組織實施了轟轟烈烈的捕鼠滅鼠行動，在疫情初期就開展了大家一起去滅鼠的行動。這不是人命關天的小事，當局很下血本，除了專業的滅鼠隊，還發動群眾積極參與：隻要捕到一隻老鼠，無論死活，就近交給任何一支巡防隊，就可以領到銅幣七枚作為獎賞。但是，收效甚微，這場鼠疫還是越愈演愈烈，毫無頹勢，社會上已經呈現出恐慌的氣氛，能走想走的人逃走了，那些不能走的民眾隻有沉默地待在家裏，絕望地聽天由命。
眼鏡青年認為老鼠應該是個背鍋的，也許剛開始這場瘟疫是動物傳播給人類的，但現在這個階段應該是人傳播給了人。不過，由各國醫學專家組成的專家們對新來乍到的年輕人不以為然，其中反對最激烈的，是西方鼠疫專家、法國人梅尼教授，他被清廷特聘為外籍專家，於1911年1月2日前往哈爾濱參與聯合防疫治疫工作。孤獨的眼鏡青年據理力爭，勸說大家不要再去捕鼠了，防範人和人之間的傳染才是正道。
梅尼認為伍連德這種行為，是“藐視權威、不敬尊長”，向東三省總督錫良提出撤換伍連德，並由他來統管防疫事務。錫良是個老油條，和稀泥是基本功，所以在收到梅尼的抗議後，以“先實地踏查再另行提議”的名義，婉拒了梅尼專家。
高傲的梅尼，堅持認為這次鼠疫一定是腺鼠疫，來自法蘭西的他從小就知道，因為幾百年來歐洲大陸都是如此。所謂腺鼠疫是在膿腫破潰後或被蚤吸血時才起傳染源作用的鼠疫，滅鼠是防疫治疫最有效方法。梅尼哪肯甘心，直接越級向清廷要求撤換伍連德。
封疆大吏錫良知道後就怒了，心說沒有點雷霆手段這個老外還當他是吃素的。1月5日，清廷在對梅尼的回複電報中，宣布了對梅尼專家職務的撤銷令。一時輿論嘩然，認為眼鏡青年胡作非為，是在搞破壞。
當各方意見爭執不下時，法國醫生梅尼因為得了鼠疫殉職了！而眼鏡青年經過調查得知，梅尼醫生是在接觸到病人之後感染了鼠疫。（梅尼已經做過防護工作，除了麵部，其他部位裹得還比較嚴實。）
這條悲慘的消息更加確定了眼鏡青年的判斷。再也不這能這樣繼續下去了。這個眼鏡青年這樣想著，便站了起來，大步向門外走去。
過了幾天，哈爾濱突然出現了一些“疑似病院”和“已罹患者病院”，所有患病者按照不同類型分別入住不同的醫院。防疫工作場所不夠時，一些放假的學校和歇業的旅店被騰空，作為辦公室、消毒室和收容患者治療的病房。
同時，軍隊出動封鎖了火車站，甄別所有乘客，就地征用火車車廂，隔離“鼠疫病人、疑似病例和接觸過鼠疫病例的人”。如果五天內沒有發現任何症狀，被隔離的人會被釋放。為此，中國地方官不得不向鐵路部門，要求調集更多的鐵路客貨車，以容納越來越多的感染者。
除了加強鐵路檢疫，哈爾濱市區受到嚴格控製的還有交通，其主要街道都設置了關卡，限製人員流動。疫區也得到了及時隔離，沒有特殊情況，嚴禁人員出入。
封鎖鐵路大橋駐守檢驗之中俄醫官及兵役
1911年初建立的“濱江防疫疑似病院”
收容隔離人的火車車廂
隔離火車車廂
哈爾濱濱江區防疫部門
67天撲滅鼠疫
沒有治愈方法，要防止鼠疫蔓延，最有效的辦法隻有隔離。
這一切措施的主要製定者，就是被施肇基挖來的那個人，那個冒天下之大不韙淩晨實施了解剖手術的眼睛青年。他叫伍連德（1879年—1960年），時年31歲。伍連德並不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人，而是一名華僑，祖籍是廣東新寧（今台山縣）人，出生成長於馬來亞檳榔嶼。但他的父輩從來都沒有忘記他們是一個中國人，而且按照中國的傳統，給他起了字為“星聯”。
1903年，自幼聰慧的伍連德以有關破傷風菌的學術論文，出色地通過了劍橋大學博士答辯，被授予醫學博士學位。1904年底，學成歸家的他回到檳榔嶼，在檳城珠烈街開設私人診所。
1907年，伍連德被清政府直隸總督袁世凱慧眼識珠，邀聘他回國就職，挖到天津陸軍軍醫學堂擔任副監督（副校長）。在東北大瘟疫時，又被施肇基挖到東三省全麵主持的防治工作。
在1910年12月24日寒風凜冽的傍晚，伍連德帶著“東三省防疫全權總醫官”的頭銜，直接進駐傅家甸。
除了實施疫區的嚴格隔離，伍連德也製定了其他的措施，緊鑼密鼓地實施著。錫良、施肇基和伍連德為核心的東三省防疫部門，協調滿清政府，陸續抽調所能調動的陸軍軍醫學堂、北洋醫學堂和協和醫學堂（協和醫學院前身）的醫護人員以及直隸、山東等地方的一些醫生，源源不斷地前往東北幫助撲滅鼠疫疫情。
通過深入調查，嚴謹分析後，他提出了“肺鼠疫”這一種新名詞命名這場瘟疫的傳染疾病，即東三省的鼠疫是一種主要通過依靠人與人之間飛沫傳播的鼠疫。也是說，這種鼠疫主要是人和人之間通過呼吸傳染的。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這種傳播途徑，包括醫生和護士。醫護人員穿隔離衣，戴手套，嚴密包裹除了臉部的其他部分，但還是紛紛中招，倒黴的梅尼醫生就是這樣被傳染的。
有了前車之鑒，伍連德為了防止處於防疫第一線的醫護人員受感染，設計發明了一種特殊的加厚口罩，後來被稱為“伍氏口罩”。這種口罩的製作方式非常簡單，可大批量生產，而且每個隻需國幣二分半，價廉物美。在大量醫護人員親測有效後，普通中國民從也紛紛模仿，一時間死亡率大大降低。
“伍氏口罩”佩戴演示圖
佩戴“伍氏口罩”的中國人
此外，伍連德得到了錫良和施肇基的支持，並報清帝國的許可，可以焚燒遇難者的屍體。那些來不及掩埋的屍體統統焚燒，那些已經下葬的屍體也被重新挖出來焚燒，因此數千具屍體被安全處理。
1911年春節，傅家甸墳場開始挖出受難者的棺木，進行焚屍，大火燒了三天。
防治肺鼠疫期間，伍連德認為中國人進餐喜歡合食製，非常不衛生，容易互相傳染疾病，應該學習西方的分餐製（其實中國自古是分餐製，在宋代才形成合食製）。但是大家都習慣了合食製，嚴格的分餐製不是一時半會能夠改變的，於是他想出了一個折中的方法“雙筷製”，即每個進食者就餐前準備兩副筷子，一副取食放在自己的碗裏，另一副將自己的碗裏放入自己的口裏。
但這樣改良過的分餐製雖然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共餐的弊端，照顧了中國人的飲食習慣，卻會造成取食不方便。絞勁腦汁的他，又發明了一種現在常見到的那種旋轉式餐桌。
伍總醫官在他的顯微鏡室
病魔是沒有種族、沒有國界的，在東北的各國勢力也積極配合，比如俄羅斯中央情報局組織劃分了衛生區，對與之接觸的居民和被燒毀的住所進行了瘟疫監測。伍連德在哈爾濱的隔離措施在全東三省被效仿，大部分城市和村莊在疫情爆發兩周內實施了隔離感染措施。
由於伍連德及同事們采取了隔斷交通、隔離病人及疑似病人、焚化屍體、對疫區嚴格消毒等這些非常科學的防疫措施，到了1911年3月1日零時起，哈爾濱當局首次報告無一死亡病例，無一例新發感染病例，以後連續多日皆然。
傅家甸疫斃人數增減表
3月中旬，東三省恢複正常，鼠疫病例隻在醫院中存在。學校、工廠和企業，包括整個南滿鐵路都開放了。隨著寒冷冬季的結束，瘟疫在1911年4月底結束。那些圍繞著瘟疫的各類謠言也平息了，伍連德他們做好了自己的事情，很多人的知識空白也被消除了。
雖然伍連德他們沒有讀過《謠言：世界最古老的傳媒》中的一段話：謠言之所以存在，不僅因為它擁有具備時效性的信息價值，是對單一信息源的有效補充，而且它揭露秘密，提出假設，迫使相關方開口說話……
在這次與鼠疫疫情大戰的過程，中國內外的醫生、護士、醫學生、防疫治疫人員及其他相關人員義無反顧地在疫區參與防疫工作，很多人以身殉職。伍連德組建的防疫隊伍也付出巨大犧牲，直接接觸病人的護理和救護人員將近一半人員殉職。而伍連德他們發明的一些首創防疫方法，至今還在全世界廣泛使用，作為防疫治疫的標準方法。
遼寧省的鼠疫防法告示
遼寧省的鼠疫防法告示，其中有“住房不可太閉塞，要開窗眼，換點空氣……鬧疫時候，戲團、飯館，人多氣雜，均須時時回避……”
4月23日，清政府宣布東三省鼠疫肅清，當地政府解除了隔離。從隔離區走出家門的人們，大口地自由呼吸著空氣，在春日陽光下恍若隔世，大家都有種劫後餘生感湧上心頭。瘟疫後，幸存的人們更加努力地工作，去恢複那失去的一切。
但逝去的人已經不能複生了，那看不見的戰場不知道又將什麽時候重現人世間。
1911年，由於防控得力，伍連德受到清政府表彰
附表
1910-1911年東部三省人口與肺鼠疫死亡統計
根據東三省疫情報告，其中傅家甸死亡7200多人，占該地區人口1/4，參加防疫工作的人員有297人以身殉職。
注：有很多資料認為死亡人數為6萬以上
餘響
伍連德在疫情結束後，留在東三省的北滿防疫處（North Manchurian Plague Prevention Service，後升級為東三省防疫事務總處）任總辦兼總醫官。
1911年，伍連德主持召開了萬國鼠疫研究會議。在他竭力提倡和推動下，中國不可思議地收回了東三省地區海港檢疫的主權。
1915年，伍連德與顏福慶等發起建立中華醫學會《中華醫學雜誌》創刊，初為中、英文雙語期刊，英文刊名為National Medical Journal of China。
1918年，伍連德創建北京中央醫院（今位於白塔寺的北京醫科大學人民醫院分院）並首任院長。
1922年，伍連德受奉天督軍張作霖委托，在沈陽創建東北陸軍總醫院（現中國人民解放軍202醫院），該院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座大型軍醫院。
1926年，伍連德創辦哈爾濱醫學專門學校（哈爾濱醫科大學前身），並任第一任校長。
1935年，伍連德被秘密提名為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候選人，連他本人也不知曉。
2007年，諾貝爾基金會官方網站公開了部分諾貝爾獎候選人資料。人們可以查詢到1901-1951年度生理學或醫學獎候選人情況。有人驚奇地發現獲得提名的科學家中隻有一位中國人，他便是中國現代醫學先驅、中國檢疫檢疫事業創始人、馬來西亞華僑、公共衛生學家、醫學博士、北京協和醫學院及北京協和醫院的主要籌辦者伍連德(Lien-Teh Wu)。
歲月如梭，一年又過一年。我們又經曆了這個特殊的2020年！說起來每當出現危難的時刻，這個民族總有一些優秀分子挺身而出，不懼危險和艱難困苦，站出來保護了大家！現在我們早已恢複了平靜的生活，謝謝那些勇敢又智慧的同胞們做出的努力！
天佑我中華！
參考文獻：
https://www.thoughtco.com/black-death-in-asia-bubonic-plague-195144
https://foter.com/
伍連德著, 程光勝等譯.鼠疫鬥士——伍連德自述.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
王道瑞.清末東北地區爆發鼠疫史料(上)[J].曆史檔案,2005(01):20-26.
王道瑞.清末東北地區爆發鼠疫史料(下)[J].曆史檔案,2005(02):21-32.
奉天防疫總局編印,《東三省疫事報告書》[D].1912
馬馳騁. 傳統疾疫與近代社會——《東三省疫事報告書》的整理與研究[D].江西師範大學,2009.
哈爾濱傅家甸防疫撮影.Views of Harbin.Fuchiatien.taken during the plague epidemic.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D].19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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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晨星，男，湖北武漢人
副高職稱，博士，高級程序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