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斯亮：我家和我家對門
1969年的深秋，差不多樹上最後一片枯葉也跌落下來的時候，父親抱病被逐出北京，40天後含冤慘死合肥；母親帶著剛剛1周歲的外孫被下放到粵北地區，隱名埋姓地與當地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我則早已被貶到大西北的荒山野漠之中。一家人死的死，散的散，天各一方，那份傷痛真是難以言表。1972年，母親實在難以忍受南方那潮濕多雨的氣候，便上書周總理，要求改換一處離我較近些的北方農村。總理一個批示，就將母親和我調到了陝西臨潼的一個部隊幹休所定居。我被分配到附近的陸軍26醫院繼續當醫生；兩個幼小的孩子接來身邊；表妹小敏也來幫助操持家務。至此，苦苦分別了五年的一個殘缺不全的家，又大體歸攏起來，過了一年田園詩般怡然自得的日子。
1973年，病重的主席念起了井岡山時代的舊部，親囑"讓曾誌回北京吧!"於是母親帶著陶鑄留下的不完整的家，又回到久別的北京，落戶南長街一座小四合院裏，並且一住就是十年。我們住的胡同叫小橋北河沿。名字真是好聽！顧名思義，這裏原先也許是小溪潺潺，河沿青青，小橋彎彎。但我們所見到的僅僅是一條小小短短的盲道，就像是南長街上甩進來的一條小尾巴。這條"小尾巴"北邊是民宅，南邊則是一排灰色的大高牆，威嚴厚重又神密莫測，令人敬畏，那裏麵便是中南海了。我家那油漆斑駁的小紅門，直對直的正是中南海的東北門(中央警衛局的大門)，兩門相距也就十步之遙。我家經曆了生離死別的大苦大難之後，好不容易回到北京，一心一意想像普通老百姓那樣，過一種恬淡平靜的日子，不受任何幹擾地打發時光。可是命運偏偏將我們放到這個偉大的鄰居旁邊來住。離開西門的噩夢還沒忘卻，轉了一大圈又回到東北門來了。於是從1973年到1984年這十年間，中國政治上的一切風雲變幻，悲也好，喜也好，壞也罷，好也罷，我們家總是無可奈何的受到對門的影響。我母親一搬進小橋來就神經過敏，就為對門那個哨位。那是8341的門衛，崗亭裏有部電話機，母親總認為那崗哨也是監視我們的，我們家的一舉一動衛兵都可以隨時打電話匯報給海裏。有一個時期，對門的兩扇門關上了，但門上開了個觀察孔，如果有人來按我家門鈴，常常會有人從這孔往我們這邊望望，於是母親又疑心這個孔也是為監視我家而開的。這也難怪母親，那年頭，眼珠子瞪錯了地方都會被打成反革命，更不用說門口站著個活人大警衛了！不管這哨位有沒有監視我家的任務，但畢竟對麵是中南海，那裏麵住的畢竟是與我們"紅""黑"兩色的人，並握有生殺予奪的權力，所以也就難怪母親為何會如此地驚懼不安了。
（完
1973年，病重的主席念起了井岡山時代的舊部，親囑"讓曾誌回北京吧!"於是母親帶著陶鑄留下的不完整的家，又回到久別的北京，落戶南長街一座小四合院裏，並且一住就是十年。我們住的胡同叫小橋北河沿。名字真是好聽！顧名思義，這裏原先也許是小溪潺潺，河沿青青，小橋彎彎。但我們所見到的僅僅是一條小小短短的盲道，就像是南長街上甩進來的一條小尾巴。這條"小尾巴"北邊是民宅，南邊則是一排灰色的大高牆，威嚴厚重又神密莫測，令人敬畏，那裏麵便是中南海了。我家那油漆斑駁的小紅門，直對直的正是中南海的東北門(中央警衛局的大門)，兩門相距也就十步之遙。我家經曆了生離死別的大苦大難之後，好不容易回到北京，一心一意想像普通老百姓那樣，過一種恬淡平靜的日子，不受任何幹擾地打發時光。可是命運偏偏將我們放到這個偉大的鄰居旁邊來住。離開西門的噩夢還沒忘卻，轉了一大圈又回到東北門來了。於是從1973年到1984年這十年間，中國政治上的一切風雲變幻，悲也好，喜也好，壞也罷，好也罷，我們家總是無可奈何的受到對門的影響。我母親一搬進小橋來就神經過敏，就為對門那個哨位。那是8341的門衛，崗亭裏有部電話機，母親總認為那崗哨也是監視我們的，我們家的一舉一動衛兵都可以隨時打電話匯報給海裏。有一個時期，對門的兩扇門關上了，但門上開了個觀察孔，如果有人來按我家門鈴，常常會有人從這孔往我們這邊望望，於是母親又疑心這個孔也是為監視我家而開的。這也難怪母親，那年頭，眼珠子瞪錯了地方都會被打成反革命，更不用說門口站著個活人大警衛了！不管這哨位有沒有監視我家的任務，但畢竟對麵是中南海，那裏麵住的畢竟是與我們"紅""黑"兩色的人，並握有生殺予奪的權力，所以也就難怪母親為何會如此地驚懼不安了。
我很懷疑那時有沒有像現在這樣精密的竊聽器，也懷疑人家值不值得對我們這孤兒寡母的一家進行監聽，但母親總是遵從"隔牆有耳"的古訓，一到說犯忌話就囑咐我們(客人也是)將聲音壓得低低的，有時戰友來探望，也互相咬著耳朵說話。那情景，活像地下工作者在接頭。
丁修阿姨(母親在東北工作時期的老戰友）是我家最受歡迎的客人之一，我最喜歡聽她用膠東口音罵"四人幫"，那才叫痛快哩！她不僅心直口快，而且噪門還特大，大有股子不管不顧的勁頭。逢到局勢緊張的時候，如1976年反右傾翻案風時，母親就拉她進廁所，門窗關得嚴絲合縫，兩人坐在小竹凳上，為黨和國家命運而憂心如焚。十分有趣的是，抓"四人幫"的消息，也是我在廁所裏講給母親聽的，當時8341部隊負責人張耀祠的女兒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知道得很早，母親聽後隻小聲說了一句話:"我怎麽心跳得這麽曆害！"
觀察了一段，對門那部電話機似乎並未為我家使用過，但母親沒有想到，另一件事，從另一個途徑，被報進了中南海裏。那是兩個小家夥犯的事，在中組部幼兒園裏，3歲的女兒對一位小朋友說:"我姥爺是被壞蛋害死的。" 而4歲多的兒子跟隨別的孩子瞎起哄時，竟被舉報說他喊反動口號！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都有體會，這種事情，對我們這樣的一個"黑幫家庭"來說，將意味著什麽！果然，幼兒園當作嚴重政治事件而匯報到中組部核心小組，中組部又作為階級鬥新動向而匯報到當時的中央。當時在中央任要職的×××和×××親自批示道：這是一個政治性問題，是小孩父母教的，企圖搞階級報複，要對曾誌同誌進行批評教育並令其做出檢查。當時中組部負責人找母親談話並責成母親寫出檢討。這份批示被放進了母親的檔案之中，直到粉碎"四人幫"後，清理檔案時才將其撤出。其實說兒子喊反動口號是真夠冤枉的，因為在我們這個"黑幫家庭"裏，我的兒子絕對算個紅彤彤的革命大左派！1976年元月，北京人民十裏長街送總理，那幾日，母親、丁修阿姨和我淚流不斷，悲不能禁。兒子卻無動於衷，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天安門事件後他剛好入小學(春季班)，上學的第一天放學回家，一見我就興高采烈地說:"媽，我們學校今天聽報告，講反擊右傾翻案風，可好聽啦！"頓時，覺得我臉上那笑真比哭還難看，後來他又去參加"反擊右傾案風"的遊行，開心得不得了。我原以為孩子隻是好奇貪玩，一時圖新鮮熱鬧而已，但是不久，我便不得不改變了看法。1976年7月的一個淩晨，人們還在甜睡時，大地震發生了！母親拖著我兒子，我拽住女兒，大家都跑到院子中間來，母親首先想到的是抓起一條毛巾，將兒子裹起來；兒子首先想到的卻是抱出毛主席的瓷像來(就是文革中家家都有的那半身像)，他將瓷像放在他認為最安全的門洞裏，又放了把小凳和一隻暖壺，然後"諄諄告誡"我們說:"咱們家什麽都可以不要，也要保護好毛主席的像！待會兒再發生地震，我就守著毛主席。"我暗自好笑，心想：一點都不傻，還知道放壺水！1976年9月9日，當廣播裏播出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時，誰也沒有想到兒子會那樣地嚎啕大哭，看他傷心欲絕的樣子，我們都驚呆了。兒子四處找來花朵，圍在毛主席的小瓷像周圍，又撒了些花瓣兒，還找來一條黑紗搭在瓷像上，那張稚氣的小臉是那麽的哀傷，我們都被他那毋庸置疑的真誠給感動了。"四人幫"倒台後，我們對門成為新建立的中紀委所在地，於是，我們又有幸目睹了世界僅有的大上訪的一幕。"肅反"、"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傾",文化大革命......解放以來一係列的政治運動，所謂"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製造了多少冤案！又究竟有多少冤魂在中國的大地上飄蕩！中國曆史進入了撥亂反正的時期，春暖乍寒的大地，剛剛蘇醒的心靈，人們開始陸陸續續從四麵八方到北京上訪，於是我家對門從寂靜無聲逐漸開始人多起來。什麽樣的上訪者都有，從幹部，知識分子，到工人農民。他們往往清晨即來，日落仍不願離去，執著地日複一日的守著對門。他們個個臉色沉重，目光呆滯，衣著簡陋（甚至破舊），行動畏縮。他們幾乎個個手裏提著一個廉價的塑料包，那裏麵裝的便是生命攸關的申訴材料了。也有在地上擺狀子或雙手舉狀子的。而最令人觸目驚心的一幕是，有一老農席地而坐，麵前擺著一紙狀一包袱，他將包袱打開，裏麵竟是一顆人頭，確切說是個骷髏，上麵還沾著腐肉毛發和泥土。這是他兒子的頭顱，好慘！若不是有天大的冤，這本本分分的老農，怎會挖出兒子的頭顱，懷抱著千裏迢迢來京申冤呢？這來自對門的沉重，這一群群不幸的人們，這觸目驚心的苦難，像鉛一般壓著我家，不是嗎？就在不久之前，我也像這些人一樣，為父親的平反而奔走哀告；一筆一筆地抄寫著要求昭雪的材料；滿懷希望的將材料寄出，明知毫無結果仍要苦苦地等待......唉，上訪者——命運的受難者，又是命運的抗爭者。苦難固然可怕，然而人們與苦難的搏鬥過程卻更是驚心動魄！盡管這一切都在寂靜中進行著。那時，兒子也就八、九歲吧，是女性家庭寵出來的"賈寶玉"，也是左鄰右舍出了名的調皮蛋，他有兩大特點：一是隻要他回家(從幼兒園或學校)，家裏就好像來了千軍萬馬外帶各種輕重武器一樣，以至有一天鄰居老奶奶向母親抱怨道:"你家有幾個孫子啊!怎麽那麽吵啊?" 第二個特點是特別好熱鬧，家裏來客人數他最熱情，有時熱情得出了格，什麽拍人家肚皮、捏人家鼻子、摳耳朵眼、蒙眼睛......凡此種種，讓客人直感到受了場不大不小的刑法，弄得有些客人來訪時，站在門口先問小亮在不在，聽說不在才大大鬆口氣跨進門來，嘴裏還喃喃自語，"不在就好!不在就好!"兒子"皮"，開始叫他"皮亮"，後來索性叫"屁亮"，這昵稱甚好，我一叫"屁亮"，兒子就會屁顛兒屁顛兒跑過來。"屁亮"如此愛好熱鬧，如今門外這千奇百怪、五花八門的事情，真是讓他目不暇接。我們不讓他出去，他就趴在南屋的窗口上往對門看，一看就是一兩個小時。漸漸地，在孩子的好奇心中，滋生了人類最基本也是最偉大的感情——同情心！麵對這麽多的不幸和苦難，兒子那稚嫩潔白、沒有一星塵土和皺褶的小心靈，被深深地震動了，他不知不覺地也被卷入到這些人的命運中去。
一天，兒子看見從胡同口來了位特殊的上訪者，一位下肢癱瘓的殘疾人，這人跪在一塊小木板上，將廢了的雙腿固定於板，用一根繩子拖起木板懸桂在頸上，兩手各抓一個小板凳，用以支撐身體，並代步行走。這種"行走"方式是如此之艱難，完全靠雙臂和頸部來帶動全身，每挪動一寸，你都覺得會比拄雙拐還要難上千百倍。但令你更驚異的是他那頑強不屈的意誌力，他拖著這殘體已來了幾次了。每當暮色將臨，他又一次失望地離去時，望著爬在地上掙紮的這個生命，人們不由得深深歎息——既為生命的悲慘又為生命的倔強。
兒子對這位殘疾上訪者充滿了憐憫和同情。開始兒子給他送水喝，到後來從家裏拿饅頭等食物給他吃，一來二去兩人熟了，兒子常常蹲在他旁邊跟他聊天。從談話中兒子了解到他是在"文革"中被摧殘的，如今貧病交加，生計無著，所以才來找中紀委。但找中紀委的人太多，他又沒有條件去與人家搶先，所以總也輪不上他的份。對這殘者的申訴，兒子可能似懂非懂，但他明白一點：此人需要幫助，而且是特別的幫助。可是怎麽幫法呢？旁邊有小孩起哄說："你找你姥姥啊!你姥姥是大官!"於是突然開竅的他對那人說:"我姥姥一定能幫助你!""你姥姥要是不願意呢?""那我就不叫她姥姥了!"兒子小臉上一副毅然決然的表情。
兒子幫他挪到我家門口的台階上坐下，囑咐他："我姥姥一會兒就該回來了，她在門口下車，你就撲上去求她。"我母親當時為中組部副部長，正協助耀邦同誌解決大量的冤假錯案。這天她下班回家，一下車就見一殘者匍匐於腳下，小外孫在一邊苦苦求情，"姥姥，他太可憐了，你幫幫他吧，你一定要幫助他啊！"母親立即將此人請進家，詳細了解情況，方知這位殘者並非一般百姓，他是清華大學高材生，本是國防科委XX所的研究人員，"文革"中被打殘成這個樣子，並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關入牢獄。一個截癱病人，在私設的牢房之中，哪裏還有一點點人的尊嚴可言，那豬狗般的汙辱，外加精神上的折磨，真是常人難於想象的，可是他卻奇跡般活了下來，並開始了不屈不撓的上訪。母親被深深打動了，在她的直接過問和指示下，這位殘者在政治上平了反，回到原單位，分到一居室，工資照發，組織上還派了專門照護的人，並花錢訂做了一把輪椅供他使用。這位上訪者後來給母親寫信，情真意切地表揚了兒子，說他"不愧是革命家庭教育出來的好後代"。對此兒子哧哧直笑，他覺得這些詞兒用得太大了。後來兒子慢慢長大，最終走上了一條並不符合我設想的道路，他的種種種種都曾讓我氣惱、煩心、憂慮，一種母親的失落使我曾有一刻疏遠了他。但是每當想起兒子當年的善舉時，又覺得兒子本質上還是挺善良的，心也就隨之軟軟的、慈慈的、暖暖的了。時光如梭，中國進人了開放改革的時期，中紀委搬走了，中南海毛主席故居對民眾開放，於是我們對門又成了參觀入口處。這下可好了！往日安靜的小胡同人頭攢動，車水馬龍，人們三五成群或一家子一家子地擁來，臉上早已掃掉"文革"時期的晦氣，個個興高采烈，神爽氣朗，為能進入這往日想都不敢想的禁地，為能一睹毛澤東主席的書房、臥室，感到莫大的榮幸和滿足。初級階段的"市場經濟"也在小胡同裏應運而生。什麽賣汽水的、賣冰棍的、賣大碗茶的、賣麵包的......比比皆是，生意興隆。我家南牆根下成了自行車存放處。有認識我家的，就幹脆將自行車推進家裏來。我家的台階成了人們的歇息之處。有時推門出去，見台階上坐著好幾個"階級弟兄"，你得見縫插針才能走得下來。我們家失去了往日的寧靜，從早到晚人聲鼎沸，嘈雜聲像海嘯一樣，一浪高似一浪地碾壓著我們的耳膜，但我們家的每個人，對這來之不易的快樂的喧囂，卻沒有一絲一毫的埋怨。1983年，73歲的母親從崗位上退了下來。為了照顧我上班方便，舉家搬到西郊萬壽路一所大院，住進了一棟灰磚的公寓樓。別了，小橋！別了，小四合院！別了，十年來相依相挨的對門！憑心而論，十年間我家與對門友好相處，不曾記得它給我家帶來過什麽煩擾，但它畢竟是太特殊了！你不能不認為，那方寸之中，真包容著中國的大事情哩！你看，"文革"時代，這裏是中央警衛局，壁壘森嚴，百姓們噤若寒蟬；撥亂反正時期，這裏是上訪者的再生之地，不幸的人們紛紛來找中紀委平反昭雪；進入開放改革時代，這裏又變成歡聲笑語的中南海公園。這不就是十年間，中國從深重的災難中走向希望，走向光明，並最後獲得新生的過程嗎！我家目睹並經曆了這一切，並因之而使小橋居家十年變成了非同尋常的記憶。（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