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大學位於珞珈山上。在一定程度上，珞珈山成了武漢大學的“代言人”。人們隻要提及珞珈山，立即下意識地想到武漢大學這所傳承百年、聞名遐邇的名校。
百年來，武漢大學群賢畢至，人才輩出，其中有一個說法，叫“珞珈三女傑”，指的是袁昌英、蘇雪林、淩叔華這3位女性作家。
袁昌英是湖南省醴陵人，生於1894年，曾經先後留學於英國愛丁堡大學、法國巴黎大學，獲得過文學碩士學位。從1929年開始，袁昌英執教於武漢大學外文係，主講希臘悲劇、希臘及羅馬神話、戲劇入門、法文、現代歐美戲劇、法國戲劇、中英翻譯等課程，並在這裏度過了人生的後半生。
袁昌英的丈夫楊端六是一名經濟學家，於1930年任教於武漢大學，並擔任了法學院院長、教務長、教授兼經濟係主任、文科研究所經濟學部主任等職。當時，武漢大學有一個規矩，夫妻兩人不能同時在學校教課。隻有袁昌英、楊端六夫妻例外。不僅如此，袁昌英和楊端六的兒子楊弘遠、女兒楊靜遠都畢業於武漢大學，後又都在武漢大學任教。
他們一家，與武漢大學留下了如此深厚而又獨特的淵源。
蘇雪林祖籍是安徽省太平縣，於1897年出生於浙江省瑞安縣，畢業於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國文係，又留學法國，在中法學院攻讀西方文學和繪畫藝術。回國後，蘇雪林先後在滬江大學、安徽大學任教。1931年，蘇雪林應邀到武漢大學中文係任教，主要講授中國文學史，基本國文和新文學研究。在武漢大學，蘇雪林執教生涯達18年，直至1949年赴台。
蘇雪林是一位筆耕不輟而高產的作家，不過，人們對她印象最深的還是她對魯迅的態度。在魯迅生前，蘇雪林是魯迅的“忠實粉絲”，多次發表文章，對魯迅予以極高的評價。在魯迅麵前，蘇雪林總是謙稱為“學生”。可是，當魯迅於1936年10月19日病逝後，蘇雪林對魯迅的態度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幾十年如一日地攻擊、辱罵魯迅，極盡口誅筆伐之能事。
淩叔華是北京人，生於1900年，在“珞珈三女傑”中年齡最小。淩叔華出身官宦之家，父親淩福彭與康有為一同考中進士，官至直隸布政使。淩福彭又是一名畫家，與齊白石、姚茫父、王雲、蕭厘泉等知名書畫家結交甚密。淩叔華在這樣的家庭環境長大，接受了文化藝術的熏陶，自然而然地成長為一名才女，在《現代評論》《新月》月刊等文學刊物上發表了《酒後》等小說作品。
淩叔華是燕京大學的畢業生，與冰心同學一年。1926年，淩叔華嫁給北京大學教授兼英文係主任的陳源。1929年，當陳源赴武漢大學擔任文學院院長及外國文學係主任時，淩叔華也來到了珞珈山。前麵說過，武漢大學有“夫妻兩人不能同時在學校教課”的規矩，陳源怕別人說閑話，便沒有讓淩叔華在武漢大學教書。
其實，袁昌英、蘇雪林、淩叔華來到武漢大學之前，就已經相識於北京。因為她們都是《現代評論》《新月》月刊的作者。到了武漢大學後，她們更是有了機會經常聚會
當時，袁昌英的丈夫楊端六是法學院院長，淩叔華的丈夫陳源是文學院院長，屬於中層幹部，她們與丈夫一起居住在校舍一區。蘇雪林比較年輕，是中文係的講師，居住在校舍三區。
陳源和淩叔華夫妻，出身非富即貴，而袁昌英和楊端六夫妻都是平民家庭，蘇雪林因而與袁昌英走得比較近，經常去她家做客“蹭飯”。袁昌英不但學術水平高，還燒得一手好菜，讓蘇雪林讚不絕口。
不過，到了天氣晴好的閑暇日子，袁昌英、蘇雪林、淩叔華3人時常聯袂外出，在珞珈山、洪山、蛇山等地登高望遠，在碧波蕩漾的東湖行舟蕩荷，尋訪名勝古跡。武漢是一座曆史悠久的城市，加之山多湖多，景色宜人，讓她們3 人流連忘返，不知歸路。
於是，人們便將她們3人稱為“珞珈三女傑”“珞珈山上的三個文學朋友”。
1990年，時逢蘇雪林90大壽。上海社科院研究員、著名女作家趙清閣撰文《隔海雪林賀壽星》說：“沒有她（蘇雪林）和冰心、廬隱、馮沅君、淩叔華、袁昌英等先驅們的奮鬥，便不會有後來婦女們的覺醒，也不可能爭到婦女的解放、自由、平等；尤其利用文藝為武器而獲勝，取得文壇一席之地，因此她們的貢獻是可貴的，卓有成效的。”
這樣的評價，對於“珞珈三女傑”來說，是相當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