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昕：本色韋君宜

李昕

　　我剛進人民文學出版社時，韋君宜不過六十五歲左右，並不怎樣顯老，可是她有一個官稱韋老太，有些人更直接地稱她老太太。我也隨著大家這樣叫。當然，若是在當麵，那是不能造次的，還是得規規矩矩地稱呼她"君宜同誌"。

　　那時我對韋老太的經曆不太了解，隻知道她曾是富家女，早年背叛家庭參加革命，一二·九運動中是清華大學的活躍分子，後來入了黨，到了延安。解放後，一直是新聞界和文藝界一些單位的領導人，自己也寫作，成了知名作家。我讀過她的小說《洗禮》，知道她的藝術造詣很高。我希望能夠有機會和她熟悉起來，以便接受她的指導。

　　她給我留下的最初印象，是一位幹練、爽快、做事雷厲風行的女強人。她永遠梳著齊耳短發，戴一副白邊眼鏡，身穿藍色或灰色的幹部製服。她從不刻意打扮自己。當然，如果遇到重要場合，她也會穿一身旗袍，顯示出知識女性特有的品位。她後來寫的回憶中，談到曾有一次會見外賓時因為著裝馬虎而受到婦聯領導人康克清的批評。她其實是一個專注於工作的人，不拘小節。女兒楊團說，她是工作狂。

　　我記憶中自己幾次到韋老太屋裏匯報工作，她都是邊看稿子邊和我們談事情。她手裏永遠有看不完的稿子，而且她居然可以一心二用。一九八三年年底，文化部出版局組織了一次青年工作會議，人民文學出版社把我派去。我開了三天會回來，要向黨委匯報。那天是韋老太主持黨委會。我做了認真準備，講了半個多小時，其他黨委委員都在聽，隻有韋老太手裏捧著一部長篇小說稿件，在一頁一頁地看，頭也不抬一下。我以為她根本沒把我的匯報當回事。然而她最後做會議總結，卻講得頭頭是道，把我傳達的幾點上級精神都概括進去了。我覺得這老太太真是有點神奇。

　　但她對我來說沒有親切感。我曾經兩次和同事一起到過她的家裏。就在她家的飯桌前，大家把事情一說，韋老太當場拍板定案，然後會議結束，大家起身告辭。一切都像在辦公室一樣，韋老太連一杯水都沒有給我們倒過。她的這種"不拘禮"讓我有些不適應，同去的編輯室負責人毛承誌是她多年的老部下，他告訴我老太太曆來如此。

　　她的"冷"使我無法接近她。其實，我雖然是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的，但我的家庭還算是和這個出版社有一點淵源。我父親在清華大學教外語，五十年代就曾經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翻譯過兩本俄國文藝理論作品。出版社外文部的蔣路、徐磊然、孫繩武等老編輯都知道這件事，所以對我都很親切。而韋老太，我父親和她還另有一層關係，他們是天津南開中學的同學。我進了出版社後，父親常常提起這事，想讓我告訴韋老太。但是，我看到韋老太永遠公事公辦的樣子，幾次話到嘴邊，也沒有說出口。

 

二

 

　　我到出版社後聽到的第一堂編輯課是韋老太親自講授的。她開宗明義地講當編輯不要想當官。她說，這不是她個人的觀點。當年在延安編刊物，她是小編輯，胡喬木是總編輯。胡對她說，如果你想當官，可以先當編輯部主任，然後當總編輯，這就算到頭了，再想當官就不是編輯了。韋老太說，今天她把這句話說給我們聽，如果誰不認同這句話，現在就可以調走。她說自己如果早早選擇當官，也許今天不是這個樣子，官可以當得大些，但是她不後悔。她希望我們都是不後悔的人，把編輯當成一生的事業。

她這堂課，對我是有醍醐灌頂的意義的。我這幾十年中有過多次重新選擇人生道路的機會，但是每到關口，都想起這句話，便排除雜念，"咬定青山不放鬆"。這樣堅持下來，也頗有收獲，自覺並未虛度此生。

韋君宜文集

 

韋老太講座中還有一些觀點，讓我有振聾發聵之感。比如她說當編輯不能怕得罪人，不但要不怕得罪小作者，而且要不怕得罪名家。為了保證書稿質量，對名家也要一視同仁，該改的稿子，就得要求作家改。如果作家不接受意見，把稿子交給別家出版，韋老太說，這也沒有什麽，"不是我們的損失，而是作家自己的損失"。講話中透出一種自信，令人歎服。我當時就覺得，當編輯當到這份兒上，真牛。

　　那時人民文學出版社小說組流行一句話，"好稿子是折騰出來的"。韋老太就是一位幫助作者折騰書稿的高手。她看稿極快，可以用"神速"兩個字形容。我觀察過她看稿的場景。那時很少有打印稿，一般小說作者都是手寫，用四百字一頁的標準稿紙，一部小說總是厚厚的一大摞。韋老太一頁一頁地翻看，頻率極高，大概平均每頁十幾秒鍾，一部長篇兩三個小時搞定。看完就和作者談意見，通常會談得非常具體，比如哪個人物的心理活動寫得不充分，或者哪一段情節不符合人物性格邏輯，還有什麽地方需要增加情景描寫，什麽地方缺少細節之類。因為她本人也有創作經驗，能夠設身處地地進入作者的構思，所以她的意見，作者聽了一般都會心服口服。

　　由於常年身體力行親自審稿提意見，韋老太指導和扶植青年作者的故事實在太多，但她作為總編輯，最令人稱賞的不在這方麵，而在於她有膽識、肯擔當。當然，韋老太在編輯課上並沒有講這些，可能是她礙於出版社領導的身份，有些話不合時宜，甚或引起誤解。但是她的做法，卻顯示出她的超乎一般人的魄力和勇氣，這一條是整個文藝界都為之欽佩的。

　　經曆過改革開放年代的人都知道，中國的思想解放運動，是從文藝界開始的，小說充當了急先鋒。自從劉心武的《班主任》開創了"傷痕文學"以後，大批文學創作衝破思想禁區，通過揭示現實的陰暗麵，給社會提供了全新的理念。對於這樣的作品，是出還是不出？

　　韋老太是敢作敢為的。她拿到莫應豐的《將軍吟》書稿，那還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這是一部較為完整地描寫軍內文革的曆史悲劇，它的思想傾向當然是徹底否定文革。作者在文革結束前隱身於湖南，冒死寫出了這本書。在那樣的時代，作品描寫這樣的內容，上麵沒有指示，一般人是不敢輕舉妄動的。但韋老太毅然自己拍板出版。出版後大獲好評是意料之中的。但是評獎時又遇到麻煩，各種觀點爭論不休，有些打棍子的觀點足以置人於死地。韋老太這時用上了她"通天"的一招。她找了胡喬木，取得了尚方寶劍，使評獎中的爭論得以平息，作品獲得第一屆茅盾文學獎。

　　青年女作家竹林寫了一個知青題材的長篇小說，題為《生活之路》，因為創作在中央給知青運動定調之前，且作品涉及知青生活的種種真實情況，寫了幾個知青在農村的不幸遭遇，特別是寫到一個女知青被逼自殺。這種故事在"政治上"不符合當時的口徑，幾家出版社都退了稿。書稿轉到人民文學出版社時，作者單位蓋著公章的函件也緊跟著到達。那函件證明作者有"政治品質問題"，要求出版社不要接受她的書稿。當時，在出版社內部也有激烈爭論，有的編輯甚至認為，這是"一株大毒草"，"汙蔑社會主義製度"。韋老太是主張寫真實的。但是她也擔心壓不住不同意見。於是她讓責任編輯寫了一個故事梗概，她親自拿去給茅盾先生看。茅公看了梗概，說了一句"希望看到作品早日問世"，於是韋老太將這部作品推出，使之成為知青發自內心的"第一聲呐喊"。

　　更有戲劇性的例子，是張潔的《沉重的翅膀》的出版。這是一本反映工業領域改革中的困難和矛盾的長篇小說。作者直麵現實，揭示改革以"沉重的翅膀"起飛之不易。韋老太覺得這樣的作品，無疑對於推動改革具有重要意義，堅決支持出版。然而出版以後，上級主管部門通知出版社停止發行。韋老太又仔細看了一遍書稿，她覺得事情沒有那麽嚴重。有些內容的確可以修改，但是絕不需要全部化作紙漿。她親自寫了四頁紙的修改意見，供張潔參考。張潔據此修改了一稿。重印出版時，韋老太又一次"勇闖中南海"，去請求胡喬木支持。獲得首肯後，這本書再次出版，而且獲得了第二屆茅盾文學獎。

　　八十年代初期，我不斷聽到出版社的編輯們談論她的這些故事。我覺得做編輯就得這樣做，才過癮，才精彩。

 

三

 

　　但是，說韋老太有膽有識，隻是一個方麵。以我的親身接觸，我發現她也有謹小慎微的時候。每到這時，便對她有頗多的不滿。

　　我當編輯以後接手的第一套書稿，是《胡風評論集》。這是胡風集團案平反之後出版社製訂的重點出版計劃。這套書收錄了胡風在解放前出版過的九本論文集子。正文含三冊，全部是舊書重印。唯一的新內容，便是胡風為評論集重印而寫的後記。這篇後記初稿大約一萬多字，胡風用了幾個月的時間方才寫成，可以看作是他對自己投身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思想曆程的一個總結。

　　胡風本人對這篇後記極為重視，也下了功夫。但是交稿以後，我們發現，其中涉及的一些史料，其準確性可能有疑問。胡風在監獄被關押多年，曾經有一個時期精神失常，現在雖然看起來正常，但是他的回憶是不是百分之百可靠，我們沒有把握。例如後記中他回憶三十年代中期在上海，有一天地下黨員王任叔（巴人）用汽車接他出去開會，他拉開車門剛上車，王任叔就熱情地握著他的手說："從今天起，你就是中共黨員了。"這樣的史料，我們第一次見到，以前隻知道胡風曾參加日本共產黨，卻沒有聽說他參加過中共，連胡風本人過去也從未說過。而現在，王任叔早已不在人世。除此之外，胡風的回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魯迅和他本人、馮雪峰、茅盾以及和"四條漢子"的關係，後記裏麵披露的一些材料和細節，我們也無從查考。對此，我們隻能請示。

　　在韋老太主持下，社領導進行了研究。有些領導表示可以和胡風商量修改，但是韋老太的態度比較堅決，她的意思是整篇拿下，索性刪除這篇後記。對此我和理論組的幾位同事都以為不妥，因為這畢竟是胡風複出以後的第一次發聲，對文壇意義重大，可以看作是在理論上給胡風恢複名譽的一個重要標誌。如果沒有這篇後記，那麽《胡風評論集》就成了純粹的舊作整理，沒什麽意思了。於是我們曾一再請求韋老太重新考慮這件事。然而韋老太以不容爭辯的口氣拒絕了。以我們當時的推想，這並不奇怪，韋老太本來就和周揚的關係好嘛。

　　後來是牛漢出麵解圍。牛漢當時在社裏主編《新文學史料》，也算領導成員之一，他曾經是胡風分子，被關過監獄，與胡風有私交。他自告奮勇地表示願意勸說胡風刪改後記稿，韋老太聽了未置可否。也虧得是牛漢，別人真的幹不了這事。因為那時胡風的精神受損傷，反應較為遲鈍，聽力又有障礙，我們去他家，他隻是出來見見，點點頭而已，一共說不了幾句話。我至今記得我和美編郭振華拿著幾幅設計好的封麵征求他的意見，他說"都好，都好"，就不再說話了；我們又拿了一些古元的木刻作品請他選擇幾幅作為書中的插圖，他看到其中一幅刻的是一個人站在河邊高舉雙手，迎接遠方晨曦中噴薄欲出的太陽。他說了一句，"太陽的不要"，意思是其他由我們定。我們和他隻能做這樣簡單的交流，若是商量文章的修改，怕是力不從心。

　　牛漢很順利地說服了胡風，把凡是不能證實的史料都刪去了。最後這篇後記還剩七千多字，仍然具有重要價值。我們滿心歡喜，準備發稿。可是這時韋老太說，還是不能采用這篇後記。

　　這件事讓我們覺得不可理解。牛漢也不甘心，他對韋老太說，後記究竟能不能發，你也不要做決定，咱們請示上級。結果韋老太果真去請示了中宣部。賀敬之那時擔任中宣部副部長，他曾經在胡風主編的《七月》上發表詩歌，廣義上屬於"七月詩派"。賀敬之表態：後記可以收入《評論集》，這樣韋老太才不再堅持己見了。

　　另一件事，是關於《周揚文集》的出版。這套書，是韋老太親自登門找周揚約來的。但是，在是否收入周揚的一篇著名論文上，韋老太和我所在的出版社理論組的幾位編輯發生了分歧。這篇文章就是一九五七年周揚代表作家協會發表的《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可以說，文藝界的"大鳴大放"因這篇殺氣騰騰、蠻不講理的文章而定調，它是大批作家被劃為右派、受到二十多年政治迫害的理論依據。今天的一些人之所以稱周揚為"文化沙皇"，首先是基於這篇文章，它的"臭名昭著"，差不多是文藝界盡人皆知的。我們當時都覺得，本著對曆史負責的態度，這篇文章必須收入文集。但是韋老太說，周揚本人不同意，需要尊重作者的意見。責任編輯毛承誌和羅君策當時很激動，說這篇文章也算是周揚的代表作之一，不收入，那就成了文過飾非，編出的書就不能叫《周揚文集》。韋老太並不和我們理論，她說文章不收，那就是定案。

　　韋老太是個急性子，她很想盡快出版這套書，三天兩頭來催發稿，可是《大辯論》這一篇文章不收，我們的編輯工作一直在拖。韋老太最後急了，她又去找作協領導張光年尋求支持。張光年說，《大辯論》這一篇還是不收的好，因為文藝界在粉碎"四人幫"後剛剛團結起來，這篇文章會給人刺激，再次挑起矛盾。韋老太於是又用張光年的意見壓了我們一次。

　　當時在我們看來，韋老太是因為怕周揚、怕作協領導人而不肯堅持原則。她也並不對我們解釋什麽，隻是讓我們照她說的去做。她的幹脆利落、永不拖泥帶水的性格，使我們不能更多地了解她的想法乃至她的苦衷。

　　在當時文藝界的思想鬥爭方麵，我們也覺得，韋老太常常是和胡喬木保持一致的。胡是她三十年代以來的老領導，與她關係密切。胡喬木在改革開放之初，思想解放，對於文化界"撥亂反正"起過積極作用，但是不久之後，又開始在理論上批這批那，壓製不同意見。對胡的一些說法，我們是不以為然的。但是一九八三年"清除精神汙染"，一九八四年批判人道主義和異化論，出版社裏傳達上級精神，都由韋老太主持。她要求我們以胡喬木的觀點統一思想。老實說，我有些想不通。

　　我覺得韋老太怕犯錯誤，這也情有可原。但是，她有時也太謹慎了。我們理論組編了一個刊物名為《新文學論叢》，過去曾發表過上海複旦大學學生趙祖武的文章《一個不容回避的曆史事實》，將新中國成立前三十年和新中國成立後三十年的文學創作加以比較，得出一個結論，後三十年的文學成就不及前三十年高。這篇文章觸動了一些人的敏感神經，挨了個別上級領導的批評。從此韋老太就對理論組的書刊盯得特別緊。

　　韋老太退休之後，她的繼任者、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陳早春曾經撰文，說"韋君宜是一個謎"。當然，陳早春指的主要是韋老太的性格令人費解。很長時間裏我一直沒有弄清楚。

 

四

 

　　我真正了解韋老太，是在她寫了長篇小說《露莎的路》之後。

　　那是一九九四年，人民文學出版社要評選長篇小說、報告文學的"人民文學"獎。我當時是社長助理兼編輯室主任，進入了評委。在評選之前，我注意到韋老太的新作《露莎的路》進入初選。於是急忙找來一閱。原本隻想瀏覽一下，沒想到被作品深深吸引。我發現這部不到十萬字的小長篇，竟然觸碰了一個從未有人涉及的題材：延安整風、審幹和"搶救運動"。作品描寫的背叛家庭追求革命的女青年露莎當然是小說人物，但她身上分明有韋老太自己的影子，她的心路曆程，以及作品反映延安時期的情景，都異常真實。有些情節，在黨史上有依據，可考可查。

　　當時我還並不知道，這本書是韋老太在病中用顫抖的左手寫出的。我隻是讀了作品披露的史實，特別是看到康生領導的"搶救運動"在革命隊伍中到處抓"特務"，一直抓到不足十歲的小孩時，感到心靈被強烈震撼，我們的時代太需要這種說真話的文學了。我佩服的不隻是韋老太的勇氣，更加欣賞她給我們帶來的思想啟示。

　　那次評獎，競爭蠻激烈，入選作品包括《白鹿原》《古船》《活動變人形》《南渡記》等一大批名篇佳作。而《露莎的路》初版沒有引起什麽反響。最後這部作品落選，我覺得非常遺憾。但是我對韋老太的印象，卻從此改變了。

病中韋君宜

 

當然，讓我感受到更深層觸動的，是韋老太的《思痛錄》。人們說這本回憶性隨筆集代表著中國知識分子的良知，我有同感。韋老太在前言裏說，自己是"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但正是因此，她才"一直在痛苦地回憶、反思、思索我們這一整代人所做出的一切，所犧牲和所得所失的一切"。她說自己曾經是受害者，也是"害人者"，為此她麵對良知而懺悔，筆下的故事，有些感人至深，而有些則使人恍然大悟。

　　由於親身經曆過上麵提到的幾件往事，所以我特別留意她在《思痛錄》裏怎樣寫胡風、周揚和胡喬木。

　　她寫了一篇《我曾經相信反胡風運動》，講自己被蒙蔽的完整過程。她在這篇文章中說，她是直到1989年看了有關胡風集團的一些材料，特別是看了綠原的自述，才真相大白，知道這是"一個子虛烏有的冤案"，而在此之前，她一直被蒙在鼓裏。根據這一解釋，我想，在當年處理《胡風評論集》的後記的做法上，我們真不能苛責老太太。

　　對於周揚，《思痛錄》不止一篇文章涉及。談到為什麽不把《大辯論》一文收入《周揚文集》，韋老太講出了內幕的故事。原來周揚並不承認這篇文章是他自己的手筆，因為整篇文章，是經過最高領導人修改定稿的。有些段落重寫，有些段落新增，大刪大改之後，文章代表的是最高領導人的意誌。周揚說："我對這篇文章負不了責任。"所以，當韋老太和他商量如何處理這篇文章時，他原先曾考慮給此文加一個長長的說明，作為文章的附記，那無非是要標出哪些觀點是他自己的意見，哪些觀點是最高領導人的意見，可是細想之後，他沒敢這樣做，因為他擔心這樣做或許會製造爆炸新聞，產生極其惡劣的影響。《大辯論》一文不收錄固然是遺漏了重要史料，但是收錄則是對作者不公正。韋老太體諒的是周揚的苦衷，作為維護作者利益的出版者，她沒有錯。可是，如果她當初把這些實情講給我們聽，我們大概也不會錯怪她。

　　關於胡喬木在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上批判周揚一事，我一直以為韋老太緊跟胡喬木，因為他們兩人半個世紀以來的交情太深了。其實即使是在出版社大會上動員我們批判"人道主義和異化論"的時候，她自己心裏也是有一杆秤的。隻是作為社領導，她也有一些不得已，也有一些身不由己。這一點我是自己做了總編輯之後才有了深刻體會的。《思痛錄》裏記載，周揚挨批時，韋老太前去看望，周揚問她，如何看待當前自己和胡喬木在理論上的爭論，韋老太以"不懂哲學"四個字搪塞。這個回答使周揚傷感，他後來對人說，韋君宜別的都好，就是"是非不分"。韋老太聽到周揚這樣評價她，受了刺激，她反思和懺悔當時的怯懦，講出了自己的心裏話，原來她從一開始就是支持周揚觀點的！這些，如果她不寫下來，我們是永遠不會知道的。

　　讀了《思痛錄》，我發現自己需要重新認識韋老太。我原先要猜的謎，在這裏全部破解。我了解了韋老太質樸的內心，感受到她熾熱的情感，更看到了她無私無畏的精神境界，以及她對於曆史和現實的清醒思考。她的"思痛"和懺悔，顯示出一種良知未泯的真誠。

　　我知道，這才是她的本色。

 

　（作者為三聯出版社原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