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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2020-07-31 11:03:49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

韋君宜的道路
郭娟

清華女生魏蓁一是從“一二·九”運動這個起點開始,走上革命道路的。電影《青春之歌》結尾,小資女性林道靜在火車頭上迎風而立的英姿,或許也展現了小魏——同學們都這樣叫她——的青春風采。電影在此高潮處結束,林道靜的未來是可以預期的一片光明,像愛情故事的幸福俗套:從此她過上了幸福生活。現實中的小魏卻沒那麽幸運,中國革命任務之艱巨、道路之曲折,是小魏不曾想到的。小魏想不到在晚年她會寫一部叫作《思痛錄》的“痛史”,這時除了清華老同學還叫她“小魏”,她更為人知的名字是:韋君宜。

比起家道破敗、被繼母逼著嫁人、走投無路要去投海的林道靜,小魏家境優渥。她的父親是老留日生,參加過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少女時代的小魏隨父親在日本度假,穿日式便裝的相片,一望而知的單純無憂。天資聰敏,加上良好的教育,一路念到清華大學,小魏那時是馮友蘭教授青眼有加的優秀學生,是經常在清華校刊上發表詩文的才女。這也是中途輟學的林道靜不能比的——林道靜的丈夫餘永澤倒是可以比一下,這位北大畢業、崇拜“胡適之先生”的餘永澤,不問政治,躲避革命,埋頭做學問,想要成名成家,在電影中,是作為落後分子來反襯新女性的。這樣的人生選擇,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也是很有代表性的。沿著這條路走,著書立說,到最後盤點、蓋棺論定,從大處說,也對國家民族有貢獻。八卦一下,餘永澤的原型,據說就是寫《負暄瑣話》的張中行先生,老來紅,一度很風光。而那時,病中的韋君宜聽人轉述一位頗有成就的海外華人的話,說他們在海外頗有成就的同學,當時在學校充其量隻算是中等學生,真正出色的、聰明能幹的全都投奔共產黨了……韋君宜對此是認同的,以為是一句公道話,在《思痛錄》中還引述過。當時,她父親認定女兒是棟梁之材,一定要送她去美國深造,韋君宜義無反顧投奔延安。林道靜走上革命道路,還有著家庭原因——與餘永澤建立起的小家庭讓她感到窒息,她投身革命也可以視為娜拉式的出走,而韋君宜參加革命,完全是因為服膺理想與信仰。

紅色三十年,全世界風潮激蕩。知識女性韋君宜,在未接觸實際革命之前,先讀了辨證法、唯物論、馬克思主義,從理論上她已信服。那時國共兩黨對校園青年的爭奪頗為激烈,學生的政治麵貌也大有不同。韋君宜住清華靜齋,平常走來走去隻看見笑意盈盈的女生,有的燙發搽粉,有的短發布袍,都蠻和氣,可是曾轟動一時的告密名單案就是從靜齋鬧出去的。靜齋不靜。什麽新學聯、舊學聯,其中有人主張安內攘外,有人主張立即抗戰,可以說,當時的學運有多少派別,靜齋就有多少派別。但曆史係高材生韋君宜是掌握了先進的科學理論武器的。發表在《清華周刊》的理論文章《理論能拉住事實嗎》,開篇寫道:“辨證法是在其全本質上要求具體性的。唯心的辨證法就不得不在發展的行程中遇到它自身的矛盾,而轉化為它的對立物……”這篇寫於1935年的文章已充分展現了韋君宜的理論修養,更展現了她由於真理在手而在論辯中自信滿滿、詞鋒勁健、揮斥方遒,雖然也脫不了校園論文式的簡單正確的學生腔。19歲的韋君宜——那時的小魏,以天下為己任,文字激揚。當這樣的小魏,遇到“正統的”理論著作《革命哲學》——作者蔣介石,當時作為讀書競進會“大學組”的指定參考書——對於其中“既不主張唯心,也不服膺唯物”,老掉牙地祭出“禮義廉恥”的“民族精神”的老藥方子來救國的領袖主張,她的鄙夷與不屑是溢於言表的。在其書評《由一本書看到——讀〈革命哲學〉後》中不僅奚落了領袖的理論,也奚落了領袖提倡的“新生活運動”。這篇書評就在1935年6月份出版的《清華周刊》上發表出來。此時的小魏是大二學生。

其實前此一年,1934年剛進入清華的小魏,見了男同學還不敢說話,因為一直念的都是女校。年底她糊裏糊塗被老同學拉入現代座談會,被編入哲學組,在組裏認識了蔣南翔。蔣南翔大不了幾歲,卻像個循循善誘的老師,永遠穿藍布大褂,一隻眼睛又不大好,一丁點兒青年的活潑勁也沒有。“他第一次把我對於男同學的芥蒂和戒心全打消了。這才開始和男同學自由談話。”在一篇寫於1988年的回憶蔣南翔的文章中,已被稱作“韋老太”的韋君宜還像個天真少女一般寫她“小魏”時代對一個男生的觀感。這個其貌不揚、老氣橫秋的老蔣,引領她走上革命道路。“一二·九”運動中那一句傳頌全國、見諸報端的名句“華北之大已經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就是出自老蔣之手。他們這個組學的是李達、雷仲堅合譯的《辨證法唯物論教程》,有一次小組討論,一男生說:“我們這些人呀,就是自己使勁在給自己的階級挖掘墳墓。”說完與老蔣相視一笑。那時小魏還弄不清楚自己屬於哪個階級。後來老蔣又領導六個進步女生每周一次學習《中國大革命史》,教她們如何開會,先分析時事,再討論工作、布置工作,給她們講有一支紅軍隊伍過了黃河,講蘇聯的拖拉機打起仗來可以改裝成坦克……此時的小魏也還不知道老蔣的中共黨員身份。到了1936年底“一二·九”運動爆發,小魏這些人已經成為運動的骨幹了。

在清華的小魏除了革命也不忘戀愛。彼時清華男女生比例之差更是懸殊,清秀精靈的才女小魏有不少追求者。在《思痛錄》中有一篇寫她的丈夫楊述的文章,對此有涉及:“那時我和另外一位男同學有些感情上的糾葛,心情很懊惱。而楊述本來是個一般的朋友,忽然跑來找我,正兒八經地給我留了一張條子,稱我為‘兄’,說:‘這種事情在一般女性是難以擺脫的,我願兄能給人看看“我們的女性”的姿態。’這使我第一次感到,這個人能把女同學當做和男同學一樣的朋友、同誌來尊重。而同時,也未免感到這人有點迂。”“我們的女性”,意思是“革命女性”。同是革命青年的楊述視小魏為“我們的”人。楊述與韋君宜同在清華曆史係,那時楊述常常下筆千言,作文章題目也驚人:兩千年來哲學的總清算,小魏曾笑此大而不當;楊述還曾立誌寫中國社會發展史,後來投身革命工作,地位越高,寫東西越謹慎,提筆前必先“摸精神”,思想越來越放不開了。韋君宜曾在文中感歎他不愧為“馴服工具”,此後話了。當時小魏不愧是“我們的女性”,她發表在1937年2月《北平學生》雜誌上的文章《我們能戀愛嗎》,已斬釘截鐵地表示:纏綿悱惻的愛情無疑地妨害救亡工作,救亡第一,誰若去戀愛,他就是被丘比特小將軍從民族解放的陣營中捉了去,當作俘虜了。

“一二·九”運動後青年學生組織起來,成立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他們深入工廠、農村宣傳救亡圖存,他們組織讀書會學馬列,組織露營學軍事,在一篇題為《“一二·九”回憶》文章中,韋君宜記述了當年激情歲月:“我永遠不能忘記參加農村擴大團第一次下鄉時,大家那種嚴肅的獻身心情;不能忘記在宣傳團會議上,學聯代表董毓華同誌那高舉右手神氣飛揚的演講,最後意味悠然地以‘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作結。我也永遠不能忘記深夜在學生宿舍裏舉行的那些秘密會議,不能忘記被捕的同學從監獄裏出來時,高唱‘囚徒頌’出席歡迎會的那神情。從“一二·九”到抗日戰爭開始時,作為學生運動,我們整整堅持了一年半,不停息地工作了一年半。在這中間,我懂得了,自己在學校裏所參加的活動可絕不是什麽school politics,我們所幹的革命不是什麽年輕大學生隨便談談革命,這是認真的,關係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鬥爭!”

1937年7月,抗戰烽火燃起時,韋君宜畢業了。她在《畢業之後將如何——贈畢業隊友》一文中與民先隊的隊友們相約激勵:一,聯絡社會上一切勢力挽救中國危亡;二,不要為舊社會勢力所同化。

一份很難得被保留下的日記,記錄了初入社會的韋君宜在1938年2月15日至11月26日這段時間裏的經曆。民眾的麻木,青年的紳士氣、社會氣,政治派別的複雜,工作進展遲緩,應酬官太太,有時還要陪打麻將,一切都煩擾著她,讓她時時想念散落四方的“一二·九”的同學們,也時常想起北方故鄉爹娘。一日在街上,忽遇外公,她被逮個正著,那時家裏找她已有兩個月,兵慌馬亂,外祖母和娘急得要死,爸爸也要乘飛機來了。而她堅決不肯答應回家,氣得外公“大飲酒,大醉痛苦數說”,而“我也喝了四兩白幹,醉了心中焦急,沒了顧慮,我就坦白聲言,我有主張,有信仰,我命都可以不要,這些更不用提,是決不會去的……”為抗日救亡拋別親人,這日記記錄了曆史生動真實場麵。也是在這份日記中,韋君宜記下了她與孫世實的熱戀與永別。孫世實死於日本飛機轟炸,屍沉江底。這個清華同窗、“一二·九”隊友、一起工作的同誌,在彼此熱戀時死於非命,這劇烈的悲痛讓她一度失智癲狂。她要上前線,與日本鬼子拚命。小孫是她一生不曾愈合、隱隱作痛的傷口。

愛人死後,韋君宜在延安療傷,沒過多久又投入工作。她曾一人銜命到晉西辦《中國青年》分社,她背著行囊,裏麵裝著報頭、木刻原版、社章、文稿,從延安步行八百裏山路到黃河邊,頂著日軍掃蕩的炮火,在人生地疏條件下,白手起家,硬是出版了《中國青年》晉西版。

韋君宜終其一生始終葆有青春的激情,這也許是“一二·九”運動對她產生的深刻影響。不論辦報還是下鄉,組織上把她放在哪兒,她就在哪兒幹得有聲有色。這從她解放前後一些文章的題目就可以看到:比如《哪個村子工作好?》 《記一個前線刊物的誕生》 《為什麽和工農出身的老同誌處不好?》 《書市站櫃台售書有感》 《出版家的社會責任》……文風也是質直明快熱情。她寫小說,“文革”前就寫出了小名氣,短篇《月夜清歌》得到茅盾稱讚,八十年代後寫的《洗禮》、《露沙的路》,都成經典之作。但她寫小說,不以文辭勝,或者說她最關注的並不在此;她寫小說可以歸結到“問題小說”一類,是解決問題之作,是革命者寫小說,而不隻是小說家寫小說。她寫老幹部的小說編成《老幹部列傳》,也許可以看作後來官場小說的先聲,《洗禮》即寫一位老幹部在“反右”和“文革”中不同的為官姿態以及他的轉變,其中主題立意仍在於“思痛”。

不了解韋君宜把一切獻給黨的革命激情和工作實績,就不了解寫《思痛錄》的韋君宜是何等椎心刺骨的沉痛。韋君宜不是革命的旁觀者,她身在其中,那是她青年時期的選擇和一生執著的信念。寫《思痛錄》,韋君宜將她所親曆“左”禍,一件一件拎出來,直麵革命史上的諸多不堪,深入反思,是要給自己一個交代,給未來留有益啟示。《思痛錄》猶是熱血激情之作。

延安“搶救運動”以逼供信方式將大批幹部特別是知識分子幹部打成叛徒、特務,很像“文革”預演。那時楊述被整得很慘。這位將全部家產充公、帶著老母兄嫂弟妹參加革命的忠誠老實人——韋君宜說他“對黨可真是一個心眼,不留一丁點後路”,竟也無端遭懷疑。他們本來是以延安為自己的“家”的,現在他們卻被視作“外人",遭冷眼、被辱罵、被捆綁、被監禁。最難熬的時候,夫妻倆先後都找過蔣南翔,韋君宜一見自己的革命領路人,便囔“千古奇冤”,持重的老蔣也隻有安撫:三月奇冤,哪裏是千古?後來直到1988年韋君宜才知道,當時老蔣曾上書中央,結果非但意見沒有被接受,反而在組織內部遭批判。這個荒唐的運動以領袖行軍禮道歉草草結束。“搶救運動”是韋君宜、楊述們經曆的第一次“左”禍。

革命在繼續。革命取得政權。新中國在建設中。神州正值有事時,意識形態領域也始終不平靜。韋君宜作為革命者,在沒有觸及自己的運動中,比如肅反、批胡適、批《武訓傳》,她是相信組織並鐵麵無私地執行“鬥爭哲學”。批胡風時,在作協黨組的韋君宜,知道周揚不滿胡風小宗派、不服從領導,也知道曆史上兩人的宿怨;胡風派作品喜歡寫精神奴役的創傷,寫人物的瘋狂性,韋君宜也不喜歡,卻也認為這一切夠不上反革命;而胡風的“萬言書”,她覺得是個笑話——明明現行所有文藝方針都由上級一手包辦,“萬言書" 主張反對一切對文藝的管製,卻又說一切應決定於上級——這不是自相矛盾嗎?這是要求黨來領導文藝嘛。然而,當毛主席親筆批示定性,韋君宜驚詫之餘,也就相信了胡風是反革命這個政治結論,並應組織命令調查手下一個與胡風有過幾次來往的青年編輯,直至將他開除黨籍。此後政治風浪越來越大,反右,反丁、陳反黨集團,然後是大躍進,反右傾,韋君宜感到越來越惶惑。周圍人一個一個落馬。老同學、《清華周刊》主編、天真的王瑤教授,本來是靠近黨的積極分子,漸漸也跟不上形勢了,政協委員和《文藝報》編委都被撤掉,他在北大教書,言論不盡合拍,被北大中文係批判。那時楊述是上級領導,帶工作組去北大調研,北大中文係匯報中將王瑤劃為難對付的教授。楊述找老同學個別談,問他:係裏叫你檢討,你心裏服氣嗎?王瑤笑了一聲,說:跟你說實話吧,我的嘴在檢討,我的腳在底下畫不字。而另一位老同學錢偉長,“一二·九”時組織自行車隊,騎車到南京找蔣介石請願,要求抗日,後來在清華大學副校長位上被打成了“右派”。最詭異的是,時任校長的正是老同學蔣南翔。後來韋君宜寫文章提及此事有這樣的話:“盡管老蔣領導我,教育我一輩子,可是總有不能盡同的地方。”終於,韋君宜和楊述以及老蔣,許許多多的人到“文革”時都被打倒了。挨批鬥,韋君宜一度精神失常,去幹校,一家人四散各地,小兒子因受刺激落下精神殘疾。“文革”的種種慘劇、荒唐劇最終促使韋君宜覺醒。《思痛錄》的寫作是在“文革”後期就秘密開始了的。

一個人有九條命嗎?將韋君宜各時期照片放在一起觀看,會強烈感受到她恍若經過幾死幾生。天真閨秀,清華才女,激進學生,知識女性,黨刊主編,“五七”戰士,精神病患者,落魄“走資派”,胖胖的馬列主義老太太,病床上的幹癟老嫗……韋君宜的一生實在算得上是在堿水、淚水、血水中都泡過了。一個曾是那樣單薄的女子,告別校園,拋別父母,犧牲了愛人,行世上最艱苦的路,一生守護自己的信仰與初衷,卻忽然發現,不知在哪裏,很多事變了味、自己迷失了自己。她在書裏且敘且憶且書憤,快刀利斧,劍指中國革命曆程一次又一次的“左”禍,刮骨療毒,掘心自噬,是大痛苦,也是大痛快。隻有用韋君宜一生做注腳,才能明白《思痛錄》的分量。 《思痛錄》被稱作未來世紀人們了解這個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心路曆程、理解中國革命的入門之書、必讀之書。

曆盡磨難、思痛不已的韋君宜並不悲觀。在《思痛錄》的“結語”中,她明確表達她的政治主張:“天下最拙笨的民主也遠勝於最高明的獨裁,它使我抱著最高的希望……至於經濟嘛,若有了政治民主這一條,它總能開步走。何必膽怯?我將歡迎能下決心的拙笨的民主!”這是已走至人生道路盡頭的韋君宜對於未來中國的期盼。

韋君宜最後的革命工作是在人民文學出版社一把手任上,人評她“官越做越小”,她自已倒不介意,依然幹勁十足,誌士暮年,壯心不已。那是改革之初乍暖還寒的解凍時期,她熱情扶植新銳作家,以文學衝擊“左”傾教條。她會突然降臨在作家竹林的偏僻小屋,也會動用上層“關係”支持受打壓的張潔,從王蒙到莫應豐、馮驥才、張蔓菱,那時期活躍文壇的作家,誰人不知大名鼎鼎的韋老太?而社裏同事看到的,是永遠在忙的韋老太,不僅忙工作,忙寫作,有人還看見她在公交車上忙著織毛線衣;她“目中無人”走過出版社樓道,嘴裏喋喋不休,仿佛在跟空中的隱形人交談;她忙得穿衣服時常胡亂搭,有時係錯扣子,衣襟吊著來上班——早不是那個愛美的清華小魏了。

晚年韋君宜寫了許多篇回憶“一二·九”老同學的文章,獻身革命孫世實,死於“左”禍的夏英喆、韋毓梅,與她一樣輾轉顛簸於革命路途中的楊述、蔣南翔、王瑤、錢偉長、於光遠、齊燕銘……這些當初的熱血青年,才華橫溢,頭角崢嶸,各自生動。老蔣在病榻上也念念不忘叮囑小魏寫好“一二·九”運動史,這個任務她完成了。從“一二·九”出發,她與他們一道,參與了改變世界的革命,革命也或多或少改變了他們——這是他們共同的道路。為什麽頻頻回望“一二·九”?不單是青春的緬懷,那裏保存了他們革命信仰的初心,純潔的、革命的原教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