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是搞維新，日本成功大清失敗, 頂級史學家說出原因

一百多年日本被外國列強轟開了國門，史稱黑船事件，日本全體上下大吼了一句：我們要改變，我們不要受欺負！

而同樣是一百多年前，大清國門也被外國列強轟開，史稱鴉片戰爭，大清朝野也大吼了一句：我們也要改變，我們不要受欺負！

於是曆史上出現了兩個事件，一個是日本的明治維新，一個是大清朝的百日維新！

因為同樣的事件而朝著同樣的目的所進行改變，可是曆史是神奇的，一個彈丸小國維新成功，而一個擁有數千年驕傲的帝國卻遭遇了維新的滑鐵盧。

這裏麵到底有著怎樣的原因？

這個問題困擾著許多曆史愛好者，他們通過橫向對比，縱向對比，列出了許多數據，總結了很多問題。為此劍拔弩張的爭論過，也曾在午夜夢醒沉思過，依舊沒有一個關鍵性的說法。

其實這個問題很多頂尖的曆史學家們也解答過，比如說南開大學的第一任曆史係主任蔣廷黻，他就對這個事情進行過分析解答！

在曆史這個領域，蔣廷黻是專業的，那麽他是如何說的呢？

時間上的不對稱！

蔣廷黻先生認為，如果鴉片戰爭之後就開始學習西方，革新改進，那麽遠東的近代史將完全改變。倘使光緒年間的改革移到道光鹹豐年間，我國的近代化要比日本早二十年，但是沒有如果。

眾所周知，西方在很長一段曆史中其實是處於末等位的，我們領先了世界數千年，但此後由於一個事件的到來，使這種天秤被逆轉，這個事件就是工業革命！

工業革命使西方國家的生產力得到了極大的提高，而像英國這樣的列強因為是海權帝國，所以對於海外市場有著極大的需求。那一曆史點的中國屬於落了下方，但市場經濟卻非常好，這也就意味著是一塊巨大的肥肉。

所以一些什麽鴉片戰爭源於禁煙就是胡說八道，沒有禁煙英國也會有別的借口，因為曆史告訴我們一件事，當兩個帝國的實力不對等的時候，根本就沒有所謂的平等。

蔣廷黻為什麽說時間上的不對等呢？原因是他認為我們的維新時間如果提前到鴉片戰爭結束以後，那麽我們的維新會比日本更容易且更快的取得成功。

因為我們的底子相比起日本更好，我們人口有這麽多，且地大物博，我們本身就比日本有著更好的條件。

那麽為什麽我們錯過了這個實際呢？

蔣廷黻先生解釋了三個原因：

第一：由於曆史文化過於深厚，從而導致了我們守舊觀念太濃厚，這無疑給維新改革增加了一層一層的難度，需要擁有強大手腕的階層來衝破這層桎梏，可惜那個年代沒有人站出來。

第二：由於舊文化是士大夫階級的生命線，維新改革無疑就是取締了士大夫階級的飯碗，所以這一階級是反對的主力軍。

第三：由於士大夫階級缺乏大無畏精神，所以很多有遠見的人就算看到了中國當時和英國的差距，知道必須進行維新改革，但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從而默而不言！

蔣廷黻先生在三段中指出了其中的厲害關係，並用了這樣一句話作為收尾：

當你想要改革或者實行新政的時候，要考慮新政對象的接受程度以及損害了哪些對象的利益，他們必然會成為新政的阻力。

這一點不可不察。

至於傳統文化，有可取之處，但是也必然是有糟粕才導致了晚晴的國情，因此在吸收過程中一定要去掉糟粕。

的確，其實我們看明治維新之所以成功，有兩個很重要的點，幕府歸政天皇，武士階級的消失，利益階級的讓步促成了維新的成功，換言之，如當時幕府和武士階層選擇保護自己的階級權，而與維新改革派對抗，那麽同樣日本的維新也不會那麽容易成功！

不得不說，看了蔣廷黻先生的觀點，有種醍醐灌頂之感。

作為南開大學第一任曆史係主任，後來又是清華大學的曆史係主任，並且是建立全國一流曆史學陣營的第一人！

對於百年曆史研究，蔣廷黻先生的成就已經達到了一個讓人難以追趕的高度，

李敖曾評價說：

蔣廷黻所要求於知識界的，是動態、是入世、是事業、是實物，是書本以外、是主義以外、是文字以外、是‘清議’以外，是與小百姓同一呼吸。這種真正的民胞物與經世致用的精神，才是蔣廷黻的真精神，才是蔣廷黻要求於中國知識階級的真精神”

這也是為什麽這麽多曆史學者們稱蔣廷黻先生的著作是：當今專為獲獎的“皇皇巨著”，通通加起來也不及他一本書的份量。

今時今日的中國人對於讀曆史有一個非常其妙的現象，論對曆史的興趣，沒有一個國家的人可以比得上中國人，但很可惜，很多人對於曆史的熱愛卻僅限於野史趣聞，甚至還有人把曆史劇劇情當作曆史，並且僅限於曆史事件，而不是真正的史識！

那麽提起史識，有個問題必須回答，到底什麽是史識？

著名的史學大師錢穆說過：

研究曆史需要三要素：史才、史識和史德。

史才指的是：

“貴能分析，又貴能綜合”，你能分析曆史事件，能夠歸納總結。

史識指的是：

“自然能見其遠。又要能看出每一事之隱微處，不單從外麵看，須能深入看”。

史德指的是：

“不抱偏見，不作武斷，不憑主觀，不求速達”

任何一個喜歡曆史的人，隻有讀到了這三個東西，才算是真正意義上讀通了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