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人太多了，有傳染性。佩琳院（注：保健科所在地）沒有病房，就在大禮堂隔離，設置了床鋪，食堂負責送飯。”
文 | 周桂發、詹歆曄
疫情襲來，滔天巨浪，醫護人員以血肉之軀築起大堤守護著國人的健康、國家的安定。
疫情消散，大幕落下，這些英雄收拾行裝，“非常silently走開”。
歲月會吹散細節，親曆會成為往事，而勇氣、智慧、博愛會鐫刻在眾人的記憶中永不磨滅。
今天，我們追尋的，就是一個甲子之前發生在複旦大學校園的一段抗疫往事，和幾位不“著名”的英雄。
集結：複旦版“方艙醫院”
1956年和1957年，我國連續暴發兩場流感。
1956年屬於A1亞甲型病毒流感，上海疫情高峰出現在6-7月。據1957年3月31日出版的《複旦》校刊報道，這場疫情令複旦大學猝不及防，“單在隔離病室治療的就有535人，除造成停課，停止一切集體活動的嚴重情況外，還用掉營養費5000元，醫療費3000元，損失1762個工作日，而患病者身心所受的痛苦更不待言”。
由於患病學生眾多，學校專門將大禮堂登輝堂（現名相輝堂）設為隔離病房。
1956年登輝堂醫護小組合影。前排左起：王芝芳、唐懷芬、李偉民、吳榮山。後排左起：佚名、陸菊娣、沈翠梅、任健 圖片提供 | 王芝芳（複旦檔案館藏）
複旦大學檔案館保存了時任保健科護士王芝芳提供的兩張照片，其一為參與隔離病房的8位醫護人員合影，其二是她和唐懷芬護士正在登輝堂內巡查患病學生，靠窗擺放的病床卷著白色的紗帳。
王芝芳（右二）與唐懷芬（右一）巡查登輝堂隔離病房 圖片提供 | 王芝芳（複旦檔案館藏 ）
1957年的流感更為猛烈，後來被稱作“亞洲流感”，是新中國成立以後出現的最嚴重的流感疫情。據研究，這場A2甲型病毒流感的病毒由A1亞甲型病毒經中間型變異而來，1957年2月在貴州省首先暴發，3月傳播至其他省份，短時間內導致超過25萬人患病，在全球範圍內則造成100萬-400萬人死亡。
1957年3月27日《文匯報》報道：“流行性感冒最近正在上海蔓延。據十天來不完全統計，30所大、中、小學校，有1678人發病。”
上海高校紛紛“中招”，同濟大學、華東師大各有200多人患病。《複旦》校刊則稱，“截至本月30日止，本校（複旦大學）已有60多個同學因患流行性感冒被送進隔離病室，因喉嚨癢、輕微發燒等病狀而到保健科就診的人數，也超過了150個。”
1957年登輝堂醫護小組合影。前排左起：唐懷芬、沈翠梅、邱瑾、王芝芳。後排左起：吳榮山、孫承烈、邢醒、王奉榮、楊銀春 圖片提供 | 邢醒
邢醒醫生也保存著一張小小的三寸照片，9位白衣戰士在登輝堂前大草坪上微笑合影。照片背後，標注著“五七年防治流行性感冒”。
邢醒1953年進入複旦大學保健科，一手創建了化驗室。在兩年的流感疫情中，邢醒承擔了數千人次的化驗任務：“很多人發熱，38、39度。我負責化驗，如果白血球高，一般是炎症引起的發燒，如果白血球低，那基本是病毒性的（流行性感冒）。”
照片中的9位醫護重點服務登輝堂隔離病房。邢醒回憶：“當時人太多了，有傳染性。佩琳院（注：保健科所在地）沒有病房，就在大禮堂隔離，設置了床鋪，食堂負責送飯。”55級曆史係阮國英詳述了當年的情形：“隔離病室在二樓的大禮堂內。當時二樓大禮堂是平整的，不像八十年代改造後有坡度。學校將長條椅撤到一旁，裏麵安放幾十張病床，一排一排，整整齊齊。”
阮國英總結說：“像現在武漢的方艙醫院，隻是當時我們說隔離室。”
奮戰：一切服從防治
流行性感冒
有了前一年的前車之鑒，學校的應對措施也在不斷升級。1957年3月31日校刊中提道，“學校領導除設立隔離病房、進行各種積極措施外，希望全體師生員工切勿麻痹大意，大力加強預防工作，注意環境與個人衛生……希望盡量少上或不上熱鬧公共場所”。
到4月13日，校刊稱“流行性感冒仍在我校蔓延。據統計，最近兩星期來，進登輝堂隔離治療的，已達八百人次；在保健科門診處治療的，也已達三千人次。”學校領導在探望關心的同時，應對措施也更為細致，包括改善病人食物營養、停止測驗和體育課、製定傳播擴散應對預案、澄清謠言等，並再次要求在校師生重視疫情，“盡量不與外人多接觸，也不邀請外人來校遊玩或留宿”。
可見，當時疫情處於學校整體掌控之下，教學秩序基本正常，僅測驗項目停止，也沒有關閉學校和外部的人員交流。
控製疫情的全部壓力，集中到學校保健科上。據邢醒回憶，當時保健科一共有19人，分別為科長李偉民，醫生沈翠梅、吳榮山、宋捷林、韓辛尹、鄭葆堤、鄒致仰、呂萍，護士唐懷芬、惠錦棣、王芝芳、王奉榮、焦蟠蒂，藥房吳映雪、周新茀、邱瑾，掛號張鬆福、管理人員邱福祥、化驗室邢醒，其中7人以登輝堂隔離病室工作為主，因人手不足，學校事務科孫承烈、楊銀春2人支援登輝堂，承擔勤雜工作。
其餘則留守保健科維持多達三千人次的診療。工友3人，分別為範壽全、時兆榮、“丁媽媽”。另有食堂師傅負責餐食。
保健科李偉民科長雖未出現在1957年的照片上，但他無疑是疫情期間的一線指揮。當時住在隔離病室的學生楊翱卿寫到，“有限的白衣戰士，不僅要進行比平常忙亂的門診，隔離病房還要晝夜值班，星期天也毫不例外。保健科李偉民科長像慈父般站在你的身旁，沈醫生（沈翠梅）像慈母般走遍每一個病人的身邊。”
從同期校刊中可以看到，為了應對疫情，李科長花了不少心思，“保健科采取了‘一切服從防治流行性感冒’的特別措施，門診時間放長，任何時間都可以為病人診療，每天都有人通宵值班。為了克服病人多、醫務人員不夠的困難，市公費醫療辦公室也抽調出二位醫師來我校支援。”作為為數不多的男士，李科長還自己動手“在休息的時間，親自為同學搬運床鋪、棕繃”。
幸運的是，流感雖來勢凶猛，但並未在複旦肆虐多久。記錄中的受訪者在登輝堂隔離一周左右均已康複。病情從3月底興起，到4月13日預計已現峰值，隨之迅速消散。到4月27日的校刊中，疫情已悄然無聲。
4月26日《解放日報》曾報道《本市流行性感冒患者日少》“急診及門診病人已接近平日數量……流行性感冒病人已占極少數。因流行性感冒而影響生產、學習的工廠、學校也已恢複正常狀況。”據邢醒回憶，登輝堂“方艙醫院”運行時間應在半月以上，但未滿月，兩者可互為印證。在當時火熱的革命背景中，在全校緊急動員抗疫下，疫情更像是一段嘈雜的噪音，學校的發展很快調回了主旋律上。
溫情：疫情中的複旦日記
疫情來勢洶洶，卷入漩渦中的學生心情亦是大落大起、翻江倒海。57級新聞係徐成淼兩年都不幸染病，其中1957年的日記詳細記述了自己病情起伏的經曆：
三月二十七，到合作社買了個口罩，以防最近流行的感冒與腦炎。
三月二十九日：流行性感冒來了，我真怕我會生病。下午發熱,怕是感冒了。……我得小心,很小心。……寢室裏，萬忠實已經染上了,他就睡在我下鋪。
三月三十日：然而終於還是病倒了。上午全身酸倦……送到了隔離病室，後來溫度升至39℃。病是痛苦的，可是護士和行政給我們照顧得很好，我得感謝他們。
三月三十一日：今天溫度退了些。有個姓王的護士與我很親近，老叫我“小孩兒”。晚上突然燒到40℃，燒得實在受不了。那時突然想到死。不！我年輕，還是“小孩兒”呢。
四月一日（二日補記）：昨夜如夢幻一般過去了,今晨醒來，頭昏昏，身體酸痛而且無力。嘴巴也發苦了，什麽也不想吃。病，真是痛苦。
四月二日：今天體溫逐漸下降了。下午已經是36.8℃了。
四月三日：明天我要出院，大王來問我：“你要走了嗎?”聲音中像有惜意。
徐成淼日記中的“大王”是王奉榮護士。當時，保健科上上下下都以病中師生為重，為苦難中的“小孩兒”們送去撫慰。
新四班耕靈在《隔離病室》一文中寫到：
“深夜，……當被那痛苦催醒而呻吟時，白衣大夫早已靜停在我身邊，替我注射‘百乃定’，給我吞服‘氯黴素’，使我減輕了痛苦的折磨。很多事實都緊緊地扣著我的心弦，深深地感染著我。我親眼看見一個護士，因為操勞過度而在生物實驗室的後麵，背著人在嘔吐著清水，她抹了抹嘴，閉目養神一下之後，又進了病室，替患者按脈搏的跳動，用紅筆在表格上做上記號。護士每天要為每個同學按脈搏、量溫度四次。又有一位護士因勞頓而病了兩天。患病同學的數字在不穩定地增長著，夥食團的老唐，為了不讓同學挨餓，一次又一次，一次再一次，一連三次地去燒青菜豬肝麵，赤豆般大的汗珠從他的額上掛下來，他還帶著和藹的微笑去替同學盛裝麵條。工友一次又一次地替同學衝開水倒痰盂、送鋪蓋。”
楊翱卿於4月1日《在痛苦然而又是幸福的日子裏》一文中寫到：
“早上天剛亮，工人同誌就把洗臉水送在你的跟前，每頓飯菜送到你的床邊，豐滿的菜肴，雪白的饅頭，甜的牛奶，脆的水果，這一些東西該多麽好吃呀！雖然我一點味道也覺不出，但我能感覺到工友同誌送給我們的是羊糕和美酒。”
耕靈與楊翱卿的記錄刊登在當時的校刊上。徐成淼的日記出版於2005年，正能量的“抗疫日記”雖然遲來，卻依然能傳遞醫護人員全心全意為師生健康付出的心意。
餘音：複旦人的涓涓記憶
複旦“方艙醫院”已經過去63年了，漫長的歲月中，這段歲月並未磨滅，總在不經意間被人憶起，被人記錄。
徐成淼《我的複旦四年》中記錄了1956年和1957年流感經曆
徐成淼在1961年還曾去保健科看望“大王”和其他護士，分享畢業的喜悅。2008年他還撰文回憶這段經曆。
李偉民在流感疫情中請舒宗僑等人拍攝了一些現場照片，後來組織了展覽記錄抗疫過程，展覽結束後將照片贈送給相關醫護人員。如今我們能看到的照片，估計多數來源於此。
已故化學係章道道教授，當年是助教，也被隔離在登輝堂。生前她曾告訴丈夫王新民教授，學校很關心患病隔離師生，對他們照顧有加，在當年物資貧乏的情況下，還提供牛奶、雞蛋，還有油煎的荷包蛋等，以補充營養。
55級曆史係李孔懷（後為國務學院教授）記得曆史係有好幾個女同學被送到登輝堂隔離，其中就有他的妻子阮國英。兩人在畢業後相戀，攜手至今，憶及這段往事令兩人開懷。
複旦大學檔案館收錄保存了多件1957年抗擊流行性感冒的照片、報刊、個人檔案。
63年過去了，當年的青春醫護，有的已經離開人世。李偉民科長以101歲高齡謝世。兩批登輝堂抗疫醫護人員中，邱瑾、任健、吳榮山（73歲謝世）、陸菊娣（78歲謝世）、唐懷芬（91歲謝世）、沈翠梅（97歲謝世）、孫承烈（90歲謝世）、楊銀春（90歲謝世）均已先後故去。
徐成淼惦記的“大王”王奉榮護士，今年92歲高齡，目前定居美國，和兒子同住。
王芝芳護士，今年亦92歲，住在學校附近的一家養老院中，腿腳尚便利，愛吃零食，保持著每天記日記的習慣，每位訪客她都拉著合影留念。
1957年邢醒在化驗室工作中 攝 | 舒宗僑
邢醒醫生，今年89歲，是其中最年輕的一位，現仍住在複旦宿舍區，家裏收拾得幹幹淨淨。閑暇時喜好和好友搓搓麻將，以自己拿手的小吃點心招待。63年前的往事，在她清晰的回憶中、在後輩師生的探訪中悠悠地記錄下來。
複旦人永遠銘記曾經的抗疫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