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上海打虎」敗因：迷信權力，不尊重經濟規律zt

1948年，蔣經國奉命前往上海控製通漲，雖發出“隻打老虎、不拍蒼蠅”的豪言壯語，但最終铩羽而歸，被打疼的也不是老虎，反是普通民眾。

何以如此？

一、改革設計上的缺陷

為抑製通脹、控製物價，國民政府於1948年8月決定進行貨幣改革，用新的金圓券，來代替已喪失了信用的法幣，此即所謂的“金圓券改革”。

金圓券改革大體包括了四個方麵的內容：（1）強製民間交出真金白銀，按政府規定的價格，以金圓券將其收歸國有，逾期不兌換者被發現一律沒收；（2）凍結公私員工的薪水，不許其繼續按生活指數的變化調整，以控製民間的貨幣總量；（3）限製物價增長，尤其是城市日用品的價格；（4）對滬津穗漢四地的公私倉庫進行封鎖檢查，以控製物資，防止商人囤積居奇。

這些看似合理的改革內容，落實到具體操作時，卻存在諸多設計上的缺陷。比如，為防止有權力背景的豪門大戶隱匿黃金與外幣，方案的設計者王雲五曾提出一項計劃：

“金圓券發行前若幹日，將滬津穗漢四市之商業銀行行庫及各銀行出租保管箱一律暫行封鎖。”

如此，豪門大戶與普通民眾存入銀行的金銀外幣，都將被“收歸國有”，一體兌換為金圓券。但該提案交上去後，討論的結果卻是被刪除——事實上，不光此條提案，原設計草案中影響到豪門大戶利益的地方，大多遭到了軟化或刪除。

 

圖：金圓券樣本6種

國民政府最終公布的金圓券改革方案規定：

（1）自8月19日起發行新幣金圓券，300萬法幣兌換1元金圓券，限期在10月20日前兌換完畢。

（2）金銀及外國幣券國有，人民持有之金銀外幣必須於1948年9月30日以前向當地中央銀行兌換金圓券，黃金1兩兌換金圓券200元，白銀1兩兌金圓券3元，銀幣1元兌金圓券2元，美金1元換金圓券4元。凡持有金、銀、美鈔而不拿去銀行兌換金圓券者，槍斃。

（3）限令人民在國外存放款項必需向政府登記，違者嚴懲。

（4）限定全國物品及勞務價格不得超過1948年8月19日標準，廢除公教人員與職工按生活指數調查薪資的辦法，禁止罷工、怠工和企業關閉。店鋪、廠家存貨超過兩個月者，輕者嚴懲，重者槍斃。

改革方案雖然一派殺氣騰騰的模樣，但如前所述，因為在製度設計上缺乏對豪門大戶的強製性管控措施，這種殺氣騰騰，最終主要落在了普通民眾身上，一如王雲五所感慨的那般：“（民間）說此次售給政府的黃金外幣，大多出自老百姓和小商人，而真正的大戶豪門仍然漏網。”

二、收兌金銀成效顯著

要想獲取民眾信任，使民眾自願將手中的真金白銀兌換成金圓券，首要之務是政府必須保證金圓券的購買力。而要保證金圓券的購買力，首要之務又是對核心城市的經濟實施有效管製，使其物品價格保持穩定、物資供給保持充足。

為此，國民政府行政院曾派出重要官員分赴重要城市。天津是張厲生，王撫洲協同；廣州是宋子文，霍寶樹協同；最重要的上海，則由蔣經國坐鎮。

圖：蔣經國

蔣經國到上海後，將抑製物價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將“資本家和大商人”確定為上海物價不穩的罪魁禍首。在8月22日的日記中，蔣經國如此寫道：

“自新經濟方案公布之後，一般人民對於幣製的改革以及經濟的管製，多抱懷疑的態度。兩天來日用品的價格漲得很厲害。搗亂金融市場的並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資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嚴懲，就應從‘壞頭’開始。”

“嚴懲壞頭”的鐵腕手段，使上海的金銀收兌成效居於全國首位。因懼怕懲罰，普通市民大多“主動”前往銀行排隊，將手中的黃金與美鈔兌換為金圓券。如《大公報》1948年8月25日報道：

“今日外灘中央銀行目前，清晨六時即有人守候排隊，兌換黃金銀幣和美鈔港幣的，分別排列，內以黃金和銀元兌換的人最多。有許多人早晨六七時排隊，到下午一二時還沒有兌到。……問他們兌換的原因，說是：要出錢呀，放在那裏犯法，又不會漲，就早些賣掉吧！”

圖：南京《中央日報周刊》1948年第9期的報道《人民支持新幣：市民踴躍兌換金圓券》

普通民眾手裏的黃金與外匯終究有限，企業家與商業銀行所掌握的才是大宗。欲從這些人手中拿走真金白銀，就不那麽容易了。蔣經國曾在自己的辦公室日夜輪番接見上海的企業主，勸說他們將黃金白銀與外幣拿出來；作為回應，寧波幫商人劉鴻生，曾拿出800根金條與250萬美元（劉的企業也隨之基本癱瘓）。但如劉鴻生者終究是少數，蔣經國在上海收兌到的金銀，仍主要來自普通民眾。一如中經新聞社當日的報道所言：

“工商界某權威者對收兌黃金美鈔事，向記者發表觀感稱：自‘八一九’新經濟政策實行迄今，每日均有大量黃金美鈔，由市民手中流入國行，該項兌換成績極佳，足證國民對政府發行新市製金圓券之信任擁護。但未聞豪門與官僚大資本家出兌其所藏之黃金美鈔，顯係該項人等有特殊地位，不必出兌，否則即係此種人物不信任金圓券之流通，故意欺騙老百姓。”

蔣經國在上海一共收兌了多少黃金白銀？據他自己講：到1948年10月6日，上海共收兌黃金114萬兩、美鈔3452萬元、港幣1100萬元、銀96萬兩，合計價值2億美元，占全國兌換總數的64%。

三、物資供給嚴重不足

如前所述，收兌金銀與外幣並不是金圓券改革的目的，而隻是改革的手段。改革真正希望達成的，是金圓券獲得民眾的信任，成為新的法定貨幣，進而促成經濟的回穩。要做到這些，除了收兌金銀與外幣，還必須保障物資的供給、維持物價的穩定。

遺憾的是，上海收兌金銀與外幣的成績全國第一，維持物價穩定也頗有成效（到該年9月底，上海物價基本沒有超過政府規定的8月19日底線），但在保障物資的供給方麵，卻做得很不到位——收兌金銀與限製物價，需要的是當局拿出鐵腕手段；而保障物資供給，則無非兩條路徑：（1）當局掌控者巨量的物資，可用於市場投放；（2）當局遵循經濟規律，促成社會生產出足夠的商品。但這兩條路徑，在當時都未得到貫徹。

物資供給不足與限價政策被嚴格落實，導致很多小商販為了不賠本，采取了陰陽兩手策略。比如，《大公報》記者暗訪雞蛋市場後，從攤販口中得知：

“按限價賣是沒有賺頭的，他們一早賣的是新鮮雞蛋，照市場價賣。到九點鍾檢查的人來了，就把新鮮蛋收起來，拿些陳雞蛋按限價賣，擺擺樣子。”（《大公報》1948年8月28日）

物資供給不足，還導致相當數量的企業陷入原料短缺的困境。據《觀察》雜誌的報道，因原料來自無法實施物價管製的鄉村，很多上海企業的生產已陷入停滯，9月4日“上海全市各工業同業公會”與蔣經國麵對麵交流，鋼鐵業、毛紡織業、紡線業、印刷業等行業的代表，明確對蔣經國提出因原料來源困難，企業快活不下去了。

圖： 《新聞天地1948年第50期刊文《蔣經國寂寞煩惱》，稱其在上海“沒有獲得真正有力的共鳴和支持”，並稱在他的管製下，上海成了“經濟的孤島”，“減產百分之三十”。

生產業的困境，也連鎖影響到了零售業。據時任上海新新百貨公司董事兼總經理的李承基回憶：

“新新公司的生意，表麵上似乎很穩定，貨物出售了，收到的是金圓券，但有個苦惱的隱憂，貨物出售後，補不進來，因為許多廠商由於沒有原料，無法繼續生產，以致停工待料。根據經濟原則，貨物總是流向價高的地方，如果無利可圖，又何必辛辛苦苦地運來上海，而費時費事？……當局隻知管製物價，完全忽略對遊資的疏導、對物資的調節和鼓勵生產，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沒有全盤計劃。”

當局在收兌與限價上不遺餘力，在保障物資供給上則乏善可陳，其直接結果是：

（1）非限價地區的原料不願進入上海。

（2）非限價地區的商品不願進入上海。

（3）上海企業利用昔日儲存的原料生產出來的商品，為了不虧本，也不願在限價的上海本地銷售，而是想方設法將之運往不限價地區。

為防範物資外流，上海當時實施了“倉庫封存政策”，到了特定時間會有政府中人前往檢查封鎖倉庫。作為應對，很多企業選擇不往倉庫中儲存貨物，如在上海開五金雜貨店的曹仲植說，“我們倉庫內，都不敢存貨，連夜將所有貨物都賣往天津，因為那裏不打老虎”。晚上倉庫封鎖後，是上海貨運最熱鬧的時刻，企業紛紛連夜將貨物運往郊外，《觀察》雜誌將之形容為“恍如戰時逃警報”。

以上種種行為，均進一步加深了上海的物資短缺。而之所以出現這些行為，其根源又在於金圓券改革在製度設計上一味迷信權力的高壓，而無視最基本的經濟規律——沒有人願意做賠本的買賣。這種困境光靠“打虎”是解決不了的，吳國楨就曾明言，“即使（蔣經國）把孔令侃殺了，上海的經濟管製也成功不了”。

四、亂捕亂判與亂殺

當局既不能保障充足的物資供給，又不惜違背經濟規律，一味追求嚴厲的收兌與限價政策，其所能依賴的手段，自然隻剩下暴力高壓。

為維持這種暴力高壓，蔣經國設立了特別刑事法庭，專門用來審判、懲處“大老虎”。米商萬墨林、紙商詹沛霖、申新紗廠老板榮鴻元、中國水泥公司常務理事胡國良、美豐證券公司總經理韋伯祥等人，都曾被捕入獄；杜月笙之子杜維屏，也因囤積物資被判八個月徒刑。

但並非所有被特別刑事法庭判決有罪的“奸商”都真的有罪。時任上海市長的吳國楨，在其回憶錄中提到過多起亂捕亂判亂殺的案例。比如紡織公司老板榮鴻元被捕，是因為他拿外匯從埃及購買原材料棉花，而按規定，榮不可以存留外匯，必須全部上交：

“當改革走向崩潰時，蔣經國試圖以最嚴厲的措施力挽狂瀾，到處抓人送到特刑庭，按照它的判決有6個人被處決。最大的紡織公司老板榮鴻元，他被捕不是因為隱瞞外匯，而是因他用外匯從埃及購買棉花。在這件事上，我不是向蔣經國，而是向蔣介石大膽直言了，我說他由於無法繼續從中國內地弄到棉花，所以不得不用外匯從國外購買原材料，因此這不是犯罪而是一種必要。盡管如此，榮卻被判了7年監禁，他一直到政府最後承認金圓券改革失敗，並取消以前的規定，才被釋放。”

圖：《自由天地》雜誌1948年第4期刊文《蔣經國打“虎”記》

銀行從業者李銘差點被逮捕，則是因為當局認定他有3000萬美元的外匯；吳國楨認為李的銀行資本總共隻有500萬美元，他不可能交得出3000萬美元，並為了找到蔣介石打抱不平：

“我突然聽說要逮捕李銘，指控他未將銀行裏的全部外匯交給改府，據說他隱藏了約3千萬美元的外匯。我到南京去見蔣介石，問他要逮捕李銘的消息是否屬實，他說是真的，因為經國拿出具體證據，他拒交3千萬美元。我告訴蔣，他最好親自過問此事，李的銀行資本隻有約500萬美元，即使李將他每一分錢，加上存款都變成美元，總數也絕達不到3千萬，蔣感到吃驚。於是李銘未被逮捕隻是受到了警告。”

吳國楨還提到，到了“上海打虎”的晚期，因為“局勢越來越表明改革將會失敗”，暴力措施也隨之“越來越具有鎮壓性，有幾個違犯者被槍決了，盡管證據不足”。

普通民眾沒有在“打虎”期間得到好處，民營工商業者也沒有。唯一的到了好處的，或許是某些執法者。吳國楨在回憶錄中提到，有些執法者身著便衣，見到一個表店中陳列著許多表，便會走進去說要全部按凍結的價格買下，當店主拒絕時，執法者便會出示自己的證件，“威脅要立即逮捕他，因為他拒絕按限定價格售貨”，店主隻好將商品賣出，得到一堆很快就會一文不值的金圓券。

五、這許多鈔票，都是無路可走

1948年10月，不符合經濟規律的金圓券改革，終於開始崩潰。當局宣布放棄部分商品的限價規定，對卷煙、洋牌酒、國產酒類、煙葉等七種貨品增加稅額，允許銷售者將稅額加入到售價當中。上海市民擔心這七種商品的漲價隻是一個開始，隨之掀起搶購狂潮。最先遭到搶購的是白米和燃料，很快就波及到了所有的日用品。

11月初，國民政府正式宣布取消限價，並重新允許市民持有黃金、白銀與外幣，但與金圓券的匯兌比例，從收兌時的4金圓券兌換1美元，變更為了20金圓券兌換1美元。亦即，民眾手中以金圓券持有的財富，在短短三個月內，縮水成了原來的五分之一。隨之而來的，是較之金圓券改革前更加不受控製的物價飛漲。

金圓券改革失敗的核心問題，是當局不能提供足夠的物資供給，卻發行了過多的鈔票——據王雲五最初的設想，收回所有法幣隻須發行兩億金圓券，但實際發行的金圓券差不多有十個億，而法幣尚未完全收回，仍在市場流通。“打虎”失敗後，蔣經國反思改革，對此也有清晰的認知：

“煙稅的增加、金圓券發行數目之大，造成了十月初的所謂搶購運動。由此而發生市場波動，一天不如一天的壞下去了，自己感覺到用下去的力量，已不十分有效了。在經濟方麵講，是因為金圓券發行的數字太大，到處都是鈔票，而這許多鈔票，都是無路可走，所以造成了市場的混亂。”

圖：《中美周報》1948年的報道《搶購金銀》:人民恐金圓券將來變成廢紙,紛紛向國家銀行購買金條現洋。

所謂“這許多鈔票，都是無路可走”，意即金圓券的發行量遠遠超出了物資的供應量。隨之而來的，自然隻能是物價暴漲，窮人瘋狂搶購生活必需品和日用品；有錢人則瘋狂消費，誰也不願意將手中的金圓券留到明天——《申報》在1948年10月8日報道稱，“上海近期出現了一窩蜂的享樂狂”，有錢人紛紛出遊，景區人滿為患；飯館裏日日客滿，舞廳裏舞女嚴重不足，“就是姿色一般，平日沒什麽生意的，這幾天收入也成倍增加，而且都是現鈔交易”。

金圓券改革影響國民政府命運甚巨。去台灣後，吳國楨留下了一段沉痛總結：

“關於金圓券，所有的問題歸結起來隻有一點，就是它激怒了中國民眾的各個方麵、各個階層，以致他們群起而攻擊國民黨政府。毫無疑問，知識分子知道金圓券起不了什麽作用，他們認為這純粹是愚蠢無知。而像李銘這樣的銀行家和商人也對政府懷著怨恨和仇視。中產階級幾乎完全破產，因為他們被迫交出唯一的一點儲蓄。店鋪老板以金圓券平價出售了他們的貨物，結果弄得傾家蕩產，至於窮人就更不必提了，你知道中國的窮人總有些裝飾品，諸如金戒指之類，但他們也不得不交出這些東西，最後得到的卻是一錢不值的紙幣。由此，你可以看到金圓券的致命一擊了。”

這“金圓券的致命一擊”，始於太迷信權力，終於不尊重經濟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