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文傑是一位1947年參加革命工作的地下黨員，長期潛伏在白區南京的《新民報》當編輯，撰寫過許多揭露國民黨政府腐敗內幕的文章。被激怒的蔣介石曾親自下令，以《新民報》“泄露軍事機密”“為匪宣傳，詆毀政府”的罪名，責令《新民報》永久停刊，蔣文傑等九人也同時上了國民黨特務的黑名單。接地下黨組織急令指示，蔣文傑用化名避開特務出走南京，經上海飛抵香港，參加剛籌建不久的香港《文匯報》工作，擔任國際版編輯。
解放初期，蔣文傑擔任過上海《新民晚報》（當時叫《新民報晚刊》，1958年改名為《新民晚報》）的總編輯。1957年，他在上海市委辦公廳當過市委領導的秘書。“文革”期間，蔣文傑遭受迫害和不公正待遇，於1971年被下放到上海市五七幹校。我是1973年到五七幹校的，就在那裏認識了蔣文傑。那年他53歲，我27歲，我稱他為老蔣，他叫我小劉。在五七幹校的日子裏，我們慢慢成了忘年交。
1951年6月5日一版上，蔣文傑作為《新民報晚刊》朝鮮前線特派記者發表的稿件以及他勝利歸來的消息（資料圖片）
這是一位憨厚的長者。人過中年，體態已微微發福，臉頰上的肉有點鬆弛，鼻梁上架著一副老式眼鏡，厚厚的近視鏡片一圈一圈像啤酒瓶底，說話有點木訥，嗓門大，略有耳背，對人誠懇、實在。
如今的年輕人已經不知道“五七幹校”為何物，這是以毛澤東同誌1966年5月7日的指示命名的幹部學校，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特定的名詞。當時黨中央、國務院等一大批國家機關在河南、湖北、江西等18個省區創辦了105所五七幹校，下放了10多萬國家機關幹部，各省市辦的五七幹校就更多了。上海市五七幹校在奉賢奉城，靠近海邊，有500多畝地，供下放幹部參加勞動。被精簡下放到這裏的都是華東局機關和上海市直屬機關的幹部，他們被統稱為“五七戰士”，一邊參加勞動，一邊搞“鬥、批、改”。還有受迫害被打倒的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在那裏見到過老市長曹荻秋同誌和他的夫人石斌同誌。
1973年的上海市五七幹校已經轉型，根據上麵“要把五七幹校辦成新型的黨校”的要求，專門從事輪訓現職在崗幹部。我是參加理論班學習結束後被留在了五七幹校教研組的。五七幹校規定每月隻能休假回市區一次，所以我們這些“五七戰士”幾乎朝夕相處。
1951年12月31日《新民報晚刊》上，蔣文傑發表的稿件（資料圖片）
我常常跑到老蔣住的平房小屋裏，五七幹校的房屋都很簡陋，上廁所和洗漱用水都要跑到屋外。老蔣喜歡讀書，除下地勞動外，他幾乎總在伏案看書，習慣性地把眼鏡摘放在一邊，整個臉貼著書桌，鼻尖幾乎要碰觸到書，眼睛瞪得老大，隨著一行行小字不時左右移動，偶爾拿起筆在本子上抄錄著什麽。書桌上經常同時攤著幾本書，也有大學的校刊，似乎在研究著什麽。在我以後與他交往的40多年中，無論在家裏或辦公室裏，他這種伏案的形象幾乎一成不變。
如今我已過了古稀之年，老蔣則已在2015年3月仙逝，今年是他的百年誕辰。他生前最後一個工作崗位是中共上海市委辦公廳政策研究室主任，市委機關的悼詞高度評價他近70年的革命生涯：是光榮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為共產主義奮鬥的一生。
上海市五七幹校合影：前排左一為蔣文傑，後排右一為作者
老蔣知識淵博，寫得一手好文章，我們都對他很尊重。但他在五七幹校似乎沒有地位，每當開會時，他總是坐在不引人注目的牆角邊，從不發言。他不像我們可以到輪訓班去給學員講課，與學員一起參加討論、交流。他的工作是不露麵的，為教研組收集一些教學資料，提供教學服務。有人告訴我，老蔣因新中國成立前風風雨雨的許多複雜經曆吃了不少苦頭，他的脾氣很倔，不願見風使舵，曾經尋過短見：有一天，他突然在五七幹校失蹤了。當地農民發現他時，他已跑進了海裏，幸虧發現及時，渾身濕漉漉的他被好心的農民拖了回來。
變得謹言慎行的老蔣對我們這些年輕人很親近，說話顯得放鬆、隨和。他知道我來自工廠，曾發表過一篇短篇小說，就饒有興趣地與我聊起了文藝創作，這是他的長項，他曾擔任過華東局宣傳部文藝處副處長。他特別愛聽我講一些工廠裏工人們的喜怒哀樂，他對工廠生活很陌生，但對工人生活狀況很關心。“文革”時期常有人因言招禍、因文獲罪，但他對我卻不存戒心，會放開談論一些社會熱點問題，對一些極“左”的社會現象搖頭、歎氣。偶爾談論到時局敏感話題時，他會戛然而止，我們啞然相視，沉默一下，轉個話題又聊開了。我當時為了輔導輪訓班的學員，正在攻讀一些馬列經典著作，常常向他討教一些深奧難懂的理論問題。他十分認真，有問必答，介紹一些曆史背景和大綱精要，有時也會歉意地說“我也沒讀過”，或者推薦我去看一些相關的參考資料。
“四人幫”粉碎後，老蔣如沐春風，喜形於色，話也變得多了起來，但他從不談及自己的經曆和所受的委屈。他當《新民晚報》總編輯的那段曆史，我是通過一次偶然的機會才知道的。
蔣文傑照片
1977年6月17日，我到《辭海》語詞組拜訪趙超構先生。當趙超構先生知道我來自市五七幹校時，就談起了蔣文傑。上海解放初期，趙超構先生和蔣文傑在《新民晚報》共事，趙任社長，蔣任總編輯。抗美援朝時期，蔣文傑被派往朝鮮戰地采訪，他寫了多篇“戰地通訊”，采訪了金日成將軍，回國後將 16篇戰地通訊匯編成《亨卡幾》（朝鮮語，意思是一家人）一書，由新民報上海社出版。趙超構先生還告訴了我一段軼事：1956年，市委宣傳部要調走蔣文傑，趙超構社長當時正在設想把《新民晚報》擴展辦成大報，他想趁《文匯報》“拆牆”風波之際，拉一些《文匯報》的人到《新民晚報》來。趙超構先生說：要辦成大報，共產黨員要多一點，我是民盟成員，蔣文傑是黨員總編輯，我想一定要留住他，為此還專門去找了時任宣傳部部長的石西民同誌“吵”了一下，結果還是沒能留住。
五七幹校的後期，整個社會都在撥亂反正之中，我們接到了一項新的任務，要編寫一本被馬克思譽為“我們的哲學家”的德國工人約瑟夫·狄慈根的書。老蔣重新拿起了著書立說的筆，他被明確為編寫此書的兩位負責人之一，我是參與編寫的成員，老蔣嚴謹的治學作風和高尚的品德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狄慈根是馬克思、恩格斯同時代的一位德國製革工人，恩格斯曾稱他“不依靠我們，甚至不依靠黑格爾也發現了唯物主義辯證法”。列寧在紀念狄慈根逝世25周年的文章中寫道：“狄慈根的作用在於：他表明了工人可以獨立地掌握辯證唯物主義，即掌握馬克思主義哲學。”我們撰寫這本書，在當時是一件十分有意義的事。老蔣帶領我們不分晝夜泡在圖書館和資料室裏，沒有休息天和工作日之分。我們在馬、恩、列全集和浩瀚的曆史資料中覓尋約瑟夫·狄慈根的點滴線索，哪怕發現片言隻語，大家都會欣喜若狂，相互轉告。上海外國語學院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翻譯編輯室的同誌協助我們翻譯狄慈根致馬克思、恩格斯的信，以及狄慈根生平年表和一些片段資料。
五七幹校的蚊子又大又凶，是我們挑燈夜戰的“勁敵”，叮得人心煩意亂，點上一盤驅蚊香不奏效，得點上兩盤、三盤。蚊子倒是不叮人了，但人也被熏得昏昏然。三五成群的蚊子被熏倒在地上，看似死了，一陣涼風掠過，又飛了起來。老蔣與眾不同，為保持頭腦清醒，他不點驅蚊香，敞開窗子，兩隻手臂套上長長的袖套，拳頭縮在袖套裏，隻露出翻書、動筆的手指頭，長褲腳管塞進了半高統的膠鞋裏。昏暗的台燈旁一杯濃茶，這茶是他安徽歙縣老家的，頭上冒著汗，依然專心致誌伏案工作。
半年後，在老蔣指導下，《工人哲學家約·狄慈根》一書如期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不少章節是老蔣執筆寫的，他還是全書的統稿人，在署名時他卻悄然消失了。他說：前言、後語都不要寫我的名字，這是集體勞動的成果，還是署名“編寫組”吧。
1982年1月8日《新民晚報》刊登的蔣文傑創作的雜詩（資料圖片）
1977年年底，老蔣調任市委辦公廳政策研究室主任，我也被選派到剛複校的中央黨校三部參加理論班學習，學期一年。我們接觸和見麵的機會少了，但聯係仍未中斷。跟隨老蔣一起從市五七幹校教研組調到市委研究室工作的周偉洋跟我說，老蔣重新複出後，還是不變的風格，依舊耿介，不觀風察色，不阿諛奉承，為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秉筆直書，曾經有一次為文稿氣得扔掉了手中的筆，這是剛正不阿的老蔣氣憤之極時的發泄。
在老蔣81歲高齡時，周偉洋匆匆找我：“你能關心一下老蔣嗎？他家沒電梯，如今上下4樓已十分吃力了。夫人虞雅蘭想去找領導，他得知後大發脾氣，說‘我就是死在4樓，也不許你去找領導反映’。”我聽後心裏很不是滋味，老蔣的家我去過多次，卻從未注意到，老蔣也從未說起過。我很歉疚，立即向有關部門反映，幾經周折，終於把他的家置換到了底樓。
老蔣離休後的生活是默默無聞的，他不喜歡交際，覺得這是浪費時間，他把晚年的時間更多地用來思考和寫作，用他一生坎坷的革命經曆和憂國憂民的深邃思索，凝結成5本針砭時弊的雜文集：《當代雜文選粹——虞丹之卷》《做官與做人》《刀與筆》《聚沙集》《虞丹集》。在這些集子裏，他深刻反思了“文革”的教訓，辛辣批判了黨內種種腐敗現象和官僚主義惡習，熱情謳歌了共產黨人的公仆精神和老一輩知識分子堅持真理、不畏權勢的傲然風骨。“虞丹”是老蔣晚年常用的筆名，“虞”取之於他的夫人虞雅蘭之姓，“丹”取之於他的女兒蔣丹丹之名。老蔣不僅是一個堅定的革命者、共產黨人，同時又是一個有血有肉、情深義重的好丈夫、好父親。
老蔣生命的最後幾年，被呼吸道、心血管、內分泌係統等多種疾病纏身，長期臥床。他的眼睛高度近視，耳朵幾乎聽不見，但腦子依然很好。我每次去看他，他都很高興，我們通過筆記本來交流，他說話，我寫字。有一次，我和妻子一起去探望他，問起病情，他皺眉默然，寫了“苦不堪言”四個字，我們非常難過，卻又無言相慰。即使如此，他仍然十分關切社會熱點問題，當我告訴他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鐵腕反腐的一些情況時，他麵露笑容，興奮起來，訥訥地說：“國家有希望，國家有希望……”當問及他個人還有什麽事需要我關照的時候，他艱難地搖搖頭，從床頭邊拿出一本出版不久的新著《虞丹集》，顫巍巍地在扉頁上題寫“雲耕同誌指正 蔣文傑”，贈送給我，這是他送給我的最後一本雜文集。不久他就去世了。
蔣文傑與夫人虞雅蘭、女兒蔣丹丹合影
他去世後，我懷著複雜的感情把這本書內60篇雜文細細地讀了一遍，用紅筆在書上劃下了很多杠杠。我非常理解老蔣，紅筆劃著的每一句，都是他憂國憂民的心裏話。集子裏的第一篇是老蔣的“自序”，作此序時老蔣已93歲高齡，全文約千字，記錄下了他早年的成長過程，走上革命道路的經曆。他在“自序”中稱魯迅是他“靈魂中供奉的聖像”。他寫道：“魯迅影響了我的一生。作文學魯迅，做人同樣學魯迅。在魯迅思想指引下，我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走上反對蔣介石政權的道路，走上革命的道路。”“幾乎可以說，在我倦怠時，在我遇到挫折和受到委屈時，在我被擊倒在地又被踏上一腳時，棒喝我的，鼓舞我的，支撐我的，總是魯迅的聲音：‘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自序”的結尾，他自謙地寫道：“魯迅曾對馮雪峰說：新中國成立後，我還可以當個小兵，用筆。回顧我的一生，也就是在筆陣墨壘中當一個小兵。”
今年是蔣文傑先生100周年誕辰，我想用他“自序”結尾的這段話作為本文的結束，這也是對他最好的紀念。
作者：劉雲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