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陳原，筆名顧土。1978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曆史係，畢業後分配人民出版社，1985年調進人民日報文藝部。人民日報高級記者，專欄作家，文史學者。
本文作者陳原。
鐵一號，就是北京鐵獅子胡同一號，早已經改為張自忠路三號了。
新中國成立後，鐵一號屬於中國人民大學，以後東邊的一部分劃歸中聯部，而人民大學的那部分，無論新建紅樓，還是民國留下的建築灰樓，都是教職工宿舍，人民大學的“書報資料中心”“清史研究所”也在此處。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鐵一號大門東側立起一塊矮矮的石碑，上書“‘三一八’慘案發生地”，這才令路人注目。1990年代，大門東側牆上又出現了“段祺瑞執政府”字樣，原來這裏已經被列為北京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的某一天，我忽然發現文物保護單位又升格為全國，而且叫做“清海軍部、陸軍部舊址”。
鐵一號大院這一近代文物建築群，由單位駐地發展到革命教育基地，再到市級文物，最終成為全國重點文物，可以看出社會對曆史建築的認識過程。
我生在鐵一號，長在鐵一號，讀小學以前隻知道這裏有我的家，讀中學時從課文裏知道魯迅紀念的劉和珍等人倒在大門前，讀大學以後才終於清楚了這裏的曆史地位，天天經過大門時，當然也非常想知道“三一八”慘案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事件，其來龍去脈始終是我腦海裏的問號。
因為魯迅，我們知道了“三一八”
讀中學那會兒，課本沒什麽可讀的內容，但收有魯迅的《紀念劉和珍君》。正因為有了魯迅的這篇文字，我們才記住了“三一八”慘案，也記住了劉和珍的名字。就像我們當時對中國曆史和中國文學的那點有限知識，大多來自毛選注釋那樣。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眾向執政府請願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說衛隊居然開槍，死傷至數百人，而劉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對於這些傳說，竟至於頗為懷疑。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下劣凶殘到這地步。況且始終微笑著的和藹的劉和珍君，更何至於無端在府門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證明是事實了，作證的便是她自己的屍骸。還有一具，是楊德群君的。而且又證明著這不但是殺害，簡直是虐殺，因為身體上還有棍棒的傷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說她們是‘暴徒’！”
段祺瑞執政府舊址。
大約因為魯迅這一段寫得特別有感情，所以，這一段同學們也朗誦得特別有激情。根據課本的注釋和老師的講解，從此我也一直認為“三一八”慘案的罪魁禍首是段祺瑞，而且知道段是那時北洋軍閥反動政府的頭子。1979年版的《辭海》，依然如此解釋：
“1926年3月12日，馮玉祥所部國民軍與奉係軍閥作戰期間，日本帝國主義軍艦掩護奉軍軍艦駛進天津大沽口，炮擊國民軍，經守軍擊退。日本竟聯合英美等八國於16日向北洋軍閥段祺瑞執政府提出撤除國防設備等無理要求。時稱‘大沽口事件’。3月18日，北京群眾五千餘人在李大釗等人領導下，在天安門集會抗議，會後遊行請願，要求拒絕八國通牒。段祺瑞竟下令衛隊開槍，群眾死四十七人，傷一百五十多人。這起慘案激起全國人民極大憤怒。”
1989年版的《辭海》隻字未改，原封照搬，隻有1999年版的《辭海》以新的文字顯現出些許不同。
“1926年段祺瑞執政府屠殺人民群眾造成的慘案。3月馮玉祥的國民軍與張作霖的奉軍交戰期間，12日日本軍艦進逼天津大沽口，炮擊國民軍陣地，被國民軍擊退。16日日本聯合英美等八國援引《辛醜條約》，向段祺瑞執政府發出要求撤除大沽口防務的最後通牒。‘大沽口事件’發生後，18日北京群眾萬餘人在李大釗等領導下在天安門集會，要求‘駁牒’、‘逐使’。會後群眾舉行遊行請願，在執政府門前遭段祺瑞衛隊的屠殺，死四十餘人，傷一百餘人。”
1999年版《辭海》的“三一八”慘案辭條最耐人尋味的是，“軍閥”這樣的形容沒有了，不再提“段祺瑞竟下令衛隊開槍”，而加上了“援引《辛醜條約》”一句，但卻將“掩護奉軍軍艦”抹去；另外，集會的“五千多人”變成了“萬餘人”，死傷的具體人數與以前相比，反倒更加模糊了。
發生過程，一直爭論不休
其實，關於“三一八”慘案的發生過程，早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的《文史資料選輯》上曾經有過一番爭論，作者是當時政府與學生雙方的直接當事人，文字針鋒相對，可其間居然相隔20年。
1960年3月內部發行的《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發表《“三一八”慘案親曆記》，作者楚溪春，1926年，他曾任執政府衛隊旅上校參謀長，是保衛鐵一號執政府與吉兆胡同段祺瑞住宅的負責軍官。
楚溪春從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出來後先在直係的第二十師任中校主任參謀，1924年二次直奉戰爭中直軍敗北，所在部隊也被編散，1925年1月他成了京衛軍第一旅，也就是執政府衛隊旅的參謀長。執政府倒台後，他又參加晉軍，以後一直沒有脫離軍界、政界，最高的職務曾是河北省政府主席，應該算是民國政壇上的一個人物，所以隨傅作義易幟後可以當上政務院參事、全國政協委員。
在楚溪春筆下，三一八”慘案是這樣的：
慘案之前半個月，已經有過幾次學生反對外國的遊行，因有北京警衛司令鹿鍾麟派遣的大刀隊隨行，均未出事。慘案前一天，衛隊接到上級命令，說次日學生要到天安門開會，會後去段宅請願，守衛官兵必須嚴加戒備，但要萬般忍耐，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以免發生意外。由於鹿鍾麟已率隊去天津與奉軍作戰，所以大刀隊不能再度隨行。
3月18日當天下午，楚溪春親自到段宅布置戒備，而執政府由衛隊旅少校參謀王子江負責，布置時特意要求前幾排官兵不準紮皮帶，中幾排可紮皮帶但不許拿武器，後幾排準許攜帶武器。等到慘案發生後，楚才得到消息，立即趕到執政府，命令士兵回營房集合。此時北京警衛司令部代司令李鳴鍾也已到達，神色慌張地對楚說：“打死這些學生，叫我怎麽辦？”當他們前往吉兆胡同段宅見到段祺瑞時，段已經知道此事，先是大聲喝問李能否維持北京的治安，然後對楚說，他不但不懲罰官兵，還會獎賞他們，因為這是一群土匪學生。
過了幾日，司法部、高等法院、陸軍部聯合處理這一慘案，要衛隊旅前去對質，楚打算讓王子江出席做證，但王十分害怕，不願出頭。楚聽一個上尉軍械員介紹，當學生向執政府擁擠時，學生拿著帶鐵頭的木棒打士兵的頭部，罵士兵是“衛隊狗”、“軍閥走狗”，士兵被迫後撤。就在學生即將衝進執政府大門時，王子江命令士兵開槍，但其意是朝天放空槍嚇跑學生，不料守衛士兵真的平射起來，慘案於是造成。衛隊旅為了掩蓋真相，顛倒是非，假造出一些學生準備縱火和握有槍支的“罪證”，當局當然偏袒衛隊旅，案子不了了之。
楚溪春的意思很明顯，就是說這一慘案是一次偶然發生的事件，隻是事後段祺瑞和當局比較無恥罷了。
身在“三一八”慘案現場另一方的李世軍，也寫了一篇反駁文字《“三一八”慘案紀實》，認為事情並不如楚溪春所說的那樣，這不是什麽偶然發生的意外不幸事件，而是“段祺瑞及其幫凶蓄意策劃的一場血腥大屠殺”。也許文革的原因，他寫於1963年11月的文章竟然遲至1979年9月《文史資料選輯》第六十六輯才見天日。
李世軍又是什麽人呢？他1922年考入北京師範大學，1923年加入國民黨，曾長期負責國民黨在北京的學生運動，發動組織了一係列反對北洋執政當局的活動，1924年還在天津接受孫中山的接見。1927年後，他一直活躍於政壇，位至監察委員，1949年完成轉身，曾任民革中央委員、江蘇省政協副主席、國務院參事。
據李世軍回憶，早在“大沽口事件”之前段祺瑞就已經準備向愛國青年學生開刀了，依據是段曾在《甲寅》發表過一篇充滿殺機的文章，並公布了“整飭學風令”。段政府的國務總理賈德耀也曾致電西北邊防督辦張之江，要他對“受赤化之毒”的學生“嚴加管束”。張之江則致電段，說：“學風日下……請執政設法抑製。”段覆電稱：“維持秩序，轉移風化，亦為地方軍警之責。”
李世軍說：1926年3月初，北京空氣緊張，布滿密探，12日紀念孫中山逝世周年紀念大會時，“段的緹騎”四出，大有一觸即發之勢。16日，各校學生向天安門進發，在校門口即遭武裝警察毆打，重傷者40餘人。16日當晚，北京學生聯合會召開緊急會議，參加的有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北京執行部、國民黨北京市黨部等30餘人，會議決定18日舉行第二次請願遊行。
17日這一天，“段祺瑞的狗腿子”四下散布恐怖氣氛，聲稱如果再遊行，一定要用武力製止。李世軍父親的朋友也告訴李：“段老總這幾天火氣很大，表示決心要殺一些赤化搗亂分子。”18日天安門前舉行了群眾大會，會後學生加工人兩千餘人來到執政府門前請願，門前早已密集全副武裝、殺氣騰騰的軍隊。
學生代表要求會見段祺瑞，過了半個小時，一個軍官出來凶狠狠地說，執政有病休息，不在這裏，你們趕快走開吧。隨後，大屠殺的信號響了，軍隊立即行動。
就在楚、李文章之間的1963年9月，曹祥華在《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七期上還發表過一篇對楚溪春文章的訂正，實際上這不是訂正，而是駁斥。他當時是北京平民大學的學生，中共黨員。他根據親身經曆也認為，這是“段祺瑞蓄意屠殺群眾”，學生完全是被動挨打。
關於“三一八“慘案的回憶還有很多，有親曆有聽聞，自慘案發生後就已經陸續開始，楚和李的意見基本代表了兩種主要看法。
上個世紀20年代，楚與李可謂敵對的雙方，一屬於政府一屬於學生，一個是北洋執政當局的軍人，一個是國民黨學運的工作者；以後他們又長期處於一個旗幟之下，而且位居顯要；1949年後，他們也一並轉型，成為新時代的“民主人士”，地位差不太多。可是，關於“三一八”慘案的看法卻依舊對立，從行為敵對的雙方到觀點對峙的雙方，整整延續了半個多世紀。
遺憾的是，雙方始終沒有正麵對質，李的反駁文章麵世時，楚早已離世13年，文革之初，他就服毒自盡。結果也像“三一八”慘案那樣，許多事情，包括遊行人數、死傷人數、是預謀還是偶然、段祺瑞在其中的作用等等，似乎從來都沒有說清楚道明白。
段祺瑞，執政隻是個擺設
“三一八‘慘案是北洋當局統治時期的重要事件，相比較民國前期的各種慘案而言，更具曆史價值。因為這一事件涉及當時的中外關係、國際爭鬥，也涉及各黨派的社會地位、各方勢力的消長以及各類人物的評價，更影響了後來的曆史走向、政治格局。
廓清“三一八”慘案，首先要將曆史回放到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後的北京政治舞台。當時馮玉祥班師倒直，使第二次直奉戰爭以直軍失敗告終，從此形成了馮玉祥和張作霖合作的局麵。可是，兩派勢力都不可能獨攬乾坤，隻得成立“中華民國臨時執政府”，推舉曾長期實際掌握北洋政權的段祺瑞出山，當了個“臨時執政”。
段祺瑞表麵是“凡立法、行政、海陸軍權，均集於執政一人之身”，事實上，段在1920年直皖戰爭後就已經失去了軍事實力，身邊隻有章士釗、許士英、王揖唐、曾毓雋、梁鴻誌等謀臣策士，根本無權，靠周旋於張、馮勢力之間，均衡、調和、騎牆來維持自己的地位。
在段的周圍，以吳光新為首的“國舅派”主張倚張抑馮，而以段宏業為首的“太子派”則相反。《文史資料選輯》第四十一輯刊登過一篇段府老仆役王楚卿的回憶，介紹了不少段祺瑞的真實情況，他就說：“執政的風光隻表現在出門的時候淨淨街而已。所以連他的舅老爺吳光新都看出苗頭來了，借著到日本觀操的名義，一去不複返了。”過去在黎元洪、徐世昌等人當總統時，段是實權派，如今，他自己也親身嚐到了黎、徐當年的滋味。
馮、張之間原本是利用關係，直係一倒，他們的矛盾日益突出，在地盤、財政、人事和對外關係、思想傾向方麵都處於對立狀態，經常鬧得不可開交。張還認為馮的倒戈是他花錢買來的，根本瞧不起馮及國民軍。馮、張勉強聯合僅一年，由於馮暗中支持反奉的孫傳芳，策動奉係將領郭鬆齡反戈倒奉，打敗占據直隸且親奉的李景林部並趁機攻克天津，使雙方衝突公開化。
1926年2月，張作霖聯合東山再起的吳佩孚，拉入山西督軍閻錫山，共同對付國民軍，3月間向京津等地的國民軍開戰。直接導致“三一八”慘案的“大沽口事件”，正是奉軍與國民軍相互進攻而引出的中外交涉事端。而馮玉祥及其國民軍與段祺瑞的關係也日見緊張，因為國民軍一向認為段偏向於張，另外，由於段與張在反對“赤化”、反對蘇聯、對待孫中山北上、對待南方革命勢力、對日關係等方麵均有一致之處，也加深了馮玉祥與段的矛盾。
可以說，自1925年底起，本來無權的段執政更成傀儡，已處於風雨飄搖的時刻。北京實際是國民軍的天下，馮玉祥雖已下野，但依然是國民軍的實際領袖。正因為如此，馮玉祥及其國民軍可以在段的眼皮底下處決段多年的至交和心腹徐樹錚，還扣押了段的親信曾毓雋等，而且正蓄意推倒段祺瑞。
馮玉祥。
段盡管是個擺設，但他是北洋元老，多年掌握大權，門生、舊部遍及各地，其中包括馮玉祥及其部下，所以大家表麵上還得給他十足的麵子，而他遇人遇事又倚老賣老，依然無所顧忌，直言不諱，常常忘了自己現實的情形，還端著最高統治者的架子。他認為張作霖出身胡子，馮玉祥曾經是部下，於是，對他們二人常常函電交責。北京警衛司令鹿鍾麟見他時，他當著眾人的麵照樣可以得意洋洋地說：這是我從前的兵。其實鹿的心裏根本沒拿他當回事，後來包圍執政府準備捉拿段祺瑞的恰恰正是鹿鍾麟。段的這些言行，很容易給人造成他就是主政者的印象。
慘案前後，實際當權者何人
那麽，“三一八”慘案發生時，北京實際的主政者是誰呢？
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賈德耀可以算其一。別看他與段是同鄉，又曾是段的學生，但他與馮玉祥的關係更好，交情深厚不說，在驅逐遜帝出宮、迎接孫中山北上等問題上也與馮相一致，對段及其僚屬也多有不滿。他的組閣，既是段的邀請，也是馮、鹿等人的擁戴。
實際控製北京軍權、警權、治安權的，應該說是鹿鍾麟，此人是馮玉祥手下一員大將，始終緊跟馮，曾代替馮指揮國民軍作戰。
其繼任李鳴鍾，也多年跟隨馮玉祥，是馮的主要助手；李世軍文中提到的代馮遙控北京的西北邊防督辦張之江更是馮的左膀右臂。
國家主義團體聯合會當時有一紙宣言說得很明白：“北京現狀，完全在馮係軍人控製之下，段祺瑞是馮氏的傀儡，賈內閣是馮氏的輿台，故馮玉祥及馮氏軍人對北京治安應負絕對的責任。”
“大沽口事件”，武夫比文官軟
北京明明實際掌握在國民軍手中，但為什麽支持國民軍的天津行動、反對八國對國民軍最後通牒的遊行人群還要不斷向北京政府遊行請願呢？
這是因為：第一，遊行也是向各國駐華使館示威，3月18日最初的大會選在了天安門，這裏距離東交民巷最近。第二，示威組織者並不知道執政當局，包括國民軍將要采取什麽對策，想以此聲援甚至逼迫國民軍；另外，馮玉祥此時還是“五原誓師”前的馮玉祥，也是沒有完成革命轉型的馮玉祥，表麵上，段祺瑞與國民軍還都屬於臨時執政府，抗議的人群當然不可能也沒有心思將他們明顯分出彼此。第三，段祺瑞長期在人們的心目中親日反蘇，而且在馮、張聯合中偏向奉係，被人懷疑有可能是奉係倒馮的內應，所以遊行示威者特意要到段的辦公地點和住宅前發出憤怒的吼聲。
鹿鍾麟。
“三一八”慘案的直接起因是“大沽口事件”，所以，澄清這一事件是廓清“三一八”慘案的前提。
1926年3月初，奉軍軍艦進攻馮玉祥國民軍所占領的天津大沽口；9日，國民軍在大沽口水道布置水雷，通知一切商船不得進入；次日，英、美、法、意、日等國照會北京執政府抗議，認為違反了《辛醜條約》。隨後，鹿鍾麟趕緊作出解釋，並提出外輪入口的具體辦法。11日晚，日本駐津總領事提出次日上午將有一艘驅逐艦入口，要求免檢放行，雙方約定時間為上午十點，12日，中方認為日本艦隻入港時間不對，艦數也不符，可日方卻強行闖關，炮台守軍放槍警告，日艦立即用機關槍還擊，守軍負傷。
3月16日下午，日、英、美、法、意等八國公使在荷蘭使館聚會，決定為維護《辛醜條約》共同向北京政府發出最後通牒。通牒提出5項要求：天津航道停止所有戰鬥行為、排除水雷及一切障礙物、恢複所有航路標誌、對外國船舶不加任何幹涉、停止對外船的一切檢查，並要求在48小時內兌現，至遲不得超過3月18日正午，否則將“采取所認為必要之手段”。這一通牒當日下午4時被送到外交部，北京執政府外交委員會隨即召開會議，認為通牒內容已經超越《辛醜條約》，違背條約精神。而且航道能否恢複交通，關鍵在於奉軍是否進攻天津。會議決定起草複文，由外交部派員送達荷蘭使館，並轉達相關國公使，此時已是3月17日。
事實上，與此同時，國民軍守軍與北京執政府外交委員會的態度並不一致。守軍派代表赴日本總領事館，轉達鹿鍾麟口信，承認“大沽口事件”純係中國方麵的誤會，希望日方諒解。下午4時，炮台張團長又訪英艦艦長，表示國民軍將撤去一切障礙；傍晚，張團長又訪意艦艦長，表示對各國提出要求可以照辦，隻要奉軍放棄進攻。外方對答複相當滿意，而奉軍方麵也承認了通牒的5項條件。不過，這些言行並不屬於北京當局，因為北京的外交委員會和外交部還在開會，繼續討論對策呢。
表麵看，“大沽口事件”是北京當時遊行的起因，但處理結果和政府對策尚未公布，示威卻何以愈演愈烈？對列強的積怨積怒，催動當局采取強硬措施，都是原因，但還有更深層的政治動因寓於其中。閱讀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的《三一八運動資料》、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的《三一八慘案資料匯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的《馮玉祥與國民軍》，以及近些年出版的有關馮玉祥與蘇聯關係的著述，即可看出其中的端倪。
“三一八”慘案，可以說是兩股政治勢力對抗的結果。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與張作霖、段祺瑞等勢力共商國是的可能性不複存在，在奉係、直係的壓迫下，馮玉祥日益左傾，於是，處於上升時期的國民黨連續發動學生、工人等群眾運動反對北洋各係，支持南方的革命勢力，為北伐做輿論準備。實際上，北京的遊行早在“大沽口事件”之前就已經一浪高過一浪了，“大沽口事件”無非是又加了一把柴而已。
國民黨，群眾運動也不弱
過去我們一向沒有在意國民黨早期發動群眾運動的曆史，實際上，國民黨在北伐勝利、統一中國之前，其群眾運動的發動能量也很大，為宣傳國民黨政治主張、推動北伐成功，貢獻不小。尤其1924年國民黨一大國共合作以後，大量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國民黨的群眾運動更是如虎添翼。李大釗創建了北京等地的國民黨黨部，領導了北京的學生運動、工人運動，他的公開身份就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
據親曆“三一八”慘案的董壽平回憶，由於共產黨已經加入了國民黨，所以，包括學生在內的多數人眼裏都是國共不分，認為兩黨都是革命，都是親蘇，都激進。許多人還認為國民黨分左右兩派，左派就是共產黨。張作霖、段祺瑞、吳佩孚等北洋各係攻擊的“赤化”、“共產公妻”等，也是國共不分，甚至將國民軍都算在裏麵。“三一八”前後的各類遊行請願集會，應該說，是由中國國民黨主導的，有共產黨和各社會社團參與組織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北京執行部、國民黨北京市黨部等發起的運動。中共北方區委本身就和這些國民黨組織機構交織一體，其領導人李大釗等人或同屬或兼職，既可分開並列，也可相融不分，有的時候一起開會，有些時候中共自己單獨秘密討論。因為國民黨名氣大，翠花胡同8號國民黨北京市黨部也是活動頻繁，共產黨又是以國民黨員的身份參與，因而當時多數人將這些人都看作是國民黨。
“三一八”慘案前後各類群眾運動組織者位列第一的名字叫徐謙，他也是事後被通緝的第一人，此人的頭銜是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代表。國民黨統治全國以後，曾隆重舉行了“三一八”慘案的紀念活動，為死難者公葬，在北平的幾處地方樹立紀念碑，足見其對“三一八”慘案的重視。隻是後來到了我們這一代了解“三一八”慘案的時候，意識形態主導一切，再加上一看李大釗是主要組織者，國民黨的作用反倒不提了。
“三一八”慘案前後公開出現的遊行組織，其名稱比較多的是：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北京執行部、中國國民黨北京市黨部、國家主義團體聯合會、國家主義青年團、孫文主義學會、北京總工會、北京學生總會、學生敢死隊、北京反帝大聯盟、反對帝國主義先鋒隊、留日歸國團、四川代表團、廣東外交代表團、北京國民外交代表團、民生周刊社、三民主義宣傳會、工界聯合會、北大學生會、法大學生會等等。
“三一八”慘案也是中外關係、國際關係導致的結果，是外國勢力在中國角逐的後果。當時，南方的國民黨、共產黨在蘇聯的支持下，日益壯大；北方的馮玉祥正在向左靠攏，對蘇聯社會主義頗感興趣，非但接受了蘇聯的資助，還在醞釀赴蘇考察。國民黨、共產黨組織的，帶有蘇聯、共產國際為背景的北京一係列遊行示威請願，從一開始就是對親蘇的國民黨的聲援，對馮玉祥、國民軍倒向南方革命的催促，其最終目的是讓段政府垮台，其最好的結果是讓馮玉祥上台，並與南方的革命力量聯手。在與日、英、美、法等國的利益角逐中，最終得益的正是蘇聯。
在北京當局尚未對八國通牒作出最後反應時，遊行就已經喊出“打倒段祺瑞政府！”這樣的口號，可見，解決“大沽口事件”並非最終目的。國民軍中的蘇聯軍事顧問維·馬·普裏馬科夫說的一段話很明確：“3月18日，發生了鎮壓學生的行動。學生們舉行遊行示威，要求把政權轉交給國民黨，隊伍到達總統府時，總統的衛隊向學生開了槍。”
其實，早在二次直奉戰事剛結束時，蘇聯就對結局非常不滿：原本馮玉祥意欲由孫中山北上主持大局，不料，段祺瑞、張作霖並不買賬，而且馮玉祥最終居然還同意請段出來主持。於是，推倒段執政，催促馮玉祥，就成了此後各類遊行的一個潛在訴求，而“打倒北洋軍閥”、“打倒段祺瑞”也幾乎成為遊行的家常口號。
“三一八”慘案後，普裏馬科夫見到李鳴鍾時曾經說：“你可以解除總統衛隊的武裝，剝奪總統的權力！”當他認為李不足以擔當此任時，就勸導馮玉祥用鹿鍾麟替換，並且，蘇聯顧問的這些想法始終在和李大釗等人交換意見，等到鹿鍾麟終於回京取代李鳴鍾時，果然就包圍了段祺瑞的執政府，目的終於達到了。
主使，與段祺瑞無關
“三一八”慘案究竟係誰主使，就目前所有證據看，與段祺瑞等北京執政當局的上層人物確實無關，即使李世軍、曹祥華的文章也無法具體指證就是段之所為。其實，段當時已經岌岌可危，就算事先他真有此意，北京警衛部隊也未必聽命於他。“三一八”慘案發生後還不到一個月，段就倉皇出逃，從此下野，永遠退出了政治舞台。何況，當時段也確實不在執政府內，而是在自己的住宅中養尊處優，根本不明現場實際情形，當場下令也不大可能，多年來幾乎所有的回憶都承認他事後才知此事。
段祺瑞的生活習慣也很有意思，不妨一敘。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很少變化，極其規律。早晨起來吃過早飯，先在書房看公事，然後上衙門處理公務，中午回家吃飯，但從不和家人坐在一起，而是在內客廳單開一桌。午飯後，他在內客廳裏間睡午覺，大約兩三點鍾起來，多數時間是在下圍棋，還有高手相陪。下棋以外有詩會，自己作詩，邀同好品賞。晚飯一般都有客人在座，飯後鋪起牌桌，打上八圈或十二圈。
這樣的人以此方式掌握國家大政，也算一絕。不過，正是由於他的這種特殊習慣，中午以後都呆在吉兆胡同住宅內，所以恰巧躲過了慘案發生的時刻，那時他正午休，得知慘案時正在下棋。
《文史資料存稿選編·晚清北洋》刊有段宏綱的文章，他是段祺瑞的侄子。據他回憶：
18日晨9時許，即得到消息，謂浩浩蕩蕩的遊行大隊又陸續地到達鐵獅子胡同執政府門前的空場上，人數比昨日更多，叫罵呼打，情況混亂已極。大約是11時半前後，我在吉兆胡同忽聞連續不斷的十餘聲槍響，來自西北方（吉兆胡同在鐵獅子胡同東南方）。我大吃一驚，這一定是執政府門前發生事故了。這時先伯命人召我，問何處槍聲。正在說話的時候，楚溪春電話來了，說遊行群眾百般地辱罵兵士，並搶奪槍支，欲闖破鐵門，兵士開槍，死傷有數十人。語氣極緊張。先伯命我立刻往視。
段祺瑞。
我到執政府門前時，遊行大隊大部分已散去，見東麵圍牆下有屍體十餘具。據衛隊旅排長報告，有受傷者數十人，已送附近醫院。
我馳回吉兆胡同向先伯報告，先伯甚為傷感。他命我速電話召地麵負責軍警首長來商。大約在12時半左右，代理警備司令李鳴鍾及衛隊旅參謀長楚溪春同來吉兆胡同（也許是楚先到），向先伯報告肇事經過。宏業（段祺瑞長子）亦在旁。他們分別報告後，先伯對李鳴鍾說：因為你們處理防備不周，竟發生這樣不幸的慘劇，望李司令同楚參謀長特別當心注意治安，萬不可再發生任何事故。李、楚遂退出。
執勤軍官，應該是開槍責任者
麵對奉係、直係和閻錫山的聯合進攻，北京執政當局的其他重要關鍵人物當時也是前途未卜，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還能在位置上坐多久，北京的未來究竟是何人的天下。
賈德耀剛剛當上總理，屁股尚未坐穩；鹿鍾麟正在忙於指揮天津的國民軍加強守備，並在各國之間為“大沽口事件”周旋；李鳴鍾對學生遊行一向比較寬容。由當時的內閣和北京警衛司令部在“三一八”慘案前兩天的工作情形看，他們對待遊行示威浪潮基本是不知所措，有時派兵保護，維持秩序；有時派員前往溝通，在衝突後又道歉慰問；對示威群眾的強烈要求，多半無以應對，得過且過，並無確鑿證據表明他們中的某一人企圖大開殺戒。
3月17日，遊行請願隊伍曾派代表分別前往執政府和外交部。去執政府的代表與具體護衛的士兵忽然衝突，數人受傷，最後終於見到國務院秘書長，對方答應轉達代表意見，並懲治責任士兵。去外交部的代表不但見到外交部相關人員，還在夜半將已經睡下的賈德耀喚醒，在賈宅會見了這位賈總理，直至次日清晨才離去，賈總理幾乎答應了代表的所有要求。這樣的狀況也表明他們並無蓄意傷害遊行隊伍的理由。
然而，慘案還是發生了。其原因不能不從古往今來所有示威抗議的遊行說起。
隻要不是官方發動的遊行，當示威抗議出現時，都會出動衛戍部隊、治安警察以至後來的防暴警察，維持社會秩序，守衛政府機構和各國使領館，給人一種如臨大敵的感覺。當示威遊行隊伍與警衛隊伍對峙時，情緒往往也會變得高度亢奮，失控在所難免，直至出現暴力、流血事件。
所以，僅一百多年來，各國因此導致的慘案就不計其數。有的確是主政者蓄意所為，有的是具體指揮軍官的妄為，有的是處於高度緊張的士兵或警察的誤為，有的則是遊行人群首先使用暴力而為，還有很多根本就難以說清具體的起因。隨著民主與法治的確立，也隨著對付遊行示威方法的日趨成熟，流血事件，尤其是死傷事件日益減少。
一方麵，是對遊行的法製界定、暴力非暴力的明確；一方麵是對治安部隊防範時的規範化管理，如不準攜帶槍支或是不準攜帶子彈，提高防範工具的無致命傷害性能等。另外，事件之後的獨立調查、相關法律處罰、有關責任人的處理，也不斷完善，使對峙雙方都不敢肆意妄為，除了別有用心外，都極力將自己控製在一個底線以上。可惜，1926年的北京距離這樣的法治規範環境何啻萬裏！
1926年3月18日的北京各警衛部隊由於幾天來的遊行示威，已經處於高度戒備狀態，情緒極其緊張，楚溪春等人的回憶即可說明。1926年3月18日的遊行人群也是異常激憤，因為幾天來的遊行已勢不可擋，再加上前一天學生的流血負傷、組織者的不斷推動鼓舞、各界人士的強力支持，致使3月18日從天安門過來的遊行人群的情緒格外高漲。
凡是參與過遊行的人都知道，遊行的心理是：社會越關注、影響越大、參與人數越多，也就會越激動，最後難以自控，更難理性地看待對方。這在李世軍、董壽平等親曆者的回憶中即可看出。
張作霖。
執政府警衛部隊有槍有彈有刀，這是明確的事實；遊行群眾拿著什麽，說法不一。董壽平說李大釗的確鼓動過大家拿棍拿棒，但也有人說沒見過，這就難以說明白了，不過，有人回憶，當時確曾手持旗杆對付對方，而一大堆旗杆也足以被人視作武器。於是，衝突開始。
有人說，是遊行隊伍先向執政府衝擊，也有人說他們隻是在那裏擁擠，還有人說學生正坐在那裏休息。這恐怕是個永遠無法辨別的史實，隻能說人群已經到達了執政府門口。麵對人群，衛隊當然要阻攔，結果，槍擊發生了。究竟誰下令開槍？具體負責軍官的下令，恐怕應該是一個定論。
有人說下令開槍的就是楚溪春，也有人說是王子江，另外還有別的說法，但都是死無對證。死亡人數，各方說法基本一致，因為死人很容易驗明，但傷者人數從來就不統一，因為什麽叫受傷並沒有界定標準，有人去了醫院，有人回家包紮，有人湊合湊合就過去了。
1905年俄國發生的著名“流血星期日”，其死傷人數，特別是受傷人數，百年來也是說法不一，甚至相距甚遠。至於說參加3月18日集會和請願的人數，說法更是多種，連《辭海》也前後不一致。什麽是參加？來了一段又走了算不算？圍觀跟著喊的算不算？估計也隻能永久存疑了。
善後與結果，顯示出社會的進步
二十世紀各國的慘案無數，如果不是執政當局公然屠戮，僅僅是因為遊行期間與軍警對峙而發生的血案，其主要判斷標準不在於誰先動手，這樣的問題任誰也說不清，關鍵在於善後措施。
李大釗。
3月19日發布的《臨時執政令》是這樣說的：
近年以來，徐謙、李大釗、李煜瀛、易培基、顧兆熊等，假借共產學說，嘯聚群眾，屢肇事端。本日由徐謙以共產黨執行委員會名義散布傳單，率領暴徒數百人闖襲國務院，潑灌火油，拋擲炸彈，手槍木棍，叢擊軍警。各軍警因正當防衛，以致互有死傷。似此聚眾擾亂，危害國家，實屬目無法紀，殊堪痛恨。查該暴徒等潛伏各省區，迭有陰謀發見，國家秩序，岌岌可危。此次變亂，除由京師軍警竭力防衛外，各省區事一律，應由各軍民長官，督飭所屬，嚴重查究，以杜亂源而安地方。徐謙等並著京外一體嚴拿，盡法懲辦，用儆效尤。
此文之後，3月20日，第二道《臨時執政令》發布，文中又有另一番說法：
愛國運動，各國恒有，聚眾暴動，法所不容。此次徐謙等率領暴徒實行擾亂，自屬罪無可逭。惟當群眾複雜，互相攻擊之時，或恐累及無辜，情殊可憫。著內務部行知地方官廳，分別查明撫恤。其當時軍警因執行職務，正當防衛，有無超過必要程度，著陸軍、司法兩部查明，依法辦理。
無論楚溪春還是李世軍、曹祥華的文章，都閉口不提“三一八”慘案的善後，隻是說段祺瑞執政府顛倒黑白，掩蓋證據，反誣遊行隊伍，通緝遊行組織者。這也許囿於他們寫文章時的社會環境，不便苛責。事實是，當時全國幾近一片憤怒聲討，北京幾乎所有輿論都嚴詞譴責，知識界、教育界也紛紛口誅筆伐，各種規模的悼念活動和聲討活動相繼舉行，而這一切，都沒有受到任何阻礙，可謂大張旗鼓。
一直是個擺設的國會，還在這時特意召開非常會議，通過了屠殺學生的“首犯應聽候國民處分”的決議，政府還頒布了對死難者家屬的“撫恤令”。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國務院閣員因此“總辭職”，也就是說一屆內閣政府由此而倒台。因為一起慘案，導致了這一連串後果，在百多年中外慘案史中也算難得。
至於段執政，一些回憶文章說他聞訊後頓足長歎：“一世清名，毀於一旦！”隨即趕到現場，麵對死者長跪不起，之後又宣布自己終身食素，以示懺悔。段執政心裏究竟如何想法，我們無從揣測，但當眾下跪，至今沒有史料足以證明；而他的茹素，卻並不起自“三一八”慘案，事實是1920年直皖戰事之後在天津做寓公時就已經吃齋念佛了。
當時的京師地方檢察廳4月3日還有一封致陸軍部的公函也不能不提，看見這樣的公函，你不得不想，那時的司法居然還有如此獨立性。其中所述，基本傾向遊行隊伍，最後稱：“總之，學生人等少不更事，平日言行有輕躁失撿之處，然此次集會請願宗旨尚屬正當，又無不正侵害之行為，而衛隊官兵遽行槍擊死傷多人，實有觸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條之重大嫌疑。惟事關軍人犯罪，依據陸軍審判條例第一條及陸軍刑事條例第一條應歸軍事審判機關審理，除國務總理賈德耀等，被訴命令殺人部分，仍由本廳另案辦理外，相應抄錄本案全卷三宗，連同屍身照相死傷人名清單暨衛隊旅原送各物證，一並移送貴部，請即查明行凶人犯，依法審判，以肅法紀。”
“三一八”慘案之後，中國政局迅速發生轉變。段祺瑞很快被國民軍攆走，有文章稱慘案讓段執政的合法性喪失殆盡，其實，沒有慘案，他也照樣會被國民軍趕下台，因為蘇聯不喜歡他，南方革命勢力不喜歡他，國民軍也從沒有認為段會有利於他們。慘案倒是動搖了國民軍在北京的統治基礎，不久便由天津、北京潰退，張作霖這個堅決反蘇反共反革命派反倒入主京城。
於是，具有蘇聯和共產國際背景的李大釗，這個曾經組織“三一八”大遊行的中共黨員被害，蘇聯大使館遭搜查，張作霖與蘇聯徹底決裂。於是，馮玉祥很快就加入國民黨，隨後赴莫斯科，以後又有了“五原誓師”，與北伐軍遙相呼應。
於是，代替國民軍的奉軍在北京的政治態度令北伐軍全麵進攻，迫使奉軍退走關外，張作霖命喪黃泉，北洋各係統治最後煙消雲散。
這就是我讀出的“三一八”慘案！
陳原讀本：
段祺瑞執政府舊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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