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周總理北京收到了一封來自日本東京的信。信是一個十七歲的小女孩寫來的。
尊敬的中國總理、伯伯、先生：
我是偽滿罪犯愛新覺羅·溥傑的大女兒，名叫慧生。這封信是我背著所有的親人寫給您的，因為我太想念我的父親了。相信伯伯一定能理解一個十七歲女孩的心情。
我的中文雖然很拙劣，但請允許我用在日本學的中文給您寫這封信……我的父親溥傑久無音訊，母親和我們都很擔心。我們不知給日夜思念的父親寫過多少次信，寄過多少張照片，但是從來沒收到過一封回信，隻好望洋興歎！
雖然中日兩國體製不同，人們的思想各異，但骨肉之情在中國和日本都是一樣的。若周總理也有孩子，一定能夠理解我們對父親的思念。一定能夠理解盼望與丈夫團聚、同時含辛茹苦地將我們姊妹撫育成人的母親的心情。
當前，中國與日本沒有外交關係，但是，我們的家庭卻是由中國的父親和日本的母親組成的，我們全家人都真心實意地期望中日友好。這一心願是沒有任何人可以阻攔的。母親盼望早日回到父親的身邊。我也希望自己能夠成為中日友好的橋梁，所以才這樣拚命地學習中文。
謝謝，拜托了！請伯伯能將這封信連同照片一起轉交給我親愛的父親，並衷心希望能允許我和父親通信……
慧生
周總理讀罷信後，被深深地感動了，遂答應讓溥傑與她們通信。1961年5月，在周總理的關懷下，溥傑的日本妻子嵯峨浩和小女兒嫮生重返中國，與溥傑團圓。這時，溥傑與妻女分別已經過了十六年。嵯峨浩在中國定居，並加入中國國籍，成為二戰後首個回中國的日本人，但給總理寫信的慧生已不在人世了，溥傑隻能見到她的骨灰。
嵯峨浩
事情大約是這樣的：在寫信的那個時候，慧生已進入了戀愛的年齡，很快，她便與同班男同學大久保武道相戀了，但她將這事兒告訴母親嵯峨浩時，嵯峨浩並不同意，理由是自己嫁到了中國，就是中國人，自己的女兒當然也是中國人，最好能嫁個中國人。對於母親的這種態度慧生很是無奈，隻要寫信向溥傑求助。溥傑收到信後，覺得自己並沒有盡到做父親的責任，不太好表態，讓慧生按母親的意思辦。接下來，悲劇便發生了。
1957年12月4日，慧生離家後便沒有再回家，一直到12月10日被發現與大久保武道一同陳屍於天城山。當時，慧生頭上有彈孔，左手無名指上戴著婚戒，枕在大久保的左臂上。兩人還有剪下的指甲與頭發被包在白紙裏，埋在附近。於是，人們判定這是一起殉情事件，兩人以大久保武道帶來的手槍自殺。新聞媒體報道此事後，被一些人稱為“在天國結合的戀愛”，感動也轟動了當年的日本。
然而，慧生的母親嵯峨浩並不這麽看這件事，她說，對於他們的死，新聞界爭先恐後，大肆張揚。《倆人在天城山喪生》、《天國之戀》這樣的標題裝飾著報紙雜誌的版麵。但是，我怎麽也不能相信世俗的那些看法，因為慧生在十二月四日失蹤之前，全然沒有自殺的跡象……慧生在十二月的日曆中，詳細記載了這個月每天的計劃安排。桌上放著幾張寫著1958年的抱負的賀年卡。她曾掰著手指高興地算著取訂做的大衣的日子。就在失蹤的那一天，她仍然像往常一樣，隻拿走了上課用的東西……這難道是準備去自殺嗎……綜合同學們向我們講的話，我明白慧生是因為大久保的問題而陷入了無窮的煩惱之中。
嵯峨浩認為，大久保是個獨占欲非常強烈的人，有時，慧生與其他男同學說兩句話，大久保就受不了，不是說自己失戀，就說自己要自殺。大久保的這種行為讓慧生很是苦惱，也擺脫不了大久保，大久保甚至還想把與慧生說過話的一位男同學從樓上推下去。“也許，那天慧生想說服大久保才跟著去的，結果卻被逼著自殺了。”不過，作為母親，嵯峨浩顯得很是“寬容”：“這是除了他們兩個當事人之外，任何人都無法知道的永久的迷。即使怨恨大久保，慧生也不會回來了。”
慧生
後來，日本一家電視台曾對慧生和大久保事件做過一些調查，采訪到當年發現他們屍體的人，說出了一個令人震驚的秘密：慧生遺體被發現的死後，姿勢和後來報紙上登的並不相同，是坐靠在百日紅樹上，而不是躺在大久保的臂上的。據證人講，當時報紙公布的消息，是一個“錯誤”。然而，這一切對於慧生及家人來說已經沒有多少意義了。
慧生是一個愛說愛笑的女孩子，她有一個夢想，希望將日本的文學介紹到中國，而她對中國的文學也有濃厚的興趣。骨肉之情在對世界各國人民來說都是一樣的，她留給人們更多的分明是：以骨肉親情的名義推動了戰後日本與中國的友好往來。同時，也應該看到，戰爭在人們心中留下的難言傷痛，而這更不能被忘記。也許正是這個原因，溥傑和嵯峨浩在後來，將她的骨灰一半安放在了中國，另一半安放在了日本。
參考文獻：溥傑《溥傑自傳》、嵯峨浩《流浪的王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