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混蛋”之死：1968年北京的江湖恩怨
大音 美國華聞周刊 2016-05-04
1968年6月24日中午，北京二裏溝無軌電車站見證了一起驚心動魄的鬥毆。綽號“小混蛋”的新街口玩主周長利落荒而逃，在這個電車站被幾十名大院孩子追上並團團圍住。麵對懸殊的力量對比，這個曾經天不怕地不怕的“小混蛋”也不得不低下自己倔強的頭顱。然而他的告饒並沒有贏得對手們的寬恕，局麵迅速失控，這個年輕的生命最終消失在一片血色之中。
這就是文革中轟動一時的周長利事件。
<<1968年北京的江湖 >>
1968年夏季的北京炎熱而喧囂。文革初期叱吒風雲的以幹部子女為主體的中學紅衛兵早已失寵於當局，他們一向藉以自豪的紅色出身此刻也變得一文不值。他們的父輩——各級黨政軍幹部——在政治上正遭受著巨大的衝擊。文革初期被捧到天上的紅衛兵小將，大部分人已淪落為政治上的“賤民”。
熟悉文革史的人都知道，1968年是個極為特殊的年頭，經過1966年“紅八月”疾風暴雨式的掃蕩和1967年蔓延全國的大規模武鬥，暴力和血腥已成為那個時代的主旋律，而文化卻變成最不值錢的東西。在充滿暴戾之氣的社會氛圍下，北京的“大院文化”悄然興起。所謂大院是指中共建政後以各部委機關、軍隊各軍兵種機關的辦公及生活場所建立起來的相對封閉又自成一體的院落，這種大院內部空間很大，管理嚴格，生活設施齊全。生活在這些大院裏的孩子們唯一能與社會發生來往的地方是學校，除此之外，他們對民間生活所知甚少。而1968年中國境內所有的學校都處於癱瘓狀態，脫離了學校約束的大院孩子們便以各自居住的大院為單位，自娛自樂，消費青春。他們串聯交往，遊離於政治大氣候之外，不少人甚至試圖尋求一種頹廢的生活方式，比如撮老莫（去莫斯科餐廳吃大餐），拍婆子（在街上追女孩子），打群架，嘯聚於公園（冬天則為冰場）、劇場之類的公共場所，直接蔑視並破壞公共秩序。一個個無視法紀又有著獨立於主流社會基本價值標準的團夥逐漸成型。這是一種文革中期北京所獨有的特殊現象，屬於亞文化狀態，後人稱其為大院文化。所謂亞文化，是指與主文化相對應的那些非主流的、局部的文化現象，或是在主文化或綜合文化的背景下，屬於某一區域或某個集體所特有的觀念和生活方式。用今天的角度審視，文革中出現的大院文化，它的成因複雜，但卻具有某種近似於江湖團夥的味道與雛形。
與此同時，文革初期受到嚴酷打壓的民間青少年團夥也得到了喘息機會。比起大院子弟，這類團夥更具江湖匪氣，由於其成員生活在社會底層，很多人的父輩還曾是舊政權的中下級軍政人員，他們自幼目睹了很多不公平的社會現象，政治上飽受歧視，個人前途無望，他們中間有些人在文革之前便由於違法活動而進了少管所或工讀學校，早已被劃入另冊。文革初期首都中學紅衛兵以“鎮壓流氓”為名對這類青少年進行了殘酷打壓，釀成不少血案，雙方積怨甚深。到了1968年，這些江湖團夥不僅死灰複燃，而且具備了集體行動的能力。他們自稱“玩主”。綽號“小混蛋”的周長利便是玩主中的一個典型代表。
周長利工人出身，家住北京西城區新街口一帶。據他的朋友邊作君先生介紹，周長利在文革之前並無劣跡，據說還是個助人為樂的好孩子，曾經救過落水兒童。可是在當時那種你不欺負別人別人就欺負你的大環境下，他最終還是選擇了憑暴力立足的叢林法則。周長利中等個子，肌肉發達，動作敏捷，頗具組織能力。此人從崛起到死亡隻有幾個月時間，身後卻留下很多傳說。其實，當時的周長利雖然名聲很大，但並不是所處團夥中的“老大”級人物。這個團夥中的老大是一個叫煥一的青年，“小混蛋”周長利一直到死都稱煥一為大哥。
周長利的崛起很傳奇。在那個叢林法則盛行的時代，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江湖後生，隻要敢於挑戰並擊敗名聲顯赫的江湖大佬，你的名聲就會像傳奇故事中武林高手吸收對方能量一般，迅速倍增。周長利似乎深諳此理，他率領十幾個兄弟，懷揣著菜刀和三棱刮刀，到處挑戰江湖上的成名人物，特別是那些曾經不可一世的老紅衛兵頭麵人物。1968年的4、5、6三個月，以前默默無聞的周長利以心狠手辣、行動果斷著稱於江湖，“小混蛋”的大名如日中天。他的行動對象很明確，專對老兵（老紅衛兵）下手，而且一出手便動刀，凶悍異常，在以大院為據點的老兵中間造成了一定的恐慌。
周長利的一時得手並沒有引起老兵中頭麵人物的特別關注，一些有勢力的紅衛兵大佬仍然不把他放在眼裏。人稱老賀的賀邯生是海澱區紅衛兵的大哥大，他和幾個朋友在西四三角地遇上了帶著十來個人的周長利。老賀曾經是廣州軍區體工隊隊員，受過專業格鬥訓練。他比周長利年長四五歲，體格健碩，膽量過人，戳在那裏仿若一座黑鐵塔。周長利看上了老賀胸前碩大的毛主席紀念章，放肆地說你這像章不錯啊，伸手就去摘。老賀順勢一把攥住他手腕，腳下一個掃堂腿，周長利撲通一下跌倒在地。生猛的周長利從沒吃過這樣的虧，爬起來想動刀子。他的一個小兄弟提醒他說那是海澱老賀，周長利一聽有些怵。他憚於老賀的威名和咄咄逼人的氣勢，最終還是咽下了這口氣。
地安門中學紅衛兵綽號“瑤子”的魏仲瑤也有過類似的經曆。一天傍晚他和朋友在燈市口附近的康樂餐廳吃飯，與同在此吃飯的周長利犯上了照（相互目光挑釁）。改革開放後當上律師的魏仲瑤從小愛玩跤，稱得上身手矯健。他並不知道對方就是赫赫有名的新街口小混蛋。見對方把手伸到兜裏，像是摸刀子，瑤子先下手為強，嗖的一下抽出腰間的片刀，一個箭步，人未到刀先到，一柄寒光閃閃的利刃已然架在了周長利的脖子上。“別動，動就宰了你！”瑤子低聲喝道。周長利的臉刷的一下白了，他自報名號：“我是小混蛋。你誰呀？”魏仲瑤也報出了自己的大名。周長利倒是知趣：“瑤子呀。你們學校五一和我沒得說。”他所說的五一名叫段五一，也是老紅衛兵，公安部大院子弟，平時行俠仗義，在當時的黑白兩道都頗有人緣。魏仲瑤一聽他提到了自己很敬重的同學段五一，便放下了片刀，雙方握手言和。當時道上的規矩是，你的朋友如果也是我的朋友，在沒有大矛盾的前提下，相互間的衝突便可化解於無形。
<<火拚 >>
盡管老賀和瑤子等老兵依仗自己的名聲或勇猛，曾一時鎮住過桀驁不馴的小混蛋，但大多數大院子弟卻沒有如此的幸運。不斷有人被小混蛋一夥打傷、紮傷，而且被打者都是些有頭有臉的人物，比如三十五中的紅衛兵領袖衛星、在幹部子弟圈子裏十分活躍的唐星等。小混蛋被傳為一個不要命的暴徒，揚言自己不打算活過20歲。他是那種人擋殺人佛擋弑佛的拚命三郎，十足的霸道，不斷地試探著幹部子弟群體容忍的底線。一時間風聲鶴唳。而教訓小混蛋，這成為從未遭受過如此大羞辱的大院孩子們的共同心願。
王小點的遇襲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王小點大名王南生，父親是開國少將王文軒，在當時的七機部擔任領導。文革期間翠微路一帶有個“三校聯防”，即太平路中學、育英學校、翠微路中學等三個學校紅衛兵自發對付大專院校造反派“三司”的聯合組織，王小點曾經擔任過這個組織的總指揮。他人很活躍，交遊廣泛，與各個山頭、各個大院的孩子都很熟絡。所以他在當時的幹部子弟當中還是很有些影響力的。
6月23日這天，王小點和弟弟王毛點、朋友劉胡子在西四乳品店吃完酸奶出來，被周長利一夥堵住。劉胡子提醒小點：“是混蛋。”王小點知道這下子凶多吉少了，小混蛋是個瘋子，專和老兵作對，見一個打一個，根本不問青紅皂白。於是他下意識地解下自行車把上的鋼絲鎖，卻發現一個名叫寶蛋的光頭用刀頂在了自己的屁股上。雙方僵持了片刻就動起手來，王小點的弟弟毛點頭上挨了一磚頭，首先掛彩。周長利一夥人多勢眾，不光身上帶著家夥，滿地的磚頭也是他們的武器。王小點的腿上也挨了重重一板磚，他還沒緩過勁來，忽覺腦後生風，扭頭一看，但見周長利的小兄弟邊作君掄著一根木棍朝自己後腦勺揳來。王小點慌忙揚臂攔擋，手腕上的大英格瑞士表被打得粉碎，肩膀也被木棍上的釘子劃得鮮血淋漓，這根木棍本是垃圾箱的木柄，被邊作君當作武器隨手拽下。與此同時，王小點的軍裝後襟也被三棱刮刀刺了個口子——幸虧他躲閃及時，沒傷著皮肉。吃了虧的王小點跑去叫人，回來時那夥人已全部撤離，唯有周長利一人站在街上，雙臂抱於胸前，神情凶狠冷漠，一副有種你放馬過來的好漢模樣。
王小點惡狠狠地撂下一句話：“三天之內我不碎了你，我的王字橫過來！”
王小點他們先到西城分局報案，讓公安人員看自己的傷處。公安人員說這個周長利我們也在抓，可是抓不到。王小點說我們幫你抓。公安人員說那好啊。王小點問如果在抓的過程中打起來怎麽辦？公安人員說打人還是不行的。王小點問如果他打我們呢？公安人員說那當然還是可以還手的。
聰明的王小點認為這已經算是為自己所籌劃的報複行動征得了官方的授權。
第二天，6月24日。王小點一大早便找到了在老兵中頗有號召力的蘇新民。一向以仗義和敢擔當著稱的蘇新民一聽哥們兒挨了打，再聯係到這段時間內不斷有老兵遭小混蛋傷害的事實，立刻怒從心頭起，決定教訓一下這夥專向幹部子弟叫板的流氓。他們召集起二十來個人，抄起家夥，開始尋找小混蛋一夥。一路上不斷有人參加，人越聚越多。聽說是去滅小混蛋，大家既興奮又緊張。他們很快便打聽到了小混蛋的所在。
周長利等八個人這天要去香山遊玩，此刻正在動物園附近的廣豐餐廳吃飯。吃完飯剛一出餐廳門，就迎麵撞上了這群來勢洶洶的老兵。
號稱打架不要命的小混蛋一夥從沒見過這種陣勢，精神上立馬崩潰，頓作鳥獸散，朝不同方向逃跑，其中六人逃脫了追殺，被追上的隻有綽號小邱子的邱尚純和被作為主要目標的周長利。小邱子首先被追上，王援朝出手砍了他第一刀，接下去眾人亂刀齊下。小邱子臥在牆角，雙手護住要害。他被砍成了個血人，卻奇跡般地保住了一條命。小邱子本是個拂爺（職業扒手），據說偷錢包的技藝爐火純青，他的手筋被砍斷，從此無法再操舊業。改革開放後他從小攤販幹起，逐漸做大，成了腰纏萬貫的老板，後來還當上了北京市個體協會的秘書長。看來那時在社會上混的玩主，並不都是無能之輩，隻是在那個特定的時代走上了邪道。若假以條件，在其他領域下下工夫，也都具有成為佼佼者的可能性。
關於小混蛋被圍堵的過程，時至今日流傳有多個版本。當時場麵混亂，具體情景即使是在場的當事人也難以準確複原。據王小點回憶，氣喘籲籲的小混蛋跑到二裏溝無軌電車站時被他小弟弟王小六等四人截住。後來在德國讀取博士的王小六當時隻有15歲，卻初生牛犢不畏虎，砍了小混蛋後背一冰鎬，並扒下了他身上的軍裝和懶漢鞋。
蘇新民、王小點帶領的大隊主力追上周長利時，周長利身上隻剩下血跡斑斑的白色圓領背心、一個藍色褲頭和一雙草綠色軍襪。一向嘴硬的小混蛋這回徹底服了軟，低聲下氣地肯求饒自己一命。老兵中有個叫小譚子的(開國少將、軍委工程兵副司令譚善和之子譚渝光)，本和周長利認識，關係也算不錯。情急之下周長利央告小譚子，能否向諸位老大求個情，放過自己。小譚子看到蘇新民等人冷冷的目光，自知倘若求情，不光救不了周長利，連自個兒的安全都堪憂，他便沒吭聲。周長利絕望中又使出他在江湖上慣用的示弱手段，拔出一把匕首遞給小譚子，說：“那你拿這把刀捅了我吧！”
公安部大院的段五一與周長利私交一向很好，據段五一回憶，周長利的確曾經多次使用過這種示弱手段，在寡不敵眾、身陷險境時主動遞刀讓對方捅自己，這一不太高明的手法竟屢屢奏效，使他多次化險為夷。但這一次周長利慣用的手段卻失去了作用，在眾多大院孩子眾目睽睽下，小譚子為了表明自己的立場，當即接過刀，揮手就是一刀。鋒利的匕首從周長利左側腋下刺入……局麵迅速失控，老兵們亂刀齊下。本來沒準備把事情鬧到如此地步的王小點此時想攔也攔不住了。等到大家發現小混蛋被紮成血葫蘆的時候，趕緊用自行車馱他去海軍醫院搶救。可悲的是，這個年僅18歲的江湖梟雄半道上便咽了氣。
事後公安局的屍檢報告表明，小譚子的那一刀傷及心髒，是導致周長利死亡的主要原因。
周長利曾預言自己活不到20歲，竟不幸一語成讖。
1968年北京的江湖雖然械鬥不斷，但打出人命來卻並不多見，況且當事雙方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一時間這樁血案轟動四九城，成為街頭巷尾熱議的大話題。 邊作君多年後在回憶錄中表述，周長利的屍體被他們拉回家，周的父親拒絕接收，於是邊作君等人在後海邊上用湖水為其做了清理，並換上一身幹淨衣服和回力球鞋，然後在東郊平房火葬廠為他舉行了聲勢浩大的葬禮。四九城玩主中的頭麵人物都雲集於此，大家同仇敵愾地發下毒誓，一定要向老兵們討還血債。
對此，當事人蘇新民、王南生等並不相信。他們認為，周長利的屍體已被送到海軍醫院太平間，由公安局嚴格看管，而且做了詳細的屍體檢查，有屍檢報告為證。邊作君等人縱有天大膽子，也不可能把周長利渾身血汙的屍體拉到後海邊上清洗，這大概是一種文學描述吧。
據周長利的大哥煥一透露，由於周長利的家屬拒絕認領其骨灰，煥一身在江湖，居無定所，隻好把這份骨灰長期背在身上，直到他被捕判刑。周長利的骨灰不知所終。
血案發生後，蘇新民、王小點、小譚子等人先後被公安機關拘留，關進了號稱“七八九集中營”的“可以教育好子女學習班”。當時這個學習班關滿了失勢領導人的子女，薄一波、賀龍、葉劍英、陸定一、李井泉、譚震林、穀牧、彭真、林楓等人的子女都是這裏的長期“房客”。粉碎四人幫後他們當中的很多人從政從軍，逐漸成為了共和國的政要。
一年後王小點的父親王文軒將軍被解除監禁，恢複了職務，王小點也獲得釋放，被送往40軍當兵。而蘇新民重獲自由身已經是三年以後的事了。小譚子獲釋後也去當了兵，此人1972年11月因白血病去世。
平心而論，當年卷入周長利事件的幹部子弟沒有人因此而受到刑事起訴，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麵的。首先是由於特殊的時代，文革中的這一時期法律和社會秩序完全癱瘓，大規模武鬥尚未結束，而公檢法機關也處於癱瘓或半癱瘓狀態，當時偌大的一個中國，法律和秩序已經蕩然無存。其次是因為法不責眾，當事人又大多屬於未成年，況且周長利本人正是治安部門在努力尋找的多起案件的作案嫌疑人。這樁凶案最終不了了之。
但是仇恨在延續。那個曾經向老兵們透露小混蛋行蹤的“線人”一直受到追殺，隻好東躲西藏。當年的事件發起人之一王小點也未被仇家從複仇名單上劃去。90年代中期的一天，王小點出席一家酒樓的開業慶典，周長利的弟弟周長民聞訊拎著一把五連發獵槍趕往現場，打算把這個三十年前導致其兄喪命的仇人一槍做掉。王小點的提前離席避免了又一場血案的發生。後來周長利的這個酷似他的弟弟在河北懷來死於與當地黑社會的械鬥。沒有了這個不依不饒的苦主，周長利與王小點的血仇才終於劃上了句號。事情畢竟過去了這麽久，當年周長利的江湖兄弟們也紛紛與包括王小點在內的幹部子弟們一笑泯恩仇。
然而，從社會學的意義上講，1968年夏天的那場血案卻從未停止過發酵。作為文革江湖上的一個標誌性事件，這樁血案逐漸演變成為傳奇故事，不斷被添油加醋，甚至加以道德上的詮釋。後來又有人根據這一事件創作文藝作品；新聞媒體和私人博客也陸續披露當時的所謂細節。孰是孰非的爭論更是一直沒有停息過。在一些文章中，周長利被描寫成為反抗壓迫的平民英雄，這使得當年的那些老兵們有些不忿。
<<紅八月因素 >>
2015年5月的一個下午，一些曾經在1968年北京江湖上有影響的大院子弟及相關知情人士聚集在北京朝陽區藍色港灣的血色浪漫餐廳，回憶並反思47年前的那段不堪回首的塵封往事。
這些當年的風雲人物現在都已進入耳順之年，各自過著“慣看秋月春風”的退休生活，談起當年無政府狀態下懵懂少年的種種出格狂行，大家既有些興奮，又有些黯然神傷。有一種說法：文革雖然是官不聊生的時代，卻是孩子們的狂歡節日。這話似乎有些道理。在座的這些人，盡管他們的父母在文革中大都遭受衝擊，家庭破碎，經曆坎坷，但在回憶往事時，他們所感受到的仍然是無拘無束的自由多於沉淪和苦難。
當年周長利事件造成的衝擊波在47年後似乎仍然沒有消失，大家有很多話要說。 作家都梁是座談會的發起者。1954年出生的都梁1968年時剛滿14歲，在那個普遍早熟的年代，他當時的年齡已大到足以觀察江湖，甚至參與江湖了。他的一本以文革中大院子弟生活為題材的小說《血色浪漫》寫到了小混蛋之死，並以同情的筆調虛構了小混蛋的一個富於正義感的底層朋友李奎勇。小說發表後社會反響強烈，並被拍成電視連續劇熱播，以至於後來四橫豎、邊作君等周長利一方的寫手受此啟發，撰寫了大量褒貶鮮明的回憶文章及文學描述。而幹部子弟群體對這些“有悖事實”的誇張文字則普遍不太滿意。都梁認為，爭論因自己的作品而起，周長利的朋友們已經發聲夠多，所以自己有責任請另一方的當事人說說他們的看法。
經過近半個世紀的沉澱，在座的這些當年的江湖老大對周長利事件都有了更為冷靜、更為客觀的認識。他們一致認為這絕不是一起有預謀的凶殺，當事者都是些輕狂少年，當時並無殺人之意，隻是想報複一下出出氣，所以嚴格來講這應該算作是不良少年之間的血腥械鬥，由於局麵的失控導致了不可挽回的悲劇。而幾位事件的親曆者也承認對周長利的死亡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並且深感愧疚。但是對於有些人所宣揚的周長利是平民英雄反抗權貴子弟欺壓的說法，大家卻無法認同。按照這種思路，仿佛大院孩子與平民百姓完全是兩類人，大院孩子在1968年仍然享有多少特權似的。
“我們那時候哪裏有什麽特權？”當年計委大院的核心人物曹京生聲辯。“家長被打倒，多次被抄家、搬家，母親工資停發，作為走資派子女，政治上受歧視，生活上無依靠，居無定所，個人前途渺茫。”
曹京生身高1.8米，體格健壯，少年時熱衷於散打、拳擊、摔跤等運動，是個格鬥好手。在1968年京城各路人馬與計委大院的爭鋒中，淪落江湖的曹京生順理成章地成為了計委大院的孩子王。他帶領人數眾多的計委大院子弟，形成了赫赫有名的“山頭”，成為老兵群體中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
曹京生1969年參軍，複員後回北京工作，現已退休。退休後的曹京生對當年的行為有著比較深刻的反思。“我們崇尚暴力的思想是在當時國際、國內大環境及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形成的。我們的所作所為對社會、對個人都產生了不良後果。今天回想起來，深感內疚。”
當年的周長利事件，曹京生並沒有參加，但他的幾個小兄弟參加了。他認為：“周長利事件是一個時代的悲劇，為防止類似的悲劇重演，必須要依法治國，讓法製觀念深入人心，家喻戶曉，成為社會行為的準則。”
當年事件的組織者之一蘇新民同意曹京生的觀點。他指出：“文革初期幹部子弟確實歧視出身不好的人；我們並不否認，那時候根紅苗正的紅衛兵受到‘老子英雄兒好漢’這一出身論的蠱惑，的確有一種革命接班人舍我其誰的天然使命感。” 建國後17年從未間斷過的政治運動與階級鬥爭教育，使得在紅旗下長大的五○後孩子們內心深處蘊藏著一股壓不住的暴戾傾向。要說這一代人是喝狼奶長大的，似乎一點都不為過。雷鋒日記中“對敵人要像嚴冬一樣冷酷無情”，這一觀念已成為當時的金科玉律，甚至滲透到了孩子們的骨髓裏。蘇新民說：“我們就是這樣被教育長大的，我們心中充滿了仇恨，行動上伴隨著暴力。我們不懂得獨立思考，隻是把當局灌輸給我們的暴力教育全盤接受……”
時光倒回至周長利事件發生之前兩年的1966年。那一年的“紅八月”充滿了恐怖與血腥。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釋放出了第一個暴力信號，隨即批老師鬥校長的行動便在校園中展開，運動迅速升級並失控，師大女附中校長卞仲耘被活活打死的現象絕非個案。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對宋彬彬名字的一句點評“文質彬彬不好，要武嘛”，等於肯定了師大女附中學生的過火行為。於是校園裏的暴力迅速向社會上蔓延，以“破四舊”之名實施打人抄家，成為合法，並蔚然成風。
而所謂紅衛兵鎮壓流氓行動，甚至早於八·一八。那時被紅衛兵抓起來的人未必全都是真正意義上的流氓，其中間雜有出身不好的學生或社會青年，他們隻是平時衣裝打扮花哨些，行為舉止遊離於主流社會之外罷了，卻並無犯罪案底。北京30中高一學生唐巍就是一個這樣的少年，他不幸淪為第一個被打的所謂“流氓”。出身“反動軍官”家庭的少年唐巍一表人才，胸肌發達，平時喜歡穿緊身背心秀肌肉，發型也比較時尚，好留大鬢角，他還彈的一手好吉他，人稱“吉他乖”。他的反動出身與特立獨行引起了這所學校某些紅衛兵的反感。1966年8月2日校園裏一次偶發的口角導致紅衛兵對他批鬥與毒打。他被關了兩個晚上，受盡了折磨，釋放時渾身是血，幾乎無力走到家。這件事本來可以到此為止，但是唐巍被關押期間發生了一件事，他的幾個很講義氣的小學同學得知他有了麻煩，便結伴來30中“救人”，在學校門口與把門的47中紅衛兵發生衝突，並用刀刺傷了紅衛兵。這幾人當中的一個是天堂河勞改農場的就業青年，自然被認定是“流氓”。於是公安局介入，包括唐巍在內的幾個人全部被收監拘禁。8月12日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聲勢浩大的十萬人大會，公審這幾個人。動手刺傷紅衛兵者被當場判處十年徒刑。說來可笑，他們幾個的罪名之一竟然是“紮壞了紅衛兵小將的自行車胎，影響了紅衛兵的造反行動”。用現在的眼光看，這種上不了台麵的司法指控近乎兒戲，而在那個一切皆有可能的瘋狂年代卻再正常不過。在公審現場，他們幾人再度遭到紅衛兵的毒打。
這次事件最終演變成為首都紅衛兵大規模鎮壓流氓運動的導火索。
“流氓”阻礙文化革命，這是紅衛兵發起鎮壓流氓運動的主要動因。除了唐巍事件中有紅衛兵受傷外，當時還有謠傳，說北京市的各路流氓聯合起來組成了一個“紅衫隊”，要用武力來對抗蓬勃興起的紅衛兵運動。此外北京還曾發生過一件大事：文革前夕的1965年秋季，一個名叫楊國慶的出身不好的青年為報複社會，在友誼商店門口砍傷了兩位國際友人。凶手被判死刑。楊國慶事件作為階級鬥爭新動向的典型例子，被廣為傳達，在青少年學生的腦海裏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孩子們普遍把楊國慶事件簡單地歸納為流氓砍人和階級報複，而持有這種看法的孩子後來很多都戴上了紅袖章。
所有這些誘因疊加在一起，1966年夏天，在那種黨政組織基本癱瘓、紅衛兵小將就是小爺的無政府狀態下，一場嚴厲懲治流氓的運動自然而然便呼之欲出了。8月中旬，北京各中學紅衛兵手持皮帶、木槍等器械殺向社會各個角落，對社會上的所謂流氓全麵清剿。被打擊者當中有以犯罪為生的名副其實的社會渣滓，但也有一些其實隻是遊手好閑而被街道居委會大媽們看不順眼的無業青年。紅衛兵私設刑訊，對被抓者極盡拷打折磨。一時間腥風血雨，愁雲慘霧。
必須要說，以階級鬥爭和暴力為主要特征的紅八月是一場人道災難。後來陳小魯、宋彬彬等當年的紅衛兵領袖出麵向受害者道歉，也算得上是親曆者對紅衛兵整體瘋狂行為的一種遲到的反思。無論他們個人在文革初期是否向無辜者實施過暴力，這種自我否定的勇氣畢竟值得讚揚。
事實上，近年來揭露文革初期紅衛兵暴行的文章已經汗牛充棟，但人們卻似乎忽略了一個關鍵問題，難道紅八月狂潮是這些少不更事的孩子們的自發行為嗎？簡單邏輯推理，好像不大可能。建國後的一連串政治運動都是在高層領導人的指示和控製下運作完成的，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器麵前，任何自發的政治活動或暴力行為都會寸步難行，此乃基本常識。1966年夏天，這些懵懵懂懂胡鬧的孩子們的身後，必然有大人的身影。否則他們怎麽可能知道誰是地富反壞右分子，誰是階級敵人？這些準確的信息究竟是誰提供的？又是誰給了這些孩子們隨便抄家、打人乃至殺人的權利呢？
魏仲瑤是地安門中學紅衛兵保衛組成員。1966年8月，為了抓捕可能流竄到北京的蘭州大學反革命學生李貴子，北京市紅衛兵成立了一個臨時指揮部，設在王府井東安市場內。魏仲瑤是這個指揮部中的一員幹將。據他回憶，當時的公安部長謝富治親自出任北京市紅衛兵指揮部總指揮。
“李貴子沒抓到，這個指揮部馬上改為抓地富反壞右了，”魏仲瑤如是說。“至於誰是地主，誰是資本家，信息全都由派出所和居委會提供。可以說，他們讓我們抓誰我們就抓誰。”
給魏仲瑤印象最為深刻的一次行動是抄燈市口的公理會教堂。東安市場派出所的負責人向他們透露，教堂裏可能藏有敵特電台，我們公安在缺少證據的情況下不宜貿然進去，所以請紅衛兵小將代為搜查。這可是正式的專政機關人員代表國家向紅衛兵小將發出指令啊，竟然還是反間諜行動。這自然引起魏仲瑤等人的極大興奮。平時隻有電影裏才出現的抓特務，這回落到自己身上，豈能辜負組織上的信任？他們闖進教堂，把那裏掀了個底兒朝天，卻連個電台的影子都沒見到，但是百年老堂裏肅穆的宗教氣氛卻給這個17歲少年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據魏仲瑤回憶，衝進教堂的一刹那，他仿佛進入到一個從不知曉的世界，這裏的氛圍使他感受到一種敬畏，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感覺。
而地安門中學的紅衛兵領袖郝西進則對紅衛兵運動背後有高層領導人在操縱這一觀點有著更為感性的認識。高中一年級學生郝西進出身紅色家庭，父親是公安部中央警衛局局長。他為人正派，一向積極要求進步，文革前一直擔任學生會幹部和學校團委書記，被組織上作為苗子而加以重點培養。即使後來到部隊當兵，郝西進仍然很優秀，成為一支英雄部隊的政治和軍事骨幹。作為學生幹部和受組織信任的苗子，郝西進有較多的機會接觸高層領導，對文革前中學生的總體思想動態也了解得更多一些。據他透露，1966年初，文化革命尚未正式開始，北京市的一些紅色家庭出身的學生幹部就受到了康生的召見，其中有四中的孔丹，還有仲遠征等人。康生鼓勵他們要多多收集學校情況，甚至可以繞過基層組織向中央直接反映。可以說，在紅衛兵運動遠未形成的時候，中央某些先知先覺的領導人就已經開始未雨綢繆，對一些被認為可靠的紅色出身的學生給予政治上的暗示。這也成為後來紅衛兵群體有恃無恐的心理依據。
從因果關係看，文革初期這場轟轟烈烈的鎮壓流氓運動必然為兩年後1968年以周長利為代表的社會玩主團夥與幹部子弟之間的水火不容埋下危險的伏筆。
<<反思 >>
應該說，紅色基因、17年的狼奶哺育、運動初期紅八月的餘威、大院組織結構的完整存在（那時尚未開始上山下鄉，所有那些既是鄰居又是同學的大院孩子們都可以一個口哨招之即來），還有1967年席卷全國的大規模武鬥之風，這一切都為1968年幹部子弟依舊喜歡訴諸簡單的暴力手段來解決是非曲直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當事人之一的王小點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堅持認為自己當年的行為是正義之舉，屬於為民除害。但隨著年齡的增長和閱曆的增加，他也終於有了自己的反思。“不管當時我的主觀動機如何，畢竟造成了周長利死亡的可怕後果。對此我深感內疚，並為自己的行為向周長利的家人道歉。”他這樣說。
如今，回首當年的這場悲劇，當事人中有的懺悔，有的道歉。但僅此而已嗎？我們能否將視野的空間拓展得更開闊些，思考得更深遠一些呢？ 作家都梁對此就有著更為深刻的思索。
他認為，放在一個更大的視野中看，訴諸暴力解決問題在當時並不僅僅是中國紅衛兵的專利。其實，1968年全世界都是一片鬧哄哄的景象，很多國家的情況也都與我們差不多。那是一個動蕩的時代，兩次世界大戰的陰影、新的核戰爭威脅、老牌帝國的殖民地紛紛獨立；舊秩序在瓦解，新的格局又未建立起來。於是有了美國民眾的反越戰，有了切·格瓦拉的拉美叢林遊擊隊，有了馬丁·路德·金的黑人民權運動，也有了日本赤軍、意大利紅色旅之類打著革命旗號卻專搞恐怖暗殺的城市遊擊隊。那時的思想界也大分大合，哲學上存在主義盛行；嬉皮士、披頭士樂隊和形形色色的新思維開始為人所熟知；文學上則出現了以凱魯亞克為代表的“垮掉的一代”和以威廉·博魯斯為代表的“憤怒的青年”。《在路上》《向上爬》《麥田裏的守望者》《帶星星的火車票》等一批迷茫、道德缺失、反對現存秩序的文學作品受到青年讀者們的熱捧。據都梁回憶，當時他的精神偶像便是小說《在路上》中的主人公狄恩。真讓人羨慕啊，一群無法無天的壞蛋開著輛隨時會拋錨的破汽車，從美國大陸的東部竄到西部，縱橫四千多公裏。這些人一邊探討著各種稀奇古怪的哲學問題，一邊酗酒偷東西、泡妞兒，沒錢了就臨時打個工，掙了點錢便罵罵咧咧地繼續流浪，這種自由自在的日子太刺激了！都梁說，成年後的他也曾多次駕車橫穿北美大陸，但再也體驗不到那種“在路上”的感覺了。看來人在青春期的感覺是最純真的，一旦失去便永遠也找不回來。
都梁還指出，1968年整個世界都處於一種探索的狀態，而探索中簡單易行且成效最快的當屬暴力，暴力自然成為解決問題的優先選擇。連國家與國家之間都如此行事。那年夏天蘇聯出動幾十萬精銳部隊，一夜之間占領了捷克斯洛伐克，鎮壓離經叛道的“布拉格之春”。那可是個主權國家啊！勃列日湼夫竟然一點心理負擔都沒有，占領一個主權國家猶如喝杯白蘭地一般輕鬆。在國際事務中使用暴力是蘇共領導人的慣用手段。那年發生在法國的“五月風暴”也和中國的文革運動在形態上有著異曲同工的相似。法國青年受到毛澤東精神和格瓦拉革命的感召，行為也相當暴力，並且更加激進。1968年5月的巴黎城已近似戰場，青少年們築起街壘，用磚塊和棍棒與前來鎮壓的警察展開巷戰，大學雲集的拉丁區成了鬧事者的根據地，城市的上空彌漫著催淚瓦斯的辛辣氣味……法國工會與左派政治人物也紛紛聲援學生，九百萬人響應，開展罷工，占領工廠。大知識分子讓-保羅·薩特已經63歲，對年輕人的胡鬧理應有清醒的認識和約束力，誰知這位老先生也參與了鬧事，他與他的戀人、駭世驚俗的女權主義者西蒙·波伏娃等人發表了支持學生行動的聲明，並前往大學發表反政府演講。讓-保羅·薩特是何等人物？他是20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法國無神論存在主義的代表人物，也是西方社會主義最積極的鼓吹者之一，他一生中拒絕接受任何獎項，甚至包括1964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按現在的話說，他是個牛人。在1968年，連這等牛人都成了體製的反叛者和暴力的支持者。再聯係到中國當時那種踢開黨委鬧革命所導致的社會無序，紅衛兵們熱衷於暴力活動也就不足為奇了。在那個人人都瘋狂的年代，加害者本身也會成為受害者。瘋狂無序的時代，不會有任何贏家。
必須要指出的是，當時高層領導人的暗示和慫恿，還有那種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環境和全國大麵積開展真槍實彈武鬥的大背景，應該為孩子們崇尚暴力負有主要責任。北京大院孩子們的打架鬥毆充其量不過是天下大亂的共和國國土上總體暴力氛圍下的一朵浪花而已。
無獨有偶，台灣著名的兩大黑幫組織——竹聯幫和四海幫——的崛起也有著類似的社會背景。50年代初，台灣當局為了安排自中國大陸撤退至台灣的國民黨官兵及其眷屬，陸續興建了不少房舍，稱為眷村。有趣的是，此類眷村的社會形態與北京的軍隊大院有著驚人的相似。生活在眷村裏的孩子們被虎視眈眈的原住民所包圍，他們時時感受到外來的威脅。想想也是，1949至1950年，共有60多萬國民黨軍隊從大陸撤至台灣，狹窄的台灣島突然湧入如此多的軍政人員，原住民難免會產生些抵觸甚至排外情緒。於是雙方摩擦不斷。眷村裏的孩子們勢單力薄，經常受到原住民孩子們的欺負。這時眷村裏一些身體健壯、性格強悍的孩子王便應運而生，他們組織起眷村的孩子，結成一個個江湖團夥，與原住民的孩子們展開火拚。眷村孩子的血管裏流淌著軍人的血液，對使用武器與戰術無師自通，原住民的孩子們很快便敗下陣來。隨著時間的推移，大名鼎鼎的竹聯幫和四海幫就這樣橫空出世了。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江湖幫派的早期成員為清一色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子弟。多麽驚人的相似，又是幹部子弟與平民子弟的對抗，隻不過換了個地方，血腥氣同樣濃重。
回到大陸這一邊。其實周長利身邊的朋友也不全都是純粹意義上的平民子弟，比如，煥一、邊作君、王冀平等人的父輩都曾是國民黨縣團級軍政人員。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時，王冀平剛剛出生，他父親本有機會乘飛機逃往台灣，隻因割舍不下兒子，自願留了下來，等待他的卻是1950年大鎮反，這位舊政權的縣長自然丟了性命。可想而知，這幾位舊政權官吏的後裔，是在何等嚴酷的政治歧視下長大成人的，他們從小就被劃入另冊，成為政治上的賤民。他們淪落江湖似乎是一種命定。 曆史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這樣的對比：同樣是國民黨軍政幹部子女，台灣的眷村裏則走出了大批政治、商業、文化方麵的精英，宋楚瑜、章孝嚴、郭台銘、鄧麗君、龍應台、李安、侯孝賢、林青霞、胡慧中、胡茵夢、王祖賢……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在海峽兩岸都極具知名度的精英們幾乎全部出自國民黨中下級幹部家庭（台灣的國民黨高級幹部一般都享有獨立住宅，很少有棲身眷村的）。可悲的是，出身於同樣家庭的煥一、邊作君、王冀平等人卻遠沒這般幸運，他們淪落江湖，曆盡坎坷。足見天道不測，造化弄人。這不能不說是三年內戰帶來的民族悲劇。
回憶起往事，蘇新民、曹京生等人的抱怨也不是沒有道理。按照周長利身邊朋友的文章，1968年社會玩主與大院孩子之間的打殺被描寫成了平民子弟反抗權貴子弟的鬥爭。這就有些離譜了。蘇新民、曹京生、王小點等人的確出身於共產黨高級幹部家庭，但在1968年這個特定時期，他們是落架的鳳凰不如雞，在政治上也同樣被劃入另冊，淪為“黑幫子弟”。他們不僅在政治、經濟方麵沒有絲毫的特權可言，甚至境況還不如普通百姓。而周長利出身於工人家庭，按當時的階級劃分，工人階級是絕對的領導階級，在分配工作、參軍、入黨、提幹等“好事”上享有優先權。可以說，周長利短暫的江湖生涯應該是出於他本人的選擇，而並非社會的逼迫。紅八月受虐的心理陰影和底層市井小民的逆反心態，可能是周長利一夥試圖通過暴力運作來使自己迅速崛起的心理因素。周長利的死是一個悲劇，這一悲劇不僅有特定的社會原因，也參雜了一些本可避免的江湖恩怨。
後來的一些回憶作品中人為地拔高周長利，則又走到了另一個極端，是不可取的。尤其是用階級對抗來解釋這一事件，把一個以犯罪為主要生活方式的不良少年樹立成反抗階級歧視的平民英雄，就有些脫離事實了。
特別是周長利一些朋友的紀實作品，把他寫成了一個殉道者，悲天憫人，戰無不勝；最具傳奇色彩的是周長利等三人在中山公園門口對陣三百多紅衛兵，周長利一指說我要那頂帽子，三人直奔那頂帽子殺去，硬是殺出一條血路，己方毫發無損。如此萬軍之中取上將首級如探囊取物般的誇張描述，令當年的老兵們啼笑皆非。
“哪有的事情？根本不可能！”蘇新民和曹京生異口同聲地予以否認。“那時候隻要是20個人以上的群架，立刻會傳遍全城，沒有我們不知道的。”
他們說的沒錯。那時雖然沒有手機和互聯網之類現在這樣便捷的通訊工具，但是靠著口口相傳，信息的傳播速度仍然是足夠快的。特別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院圈子裏，一件不同尋常的事情，上午發生，等不到下午就基本上會盡人皆知了。
而小混蛋的上述驕人戰績，無論是蘇新民還是曹京生，或者段五一、魏仲瑤和王南生，都全然沒有聽說過。 然而，不管這些有關小混蛋的種種神話是否屬實，不管小混蛋團夥與大院孩子之間的糾紛被後人增加了多少文學上的想象和道德上的渲染，有一點卻是可以肯定的：在與1966年政治氛圍大不一樣了的1968年，社會玩主與政治上不再得誌的幹部子弟之間其實已經少了幾分成見，多了一些融合。早在小混蛋事件發生之前，包括那個後來被砍了幾十刀的小邱子在內的不少玩主，都已然與大院的孩子們稱兄道弟了。
與此同時，大院的孩子們也紛紛放下架子，開始接納這些以前絕對不齒於來往的江湖異類。比如公安部大院的段五一，作為一個有知名度的幹部子弟和老紅衛兵，他與社會上的玩主就有著頗為密切的來往。段五一從一開始就很反感甚囂塵上的血統論。他與魏仲瑤一起，以他們得天獨厚的紅衛兵身份，在學校裏保護過他們的不止一位授業老師。而他們這樣的情況在當時的幹部子弟中並不是孤例。
“弟子事師，敬同於父，習其道也，學其言語……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所有教過我的老師，我都視為父輩，而且會服侍終生。”2015年5月的這天，尊崇傳統道德的段五一坐在血色浪漫餐廳裏，眺望著遠處的湖景如是說。
在大院子弟中，段五一絕對算是個另類。當年他是公安部大院的領軍人物，在老兵中也是赫赫有名的一路“諸侯”。經曆過北京1968年亂世的人都知道，在北京諸多的大院中，公安部大院的孩子最不好惹。他們人數眾多，驍勇異常，堪稱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無法無天的混世魔王。按理說這群混世魔王的下場不會太好，照這麽折騰下去，早晚有一天會捅出大婁子，進監獄蹲上若幹年是大概率結果。誰能想到這夥不良少年成年後竟都改邪歸正，出了四個副部級幹部、七八個正局級幹部，還有若幹大律師、大法官和知名學者。古人雲近朱者赤，足見社會風氣對人的影響不可小覷。
段五一與周長利算得上是過得著的朋友。說起來兩人本不認識，也是不打不成交。一次在二龍路打群架，衛戍區值勤人員前來幹涉，大家一哄而散。段五一和周長利兩人陰錯陽差跑進了同一條胡同。段五一拔出刀子說：“就剩咱倆了，你說怎麽著吧。”要和周長利單個較量。周長利吃了一驚，說：“沒想到老兵裏還有這麽勇的。”於是主動示好。兩人惺惺相惜，遂成為朋友。不止是周長利，周長利身邊的煥一、邊作君、寶蛋、小二等人也都是段五一的朋友。
除了周長利一夥，段五一還與北京各城區玩主中的大哥大們保持著極好的關係，比如新街口的書安、書貴、英振、馬寶力；南城的白梨、蔡木、大海；東城的劉勝、小平、獵狗、司令；北京站的黑子、趙雷、亞林等各路江湖大個兒。
盡管1968年老兵與玩主開始逐漸融合，但畢竟遠未到水乳交融的程度。以老兵的身份，與如此眾多道上的大腦袋來往並保持良好關係者，除段五一、魏仲瑤等少數幾個人外，應該還是不多見的。
至於對周長利為人的評價，段五一是這樣說的：“此人很講義氣，並不是真混蛋，他死得很可惜。”
周長利事件發生時，段五一恰好不在北京，周長利之死曾使他扼腕長歎，黯然神傷。 “那年周長利18歲，他體格健壯，短跑的速度也不慢，我想他還是在關鍵時刻喪失了勇氣，不然憑著手中的一柄短刀，他完全可以衝出去。可他不光是討了饒，還交出了手中的武器，最後落個這樣的下場。”段五一歎息道。
事情過去了47年，座談會即將結束時，段五一問蘇新民：“問一句不該問的話，如果，我說的是如果，如果當時我在北京，以你我的關係，我勸你別去打小混蛋，你會聽我的嗎？”
一向認親不認理的蘇新民想了想，輕聲回答：“如果當時是你勸我，我會給你麵子，選擇退出。”
可以想象，即使沒有了蘇新民的支持，咽不下那口氣的王小點肯定還是會去尋仇的，但是那天襲擊周長利的行動就有可能大打折扣，甚至推遲。事情的結局也許會是另一個樣子。
曆史沒有假設。發生的就是發生了。
1968年的周長利之死作為文革中一次有影響的事件而被載入史冊，它留給人們的思考從未停止。也許，後世的學者會用它作案例，以全新的視角，更深刻地解讀文革中的北京江湖和大院文化，乃至紅衛兵運動。 值得慶幸的是，憑個人好惡來判斷是非曲直和動輒使用暴力快意恩仇的時代已經過去。曆史發展到今天，依法治國才是全民共識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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