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ea Ucini [意大利]
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1913－1960），法國小說家、哲學家、戲劇家。1942年因發表《局外人》成名，195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1960年因車禍逝世。代表作還有小說《鼠疫》《反抗者》，隨筆《西西弗神話》，劇本《卡利古拉》等。
多數人熟悉加繆，是從《局外人》開始。從默爾索得知母親去世的那個簡單又克製的開篇，人們走入加繆的“荒誕主義”世界，走入人與世界疏離的狀態中。自此，人們開始探知加繆的冷靜與悲觀，熱情與審慎。
在加繆的作品中，有近乎冷漠的荒誕，有義無反顧的對抗，同時，也溢滿他對生活與愛的眷戀。在《生之愛》中，他寫到：“對我來說，我希望愛，就像別人希望哭一樣。我覺得我的睡眠的每一個小時都朝著生活飛逝……”他一生清貧，卻對生活滿懷熱枕，他看到世界最深刻的絕望，卻報之以最深切的熱情。正是這樣的加繆，值得人們懷念。
作者：加繆 [法]
沒有咖啡館，沒有報紙，很難旅行。一張用我們的語言印的紙，一個晚上我們試圖接觸男人的地方，使得我們可以用親切的舉動模仿家裏的我們，模仿一離開家就變得如此陌生的我們。因為旅行的代價，乃是恐懼。它在我們心中粉碎了某種內在的布景。不再可能欺騙了——在辦公室和工地的時間內戴上麵具（我們如此強烈地反對這些時間，而這些時間如此可靠地使我們不再受離群索居之苦）。這就是為什麽我總想寫小說，其中主人公會說：“如果沒有坐辦公室的時間，我會變成什麽樣子？”旅行剝奪了這個庇護所。
遠離我們的親人，遠離我們的語言，離開了我們的一切支撐，失去了我們的麵具（人們不知道電車的價錢，所有的事情都是這樣），我們完全浮上了我們的表麵。而在我們感到病態的靈魂的同時，我們又給予每一個人、每一件事所具有的奇跡的價值。一個什麽也不想的跳舞的女人，桌子上的一瓶酒，從窗簾後麵就能看見：每一種形象都成了一種象征。仿佛生活全部地在其中反映出來，隻要我們的生活這個時候被概括了。
……
毫無疑問，我對於帕爾瑪的咖啡館的激動來源於此。但是，相反，在中午，在大教堂的沒有人的區裏，在有著清涼的院子的古老宮殿裏，在蕩漾著陰涼的香水味的街道上，給我印象深刻的念頭是某種“緩慢”。在屋頂的觀景樓上，是一些紋絲不動的老婦人。沿著房子走，在滿是綠樹和圓而灰色的柱子的院子裏駐足，我消失在這種寂靜的氣味中，我失去了界限，隻剩下我的腳步的聲音或者鳥的飛翔，我隻在陽光照耀下的高牆上看見其陰影。
我長時間地流連在聖弗朗西斯科的哥特式小修道院裏。院子裏，夾竹桃，淡紫花牡荊，一口井圍著熟鐵的欄杆，從那上麵垂下一把長長的生了鏽的金屬勺子。過路的人用它喝水。有時候，我還想起那勺子落在井石上發出的清脆的聲音。然而，並非這個修道院告訴我生之甜蜜。在鴿子翅膀的幹燥的拍打中，寂靜突然蜷縮在花園之中，在孤獨的井鏈的摩擦聲中，我重新找回了新的、然而親切的滋味。……美好的金色陽光柔和適意，把修道院的黃色石頭照得暖暖的。一個女人在井裏打水。一個小時之後，一分鍾之後，一秒鍾之後，也許是現在，一切都可能崩潰。然而，奇跡在繼續。世界生生不息、靦腆、反諷和謹慎。一種平衡還在繼續，由於擔心它自己的結局而變得五顏六色。
這就是我對生活的全部的愛：可能對我將要失去的東西的一種沉默的激情，一種火焰下的苦澀。我欽佩人們可以在地中海沿岸找到生活的確實性和準則，人們由此滿足了他的理性，證實了樂觀主義和社會意義。因為最後使我產生強烈之印象的，不是按照人的尺寸造成的世界，而是世界在人的身上開了又合。不，如果這些地方的語言與我身上深深地回響的東西相和的話，不是因為它回答了我的問題，而是它使這些問題歸於無用。不是感激的行動可以使我說話，而是納達隻能出生在陽光燦爛的景物之前。沒有生之絕望就沒有生之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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