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爾泰:誰令騎馬客京華

高爾泰,美學家、畫家、作家。1935年生於江蘇高淳。早年就讀於江蘇師院美術係。1957年因發表美學論文《論美》而被打成右派,被送到夾邊溝勞改。1962至1990年,分別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從事繪畫研究,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美學研究室從事美學理論研究,蘭州大學哲學係從事教學,四川師範大學任美學研究室主任。1993年出國,在海外從事繪畫、寫作,並在多所大學訪學。現居美國拉斯維加斯。

1978年底,我初到北京時,已經四十三歲。

一年前,我還在酒泉五七幹校勞動。半年前,剛“歸口”到蘭大哲學係。友人李澤厚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美學室當副主任,主編《中國美學史》。組織了一個寫作班子,邀我一同參加。我被“借調”到社科院,前後三年。

但我對不起他:三年間,沒給美學史寫一個字,卻寫了許多自己想寫的文章。我說我骨鯁在喉,難得他表示理解。後來出書,還白掛了我一個虛名,白給了一份稿費。都是好意,我受之,都有愧。

與李的交往,始於五七年。那時全國圍剿《論美》,我成了政治批判的靶子。李在《哲學研究》上發表《關於當前美學問題的爭論》一文,從學術的角度,歸納了四種看法:

1.高爾泰的主觀論;

2.蔡儀的客觀論;

3.朱光潛的主客觀統一論;

4.自己的客觀性和社會性統一論。

不同意我的看法,但說它值得重視。沒抓辮子,沒打棍子,沒說主觀就是唯心,唯心就是反動,很特殊。我給他寫了個信,謝沒落井下石,讚有學者風度。他回信說,這是最起碼的。那時候,我們都年輕(我二十一,他二十六),“在山泉水清”。有過這麽個茬兒,一直保持著好感。反右沒再聯係,“新時期”恢複了通信。

到北京,才第一次見到他,相識雖新有故情。說起敦煌,他示以長詩一首,開頭是“快馬輕車玉門關,萬裏風塵談笑間”,是五七年去參觀路上寫的。那年我去酒泉勞教,走的是同一條路,也有幾句東西給他看。末尾是“無限行程無限苦,最苦大漠寂寥中”。我說我這兩句,和你那兩句,象征著兩種不同的命運。他笑說我是不了解情況,他命運隻比我略好。後來的變化(所謂“告別革命”)是怎麽來的,我不知道。

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北京,到處是工地。特別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所在地東長安街建國門一帶,直到永安裏大北窯,腳手架林立,推土機起重機日夜轟鳴,大卡車往來穿梭卷起團團黃雲,空氣汙濁,一股子煙塵的氣味。

社科院是幾棟三層樓房,據說原先叫海軍大廈。已很老舊,有寬闊的樓梯和走廊。走廊兩旁塞滿了書架,堆放著一捆一捆一包一包的紙袋。沒人動它,罩著一層灰。都是些陳年資料,有用沒用,誰都不知道。留下的過道,狹窄而曲折。清潔工人的大拖把,遊出一條發亮的淡綠色水磨地麵。

哲學所美學室,在前一棟二樓走廊的盡頭,裏麵住著矮個子韓玉濤。他年過四十無家,又沒分到房子,住在辦公室;煙癮很大,滿室雲霧;患精神分裂症,每天吃藥。我來所後,同他合住。室有大窗,下臨小院。院內有枯樹一株,殘破桌椅若幹。桌上枝影橫斜,貓腳印如墨梅,濃淡疏密錯落有致。

韓君健談,言語不俗。國學基本功紮實,寫稿子慣用毛筆,字極好。小楷鐵畫銀鉤,狂草雷奔電馳。依我看,勝似乃師(啟功)。治書法美學,見解獨到。發表在《美學》雜誌上的文章,擲地有聲。詩、詞俱佳,雖亦歌功頌德,都鏗鏘可讀。可惜當時沒有抄下,現在記得全的,隻一首了:

滔滔天下今誰是,大寨秋高,大慶秋高,大纛飄飄在九霄。金風爛漫紅兒鬧,亦有長矛,亦有羊毫,雲外驚飛是大雕。

室內有辦公桌八張,晚上我們各用四張,拚起來睡覺,早晨再還原。不還原也行。除了星期四上午的“政治學習”,各研究室一般都沒人來。韓君失眠,深宵不寐,噗夫噗夫吧唧煙鬥。有時用煙鬥敲著桌子,問是誰派我來監視他的。說他沒反黨,沒反社會主義,什麽也不反。第二天早上,吃過藥,又向我道歉,說那是病,請不要見怪。據說病人不知病中言行,可他記得。

去後第一次政治學習,是聽副院長鄧力群作報告。那口氣,像小學教師上課。我至今記得其中的兩句:“首長們為革命作了那麽多的貢獻,難道不應當照顧一下嗎?”這是駁斥一種錯誤言論:社科院不是安置高幹子弟的地方。當時很驚訝,因為聽眾不是兒童。別人都不在乎,習慣了。沒人真的“學習”,討論無非閑談。罵特權,罵腐敗,甚至罵毛,都沒顧忌。我又很驚訝。因為“新時期”的這種寬鬆氛圍,北京先有,外地還死氣沉沉。而我,剛來自邊遠的省份。

我們的室主任齊一是個老幹部,但很開明。他後來當了哲學所的黨組書記,兼副所長。仍兼任美學室主任,常來美學室參加政治學習,同大家一起,笑罵時政。領導人如此,更使我目瞪口呆。總之初到那時,土包子我一愣一愣,就像劉姥姥進了大觀園。

齊先生對我特好。常把我介紹給這個那個,說我是“傳奇人物”、“難得的人才”。常帶我到他家吃飯,給他的夫人和女兒誇我。親自下廚炒菜,叫我嚐嚐這個嚐嚐那個,愛吃的叫多多的吃,不許客氣。說苦了那麽多年,該補一補了。

我感動莫名,對他披肝瀝膽,無話不說。甚至告訴了他,我保存著二十多年來秘密寫作的手稿。那是用很小的字,寫在一些偶然得到的破紙片上的。為怕暴露,永遠隨身帶著。他很吃驚,連聲說帶在身上太危險了。說不怕一萬,隻怕萬一,建議我交給他的女兒小雨代為保管。小雨在首都博物館美術室工作,讀了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說是非常喜歡。把它們分類整理,裝在一本塑料相冊裏麵。說這樣方便閱讀,也可避免損壞。她說她那裏絕對安全,我可以一百個放心。

在當了二十多年的階級敵人,陷落在人民群眾的汪洋大海之中有如身在敵國的俘虜之後,我感受著這一切,就像一個逃亡者窮年漂泊,來到一個遙遠陌生的地方,發現它竟然就是故鄉。

曆史似在拐彎,發出哢哢的聲音。北京城裏更響,如同五月的冰河。街頭巷尾,層層疊疊大大小小張貼著各種字紙,有油印的,有手寫的,也有鉛印的。論政,說理,訴苦,申冤……五花八門。蒸發著腥熱的人氣和苦寒的地氣。許多活埋已久但尚未死去的憤怒、悲哀和疑問,都怯生生破土而出,像積雪下麵的草芽,像音調不定的號角。

特別是有些民辦刊物,淒紅駭綠,異俗殊音,更使我眼睛一亮一亮。一直以為群眾是麻木的,比暴君更暴的。沒想到鐵鉗子稍一放鬆,就一下子激射出那麽多智能和靈氣的光芒。

長安街上車水馬龍,滿城都是“受害人”。回城的知青從廣闊天地帶來各種荒謬體驗,忙著謀生。上訪者鳴冤叫屈,大都有一部血淚史。失寵的幕僚,站錯隊的幹部,整人起家而仕途坎坷者,歌功頌德而未獲寵幸的文人,甚至看風轉舵一路順風的官油子,也都跟在裏頭,大聲控訴林彪、“四人幫”對自己的迫害。那半真半假的陳述,同樣悲憤交加聲淚俱下。

時代潮流如江河之濁,圍繞著古老的宮牆,形成無數旋渦,發出金石般鈍重的聲響。而在宮牆的後麵,拉起了兩股互相對立的“黨的理論隊伍”:一股以毛著編委、《紅旗》雜誌那批人為主,叫凡是派;一股以理論工作務虛會那批人為主,叫解放派。兩派鬥爭各有勝負。鼓兒咚咚地打,鑼兒當當地敲,時不時爆出一些內幕,增添想象的空間。

受夠了無聲的中國,我覺得這一切嘈雜喧嘩,就像節日的喜慶。

美學史組分配任務,我執筆緒論和秦以前的部分。毫無心情,總覺得此時此地離開當代,到象形文字和彩陶殘片中去尋找古人審美觀的蛛絲馬跡,有點兒行屍走肉。迫不及待,忙於加工舊稿,寫出《關於人的本質》、《異化及其曆史考察》、《異化現象近觀》三文近十萬字,都憋了很多年了。寫出來後才發現,要把手稿變成鉛字,很難。那時可以隨便說話,但公開發行的報刊,言路雖有所放寬,還是有個底線。

美學室斜對門,是院刊《未定稿》編輯部。主編林偉兼《人民日報》副總編,憂國憂民,以思想開放、正直勇敢著稱。編輯謝韜兼《中國社會科學》的編輯,曾因胡風案坐過十幾年牢。他們都喜歡《異化現象近觀》,下決心打個擦邊球。觀察形勢數月,終於在七九年秋天,給做了一些刪節和“穿靴戴帽”之後,基本刊出。

《未定稿》雖是內部刊物,印數有一萬多份,影響較大。采用此文不久,林偉就被撤職。刊物主編由院政治部主任李彥兼任,以示對思想陣地的重視。

畢竟是“新時期”,處理限在黨內。我不是黨員,沒怎麽追究。

齊先生傳達胡喬木院長的號召,要向艾思奇同誌學習,堅定不移地宣傳馬克思主義。說胡喬木說了,誰要是能寫出一本像《大眾哲學》那樣的讀物,就會受到獎勵。傳達後,把我從美學史項目中調出來,同他本人合作,按照《大眾哲學》的觀點和體例,寫一本知識性的、學科介紹性質的《大眾美學》。計劃十二萬字,列入了八○年的所謂“重點科研項目”,並和出版社預簽了合約。

為了我能不受幹擾安心寫作,安排我帶足資料,到密雲水庫去寫。那地方離城約兩小時車程,環湖皆山。山都不高,滿被新造的鬆林。哲學所在那裏有兩排單間平房,供內部項目使用,叫“科研接待站”。風景好,空氣新鮮,魚蝦新鮮,還有夥食補助。但畢竟太遠,不方便。除了夏天,平時沒人去。我是八月去的,滿滿一車人,都興致極好,各有詩。辯證法室的金吾侖先生是自然科學家,有句雲:“小橋那邊是大壩,大壩那邊有路通。”飯桌上一念,闔座大笑。

印象最深的,是西方哲學史室主任王樹人先生。他教一位脾氣極大膽子極小的精神病人學遊泳,那份細心耐心,那份善良仁慈,使我打心底感動。還有就是,兩個從“廣闊天地”回城不久,得到哲學所編製的高幹子弟也來了。正在釣魚時,被軍人出身的所長孫耕夫撞見,朝他們吼道,你們怎麽來了?!誰讓你們來的?!知道影響有多壞嗎?!回去!馬上回去!兩人收起釣竿,乖乖地走了。

天涼起來時,大家先後離去。到冬天,除了管理員、服務員、廚師各一人,和一隻大狼狗,就隻有我了。人少,三個人都不來上班,把夥房和庫房的鑰匙都交給我,讓我自己管自己。我的伴兒就是那隻狗。狗叫裏達,膽子極小,是個溫和的大家夥。湖那邊有一村,名黑窩。幾十戶人家,我有時去坐坐聊聊,喝點兒大葉兒茶。村裏的土狗,隻裏達一半大。汪汪一叫,裏達就溜走了。我回去時,它怯生生地躲在路邊的叢莽後麵,耐心地等我。

每天,裏達在爐邊躺著,我在結滿冰花的窗前,四百字一頁的有格稿紙上,寫那本合作的書。撇開艾思奇,沿著自己的思路,得心應手。過去盡受批判,名字人見人疑。幾十年來記下了不少想法,積累了不少舊稿,以往見不得人,現在都用上了。有社科院哲學所的黨組書記一同署名,等於護航,正可以擴大影響,幸何如之!

窗外沒個人影,有時山風呼嘯,有時大太陽曬得湖上的冰哢哢直響。我寫得很努力也很順利,神行紙上手不知,有一種快感。

甫寫出前三章,齊先生來看我。看了稿子,說是不行。說你不喜歡艾思奇也別勉強,但是,起碼要對社會負責,避免有爭議的傾向性。我明白,這是指非馬列觀點。我說不出什麽來。齊先生很體諒,叫我別著急。說著書立說,幾易其稿是常有的事。這次不行,下一次就好了。

我雖人在社科院,人事關係還在蘭州大學。齊先生說,他找了周揚(副院長),也找了劉冰(蘭大黨委書記),要求把我的關係轉過來。他們都同意了,人事處也已經在辦了。他說,這是個新的起點。寫好這本書,也是為將來的發展創造條件。為了將來,現在花點兒時間是值得的。

這不用說,我都知道。但是三章稿子五萬多字,我自己喜歡,現在不用了,要重寫,寫什麽呢?沒有內心的衝動,我會麵對稿紙發呆,伸懶腰打嗬欠,渾身難受。寫信也是這樣,怕應酬。即使是最好的朋友,最尊敬的師長,除非有事掛念,都不寫信。十分抱歉,無法解釋,失去許多珍貴友誼。個中心情,別人很難理解。在別人看來,能寫那個,自然就能寫這個。以齊先生的細心和體諒,他要不是這麽看,也不會要我合作。我發現,即使是知心朋友,有時也無法溝通。

命運攸關,別無選擇。日複一日,我按照“馬克思主義美學原理”,一寸一寸地在格子上爬。伸著懶腰爬,打著嗬欠爬,出去轉上好半天回來再爬,如同鋸自己的神經。

這期間齊先生來過多次,看了稿子很愉快,每次都說,行,就這樣寫。

有一次我為了調劑一下情緒,寫了篇散文《在山中》(後在《北方文學》發表)。稿子放在桌上,出去散散心。回來時,他正在看。

我說,齊先生,來很久了嗎?

他沒回頭,說,嗯,有點兒久。其聲悶悶。

我說請指點,他說,好。仍未回頭。

知道他不高興,我解釋說,寫了玩玩的,累得慌,得換口氣。

他笑了,回過身來,斜靠在椅背上,說,累了就休息休息,還種自留地,不是更累了嗎?

我一聽自留地三個字,火了。說,齊先生,寫不想寫的東西最累,你知道嗎?

他麵無表情須臾,又笑了,說我缺少幽默感,剛才是開玩笑的,幹嗎那麽認真?我說對不起,我的神經都快斷了。

他說那當然,沒幽默感神經愛斷,你小心些啦。

他帶來了長白山葡萄酒、月盛齋醬牛肉和大量的消息。有中南海內幕,西單牆近況,有什麽什麽會議上誰誰誰的發言,我都愛聽。他對專製的厭惡和對凡是派的輕蔑,我都欣賞。他對“在理論務虛會上大出風頭的那幾個人”不以為然,知道得也確實多,挨著個兒數說他們五七年以來整人發跡的曆史,把他們以往發表的文章同他們現在的言論對照,使我不勝感慨……吃了喝了,同去遊湖時,我們已芥蒂全無。

先生有股子親和力,同黑窩的農民一見如故。他說黑窩風水極好,將來山上的樹大起來,就更好了。說他在離休以後,要來這裏做個房子,買一艘摩托汽艇,以便城裏住膩了,可以來換換空氣。

我說太棒了,朝湖得有個落地窗。

他說那當然,你來了,住多久都可以。

但他依然堅持,這本書要以馬列為綱。

我咬緊牙,拚了命寫。一年後,終於寫到了預定的十二萬字。

使勁地把圓珠筆甩向牆壁(嚇得裏達猛然站起),我長長、長長地籲了一口氣,伸直兩腿,直挺挺往椅背上一靠,耷拉著腦袋和兩臂,好半天沒有動彈。

帶著書稿回到北京時,城裏的政治氣氛已經大變。

書稿,交給了齊先生,請他任意修改,全權處理。

把高林從江蘇接來,送到玉泉路十一學校插班。在學校附近的石槽村租了一間小屋,搬去和她同住。石槽村是被城市包圍的農村,小到隻有幾家,周遭車走雷聲。每天步行五六分鍾,送高林到學校,然後搭地鐵,到所裏的資料室寫作。把密雲廢稿三章,整理成三篇論文:《美學研究的中心是什麽?》、《美是自由的象征》、《美的追求與人的解放》。

期間,齊先生看完了書稿。說,基本上可以了。但文字太粗糙,需要加工潤飾一遍。我怕再鋸神經,堅請他任意修改。他說他沒時間,我說我也沒時間。他說給你時間,我說我的時間你怎麽給。他曉以利害,我說他威脅,一下子鬧僵了。一年的煎熬前功盡棄,朋友們無不罵我。

爬過了百裏泥沼,臨門隻有一步,卻硬是跨不過去。

三篇文章,先發表的是《美學研究的中心是什麽?》,刊於八一年《哲學研究》月刊第四期,說美學研究的中心是美感經驗。論題是在對別人的批判中展開,過後讀之,頗悔刻薄。後來兩次出論文集,都沒收入。

但文章引起注意。《新華文摘》全文轉載。哲學所編《中國哲學年鑒》“美學”條,將我提出此說寫入。條稿送美學室征求意見,有人說,這個觀點是李澤厚在《美學》季刊第四期《美學的對象和範圍》一文中提出來的,應改高為李。條稿執筆人《國內哲學動態》編輯室主任潘家森(潘知水)拒絕修改,理由是高文發表時間早於李文半年。僵持不下,科研處折中,兩個名字並列刊出。我後來才知道這事,覺得有點奇怪。以美感經驗為中心,是主觀論的必然。李主張美是客觀性和社會性的統一,中心應是那決定美感的客觀。忽持此說,不合邏輯。

《年鑒》是沒人看的書,僵持不下,至於的嗎?更奇怪的是,不久以後,李在《美育》雜誌上公開宣稱,中國的美學討論從來沒有過政治批判,隻有他的、蔡儀的、朱光潛的“三種視點平等商榷”。

從朱光潛先生被迫反複檢討,“文革”小組把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封為黑幫祖師,到追問“為什麽審美的鼻子伸向了德彪西”,美學領域一直是政治批判的重災區。重中之重,是主觀論。這段曆史很近又為眾所周知。我很困惑,以李澤厚的聰明,不至於想要改寫它吧?但是不,緊接著,李在同台灣學者蔣勳的對話中,又重複了這同一說法:“美學領域從未有過政治批判。”並補充說,“50年代是三種觀點,80年代還是三種觀點。”十分明確。

我能死地生還,已很感激命運,心理狀態離那種在乎曆史定位,希冀被算數進去的境界,還很遙遠。但我因“主觀論”所受的一切,傷口尚未愈合。讀到“沒有政治批判”和“隻有三種觀點”兩句,有一種兩次被傷害的感覺。當時很強烈,不久就淡漠了。

1999年,台灣南華大學校長龔鵬程先生送給我一本他的新著《美學在台灣》。開卷就說,四九年以後“大陸的所謂美學”,隻有馬列主義和政治批判,除了翻譯西方和整理曆史,“全部一片空白”。我讀之,已無感覺。

回想起北京三年,還是要感激命運。

若非齊先生,我無緣和小雨相逢。關係鬧僵以後,齊先生要查我的秘密手稿,讓小雨交給他。小雨拒絕,說她沒看過。

那份驚險,回頭後怕。

萬萬想不到,在這命運攸關的時刻,保護我的,竟會是一個弱小的女孩。

結果比預料的要好,隻是被趕出北京。社科院許多朋友,特別是林偉、謝韜、盧玉諸位,曾致力於幫助我留在北京。但哲學所不轉檔案,誰也無法可想。檔案被退回蘭大,我隻有回去。回去後給包遵信畫了一幅敦煌壁畫,感謝他的大力奔走。題目雲“畫壁曾思秉燭遊”。

在北京三年,沒玩過一次。臨走以前,小雨帶我和高林,到城外潭柘寺、十三陵、圓明園等處走了一遭,又到城市深處那些曲折胡同裏搭滿窩棚的四合院做客。接觸到不少古老的方言和傳統的民俗,倍感這個城市的土厚水深。每到一處,我的心就低聲地說,我愛北京;這期間不少院校邀我講演。提問踴躍掌聲熱烈。每到一處,我的心就低聲地說,我愛北京。

高爾泰先生和夫人浦小雨近照

韓玉濤依舊住在美學室。縱橫廿四史,靜對十三經,煙霧深鎖。1982年春天,一個風沙彌漫的黃昏,我去向他告別。他吧唧著他那個黑亮的烏木煙鬥,在屋裏走來走去很久。忽然把長發往腦後一甩,說,早就聽說你要走了。

又走了一圈兒,說,走就走吧。“世味年來薄似紗”呀,“誰令騎馬客京華”呀。說著打開抽屜,拿出一個封好了的信封給我,叫我到路上再拆開來看。裏麵是一首贈別的詩,他作的:

書生挾策成何事,飄搖萬裏度龍沙。

鋼筋鐵骨風雲後,卻與胡僧話落花。

最後一句,當時不可索解。我想,假如“胡”是指外國的話,那麽,我後來來到美國,最初的一年半,就是在佛教宗師星雲上人所提供的西來寺滿地可精舍落腳的。後來搬到紐約上州,住在鹿野苑,依然沙門叢林。不知道是神秘的預言,抑或是因緣巧合?

高爾泰,一個年輕一代中國人不太熟悉的老人,以個人之軀幾乎經曆了建國以來所有集體苦難。1957年,他因《論美》爆得大名,劃為右派,送夾邊溝;1959年,被抽調畫建國十年慶功油畫,首次逃出死亡困境;此後輾轉,“文革”中再度被打倒,80年代又入獄,90年代赴美,寫成人生傳記《尋找家園》。

這是一部擔當之書。高爾泰用一本書書寫一生,蒼莽渾厚、精潔優美。他的文字是曆史的真實回憶,更是對人性的深層揭示、對靈魂的深度挖掘。高爾泰用文字還原了許多瑣碎小事和日常感覺,他在廢墟上拾撿零落的碎片,細心擦洗、審視,慢慢地積攢、拚合,在時間緩緩的水紋中逐漸恢複其輪廓,豐富著大曆史。高爾泰的故事把我們帶回曆史的迷霧中,和他一起目擊了人的傾軋、屈服、扭曲和抗爭,目擊了生命的脆弱和複雜,目擊了宏大事件中的精微細節……

高爾泰的文字就像古城牆上的石磚,一塊塊沉重、堅硬、沉默地砌在那裏。那些痛徹心扉的記憶居然能在他筆下轉化成平淡的話語。沒有高屋建瓴式的空話,又不陷溺於個人的瑣碎遭遇中。行文有情但不煽情,冷靜而不冷酷。文字裏看不到因侮辱和折磨所產生的幽怨、暴戾或故作灑脫,不呐喊、不發泄、不做作,不求一己之快。他的文字爐火純青,樸實而細膩,融合了畫家的直覺和哲學家的智慧。一種稀有的、似古君子的強健寬厚之風貫穿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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