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北京貧民家庭的回憶 - 父親回憶錄”讀後感

“一個北京貧民家庭的回憶 - 父親回憶錄”讀後感

 

    Quarx網友的“一個北京貧民家庭的回憶 - 父親回憶錄”，是難得的好文。確實如作者所說，是“自家的真實回憶錄，記錄一段當年真實的曆史”。

 

   “北京不是所有人都是紅二代，也不是所有人都是高官/革命份子，或都有錢”。記錄北京貧民家庭老一輩人的故事，更值得一讀。

 

    曆史是萬花筒，沒有一個人可以絕對記錄“真實”的曆史。 能將曆史事實和作者的觀點分開，已屬不易。

 

    首先，作者對自己爺爺在“改朝換代”時的境遇作了比較客觀的分析。唯一的遺憾是，對作者的“爸爸和（他的）弟弟”為什麽出生在蘭州，沒有交代背景；“省秘書長”是什麽時期的官，容易誤解。

 

   “一個北京貧民家庭的回憶 - 父親回憶錄”一文，對上世紀60年代初期北京貧民家庭生活的描述，很有參考價值。

 

“61年冬天，奶奶叫爸爸去秦皇島附近老家找二姨 （奶奶的二姐）。他家是老倆口和四個孩子，全是農民，當年他們能吃飽飯，穿的衣服也可以。當時河北的農產品還是比較豐富的”。

 

“爸爸在農村10天左右，去的目的就是要些錢和食品。二姨父給爸爸50元人民幣。二姨媽給爸爸裝了-麻袋的土豆，白薯，玉米，還有三棵大白菜”。

 

“61-63年, 三年高中。每個月都有9元助學金。但寒暑假各有一個月沒有助學金。爸爸每個月政府發28.5斤糧食票。二弟每個月五元助學金。三弟在初中，沒有助學金”。

 

    由此可見，楊繼繩的《墓碑》將中國當時的問題，歸結到“中國社會製度”並要為“製度”立墓碑是錯誤的。

 

    作者對大學招生的記錄基本正確。“1960年前北京的高中畢業生大部分進大學了”！“中國在1961年後到1963年不斷的降低壓縮大學入學人數，63年招生僅有三分之一的學生能獲得大學錄取通知書”。

 

    漁翁1962年考進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北京玉泉路），當年全國大約招生18萬人。中科大在全國招400人，加上在北京特招100人，共500人。

 

“爸爸和他弟妹們在10- 20幾歲，都遇到了文革，在北京這個政治漩渦中，他們都沒有加入任何極端組織，或有任何打砸搶燒，傷害/批鬥別人或不道德行為。 因為奶奶的教育，北方人的厚道和老北京的善良（總覺得中國北方文化中，有厚道仁義的底蘊），文革一開始，他們就本能的感到一些事是不對的，所以沒有政治投機往上爬”。 

 

    作者一家是“逍遙派”，大抵反應“北京貧民家庭”在“文革”中的現狀。

 

    作者在文中提到中國社會一些不平等的現象，其實這種“資產階級法權”，正是“文革”要“革”掉的“命”之一。

 

   “資產階級法權”，（德語：Das Bürgerliche Recht），現一般譯為資產階級權利，是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馬克思用於描寫社會主義經濟特征的一個概念。 他認為，在社會主義經濟關係和社會關係中，由於實行等量交換的按勞分配原則，因此還存在著類似資本主義社會那種形式上平等而事實上不平等的屬於資產階級性質的權利。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如今，不說馬雲、劉強東，就是範冰冰、馮小剛、趙本山，甚至王寶強，哪一家不比毛澤東時代共產黨的“將相王侯”強？“資產階級法權”，在美國，在西方世界，哪裏沒有？

 

    “資本主義社會那種形式上平等而事實上不平等”，隻有毛澤東曾想也曾努力鏟除，可惜沒有成功。如果說毛澤東有失誤，那就是對人的自私性估計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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