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的陰影，前途的渺茫，都讓胡宗南的心情極為低落。到花蓮後，他時或出去散心，他在王曲軍校的學生孔令晟則伴隨著他。有一天，胡宗南走過花蓮體育館，來到海邊，“突然”對孔令晟說：“我們應該在什麽地方自殺啊？這裏真沒有意思啊！”
胡宗南夫婦在台灣
1949年1月27日，農曆臘月二十八。自上海黃埔港起航的太平輪，搭載了近千名乘客，以及數百噸物資，駛向台灣基隆港。滿船的乘客，帶著離亂的苦痛，開始了這一段艱難的航程。晚23時45分，當太平輪行駛到舟山群島附近時，突然與迎麵駛來的建元輪相撞，半小時後，太平輪沉沒在冰冷的海水中，全船生還者僅36人。
在波濤洶湧的大時代浪潮中，很少有人會留意這小小一船人的命運。失去民心和根基的國民黨已無從立足，在1949年兩百萬人潰退到台灣的過程中，太平輪的悲劇隻是其中一個小插曲，在青島，在煙台，在上海，在廣州，在中國沿海的每一個重要的港口，類似太平輪這樣的生死離別在日複一日地上演——成千上萬的家庭就這樣在曆史的轉折口分別，一鬆手就是一輩子。
這是一場曆史上罕見的大遷徙，無論是那些曾經叱吒風雲的將軍，還是命若螻蟻的兵士，都在自願與不自願當中，來到一個陌生的彈丸之地。而更多的則是操著各地方言的普通民眾，被這股潮流所裹挾，以1949年為分界點，開始了人生的下半場。
“1949年，國民黨被共產黨擊敗，國民政府帶領二百萬殘兵、難民來到台灣。”著名的中國史專家費正清在史書上冷峻地記載道。這200萬人，不管是否情願，都被刻上了失敗者的烙印。敗軍之將，何敢言勇？隱忍與傷痛，屈辱和自省，種種的情緒都在這一刻埋下了種子，任由曆史的風雨澆灌，歲月催長。
來自不同地域的兩百萬人，無論原籍何處，共同的遭遇，同樣的情緒，將他們組成了一個命運的共同體，一起去承載離鄉的愁苦。在這個小島之上，他們有了一個統一的名字——“外省人”，以區分於六百萬“原住民”。
小島上的故事，就以這兩百萬人和六百萬人為主題，有了一個全新的開始。60年後，當1949年的老一代“外省人”日漸凋零，他們的第二代、第三代，則擁有了一種全然不同於父輩、祖輩的視角。他們在這個小島上成長，與這個小島的命運休戚與共，他們既是外來者，也是原住者，他們遺傳了父輩祖輩的鄉愁，更誕生了自我歸屬的台灣意識。60年後，他鄉儼然變成了故鄉。
理解現在的台灣，不得不從1949年講起，這裏麵包含有太多的曆史基因，它是台灣之所以是現在，台灣之所以是台灣的關節點。隻有這些“敗軍之將”的命運，不被看做是無關緊要的過去，而是一個關乎將來的現實，他們才不會成為孤獨的曆史棄兒，而是同為中國人，一個民族在大轉折時期的分離體。隻有正視這群人的命運，曆史形成的傷口才能漸次愈合，傷痛的分離才能再次聚首。
那些曾叱吒風雲的戰將，在敗走大陸之後，也被迫退出了曆史舞台。
1950年3月，胡宗南黯然來到台灣，暫且安身在花蓮。這時，當年曾統帥40萬大軍的他，身邊隻剩下了6名隨從。
失敗的陰影，前途的渺茫，都讓胡宗南的心情極為低落。到花蓮後，他時或出去散心，他在王曲軍校的學生孔令晟則伴隨著他。有一天，胡宗南走過花蓮體育館，來到海邊，“突然”對孔令晟說：“我們應該在什麽地方自殺啊？這裏真沒有意思啊！”
孔令晟回答：“要自殺，不如在成都，可以跟我們的部隊一起自殺；到了西昌就沒什麽意思了，部隊已經沒有幾個人了。”
在此時的台灣，不僅僅是胡宗南一個人感到“沒有意思”，與他處於相似境地的還有閻錫山、白崇禧、湯恩伯、孫立人、薛嶽……時任“代總統”的李宗仁雖然沒有和他們一樣去台灣，而是去了美國，但境遇的落寞則是一致。當年手握重兵的他們，如今不但成了敗軍之將，失去了叱吒風雲的舞台，甚至還會麵臨來自國民黨內部的人身威脅。
不過，雖然他們所處的環境差不了多少，但各人的反應卻是不同，有的從容處之，有的卻局促不安。
“我們不應該到這裏來”
在花蓮，當自殺的念頭閃過後，胡宗南對他的部下說：“我們不應該到這裏來。”此時，麵對浩瀚的太平洋，他仍對自己的部隊念念不忘。在他的第一軍中，許多將官都是他一手從王曲軍校帶出來的，而這些人大都已在川西零落殆盡。
根據王曲軍校學生徐枕的說法，胡宗南原本是打算留在西昌的，當時蔣介石讓他飛往台灣，但是他不肯走，而是對部下說：“今天我跟你們喝一杯，送你們走。”最終，胡宗南是被部下“拉”上飛機的。
然而到了台灣，他的厄運並沒有結束。剛剛飛到台灣時，蔣介石和陳誠都沒有見他，到了花蓮，也沒有人來看望他。不僅僅如此，失去了部隊的他，現在甚至要為整個國民黨政府的失敗負責。
1950年5月，台北“監察院”內，45名“監察委員”氣勢洶洶地聯名彈劾胡宗南。這一篇洋洋數千言的彈劾文在列舉了胡宗南進駐陝甘後的權力膨脹後，又曆數了他在西北、四川的一連串敗績，認為國民黨政府之所以會“失去大陸江山”，胡宗南“應負重大之罪責”。
這一場彈劾案迅速在小小的台灣掀起軒然大波，來台的胡宗南部屬憤憤不平，要到“監察院”去鬧事，但都被胡宗南壓了下來，他認為，是非自然會有公論，“假如應該我負的責，我當然要負責。”
領軍多年的胡宗南，在這個時候表現出了常人少有的鎮靜。最終，這一場彈劾案在各方麵的斡旋下不了了之，使胡宗南避免了“軍法會審”。
但是，經曆了這一場風波後，胡宗南那“西北王”的曆史也徹底劃上了句號。正如他認為國民黨之敗不屬個人責任，而是整個體係的失敗一樣，蔣介石也是這麽認為的。於是，敗退到台灣後的蔣介石迅速對國民黨展開了“改造”，全麵更換舊的黨政係統，原有的黃埔、中統、CC、政學係等皆被清除，一批完全擁護蔣介石、蔣經國父子的新實力派被培養起來，這其中最為得力者即為陳誠的“土木係”。
那些國民黨的“老人”們，則在這一場“改造”後幾乎全部失勢。胡宗南再也得不到蔣介石的重用，隻一度擔任了大陳島“浙江反共救國軍”總指揮和澎湖防衛司令等職。雖然職位並不突出，但是胡宗南做得很認真，並短暫登上大陸的土地。
但是胡宗南和他的家眷、部屬是再也沒有機會真正回到大陸了。在擔任澎湖防衛司令時，每次領到薪水，他隻留1/3給自己和家人，其餘的幾乎都給了部屬，以維持他們的生計。後來其部屬王應文的兒子回憶說，那時有人到胡宗南家裏去，坐沙發都要小心，因為“那個沙發太舊太爛，一不小心會給他坐搖晃”。
1962年，胡宗南66歲，這一年春節期間，他因心髒病發作，病逝於台北榮民總醫院。他的王曲部屬們，則每年為他舉行低調的紀念儀式。
閻錫山的山居歲月
胡宗南雖經曆了“彈劾”，但他畢竟屬於黃埔係，相較之下，山西的閻錫山和桂係的白崇禧到了台灣後，日子就更難過了。
1949年12月8日，閻錫山剛剛來到台灣時，他的身份還是“行政院院長”，不過，既然在大陸時，他這個“行政院院長”就已處處受蔣介石的掣肘，現在到了台灣，他自然更是沒有用武之地了，於是在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就讓他把“行政院院長”給了陳誠，改領了一個閑差“總統府資政”。
當時有人把《道德經》裏的兩句話“絕聖棄知，大盜乃止”送給閻錫山，他立刻表示，這正合他的心意，於是，在辭去“行政院院長”後的第二天，閻錫山就搬到台北偏僻的麗水街。半年後，他又帶著40名部屬，搬家到陽明山旁的菁山。
來到山上，閻錫山自己動手建房子，時任閻錫山侍衛的張日明說，一開始，他們住的房子是木板牆和石棉瓦頂。這些生於山西，長於山西的人哪裏見識過風急雨驟的台風？台風一來，石棉瓦就被吹飛了，他們就接著在屋頂上麵鋪草，結果台風又來了，草頂也不見了。
山上沒有電燈，沒有電話，也沒有自來水。蔣介石過去“慰問”閑居的閻錫山，看到他這裏如此簡陋，就送了他一個軍用電話，以方便閻錫山的寫作——在賦閑後，閻錫山就愛上了讀書寫作，寫了《三百年的中國》等20多本書；蔣介石也樂得他這麽做，更希望他真的是心境淡泊，超然世外。
遠離家鄉，閻錫山很想念黃土高原上的窯洞，於是就用水泥，在菁山上建了兩個窯洞，並命名為“種能洞”。在窯洞裏，他把部屬們召集起來像往日一樣開會，並且加以記錄。
在山上，閻錫山還租地建了一個“種能農場”，養雞養豬，開梯田種橘子。那時閻錫山每月可以領5萬元台幣，但是這些錢要一群人來用，不免顯得捉襟見肘，為了給部屬們張羅生計，閻錫山也想著另外的生財之法——開了一家印刷廠。
但是部屬們還是漸漸離他而去，他的部屬王延年講述當時的情況是：“我們都感覺沒有意思了，靠他吃飯不如出來自己吃飯”，於是時間一長，“大家慢慢地散夥了”，有的部屬在台北找到了事情做，就搬離了菁山。
閻錫山身邊的人少了，山上又沒有什麽活動，有朋友擔心他會寂寞，勸他信教，做教徒，他回信說：“我一天忙得很，不寂寞。”
1960年5月20日，蔣介石慶祝他就職“總統”12周年，慶祝大會異常熱烈，但是閻錫山沒有參加，這一天他正患著重感冒，還有氣喘。第二天的中午，閻錫山即被緊急送往醫院，兩天後病逝，時年78歲。
在台灣度過寂寞的晚年後，死後的閻錫山迎來了屬於他的隆重的葬禮。葬禮由何應欽主持，蔣介石親臨致祭，並送一塊匾額，上寫“愴懷耆勳”。
他在生前，即在每年的大年初一修改遺囑、自寫挽聯。在他去世後，用的也是自己寫的挽聯，並且不止一幅，其中一幅是：“有大需要時來，始能成大事業；無大把握而去，終難得大機緣”。
何應欽：左右不逢源
比起閻錫山和胡宗南，何應欽在去台灣前，就開始“未雨綢繆”了。1949年6月，剛剛卸任“行政院院長”，他就決定去台北了。
他先把家當運到台北，有床鋪、辦公桌、衣櫃，還有他夫人的梳妝台，這些東西都重得很，是用最好的檀香木做出來的。
1949年年底，何應欽住進了台北牯嶺街的家中，這裏“冠蓋如雲”，住的都是國民黨的一級上將們，他的女兒何麗珠那時17歲，記得“那個時候孫立人就住在現在的陸軍招待所那邊，離我們家很近，所以那時候孫立人常常到我們家來聊天，還有前麵一個桂永清，那個時候他是參謀總長，是黃埔一期的”。
何應欽的鄰居們晚上會到他家裏來坐坐，“聊聊天，發發牢騷”，同時也觀察著自己該做一些什麽。
早在“西安事變”時，何應欽打算以軍隊討伐張學良，使得蔣介石的生命受到威脅，由是兩人結下了“梁子”。現在來到台灣，毫無疑問的屬於寄人籬下，何應欽要想獲得一席之地，就更加不能不看蔣介石的臉色行事。
於是在1952年2月，何應欽公開表示支持蔣介石“複職”，同時譴責李宗仁“不忠不義”。國民黨在台灣展開“改造”，本來就是要讓“老人”們離開權力中心，何應欽卻為“改造”積極獻計，被蔣介石任命為“中央評議委員”，但在“改造”結束後，何應欽也隨之被擠出了國民黨的中央委員會，隻剩下“戰略顧問委員會主委”一個空頭銜，到了1972年，“戰略顧問委員會”不再設主任一職，何應欽成為委員，更加無事可做，閑在家裏。
何應欽又不像閻錫山那樣能“閑得住”，還是要找事情來做，就這樣，他參與了“國際冷戰”。當時有一個反對共產主義的國際組織叫做“世界道德重整委員會”，1955年5月20日，這一組織與何應欽聯係，希望他能幫助該組織訪問台灣。何應欽立刻向蔣介石報告，正為“反攻大陸”而苦惱的蔣介石聽了很高興，表示歡迎訪問團到來。
從此何應欽積極投身於“冷戰”，他在台灣成立了“世界道德重整聯誼會”，並任會長，雖然這個“道德重整”的活動沒有台灣官方的經費保證，可這畢竟是何應欽的新舞台。1961年，他還親自帶隊，將一部反“赤化”的歌舞劇《龍》帶到瑞典的斯德哥爾摩表演。
到了晚年，政治上的紛擾已徹底離何應欽而去，讓他不能忘懷的，是家鄉的山水和蘭花。於是他用雙手擺出貴州老家的景色，請張大千給他畫了一張家鄉山水畫；還養了200多盆蘭花，每有蘭花展，他一定前往觀賞。
95歲生日那天，何應欽很高興地拍了很多照片，說要把這些照片寄給家鄉人看看。1987年10月20日，他的血壓突然下降，第二天上午何應欽終在台北榮民總醫院去世。終年99歲。
將軍們的落幕
去了美國的李宗仁最終還是沒去台灣，盡管在1950年2月21日，蔣介石指使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向在美國的“代總統”李宗仁發出了最後通牒，限李三天之內返台，否則便視作放棄職權。
李宗仁選擇了回大陸，在美國的6年寓公生活，讓不甘寂寞的他最終坐不住了，於是在1965年7月，李宗仁和夫人一起飛回了大陸。在給李宗仁做口述曆史的唐德剛的印象中，寓公李宗仁“最大的嗜好還是聊天、談國事”，有時唐德剛甚至會帶“一批談客”去和李宗仁“談國事”，這個時候李宗仁就會特別高興，“談笑終宵”，後來唐德剛不常去李府了，李宗仁每遇到重要新聞，還是打唐德剛家的電話要“談談”，遇到唐德剛不在家，李宗仁就要在電話裏和唐德剛的夫人為“國事”談上半天。
這讓唐德剛覺得：“和這些青年的家庭主婦‘談國事’，李‘代總統’也未免太委屈了。”唐德剛認為，這或許是李宗仁選擇回大陸的原因之一，因為“北京的人民政協之內，勝友如雲，吹起牛來，多過癮！”
李氏夫婦回大陸的第二年，“文革”就開始了，不過由於受到周恩來的保護，他並沒有受到衝擊。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因肺炎在北京逝世。
在台灣的白崇禧，則因為李宗仁的回大陸，日子更加難過。白崇禧與李宗仁同屬桂係，在大陸時，白崇禧曾三度逼蔣介石下台，讓蔣介石非常記恨。早在1953年，他在花蓮打獵時，就曾遭到特務的暗殺，所幸逃過一劫。1966年冬天，也就是李宗仁回大陸的第二年，73歲的白崇禧被人發現暴斃身亡。關於他的死因，至今眾說紛紜，不少人都認為是蔣介石指示人在白崇禧常喝的藥酒裏做了手腳。對此，白崇禧的兒子白先勇說，這件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也許要等相關秘密檔案解封了才知道。
白崇禧
在一定程度上，湯恩伯與白崇禧一樣，也是死得有點“不明不白”。從大陸來到台灣後，湯恩伯隻落得一個“總統府戰略顧問”的空頭銜，於是他便想去日本，但蔣介石又不允許，1954年5月，湯恩伯終於以治病為由去了日本，從此一去不返，死在東京一家醫院的手術台上。有傳聞說，是因為做手術的醫生有親屬死於侵華戰場，所以趁機報複。
像孫立人、薛嶽這樣的抗日名將，同樣在是台灣落寞終老。薛嶽到台灣後，雖然蔣氏父子都給了這員功績卓著的戰將以表麵上的禮遇，但是薛嶽接到卻是一連串的閑差，如“總統府戰略顧問”、“中國國民黨改造中央評議委員會主席團主席”、“行政院政務委員”、“光複大陸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等，於是他隻好隱退在台灣南部的嘉義鄉間。閑雲野鶴的生活讓薛嶽成為了“百歲老人”，他在1998年5月去世，享年103歲。
薛嶽
孫立人雖然也像薛嶽一樣以高壽而終，但是卻在台灣走過了長長一段波折時期。1955年5月25日，孫立人因僚屬郭廷亮等七人涉嫌叛亂被捕，之後就被當局軟禁起來。在台灣公眾的印象中，這就是迷霧重重的孫立人“兵變”事件。
在實施軟禁期間，當局對孫立人實行了“不殺，不審，不問，不判，不抓，不關，不放”的“七不政策”，以軟禁代替論罪，以“查考”代替自由。
孫立人
三十多個年頭過去了，一直到1988年3月，孫立人才恢複自由。這一年，台灣《自立晚報》獨家發表消息，說孫立人將軍還活著，就生活在台中市。這一消息很快就震驚了島內外，台中民眾尤其感到驚訝，多少年了，由於孫立人就像消失了一樣，許多人早已相信了“孫立人已經仙逝”的傳聞。
1988年11月27日，孫立人迎來90大壽，前來祝壽的老戰友和各界人士有6000多人。1990年11月，也就是孫立人獲得自由的第三年，他以91歲的高齡去世。
台灣的一位教授在孫立人去世後寫到：“孫立人將軍的喪禮確是倍極哀榮，自動前往吊唁者一萬餘人”。從一定程度上來說，像孫立人這樣的人去世也代表了一段歲月的結束，這個教授在看了人們排成一公裏長的隊伍為孫立人送葬後感到：“今後在台灣大概不可能再有同樣的感人場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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