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小溪：文化大革命與群眾

站在二十一世紀的曆史製高點來看，中國六十年代發生的文化大革命，是世界曆史範圍內具有分水嶺意義的事件。這個事件不僅影響了億萬中國人，也波及到了全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麵；文化大革命不僅從親身經曆者那裏長久地召喚出悲愴、憤怒和傷感之情，也引發當代人們對中國文化、對所謂“曆史共產主義”、對現代性狀況下的群眾，乃至對永恒的“人性”問題進行熱烈討論。從近現代的曆史長河看，文化大革命屬於霍布斯鮑姆所說的“極端年代”的產物，它是那個戲劇性年代的高潮和反高潮；今天我們的時代，是一個商品、資本和群眾積怨都衝破國界而全球流動的時代，文化大革命也為我們今天這個時代準備好了序幕。

“群眾”一詞是典型的現代性的產物。群眾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臣民”、“百姓”，正如同現代的動員型政治體製不同於傳統的權威型政治體製。二十世紀是動員政治和群眾政治蔚然興起、走向頂點、走向極端的年代。“群眾”不是中性的詞匯，它帶有強烈的政治內涵和豐富的行為樣式的假設。“群眾”的二律背反是“精英”，“群眾”和“精英”的劃分，不同於有產者和無產者的劃分；和階級理論並立，有關群眾與精英的理論，是另一種有關社會分層的社會學理論，這個理論通常和馬基雅維裏、帕累托等人的意大利學術傳統有密切關係。和這個帶保守主義色彩的傳統相對立的，是二十世紀受激進主義影響的批評傳統，如來自下層的曆史學派等，也極為關注群眾這個角度和角色。

受激進主義影響的批評傳統，習慣於將曆史本身也問題化，比如：區分“動物的曆史”和“人的曆史”；對同一事件的曆史記載，由於批評傳統的推動，又區別出權威版本和向權威版本挑戰的各種另類版本；等等。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西方史學界出現了一個十分活躍的“走向下層”的運動，其中代表人物就是英國馬克思主義曆史學家愛德華·湯普森、埃理克·霍布斯鮑姆、喬治·魯德等人，他們共同提倡了“來自下層的曆史”新範式，和這個新範式相呼應並有密切聯係的，是有各自不同強調的“新曆史”“社會史”、“新勞工史”、“新文化史”的湧現，在一定程度上，“年鑒學派”由於其疏離精英政治、偏重社會、經濟的長期演變的取向，也參與了這個運動。自然，這個“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變化，是和二戰後世界範圍內舊的政治範式的衰落、以及在各個領域來自下層的抵抗運動和騷動浪潮有關。“來自下層的曆史”勘探出了一個新大陸，這就是一直被“正史”所忽略和掩蓋了的下層普通人的體驗，展現了他們和她們的聲音、渴望和搏鬥。這是一個全新的、迥異的人類故事，它和以往的曆史學形成鮮明的對比。

“來自下層的曆史”的精神和方法，激發了我寫“群眾的文革史”。特別是因為：“下層史”的一個主要關懷，就是下層階級的抗議政治，即他們為了共同的理念和集體的利益，為了基本的生存權，為了反抗權威勢力的迫害，所采取的各種各樣的抗爭行動。正是這個主題，使西歐的、北美的、亞非拉的，十九世紀的、二十世紀的那些曾被忽視的、被邊緣化的小人物，和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的普通群眾有了聯係。在湯普森的筆下，貧苦的製襪工，路德派農業工人和抱著烏托邦信念的手工業者，等等，不再是粗魯和低下的群氓，而是具有“道德經濟”的高貴的人群；在霍布斯鮑姆那裏，被傳統曆史所蔑視的民眾“騷亂”，也不再是烏合之眾的情緒化、非理性的本質寫照，而是下層階級唯一能夠使用的談判策略。魯德則首次把法國大革命的人群，從一個抽象、蒼白的概念，分解成一個個生動具體的社會麵孔，比如：行會師傅、幫工、短工、婦女、小生意人，他們的冤屈、訴求和行動方式都千差萬別。霍華德·津恩則以兩百年來印第安人、黑奴、婦女、勞工、逃犯、抗議者的遭受屠殺、剝削和迫害的體驗，來構成一部美國人民的曆史【E.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Victor 
Gollancz. 1963. E. J. Hobsbawm: On History. New Press. 1997. George Rude: 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最重要的是，“下層史”將人類對自己流逝歲月的回憶權和敘述權，從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變成一個高度爭議性的問題，揭示出：不同社會主體的不同曆史體驗，能建構出不同的乃至對立的意義詮釋。

這意味著，人類記載曆史、詮釋曆史的活動，並不存在一個中立透明的、普遍適用的公式。人們對過去歲月的想像，要透過他們所特有的當代體驗、敘事語言和意識形態棱鏡；曆史學者麵臨著選擇：記載什麽，又忽略什麽。曆史記憶，同時也就是曆史遺忘；因而曆史知識的建構，滲透著“記憶與遺忘的政治”。

有關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史學現狀，可以和法國革命的史學或西班牙內戰的史學相比較。對於後兩者，有著和國家的行政權力，比如對書報的審查，對研究的限製，對文獻數據的壟斷，等等相關的問題；但圍繞著這些曆史研究的政治鬥爭，主要還是以學術範式、敘事話語、大眾記憶、出版市場等為場所，而不再是國家的行政強迫機構。從這個角度說，文革之後的文革曆史研究，和西班牙內戰後的西班牙內戰研究有很多相似之處。

實際上，在和文革拉開了一些時間距離之後，開始出現了民間和社會敘述角度的有關文革的文本，比如燕帆的《大串連——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旅遊》，楊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和王明賢、嚴善淳的《新中國美術圖史：1966—1976》等【燕帆 ：《大串連——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旅遊》，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
年 ；楊健 ：《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朝華出版社，1993 年 ；《新中國美
術圖史 ：1966— 1976》，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 年。】，這些著作第一次揭示了：文化大革命中存在著相對自主的群眾和社會生活，而這種存在往往都被掩蓋了。不過，現有文獻所遺留的一個最大空白，就是文革中的群眾政治，正是這個缺席，使得文革的群眾政治在當代人們的意識中，成為最難以理喻、最荒謬絕倫的曆史往事。

顯然，文化大革命和群眾有著深刻關係，這一點是不會有爭議。一方麵群眾的激情像洪水猛獸般四處泛濫，群眾的語言、行為花樣翻新，千奇百怪，另一方麵，群眾的狂歡帶著有形的和無形的鐐銬，群眾的渴望、追求，充滿了矛盾、混亂、受挫折、被叛賣等悲劇色彩。群眾和精英、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孰是孰非，有關爭議將會持續下去。無論曆史的再闡釋活動今後如何演變，群眾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占據的特殊位置將繼續發人深思。研究法國革命的史學家林·亨特談到：法國革命受到女權主義的嚴厲批評，因為革命中婦女的反抗活動受到嚴厲鎮壓，暴露出這場“革命”的父權壓迫性質，因而法國革命的解放意義也受到質疑。革命留給後世的記憶，是解放，還是鎮壓？很多革命曆史恐怕都有這個沉重的包袱。亨特認為：在這個問題上，法國革命和十八世紀美國獨立、1787年荷蘭革命有重大區別，法國革命中“令人感到新奇的，不是政府的反對和鎮壓，這些都是能預料到的，令人感到新奇的，是1789直到1793年革命的激進化所產生的出乎意外的開放的政治空間，新奇的是，婦女的高度自我意識，和她們對政治權利的要求【Lynn Hunt: "Forgetting and Remembe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n and 
Now,"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October 1995.】。”這個評價對於我們理解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性有所啟發。

“群眾”一詞本身是文化大革命中人們自己所使用的關鍵修辭，這裏作為研究，使用群眾概念就不應該不加以批評和反思。有關群眾的政治曆史，是帶著各色意識形態眼鏡的學者們所關注的對象，特別是群眾在革命中的作用；革命中的群眾也具體化為一個生動形象，這就是人群。比如，對於法國大革命中的人群，就有兩種對比強烈的研究傳統，一種是以法國學者泰納和勒·龐為代表，將革命中的群眾看作是擁有“畜群本能”，易受暗示感染，常常是噬血和野蠻的，並具有爆炸性、毀滅性力量【泰納所描繪的“canaille”】，一種是以索布爾和魯德為代表【這一派別顯然繼承米歇萊的浪漫主義的民粹傳統， 強調普通人在曆史中的作用）】，把群眾政治放回到理性政治、集體行動的框架之內，展示出群眾為了其自身的政治訴求，訴諸他們擁有的資源和熟悉的手段，與任何其他政治行為並無差別。

“群眾”這一概念，在現代西方社會科學中，通常是指缺少聯係、組織，沒有分化的社會大多數，和它相對的概念，是精英，即少數在經濟、思想和權力方麵比大多數人都具有優勢的人群，他們通常互相熟悉、緊密聯係，結成內部小圈子。本書所使用的“群眾”一詞的首要意義，和西方現代社會科學的用法有所區別。在中國革命的漫長曆史中，對群眾一詞積累了濃厚描述，我所關心的群眾，就是這個濃厚描述的意義內核。現有的文化大革命史文獻，大量的是有關最高層的政治變動，以及高級幹部、高級知識分子在文革中的遭遇的文字，這些是最典型的“上層的文化大革命史”、“精英的文化大革命史”；相比之下，本書所謂的“群眾的文化大革命史”，就是將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中下層、“高幹”和“高知”之外的行業人群以及不出名的普通人。

在中國政治範疇裏的“群眾”和“領導”，除了成員數量、資源占有上的差別之外，也大致等同於“市民社會”和“國家”的二分法。任何社會，包括新中國社會，都劃分為優越的少數，和下層的多數，在這個意義上，中西方不同的定義在實際中大致重合，但也會有發生歧義的時候。比如，高幹子弟集團是社會精英的最典型化身，然而，文化大革命中主要由一部分高幹子弟組成的“西糾”、“聯動”在政治範疇上仍然是“群眾組織”，亦即群眾大民主中的結社。然而，這是一個特殊的議題，會在本書的多個地方進行分析，包括對精英、新階級與保守主義行為方式之間聯係的討論。本書的一條主導線索，則是文化大革命中群眾和領導之間的矛盾鬥爭。

本書的主旨也不在於回答“文化大革命是什麽（如何評價）”的問題，而在於理清基本事件的發展線索，或者說，主要任務不是闡釋，而是敘事，即將龐雜的曆史事實講述成為清晰可辨的發展情節。當然，闡釋的活動已經蘊涵在以“群眾”為主體和視角的敘事結構中了，這牽涉到曆史如何書寫的大問題。另一方麵，這裏卻必須討論“什麽是文化大革命”，或者說“如何界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最明顯的，就是時間的界定。而時間界定上的分歧又聯係到對文化大革命的內涵、意義，也就是“文化大革命是什麽”的看法分歧。官方於1977年和1982年分別宣布了“十一年”和“十年”的定義，除此之外，劉國凱、陳佩華認為文化大革命隻進行了三年，費正清與麥克法克爾合編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95）中，文革時期包括了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八二年的十六年，比爾·布拉格所關注的文化大革命，是從1962到1979年之間中共領導層產生分歧、直到分歧結束的十七年。而阿裏夫·德裏克則認為文化大革命從1956年到1976年進行了二十年【分別見 ：華國鋒：《中共十一大政治報告》；《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劉國凱 ：《文化革命簡析》，《人民之聲》1980 年 12 月特 2 期 ；
Chan, Anita, 1992. "Dispelling Misconceptions about the Red Guard Movement: the 
Necessity to Re-examine Cultural Revolution Factionalism and Periodization", in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 no.1, Fall 1992, pp.61-85.
MacFarquhar, Roderick, and John Fairbank. 1995.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 15. The People's Republic. Revolu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66-
198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ill Brugger: China: Radicalism to Revisionism, 
1962-1979. Croom Helm, London, 1981. 阿裏夫·德利克 ：《世界資本主義視野視野下的兩個文化革命》，《二十一世紀》總第 37 期，1996 年 10 月。）】。當然，這裏還可以指出，在個別的國粹派那裏，“文化革命”的起點，要從共產黨取得國家政權算起，甚至從五四運動算起，從那時起，中國革命就在愈演愈烈地毀滅傳統，六十年代的文革隻不過是其最高潮而已，而至今也沒結束。

因為有上述歧義，而有關分歧又基於闡釋的衝突而難以有技術上的解決，所以這裏不再本末倒置去參與這個爭論，而隻對本書，作出人為的時間段限製，這就是從一九六六年六月到一九六七年年初。顯然，這不僅是一個異端的斷代方法，也暗示著作為編年史的不完整性。然而，我在寫作過程中，又越來越感到有理由去這樣做。

本書希望建立新的敘事時間結構，這個時間結構必需和當時最廣泛的群眾所體驗的公共意義有關，它不一定是建立在國家的官方政治之上，而有時恰恰是以群眾的主動性為標誌的。比如：本書不準備討論有關《五·一六通知》的產生過程，不僅是因為這個過程是在政治精英層秘密進行，而筆者並不具備特權查閱內部檔案，而是因為《五·一六
通知》直到其起草完成的一年之後的1967年才公布於眾，在此之前它和群眾的關係是間接的、隔膜的。相反，同樣出自政治精英手筆的《十六條》，本書將花一定篇幅討論，因為《十六條》和群眾的互動是立即的、直接的，它在群眾意識中的地位、對群眾行為的影響，是遠遠超過《五·一六通知》的。又比如：我也不會過多關注林彪與陸定一之間的爭吵，這已被許多嚴肅的或非嚴肅的主流著作所過度研究過了。拒絕這類宮廷秘史性質的內容，不僅是因為我不占有這類內部資料，而是因為它們和廣泛群眾所體驗的意義不太相關。相比之下，另一樁事件，即清華大學“八·二四”事件，為主流著作所遺漏，我將加以詳細考察，並把它當作群眾的文化大革命曆史敘事中的一件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的標誌性事件。

如何進行長時段的曆史斷代，直接影響著對曆史的闡釋。而在一個長時段內部，如何書寫中觀和微觀的進程，也事關到誰被寫成曆史上的英雄或惡人。如何篩選往事的細節，何時讓曆史人物出場，如何追蹤事件的順序發展，從而呈現出因果鏈條，這些話語過程恐怕都很難保持中立客觀。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多主流的文革回憶錄和曆史中，常常會發現混淆時間順序、混淆人物派別的錯誤，比如：混淆1966年和1967年，混淆“破四舊”和“奪權”，混淆“紅衛兵”和“造反派”，或者，為了配合宏大敘事和故事主題，有意無意地回避、模糊有關派別、聯盟【楊小凱 ：《再談“文革”》，《中國之春》一九九二年十月號。】，這幾乎形成了一種文革史的穩定的文體。

任何編年史性質的材料，都蘊涵著某種“自然史”的敘述結構。現有的接近於文化大革命編年史的文獻，包括《天翻地覆慨而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3.12-1967.10.1）》、劉國凱的《文化革命簡析》、嚴家其、高皋的《中國“文革”十年史》、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簡史》，和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首都部分大專院校、中等學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 ：《天翻地覆慨而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3.12-1967.10.1》，1967 年，北京。嚴家其、
高皋 ：《中國“文革”十年史》，中國問題研究出版社，1987 年。席宣、金春明 ：
《“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 年。金春明 ：《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比較一下這幾個版本的文化大革命曆史，就可以發現：對1966—1968年群眾運動階段的處理，《中國“文革”十年史》、《“文化大革命”簡史》和《大動亂的年代》不同程度上以精英上層的人事變動為線索（特別是《簡史》），而《大事記》和《簡析》則一定程度上呈現出造反派群眾和黨委領導的衝突發展的線索。這個區別意味著：是將文化大革命中群眾的行為歸約於精英操控，把下層群眾的經曆、感受、言論和行動的記錄基本勾銷，還是充分估計下層群眾的獨立訴求和主動作用，使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政治在曆史上占有一席地位。

本書自始至終所關心的，是群眾的政治，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麵就是人群的政治。為了敘述上既具有精確性又具有可讀性，應用了一些當代社會科學概念，其中比較中心的就是“集體行動”（不能不承認，從英文來的直譯是蹩腳的，一些中文文獻所用的“群體行動”也許更適合些）。略微不幸也略微反諷的是：這個術語是通過奧爾森著名的《集體行動的邏輯》而更加流通的，而他對“集體行動”的實現可能性是悲觀的。不過，這個詞已成為社會運動研究的關鍵概念，廣義的“集體行動的邏輯”也具有了正麵的、積極的和可行的意義，亦即“具有共同的冤屈、共同的訴求的人們，協調一致，在公共的空間裏表達意見、爭取權益的行動”。在讀者讀了本書對有關靜坐、請願、抗議、絕食的活動的描寫之後，對“集體行動”這個詞所概括的意義就會更加清楚了。為了分析和理解，我有選擇地運用了其他一些當代概念，包括當時人們並不曾使用過的詞匯，比如：話語、公民政治、保守主義、陰謀理論等等。另一方麵，本書也難免使用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一些詞匯，比如“群眾大民主”、“造反”、“保守”、“當權派”等帶著較強態度色彩的詞匯，當然，會在適當的機會對它們的意義加以批評和反思。

六、七十年代以來西方曆史研究的“轉向語言”，為本書提供了啟發。因此，本書對文化大革命本身的原始文獻、人們當時的文字和言語表達，當作曆史活動的一部分來研究，而以往的文革曆史研究常常輕視這種話語活動【比如有代表性的，是印紅標的《1960 年代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二十一世紀》一九九六年八月號，第三十六期），文章涉及大字報文本的，隻有這樣一句 ：“大字報的標題是《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麽？》文章通篇政治攻擊，其內容早已是眾所周知，這裏不再贅述。”印紅標似乎認為大字報本身的文體、修辭特點，不是“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整個故事的一部分。】。

本書的一個基本觀點是：文化大革命群眾運動本身所創造出的大量原始文獻、人們當時當地的主體訴說，構成了曆史行動者在當時所體驗的意義，這是真實的曆史，這種真實性，是當代人們以今天的體驗、今天的語言和今天的意識形態偏見來詮釋過去所無法獲得的。在強調意義構成曆史、語言創造體驗的同時，我也拒絕那種以後現代主義名義來否定一切宏大敘事、否定一切曆史真實的觀點，群眾的文化大革命史，旨在提供一個另類的宏大敘事，即至今為止其聲音被排斥的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故事。

為了得益於社會史和社會科學的研究，本書還采取了在時間、空間上廣闊開放的比較視野。文化大革命被稱為“史無前例”的事件，在很多意義上說，這是確實的，但這不應成為跨時空比較的障礙。實際上主流的文革曆史研究也一直采用著比較的視野，其比較參照對象就是納粹德國的法西斯運動，和蘇聯三十年代的大清洗。本書不打算和這類比較直接對話，而是提供另類的比較視野，供讀者參考對照。在閱讀文化大革命曆史和其他世界曆史時，我發現中國文化大革命和三個曆史時空有豐富的模擬和對比關係，即：十八世紀法國革命、二十世紀西班牙內戰，和美國六十年代民權運動。

已經有學者注意到法國革命和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對比關係【Edward Berenson: “A Permanent Revoluti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1789,” 
Modern China, Winter 1995.】。對我來說，法國革命最有意義的一麵，是其複雜和多層次：不同的階級、等級之間的關係之複雜，各群體和革命的關係及其變化、轉向之複雜；貴族、中等階級分別進行了自己的革命，隨後群眾也進行了自己的革命，群眾中還出現了極端激進派別。法國革命中政治語言的矛盾、激進主義、“道德統治”、大恐怖的興衰，都促使我們思考中國文化大革命和法國革命中相似現象的共同社會基礎。其次，法國革命所激發的左、右兩派的政治辯論，法國革命研究中所出現的“社會解釋”、“修正解釋”以及其他學派之間的鬥爭，也對我們今天闡釋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意義有所啟發。

從1936到1939年間的西班牙內戰，也具有高度的複雜性和多層次性。在這裏，西班牙內戰中的政治派別，分別屬於二十世紀的幾個典型的意識形態，特別是左派陣營內部的激進派別和保守派別的分裂，已經可以看出中國文化大革命政治分野的端倪。了解西班牙左派陣營內部衝突所導致的巨大悲劇，為理解文革對中國人所造成的同樣巨大的創傷有所幫助。西班牙內戰從第二共和國的體製內改革到右派軍事政變，從內戰到來自下層的社會革命，對於理解文化大革命及其所引發的全麵內戰，具有啟發作用，盡管在作這種類比時，模擬的限度、曆史和社會背景的特殊性需要加以注意。

美國六十年代黑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的民權運動，和中國文化大革命的聯係就更密切了，許多人認為它們屬於世界範圍內的同一個激進運動浪潮。這裏所關心的，是民權運動所采取的社會弱勢群體特有的鬥爭策略，比如：靜坐、占領等“公民不服從”的行為模式。在本書中，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集體行動方式，將和西方資本主義背景下受壓迫、受迫害群體的“公民不服從運動”相比較，另一方麵，白人種族主義團體以暴力恐怖來鎮壓、迫害黑人民權運動，這是資本主義曆史上右翼保守主義的典型行為方式。這種保守主義的集體行動方式，也在中國文化大革命中找到它的社會學對應物。

此文是童小溪的文革研究著作《極端年代的公民政治--群眾的文化大革命史》一書的前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