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戴乃迭:我覺得我有兩個祖國

來源: jianadaren 2019-01-21 13:04:41 []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 次 (107057 bytes)

         作者:戴乃迭  譯者:李晶

 

譯者記:英國翻譯家戴乃迭先生(Gladys Yang)生辰是1919年1月19日,今天就是她的百年誕辰。她是牛津大學首位中文專業畢業生,生於北京,在北京度過了整個後半生,與中國結下不解之緣。她與夫君楊憲益先生辛勤耕耘大半個世紀,聯手將《史記選》、《紅樓夢》、《儒林外史》、《魯迅選集》等古今典籍譯成英文,對中國文化在英文世界中的傳播居功甚偉。近二十年前,我在北師大中文係讀書時,因參與李岫老師的一個“20世紀中外文學交流史”課題,接觸到楊、戴兩位先生的一些資料,後來從楊先生手中接過戴乃迭先生留下的這份未完成的自傳,將打字稿整理成電子版,又將英文譯成了中文。畢業後曾短期在《中國婦女》英文版雜誌兼職編輯,將英文版編發於該雜誌2002年3月號;承楊先生妹妹楊苡先生和上海文匯報業徐堅忠先生幫助,又將中譯刊發於《文匯讀書周報》2002年6月7日號。2003年9月,楊憲益先生主編的紀念文集《我有兩個祖國——戴乃迭和她的世界》由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也收入了這篇譯文。而今借助公眾號平台再發一次,聊作紀念。

 

戴乃迭自傳封麵

 

 
戴乃迭自傳原稿

 

1919年我生於北京。當時父母親都在北京為倫敦傳教會工作。父親J. B. Tayler的中文名字是戴樂仁。他和藹可親,從來沒打過孩子,或大聲罵過我們。他在中國擔任過化學、物理和經濟學教師,幫助創建了工會組織,參加過賑荒救濟工作;他還是庚子賠款管理委員會的托管人,該款是用於送中國學生赴英國留學的。我們家共有五個孩子,我排行第四。上麵有兩個哥哥——伯納德(Bernard)和哈羅德(Harold),一個姐姐——希爾達(Hilda),下麵有一個弟弟——約翰(John)。由於我們同輩的親戚都是男孩,所以家裏的女孩很受重視。希爾達的出生給家裏帶來了巨大的喜悅。

 

那時候的中國多災多難,鄉村經濟衰敗,土匪橫行,軍閥之間爭戰不休,人民對帝國主義的怨恨也與日俱增。我們認識的一位傳教士就是被土匪殺害的。父親有兩塊手表:一塊是金表,他在北京戴;另一塊是歐米茄,出門時戴的,我們稱之為“爸爸的土匪表”。不過,中國的危難跟我們小孩子毫不相幹,我們的生活是平靜快樂的。

 

在我的記憶中,那時候的北京城絢麗多彩,令人眼花繚亂的店鋪招牌、富麗堂皇的婚喪隊伍、正月十五的花燈、清明節的風箏,還有廠甸活色生香的春節廟會,在那兒花上幾個銅子就能買到絕妙的玩具。達官貴人坐著華貴體麵的轎子或人力車,一隊隊的駱駝將煤拉進城來。看見街頭宰羊的血流到街溝裏,令人害怕又反感,卻也夠刺激的。就連那鋪天蓋地的風沙,看著也挺有戲劇性。

 

城裏有些地方臭烘烘的,但街上的鋪子和食品挑子上的爐子裏還是飄來各種各樣誘人的味道。由於母親認為中國飯菜不衛生,我們就隻吃單調乏味的英式羊肉和大米布丁,難得吃頓餃子。我們常常背著她,央求廚子或車夫給我們弄點蔥花油餅,那才是美味無窮的。

 

我記得我們第一個家是在抽屜胡同,一座老式四合院裏。我們養了兔子,還培植了一點園藝。有一年,我們從北戴河回來,發現院裏的棉桃全都綻了苞,露出了雪白的棉絮,讓人十分驚喜。院裏還有個大沙丘堆。父親從英國為我們帶回一輛童車,希爾達和我就比賽,看誰能第一個從那沙丘堆上騎到走廊那邊。我贏了。我現在還記得那種勝利的感覺。

 

在中國長大的外國孩子通常都能說一口跟當地的中國人一樣流利的中國話,但我們卻不幸是個例外。母親不許我們跟中國孩子一起玩,因為她認為他們身上都攜帶著病菌。由於貧困和醫療條件不足,好多孩子都有沙眼、圈癬或其他的什麽病,所以我們隻在家裏玩。父親開始在燕京大學教經濟學時,我們搬到了海澱的一所大房子裏。在那兒,我們的玩伴兒是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教師們的孩子。我們在那兒認識的大多數中國成年人也都是會說英語的。

 

我們跟家裏的中國女傭也基本沒什麽關係。這是因為有一位英國老小姐照管我和希爾達。她渴望來中國做一名傳教士,但資格不夠。因此,倫敦傳教會派她來幫助一個傳教士家庭,也就是我們家——我母親也是教會的人。我們稱她傑西阿姨(Auntie Jessie)。她負責看著我們規規矩矩地刷牙,每天學幾頁《聖經》,在她的監督下練習縫紉和繪畫。有一次,她出門了幾天,試圖勸一位中國將軍信奉基督教。我不知道她成功了沒有,但那位先生回贈她幾盒美味可口的糕點,有些是玫瑰餡的。我們平時是不許吃甜食的,所以我們發覺這些糕點好吃極了。

 

難忘的還有北戴河。母親在海邊買了一幢兩層小樓。旁邊就是一道小海灣,正適於寫生。去北戴河是一大遠征。我們要帶上兩個仆人、貓咪、冰淇淋機和大量的儲備用品,因為那兒當時隻是個小村子,連小商店都沒幾家。許多新教教會在那兒都有別墅,女士和孩子們就在那兒避暑——我們有時會在那兒住上三個月。那實在是好時光。做完功課,我們就赤腳到海灘上一起玩遊戲,或者騎騎小毛驢,再不就是瘋跑。那時的英雄之一是埃裏克·利德爾(Eric Liddell)。他當時執教於天津新學書院(TACC),那也是我丈夫後來就讀的中學。電影《烈火戰車》展示了他是如何在奧林匹克運動會中贏得一枚賽跑獎牌的。這位最招我們喜歡的叔叔就在海灘上跟希爾達賽跑過。英國國旗在我們花園的旗杆上升起時,我們知道該回家吃飯了。

 

我們曾有過的時光是那樣快樂,因此我在英國聽到籌措基金的傳教士們滔滔不絕地大談特談在中國生活時的艱辛與危險時,簡直以為聽錯了。我認為他們是頑固、懷有偏見的,或多半是虛偽之極的。

 

不過,那些無憂無慮的夏天要結束了。在燕京校園裏冰封的湖麵上溜冰,那樣令人激動的冬天也不會再有了。

 

一天早上,我同希爾達跟往常一樣,出門去清華的國際幼兒園。路上塵土飛揚——那時候的路不是泥濘不堪就是塵土飛揚。希爾達騎著那輛童車,我騎一輛三人車。我們正起勁地蹬著車,突然被幾個大兵圍住了。他們從沒見過外國小孩騎這麽古怪的玩意兒,很友好地問了我們一大堆各種各樣的問題。我們也並不害怕,因為中國人一直對我們挺和氣。但他們使我們上幼兒園遲到了很久。這件事報告母親之後,她大為驚慌。軍閥的部隊攔截了她的女兒!母親本來打算讓我們在中國再多呆幾年的,但在這次經曆之後,她帶我們回了英國。1926年,我們乘遠洋客輪離開了中國。

 

悠揚的還鄉海行是很愜意的。沿途停泊在許多風光旖旎的港口。不過,我們抵達倫敦時,卻發覺它十分令人失望。灰暗、陰沉、一股煤煙味,根本沒有我們在北京所喜愛的那些五顏六色、鮮活生動的街景和誘人的味道。

 

在英國,我在柴郡(Cheshire)讀了一年的女子小學,接著至七棟區瓦漢斯托堂的一家教會女校當了十年的寄宿生。學校有些老師是極為出色的。我也很用功,贏得了一項國家獎學金。我們的日常生活十分嚴謹,不過偶爾也有放鬆。其中有一次是到倫敦去看一場中國藝術大展。看到展品中的繪畫和瓷器,我們這些在中國長大的孩子不禁悵然生起了對童年時代的懷念之情。

 

1937年,我進了牛津,學習法文。但我學習並不是很用功。大學裏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也有各種各樣的俱樂部。修文斯先生(E. R. Hughes)介紹我加入了中國協會。他是一位沒有學生可帶的中文教授,從前在福建做過傳教士,跟我父母親是朋友。看到南京大屠殺的照片時,他驚駭得無法入睡。他非常積極地為中國流散到西南地區的各大學收集書籍捐助,還組織過一場抵製日貨的運動。我也參加了那個活動,對著一群群的女士演說,勸她們別買日本的罐頭食品和長筒絲襪——她們應當改穿棉線襪。但我實在不是個出色的公眾演說者。我對中國的政治形勢也隻有模糊的概念,而聽我演說的那些家庭主婦態度也頗為冷淡。

 

憲益是(中國)學會主席。起初我幾乎給他嚇了一大跳,眼睛細長,臉色蒼白,但彬彬有禮。他對祖國的熱愛打動了我。在他房間的牆上掛著他自己繪製的中國曆朝曆代的疆域圖。進牛津之前,他已在倫敦呆了一年,創辦發行了一份報紙,以使當地的中國工人能了解到戰爭的形勢。跟絕大多數在牛津的中國學生不同,他是高中畢業直接來英國的。他決心學習古典文學,隻學習了一年時間的古希臘文和拉丁文,就通過了牛津的大學測試。但在口試時,主考人問起他的準備時間,卻斷定他的通過必定是出於僥幸:“我們英國的學生要學七年的古典語言文學呢。您再找人輔導一年吧。”實際上,他將那一年用來廣泛閱讀了,曆史、文學、哲學和馬克思主義著作都有所涉獵。另外,他還在歐洲漫遊。這一切都使他成為一個有趣的同伴。他在英國學生中間有些親密的朋友,經常跟他們一起喝上幾杯。

 

憲益在墨頓學院的一位朋友B當時正在追求我,同時憲益對我也越來越依戀,我也愛上了他。B發現,如果他邀請“尊敬的楊”一起出來,我也就會樂於接受他的邀請。他們倆開始來聽我的法語課,一邊一個地坐在我身旁。一天,導師讓我們翻譯《羅蘭之歌》的片段,他們隻好承認自己沒準備,隻是來旁聽的。然而,僅憑這段短短的法文訓練,憲益後來還是把那首長詩譯成了中文。他還曾用中世紀法文給我寫過詩,他的確是才華橫溢。

 

此後不久,我攻讀的方向就從法文轉到了中文。修文斯先生大為高興,因為他現在有了一名攻讀學位的學生,他便成了中文方麵的講座教授。我的課本是一些中國古代典籍的節選,有《詩經》、《論語》、《易經》,還有些唐代傳奇和佛教書籍。我接觸到的作品裏,最為晚近的隻是截至梁啟超,因為修文斯教授認為,現代中國毫無值得學習之處。我認為他根本沒聽說過魯迅。而且他說的中國話是福建方言,不是官話,所以從沒教過我漢語口語。學習上沒人競爭,我也就不太用功,隻管跟“尊敬的楊”一同享受生活:撐一竿輕篙,劃一葉小船,去鄉間長途漫步,或去電影俱樂部或劇院……

 

我們像玩兒似的譯出了《離騷》,實際上是憲益將中文譯成了英文,我又把它改寫成了對偶句敘事詩。現在我認為該詩體是極不適於那首浪漫長詩的。譯本發表之後,一位學者評論說:“楊氏夫婦譯的《離騷》與原作比較,就像複活節彩蛋同一個煎蛋餅那樣不同。”確實,我在牛津學到的中文實在是微不足道,後來自己都羞於承認拿過牛津的中文學位。今天的青年漢學家們對漢語的掌握要好得多了。

 

 

楊憲益&戴乃迭結婚照

 

母親看過了太多不幸的異國婚姻,極力反對我嫁給憲益,盡管父親認為隻要我們倆在精神上和諧就能白頭偕老。所以,一直等到我過21歲生日,到了可以自主的年齡,我們才訂婚。我還向母親保證,正式結婚之前,我會先在中國過上半年,看自己能否適應那裏的條件。憲益也有一定的顧慮。他引用搖籃曲《鬈毛兒》裏的歌詞來形容,說我這樣的人應該“坐在軟墊兒上,衣著做工講究,吃的是草莓、糖和奶油。”但在戰爭時期的中國,生活會非常艱苦。我對這些意見根本不予理睬。哈佛大學向他提供了一項研究經費,但我們倆都想回中國。親友們試圖勸阻我。

 

有人問我:“楊先生是基督徒嗎?”

“不是。”

“他喝酒嗎?”

“是的。”

“哦,天哪!那他總是一位儒家紳士吧?”

我同意這種說法。

 

中國當時的國際地位那麽低,以致我1940年申請護照時也遇到了困難。

 

我告訴批護照的官員:“我有合約,要去中國一所大學任教。”

“您不能相信中國人的合約。我們必將不得不由政府出錢將您帶回。”

“我跟一位中國人訂了婚,我們將一同去。”

“您要是發現他早已有兩位太太了呢?那我們必將不得不由政府出錢將您帶回。”

“我父親在中國,為工業合作組織工作。”

“那就另當別論了。”

 

這樣,我才拿到了護照,跟憲益於1940年夏離開英國,經加拿大到了香港。

 

不同於許多的外國友人,我來中國不是為了革命,也不是為了學習中國的經驗,而是出於我對憲益的愛、我兒時在北京的美好記憶,以及我對中國古代文化的仰慕之情。

 

出英國時,我們隨身隻許帶20英鎊,在到香港的路上就用完了。我們無法再買去重慶的車票,就住進九龍一家私人旅館,設法跟雙方家裏聯係。當時並不知道,憲益的母親已經離開天津去了重慶,而我父親也已遷到了蘭州。因此我們身無分文地在香港困了幾周。好在我們行李很多,看上去又頗為富足,旅館沒逼著我們結賬。最終在父親一位老朋友陳翰笙的幫助下,我們結清賬單,買了機票,在中秋之夜飛往四川。

 

到了四川,仿佛是一腳踏回中世紀。打水的人肩上搖搖晃晃地挑著滿溢的水桶,艱難地爬上嘉陵江畔陡峭的石階。一到重慶,我們就給一群吵吵嚷嚷的叫花子團團圍住了。憲益雇了兩輛人力車,將我們送到一位朋友家。朋友告訴我們,憲益的母親和妹妹敏如就在重慶,並派人過去通報我們已到。然後我們坐上滑竿,被他們送到了那裏。敏如看到她哥哥,激動得又蹦又跳。他們告訴我稱她母親為“媽”。媽向我表示歡迎,氣度優雅端莊,但我聽不懂她的話。後來我才得知,她聽說我們訂婚,曾經掉過淚。但她對我一直很和氣,這一點從來都沒有變過。敏如是燕京大學畢業生,講一口流利的英語,也很懂西式禮儀。她們住的是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的房子。這所大學是從南京疏散來的。羅家倫主動提出,讓我們到他們學校在柏溪的師範學院任教。我們原計劃去昆明,為了讓媽高興,隻好改變主意,接受了這份工作。

 

我在政治方麵極為幼稚。在英國時,我受國民黨政治宣傳的欺騙,相信蔣介石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是在全心全意地抗日。到了重慶,我才認識到自己過去是何等的糊塗。這裏根本沒什麽真正的戰備努力,隻有大批大批的戰爭投機分子,貧富差距很大。我是一名外國人,因而常常為乞丐圍困。“太太(這是一種表示尊敬的稱號),”他們哀哀泣告,“給我一個銅板吧!”到重慶的第一周,我就看到一具無人掩埋的屍體,被扔在路旁。我們將該市稱為“夜煞之城”(City of Dreadful Night)。我們的學生也十有八九營養不良,好多都為肺結核和瘧疾所苦。跟牛津比較,他們的生活水準惡劣之至。思想激進的學生都遭到迫害。有的被逮捕,還有的被裝進麻袋,扔進嘉陵江淹死。

 

柏溪是鄉下,風光秀麗。當地的農民有一種天然的尊嚴,又有幽默感。在我看來,中國農村的農民即使貧困、沒文化,也總是一種古文明的後嗣。我們住的是一件小泥屋,茅草苫頂。到了周末,我們就穿過片片稻田,沿著石子路一直走回市郊,到媽的住處去。春天,空氣裏滿是豆花和稻花的香氣。不過當地的狗卻很凶惡。一天,我出門散步,一隻狗搖著尾巴向我跑來。我拍拍它,卻給它咬了一口。那是一位地主的看家狗。我去市裏注射狂犬疫苗時,它被我的學生開槍打死了。

 

1941年2月,我們跟敏如和羅霈霖在重慶一家飯店舉行了一場雙婚宴。一切都由他們安排,地點、日期改來改去的,結果我們將確切的地點和日期都忘了。有一天夜裏,我們倆在城裏一家旅館住下。店裏有碩大的老鼠,啃咬我們的小提箱和鞋子,十分討厭。但還有更討厭的事。

 

午夜過後,警察進來查房。

 

他問憲益:“那女人是誰?”

“什麽女人?”憲益問,還睡得迷迷糊糊的,“噢,是我太太。”

“什麽時候結的婚?”

我們倆都不記得日期了。

“在哪兒結的婚?”

“在一家飯店,我忘了是哪家了。”

“你最好跟我到警察局走一趟。”

憲益當即清醒過來,並且說:“不相信我的話,你去跟我們的上司杭立武和張伯苓核實好了。

 

杭當時是教育部部長,張是南開大學的校長。因此,那警察急忙立正敬禮,然後離去了。

 

空閑時間裏,我們從魯迅和周作人的作品開始,合作將中文譯成英文。憲益譯初稿,我來編校,並將英文與原文對照,以提高我的中文水平。

 

我們的係主任懷疑我是第三國際的一名間諜。要不一位英國好人家的姑娘怎麽會屈尊下嫁一個中國人?在他的心態裏,奴性要比人性濃重得多。為什麽我們跟學生們那麽友好?為什麽我會把國民黨的三青團和納粹分子相比較?他搜查我的房間,發現憲益訂閱了左翼的《新華日報》,還收藏了魯迅的“顛覆性”著作。魯迅的作品當時是被國民黨查禁的。校方沒有續聘我。數年之後,中央大學已遷回南京,更名為南京大學。學校裏發現了一張黑名單,上麵有我的名字,下麵還有小注——“英國共產黨員”。這讓我的同事們又是驚訝,又是覺得好笑。

 

那一時期,我們最好的朋友是同事中的許孟雄。他那時酷愛英語,至今仍是如此。後來我們離開該校。解放後他跟許多人一樣,在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中惹上了麻煩,直到他被平反,我們才又有了聯係。現在偶爾通通信,不過都已上了年紀,沒法去登門看望朋友了。

 

在四川的第一年裏,我既為文化衝擊所困,又為氣候不適所苦。身上起了痱子,還得了瘧疾和腹瀉。但我感到生活是浪漫的,並且決心要證明自己一定能夠適應。憲益竭盡所能地為我分憂,讓我生活得安心一些。在英國時,他給我的信中曾有這樣的結語:“上帝保佑你。如果沒有上帝,我會保佑你。楊。”他對我嗬護備至,為我處理各種各樣的問題,以使我免於憂慮。但我對政治還是十分無知的。

 

這段時期,日本軍國勢力一直在中國推進。我一廂情願地想象,美英兩國一旦積極參戰,戰爭局勢就會扭轉。但珍珠港事件給了我當頭一棒。1941年聖誕節,日本擊沉了英國戰艦“威爾士王子”號,占領了香港。這使我驚恐不已。民族自豪感受到嚴重打擊之外,我還有個人的擔憂。我哥哥伯納德當時正在新加坡工作,並已在當地參加軍訓,等待回英國參戰。新加坡號稱“要塞”,但在香港陷落6周之後也投降了。我不願麵對現實,所以很不情願跟別人討論戰爭或政治問題。

 

1941年,我們去貴陽師範學院任教。貴陽是個落後的小城,單調乏味。一位同事將我們介紹給當地的一些文人。我們大約每周聚餐一次,要麽在某人的家裏,要麽在飯店。這些文人的妻子都被嚴格地排除在外,我是聚會中唯一的女性。用過飯之後,男人們做起古詩。憲益自幼習詩,十分長於此道。他能夠飛快地草成一首。詩人盧冀野有一次從北碚來探訪我們,對此留有深刻的印象。這些美食家們的文學夜會充滿了濃厚的封建氣息,在那段曆史時期完全是一種遁世行為。

 

在貴陽,我們跟陳寶環和米歇爾·沙利文夫婦交上了朋友。米歇爾後來成了一名中國藝術方麵的權威。同樣,我們跟美國的艾琳和約翰·文森特夫婦也成了朋友。他們都為設在貴陽城附近的“友人救護車組織”服務。跟這些朋友在一起,可以經常說說笑笑。我們至今還保持著聯係。

 

蔣介石已經發起了新生活運動,表麵上要肅清社會弊端。社會上一大弊病是抽鴉片,當時還十分普遍。有錢有勢的人可以擺脫牽連,但也會時不時地有些小打小鬧的人被拿來做樣子。一天,我們就看到一位小地主,醉醺醺、懶洋洋地躺在一輛人力車上,哼著當地川劇的一個唱段;後麵是一群披麻戴孝的家人親戚。他們是設宴將他灌醉後再送他去刑場處決的。我認為這實在讓人惡心。

 

同時,我也得知了許多中國人認為我們西方人是多麽粗暴無禮。我們學校中文係的係主任學問極深,是本“活字典”。他憤慨地告訴我,有位傳教士曾對他說:“你是猴子的後裔。”這是對達爾文進化論的一種粗野的提法。有些海外歸來的學者對莎士比亞所表示出的崇敬也使這位教授極不耐煩:“莎士比亞?莎士比亞是什麽人?”他說道:“不過是萬曆年間的人而已。”這樣一個許多中國人都佩服西方的時期,他對中國古文化的維護卻是令人仰慕的。

 

我也在學會有耐心。有一次,我們跟清華的校長梅貽琦同路,從成都到重慶去。雨下個不停,公路被淹了。我們的吉普車陷進一片稻田裏。我們在路邊一家小店避雨,可我不停地往外跑,想讓路過的軍用卡車帶我們走。但結果一輛都沒停下。“我們這兒不搭車,”梅校長說,“要繼續在中國生活,您最好學會耐心。”他取出一瓶茅台,我們一直閑聊到救援到來。這種“耐心”給我的感覺像是聽天由命。我認為,還是采取主動去努力改變困難的形勢要好一些。但我們自己並沒標看出這種主動性。現在,幾十年的中國生活過去了,我比絕大多數中國青年都更有耐心。我認為,他們急於改革的熱切之情是一種充滿希望的傾向。

 

內地的交通十分困難。路很糟糕,也沒什麽火車或公共汽車。有關係的可以付錢搭乘郵車。憲益有一次這麽做,卻是一場驚心動魄的經曆。他正坐在車後高高的郵包上麵,卡車撞死了一名國民黨兵。其餘的兵開了槍,子彈呼嘯著與憲益擦身而過,他感到性命攸關。司機隻好停下,同意付錢賠償。但他身上帶的錢不夠索賠的數目。於是士兵們說:“留下這位教授作擔保,你好帶錢回來。”對憲益來說,等待的那幾個小時過得慢極了。

 

我在貴陽時有了身孕。由於對當地的婦產醫院毫無信心,我決定去成都。我母親在那兒,那裏也有一家很好的教會醫院。憲益接過了我的課,後來也到成都跟我會合。1942年8月,我們的兒子楊燁出生了。

 

跟貴陽相比,成都開化多了。學術和文化生活相當多,商店也很不錯,還有許多傳統的茶館——雖然我們沒時間來享受這些。牛津蘇美威爾學院(Somerville College,又譯薩默維爾學院)畢業的廖鴻英在這裏任教,她性格活潑,思想進步,對共產黨人抱有強烈的同情。一位年輕的外交官德裏克·布萊恩跟她關係很好。那時候,絕大多數外國的青年外交人員都在嚴厲地批評國民黨,在這方麵我們跟他們深有同感。後來鴻英和德裏克成了我們親密的朋友,我們的友誼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曆久彌深。我們在成都還認識了路易·艾黎(Rewi Alley),如今已是新西蘭的一位傳奇人物。她在我父親以及其他人士的幫助下發起了工業合作運動(工合)。他們建立起合作組織,為難民和失業的工人提供工作機會,製造抗戰所需的物品;還創辦了百列技術學校,來培訓工合人員。解放後,我們對路易有了更多的了解,並有幸與他建立了友誼。這是一位真正的偉人,堪稱20世紀的一位巨人。

 

1942年12月,新加坡陷落。伯納德落入日本人的監獄。我們當時在成都市郊的光華大學教英語。我的時間塞得滿滿的,既要上課,又要洗尿布,照顧孩子。我把楊燁放在一隻小背兜裏,背著他走來走去,整天累得精疲力盡,早早就上床休息,既沒時間也沒精力來學習中文了。因為我是自己給孩子喂奶,醫生告訴我每天要吃兩個雞蛋。物價一直上漲,我們的薪水又低,這就意味著憲益早餐不能吃雞蛋了。後來有人請他去重慶的中印文化協會,這份工作薪水要高一些,也更有意思。1943年,我們就又回到了戰時的首都重慶。北京圖書館疏散到了重慶的小龍坎,我在那兒工作了一年,就跟媽和敏如住在一起。這也不十分叫人滿意,因為憲益隻能周末回家。不過,在這段時間裏,他跟印度大使門農先生交上了朋友,這孕育了以後在華繼任的印度外交人員跟我們的友好關係。我們很是珍視這份友誼。

 

那時候換工作很容易。憲益每年都接到不同高校或機構的邀請。這種流動性給了我們了解內地不同地區的機會,我們曾引以為樂。但現在帶著個小兒子,另一個孩子也將誕生,似乎是該找個地方安頓下來了。盧冀野邀請我們到北碚的國立編譯館工作。我們在那兒開始了《資治通鑒》的翻譯,一直進行到解放後。嘉陵江對岸是上海疏散來的複旦大學,我們還在那裏兼點兒課。要去對岸隻有渡船可乘。一天,我們送一位朋友上船,我為她提著箱子,結果小產了。那段時期我極度虛弱,隻好又一次由憲益代我上課。

 

在北碚,我們交上了新朋友。我們的鄰居楊蔭瀏,是位中國古典音樂的權威,酷愛貓咪,喜歡跟憲益下圍棋。他認識我父母,告訴我說:“你父親是位聖人,他生活得實在簡樸。”盧冀野常常跑來,飲酒作詩。我們還去跟梁實秋和龔業雅打麻將。梁實秋是作家,龔業雅女士著實令人敬畏。複旦的梁宗岱教授,翻譯過瓦萊裏及其他一些法國詩人的詩作,是一位生龍活虎的人物。他常來閑聊,也是好酒量。我們貯了一壇虎骨酒,有一天給他倒了一碗。他一飲而盡,說道:“味道挺怪的。”我們才發現錯給他倒了一碗煤油。而我們的煤油壇子跟酒壇子是差不多的。幸虧他並未因此吃苦頭。

 

老舍和胡絜青跟我們住得不遠,也歡迎我們前去拜訪。老舍家裏寄居了一位獨腿的退伍國民黨兵蕭亦武,一個出色的人,是個激進分子。他是為了逃婚才從家裏跑出去從軍的。家裏人要給他娶一個比他魁梧得多的女人。他的種種曆險經曆讓我大開眼界,我們也很欣賞他的幽默。他是支持共產黨一方的。我們的同事孫培良遠離政治,卻喜歡同憲益討論些曆史問題。憲益當時正利用空閑時間做文學和史學研究,寫一些這方麵的論文。的確,如果我們不是合作搞翻譯,他大概早已成為一名曆史學者了。

 

年輕的英國外交官員有時會開車出重慶,來跟我們一起度個周末,去溫泉玩玩。其中有一位叫麥克裏維(MacAleavy)的,還在編譯館工作過一段時間,跟我們合作翻譯《資治通鑒》。其他幾位,佛教徒約翰·布羅斐多(John Blofeld)、派特·瓦茨(Pat Watss)和阿德裏安·伊文思(Adrian Evans),多年來一直跟我們保持者良好的關係。

 

這一時期,我們還有幸結識了劍橋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他著有多卷本的巨作《中國科學技術史》。

 

我有位老同學珀爾·朗曼(Perle Longman),在複旦教了一年書,但很倒黴,因為她的中國丈夫拋棄了她。她來向我們尋求安慰。這使我感到,我有這麽一位忠誠的丈夫,是何等的幸運!

 

廖鴻英似乎也頗為苦惱。一個周末,她同德裏克一同來到我們這兒。他已經向她求婚了,她擔心這將意味著他要結束他的外交事業,而且他們還得離開中國。

 

“我想葬在中國。”她堅持說。不過,他們還是訂婚了。

 

北碚的生活相當原始。沒有電,沒有自來水,也沒有盥洗設施,但有趣的朋友卻多的是。憲益想去延安。他問我願不願去,我表示了同意——並不太熱心。我更願意維持現狀,等到日本投降再作打算。日本的投降似乎隻是個時間問題了。到那時,我們就能到長江下遊地區去,那兒的條件肯定會更好些。後來,帶他跟共產黨聯係的人也勸阻了他。

 

楊燁是個跟人很親的孩子。“媽媽,你好可愛!”他有一天這麽宣布,用的是剛從幼兒園學來的一種表達方式。他還很敏感。“別來接我回家,媽媽,”他說,“別的孩子都在看呢!”他從不喜歡顯得跟別人不一樣。

 

我們認識的一位兒童心理學家勸告我們,要麽把孩子帶成中國人,要麽帶成西方人,不要弄得中西結合,成個“二不像”。很明顯,他們隻能是中國人。但我們錯在沒跟孩子用英語說話。我後來見過那麽多同時掌握雙語或三語的孩子,完全能夠平衡自如,也很幸福。這使我深深懊悔我們在處理這件事時的愚蠢。

 

勝利的一天終於來到了。到處是一片歡騰。有的人不失時機地離開了本地。但編譯館沒有交通工具,我們隻能等著。

 

1945年10月,楊熒出生。陣痛一發作,我就進了醫院,但幾乎立即就出院了。病房首先就吵得嚇人。家屬們都在那裏麵做飯、閑扯。但更糟的是護士的粗心大意。一名護士抱來一個嚎啕大哭的娃娃,扔給一位母親,說:“喂喂吧。”那位母親仔細看了看,抗議說:“這不是我的孩子。”後來另一位母親認出是自己的。嬰兒根本沒有標記牌。我無法忍受我們的孩子可能跟別人的鬧混的危險,所以回了家。憲益趕快找來一位接生婆,給熒接生。

 

媽來照顧我坐月子。她認為開窗子、喝涼東西、看書和穿高跟鞋都不行。可是一切都很好,直到我們收到希爾達一封電報。那是伯納德的死訊。他死於日本投降前夕在北婆羅洲 (North Borneo)的死亡行軍。她想讓我告訴父親,這樣他可以去印度,將消息告訴在那裏執教的母親。父親那時在重慶,憲益將他接來跟我道別。他停留了一天,非常震驚,幾乎說不出話來。臨行之際,他上前吻了我,猶豫了片刻後離開了。到了印度,他寫信來說:“你也許奇怪,我猶豫什麽?我心中想說‘上帝保佑你’,卻又想到也許我們關於上帝的概念是不同的。因此,我保持了沉默。”這正是父親的典型行為,那樣包容,那樣謙和。我們認為,伯納德即使能夠生還,在日本集中營裏過了3年,他的身體也早垮了。我最喜歡的一位表兄也是在非洲對德作戰時陣亡的。

 

抗戰雖已結束,蔣介石卻已在著手內戰了。共產黨和無黨派人士遭到迫害。詩人聞一多教授在昆明被暗殺,就連我們那位朋友,一貫對政治不屑一顧的孫培良教授,也被激怒了。我們與聞一多並不相識。不過,我們還在牛津時,他和沈從文就邀請過我們去西南聯大教書。

 

1946年秋,我們編譯館終於出發去南京了。我們乘著由拖船牽引的平底船,沿江而下。同事們擠在一起,地方狹窄得幾乎動彈不得。我們隻能緊貼在我們的船板上,擠得那麽厲害,才十個月的楊熒就在這樣船板上站了起來,邁出了她的第一步。飲用水是限量的,隻能用江水給孩子洗澡,害得楊熒頭上起了許多癤子。這場夢魘般的旅程足有17天。途中,放置我們行李的船還沉了。不過,我們還是憧憬著美好的未來,滿懷希望。

 

南京沒給我們提供任何方便。我們就睡在編譯館一間辦公室的地板上。一天夜裏,憲益突然給一陣危險的預感驚醒,他發覺一隻巨型蜈蚣正準備蟄他。他四處找尋住處,在一家煤店後麵租到幾間髒兮兮的房子。後來,我們又找到一處,條件要好一些。最後,我們終於自己買下了一處小房子。

 

搬到南京之後,並不是每個人的生活條件都得到了改善。不過,我們多方兼職,比絕大多數同事的生活都過得要好些。除繼續做翻譯工作之外,我們還兼職教書,並為杭立武組織的中英文化協會工作。該協會的辦公樓上有英國文化委員會的圖書館,我們因而得以接觸到新的英文書籍。我們在那裏安排講座和舞會,這樣又結識了許多外國人士,特別是美、英、印、澳等國的外交人員和記者。

 

廖鴻英和德裏克·布萊恩也在英國大使館。通過他們,我們認識了魯絲和理查德·賴本夫婦(Ruth and Richard Liaban)。理查德那時是記者。我們成了好朋友,常在一起打橋牌。阿德裏安·伊文思也在南京,為英國情報機構工作。他有一輛敞篷車,載著我們到蘇州、宜興、揚州各地去旅行。表麵上是去收集信息,實際上是去玩,買些小古董。格林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寫的《我們在哈瓦那的人》(Our Man in Havana)讓我想起了阿德裏安,一位風趣的夥伴,卻是一位不稱職的情報工作者。我們還見到了許多澳大利亞的青年外交人員,還跟他們出去野餐,並在一家博物館演出過《仲夏夜之夢》的片段。

 

自傳原稿至此中止。

 

 戴楊夫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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