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學良：毛澤東為什麽不當即發表“五一六通知”
所有深度參與10年文革的中國人，以及所有研究文革的各國學者，都知道毛澤東親自主持製定的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委員會通知》，是關於文革的首位綱領性文件。可是在我們的親身經曆裏，實際情況遠非這麽確定和清晰。因為全國人民，包括文革的先鋒突擊隊紅衛兵，在1966年5月中旬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並沒有接到黨政係統的文件傳達。到了該年的紅八月，文革已經鬧得天翻地覆，我們各地區互相交流的革命傳單和紅衛兵小報上，也沒有刊登過這份文件。一直等到1967年5月16日，該文件才全文發表在套紅的《人民日報》頭版，全國上下立馬開始認真學習討論。我本人學習得特別認真，因為要給紅衛兵戰報寫評論。
這就提出來一個刺激性的問題：毛澤東從年輕時候起，就極看重輿論的作用。文革期間我們更是每日重複毛的教導：“凡是推翻一個政權，總是要先造輿論。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我們把它總結成“搞革命輿論先行。”然而，為什麽毛卻不及時發表《五一六通知》？這豈不是違背了他本人從1920年代從湖南起步的幾十年革命經驗？尤其是在他全力發動文革這種全民運動的關鍵時刻？
毛的迷敵戰術
我本人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是在文革中期1969年以後才變得明晰起來。這個認識過程增加了我對“毛主席的偉大戰略戰術”的深度理解。《五一六通知》最核心的論點，是明明白白提出：這場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標，是要把混進黨內、政府內、軍隊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統統挖出來。他們長期深藏在我們的體係內，已經掌握了很多權力。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徹底改變紅色政權。已經發生在蘇聯的修正主義反革命演變的悲劇，就會在中國重演。所以，文革是關乎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之命運的頭等大事。
如果仔細閱讀《五一六通知》，就能體察到毛本人深重而且緊迫的危機感。這份文件非常不像是一位黨政體係最高領導人坐在堅如磐石的權力寶座上發出的宣示，更像是一份被敵對勢力四麵包圍、自己生死難測的剛上台執政的革命團隊首領的警告。列寧在1917年十月革命後剛剛掌握政權的頭兩年，發出的簡短指示和撰寫的評論，也煥發出類似的生死存亡氣氛。因此，既然毛發動文革的主要目標是要把他身邊一大幫黨政軍高級官員挖出來，徹底摧毀他們的權力根基，那麽，清楚表明了他主要戰略目標的《五一六通知》，就不便於在1966年5月中旬公開發表。一旦赤裸裸地亮劍，就會讓即將被徹底摧毀的對象們垂死反抗。而且他們的人數多，權力資源可觀。所以，最佳的戰術是能夠麻痹他們多久就麻痹他們多久，讓他們處在群龍無首、方向不明的狀態中。
如果我們看看那張拍攝於1966年8月18日的有名照片，毛之下最高位置的幾個領導人，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像毛一樣，穿著解放軍的軍裝，佩戴著紅衛兵袖章，坐在天安門城樓上的休息處。他們看起來像是周末隨意聚會飲茶，談談笑笑，一點不像是麵臨著一場生死搏鬥的大戰。
到此刻為止，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之下的6名常委中，對毛發動文革的戰略目標，林彪知曉最多。根據研究資料，毛曾經與林彪有一次私下密談，說服林不要老是躲得遠遠的療養，應該出來全力參與中央領導層的工作——這是談話中被公開披露的部分。研究者推測的部分是：毛為了打倒以劉少奇為首的黨政高層官僚集團，必須有軍隊作為堅強後盾，林彪的支持絕對需要。毛許諾給予林彪的報酬是：打到了劉少奇，接班人的位子就是你的了。後來果然是這樣。
推遲一年才公布《五一六通知》，是毛發動文革之初最明智的戰術。這讓他的首要打擊對象們摸不清底細，難以作出及時的清醒判斷，更不會鐵下心來結成反抗集團。如果他們從1966年6月中旬就明白，文革是要徹底摧毀他們的政治生涯甚至肉體生命（死於文革的高幹多多），這些即將陷於滅頂之災的黨政軍高幹們早早動手應對，文革的演進一定會大大偏離毛的設想。對此，研究文革最重要的一部通史解釋：“而披露毛想法的《五一六通知》還嚴格限製在黨內核心層內傳達，北京大學無可避免地陷入了‘假的學術批判的泥潭’”（馬若德、沈邁克：《毛澤東最後的革命》第55頁）。連北京大學的革命師生都不明白毛的戰略目標，遑論其它的機構和地方上的民眾。所以文革初期出現的那些局麵以及從劉少奇鄧小平第一線中央領導層對它們的糾正和處理，堪稱是朝令夕改、莫衷一是。毛的迷敵戰術果然奏效。
毛定點打擊，周被迫壓製反抗
然而，毛的迷敵戰術也導致了不符合他的戰略目標的效果。1966年夏秋各地出現的文革行動，全都是文革之前中共發動的政治社會運動的那些老套路翻版。本係列的前幾篇評論已經描述了它們，包括破四舊、打“死老虎”（也即從1949年以後被懲罰過的各類階級異己分子）。既然不便於在文革一開始就亮劍，又不願意看到文革沒有沿著自己設想的大方向發展，毛就使用了另一個方法，秘密派出特遣隊，布置定點打擊，進行政治上的“斬首”操作。這就是後來陸續披露的康生夫婦暗中聯絡北京大學哲學係聶元梓，寫出被毛評價為“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事件。這份大字報的實際作者，北大哲學係教師楊克明（後來改名楊適），於1983年春季對我講述了這個重大事件的來龍去脈。
康生夫婦把由他倆布置出台的這份北大哲學係的大字報上呈毛，毛借此寫出自己署名的《炮打司令部》大字報，是他的初步亮劍動作。毛的大字報宣稱，中共黨內存在兩個司令部，以他為首的是真正馬列主義的，另一個是修正主義的。他的司令部，要率領全國人民揭露和打到修正主義的司令部。但直到這時，中共黨政係統的高幹們，仍然不太清楚毛發動文革的終極目標。他們還以為毛是要讓人民群眾批評幹部，幹部作自我批評、思想改造加學習，改進工作作風，擺脫官僚主義作風，然後高幹們官複原職。
一直到1967年2月，政治局委員和副總理級別的高幹們才醒悟，文革的戰略目標是全麵更換1949年以後建立的黨政官僚係統的中上層，把權力讓渡給毛認可的新生文革力量——以江青和張春橋為代表。副國級高幹們的那場集體抗議被稱為“二月逆流”，如果他們決定拚死一搏，也許文革進程就會改道。然而主持會議的周恩來在康生和江青的脅迫之下，強令副國級老幹部們不要繼續鬧事。這是文革前期老幹部最強烈的集體抗衡，可惜半途而廢。從此以後，黨政高中層官僚就成為待宰的羔羊，他們中的許多成員，家破人亡。
我的兩個認識
回顧和反思文革初期的過程，我從中學習的教益至少有兩點。第一是毛澤東在戰略目標上長期籌劃，堅定不移。
據文革中江青的多次講話，毛的戰略目標在1963年已經明確，就是要徹底更換中共高層的接班人安排。然而從程序上操作難度太大，因為劉少奇是毛的接班人安排，是從1940年代中後期就確定的。撤換劉的難度極高，幾十年裏全國都稱“兩個主席”，公開場合下懸掛著毛和劉的巨幅圖像。最重要的官方活動，毛和劉站在第一排。但是，毛決意達到的戰略目標是不會放棄的。
第二是，毛必須在戰術上周密思考，出奇兵致勝，所以才有那些迷惑對手們的布置。在關鍵的操作過程中，秘密安排特遣隊校準自己的戰略目標。
毛派遣康生夫婦到北大寫出那份大字報的做法，在1930年代的德國已經有先例。希特勒發動的納粹奪權革命，要保持一個合法的外貌，否則會招致民間的劇烈反彈，於是希特勒安排納粹組織的特遣隊出馬，去做具有煽動效應的活動，令德國社會越來越認同納粹革命的奪權目標（Alan Bullock：《希特勒與斯大林》第9章：“希特勒的革命”）。20世紀最成功的幾位革命家，不論是極左還是極右，雖然戰略目標差別極大，他們的戰術運用卻有許多相似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