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否定”並未徹底，“真相”仍待揭示（下）
秦暉：“否定”並未徹底，“真相”仍待揭示（下）
◇ 當權派鎮壓造反派的標本
廣西的事如今已經相當有名。我們不必尋找什麽民間野史和回憶之類，１９８０年代廣西官方編輯整理的處遺資料中，當年鎮壓四二二時令人發指不忍卒讀的殘酷場麵就連篇累牘堆積如山。諸如逼迫兒子當眾親手砍殺自己父親（永福、都安、巴馬等縣）、殘殺被害者後又強奸輪奸其妻女，奸後殺死並剜乳割陰、取肝而食，滿門抄斬並洗劫房屋財產供凶手私分（武宣、蒙山、邕寧、融水、浦北等縣）、殺人後變相販賣其妻女勒索“改嫁費”（浦北、資源等地）等等。正如讀過這些“處遺”材料的人形容的：“殺人手段殘忍至極，成批殺人到處有之，成批敲死有之，成批爆破致死有之，成批戳死有之，成批擲下礦井有之，成批丟下山洞有之，剖腹挖肝有之，割肉挖眼有之，割頭示眾有之，吊割陰莖有之，先奸後殺有之，殺夫奸妻、殺父奸女有之，成批溺死有之。廣西大地，腥風血雨，冤案如山，悲慘狀況，史無前例。”〔３４〕請問在整個文革時期，在全國範圍內，“造反派迫害走資派”何時、何地、有哪一次殘暴、野蠻、血腥到如此程度？
處遺材料還證實，當時廣西共有武宣、靈山、隆安、天等、浦北、上思、武鳴、崇左、馬山、欽州、合浦、上林、邕寧、容縣、賓陽、都安、忻城、鍾山、來賓等１９縣和柳州市發生了殺人後挖食肝膽及人肉的駭人事件——而且很多地方是成批地、有規模地發生：隆安發生２１起，靈山發生２５起，武宣竟達７５起。後來曾有人說這與廣西少數民族的落後傳統有關，並特地指武宣縣７０％人口為壯族。這種說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筆者根據處遺資料中“吃人”事件的地點和規模在廣西民族分布地圖上作了標注。圖中明顯可以看出：廣西民族分布的基本情況是東部主要為漢族，西部少數民族為主，由西至東少數民族人口比例遞減、漢族比例遞增。而那些極端殘忍野蠻的吃人事件全部發生在中、東部的漢壯混居地帶，其中吃人案例次多的靈山和浦北、欽州、合浦、容縣等地基本是漢族區，少數民族人口極少。而廣西少數民族人口比例最大、經濟社會也最不發達的西部（百色、河池兩地區）反倒沒有這種事。
進而論之，其實我們現在講的民族分布是１９５０年代“民族識別”運動和後來的政策下形成的，實際上就文化、社會特征論，廣西真正具有原生態民族特點的地方隻有西部的百色河池一帶，中東部居民無論血緣上的“族源”如何，實際文化社會狀態早已高度漢化。按民國時期的人口統計口徑，廣西隻有６３萬左右的少數民族〔３５〕（其定義與我們現在不同，如白崇禧是穆斯林，但他從不認為自己是“回族”，而隻認為是信伊斯蘭教的漢族，與信基督教的蔣介石也是漢族一樣），基本都在前述的西部，文革中那裏根本沒有發生吃人事件，而吃人案例最多的武宣按這一標準其實也是漢族（至少是漢文化）區。
顯然，文革中廣西的吃人慘劇與“民族文化”沒什麽相關性，那麽它與什麽相關？處遺資料明確顯示：武宣縣被吃者７５人都是造反派四二二成員、傾向四二二觀點的幹部、群眾，以及根本沒有派別表現但卻被指為造反派“社會基礎”的“黑五類”及其家屬，包括支持四二二的２名黨員、３名幹部在內。而參與吃人的１３０人中，居然有黨員９１人、幹部４５人，非黨非幹的“群眾”隻有２１人。吃人案例第三多的隆安縣同樣如此：參與吃人的４１中，黨員３６人，幹部８人，“群眾”隻有２人；處遺時該縣因吃人罪行被處分、判刑共２１人，居然全部是黨員，三人是幹部。〔３６〕根據處遺－整黨總結時統計，當時全廣西共有近五萬黨員在“非武鬥”狀態下參與殺人，其中２０８７５人是入黨後殺人，９９５６人因殺人“有功”入黨，１７９７０人“與殺人有牽連”。根據“宜粗不宜細，宜寬不宜嚴”的原則，處遺的結果是全廣西共有２。５萬黨員被開除黨籍。〔３７〕
很明顯，這種暴行的來源是二位一體：一是文革前就不斷宣傳並步步強化的“階級鬥爭，你死我活”觀念及據此在社會上製造的以“出身”、“成分”好壞區分貴賤的現代種姓製度，在一定條件下走向極端就變成了“高種姓”對“低種姓”的虐殺。二是文革前當權派以地方駐軍、各級武裝部和官辦民兵組織、基層政權為依托，組織、支持、發動所謂“老保”對觸犯了他們的“造反派”實行報複性鎮壓。而這些造反派有的純粹因為相信了某種上邊灌輸的說法而“奉旨造反”，有的則與過去積累的官民矛盾和體製積弊有關。盡管真正的低種姓賤民極少敢參加“造反”，造反派也盡可能回避這些人，但是他們的對手總是要把這兩者歸到一塊，以便於鎮壓。
廣西的暴行之殘酷程度固然極端而罕見，但其基本行為邏輯卻並不罕見。如聞名的湖南道縣大屠殺，過去盡管其殘暴已廣為人知，但其原因卻極少分析，甚至常常歸之於“造反派殺人”。後來詳情披露：其實恰恰相反，當時的情況是湖南省城造反派“湘江風雷”崛起後，“老保”勢力強大的湘南各縣基層組織以武裝部、官辦民兵為支柱，為“防止湘江風雷下鄉”，在鎮壓當地弱勢的造反派之餘，對被指為造反派社會基礎的“黑五類”和其他賤民“先發製人”實行斬草除根的屠殺，據說這可以阻止造反派勢力蔓延。〔３８〕實際上，道縣所在的湘南與廣西接壤，廣西北部很多地方的屠殺，如成立“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向階級敵人刮十二級台風”之類，都是湘桂兩地互相交流、互相取經的。
這種當權派假手所謂“老保”殘害“造反派”的事件，當然不止發生在廣西和湖南。宋永毅主編的《文革大屠殺》一書，收集了湖南道縣大屠殺、內蒙古內人黨大血案、廣西四二二被剿殺、青海二二三事件、廣西賓陽慘案、北京大興縣慘案、雲南沙甸事件等共七宗大規模集體屠殺事件。其中除大興慘案發生於尚未有“造反派”“保皇派”之分的１９６６年“紅八月”、內人黨與沙甸事件事涉民族關係外，其餘四宗屠殺都是發生在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年的大亂期間，而且都是當權派屠殺“造反派”和被莫名其妙指為後者社會基礎的“黑五類”。
◇ 兩個極端之間：造反派的共同命運
清華的情況當然與廣西大有不同，死亡的規模也完全不可比，但耐人尋味的是不少人也指出：以“宣傳《七三布告》製止武鬥”為由頭進入清華的工宣隊，在其掌權時期，清華的“非正常死亡”也比蒯大富得勢時更多！
當然，廣西的情況不僅與清華，與其他各省相比也有些特別之處。最明顯的是廣西文革前第一把手韋國清文革中成立革委會後仍然是第一把手。當時絕大多數省市自治區第一把手都曾倒台過，全國類似韋國清這種情況的僅有河南的劉建勳和黑龍江的潘複生。〔３９〕但是，劉潘二人都是得了內線消息第一時間出來支持當地造反派的弄潮兒，隨著形勢變化後來實際掌權的時間也不長，唯有韋國清從未支持過造反派，而且一直主政廣西，他到廣州和北京高升後，廣西的權力也一直在他扶植的親信手裏，直到１９８３年中央為解決廣西處遺問題專門調整自治區領導班子前，廣西實際上一直在他的勢力控製下。
不過，人們切莫因此以為韋國清是個中央奈何他不得的地方“諸侯”或“藩鎮”，傳說他因為與越南有特殊關係所以為中央所仰賴，更是沒有道理。〔４０〕韋國清是廣西壯族人，而且是廣西右江蘇維埃紅七軍出身，有人因此認為他的執政有地方或民族或紅七軍背景，甚至稱他為“鄧小平（紅七軍領導人）嫡係”、“中共的桂係”、“廣西王”或“壯王”。但實際上，韋國清在當時廣西人心目中主要是個“南下幹部”，他治桂的最大特點恰恰在於一直以嚴厲打擊“地方主義”、“民族主義”為動力取悅於中央。從某種意義上講，韋國清可以說是“廣西的斯大林”：他作為壯族人卻依靠“南下幹部”用中央集權主義打壓壯族人，就如當年格魯吉亞人斯大林以“比俄羅斯族更狂熱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來鎮壓格魯吉亞同族一樣。關於壯族，韋國清的名言是：“壯族（與漢族相比）沒有特點，依我看，這恰恰是壯族的特點，這正是壯族區別於其他少數民族的地方”。據說他曾要求《劉三姐》主角的服裝不要突出壯族特色，而要突出“勞動人民”特色。〔４１〕
從１９５５年在廣西任職以來，韋國清都極善於揣摩聖意，在人事上高度依靠外來幹部和“南下幹部”。廣西地下黨、邊縱遊擊隊出身的地方幹部、“紅七軍老戰士”乃至他故鄉東蘭鳳山一帶的壯族鄉親被他整得最厲害。“壯王”、“二壯王”曾是他扣給地方幹部的帽子。而鳳山“革老”（革命老人，即紅七軍老戰士〔４２〕）大都反韋，使該縣成為四二二在廣西農村地區少有的根據地，文革中也被韋屠殺得最厲害——全縣人口１．３％死於非命，死人比例為全廣西之冠，其中“革老”就有１４９人遇害〔４３〕。韋國清的東蘭壯族同鄉兼紅七軍老戰友韋祖珍文革中被中央調回廣西與他搭檔做第二把手，沒兩年就被韋國清借九一三事件之機打成“林彪死黨”，幾乎整死。〔４４〕韋國清的老首長紅七軍軍長李明瑞在蘇區肅反中被冤殺，延安時期已平反並宣布為烈士，１９４９年後其在廣西的家屬因此很受尊敬，但文革時韋國清和廣西當局在帶頭“批鄧”〔４５〕的同時又宣布李是反革命，“大有鞭屍揚灰之勢”，家屬也被整得“家散人亡”，〔４６〕直到韋國清調離廣西、文革結束，經鄧小平直接過問，才恢複了曆史的公正。又如而今聞名天下的“壯族歌仙劉三姐”，本是源自廣東漢族地區的民間傳說，傳入廣西後於１９５０年代末被當時廣西區黨委文教書記、廣東籍漢族幹部伍晉南調集文化力量將其打造成廣西壯族的“文化名片”。可是文革中韋國清狠整伍晉南，炮製“大毒草”《劉三姐》成為伍的大罪之一，整個文革十年中這“壯族歌仙”一直被“壯族人民的優秀兒子”韋國清封殺……。
韋國清何以能成為“政治不倒翁”是另一個話題。這裏要說的是：他在廣西的作為並不是一個“土司”、“諸侯”的行為，反映的也不是什麽地方或民族的“傳統”，而就是一個成功揣摩聖意的跟風者、一個極權體製下無法無天的地方官僚，這在當時不能說沒有代表性。隻是由於韋國清從未失勢，反對他的造反派廣西四二二也就從未像“井岡山”在清華那樣一度得勢。廣西因此也成為當權派鎮壓造反派的一個極端典型。而在清華，文革初期工作隊打倒了蔣南翔，毛澤東又打倒工作隊並扶植蒯大富得以稱霸清華園一年多。但是我們不妨設想：如果蔣南翔與工作隊是一回事而且從未倒台（假如清華有個“韋國清”），蒯大富（假如他還會“跳出來”做清華的“四二二”）的遭遇又會如何？
在清華，工作隊扶植的“保爹保媽派”狠整過蒯大富，但他們很快就在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幹預下垮台了，後來的清華嚴格地說沒有典型的“老保”。四一四是從“井岡山”中分裂出來的，當然，從“四一四思潮”重建文革前秩序（“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論）的想法看有點接近於“保”，但基本上還是被毛澤東看成造反派中的異端，後來和團派同歸於盡都被毛澤東卸磨殺驢了。不過幾年後（請注意：無需４０年）回頭看，老四的人還是比老團的人更能被體製接納，但比他們兩者都更能的，還是當年的“老保”。那麽，假如“老保”始終沒垮，清華園又會是什麽樣呢？蒯大富等人又會如何？
在當時的中國，清華與廣西幾乎是兩個極端了：由於在皇城根下直接得到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扶植，“老保”早就沒了影蹤，造反派之得勢天下第一，“百日大武鬥”中蒯大富亟欲踏平四一四的氣焰與廣西“老保”踏平四二二的聲勢一度近似——但僅僅是“一度”。別看毛澤東在“召見”時貶損四一四，但毛澤東其實是絕對不容蒯大富踏平四一四的（否則十個四一四也不可能“絕處逢生”！）。然而，毛澤東卻非常樂見廣西“聯指”踏平“四二二”。如果說在清華這一個極端中造反派的下場最終也還是比“老保”慘（請注意，我這裏指的不是他們在鄧小平時代的下場，而是指在毛澤東時代的下場），那麽處在另一個極端的廣西四二二下場就不必言了。
事實上，無論韓愛晶、蒯大富們如何自命為“可靠的造反派頭頭、革命委員會負責人”並竭力與外地那些“不可靠”的、在野的、弱勢的造反派劃清界限，最高層還是把他們歸為了一類。從林彪那句“我們沒有開九大，他們就開了”，足可見這種“我們”與“他們”的區別何等牢不可破！盡管蒯大富與廣西四二二毫不相幹，蒯大富之曾經得寵於毛澤東和韋國清始終恨四二二入骨更是兩個極端，但就是因為那個其實蒯大富與四二二都並非主要角色的“清華、北航黑會”，他們還是最終被搞到一起了。其實，即使沒有這個“黑會”，他們的命運也不會有多大不同——正如７．２７蒯大富“誤判”了而韓愛晶並未誤判，但他倆的命運也沒有多大不同一樣。
其實，這個“黑會”雖然被當局強加了莫須有的“重要性”，但當時各地造反派，無論曾經得勢的還是從未得勢的，都感到大難臨頭，紛紛來京鳴冤求救，以至於聚到了一起，這還是非常富於象征性的。據說當時北航紅旗的祝春生在會上曾大罵那些與會的“不可靠的”外地造反派，說他們“反軍”惹禍，還自誇我們北航紅旗從來不“反軍”，從來跟解放軍保持一致，所以能夠屹立不倒。而且據說康生看了這個發言記錄還說講得好——可是話音未落，祝春生還是進了黑牢，〔４７〕並沒有比那些“反軍”的家夥幸運多少。
◇ 上海並非例外：論王洪文何以持續受寵
如今我們已經知道，其實按英明領袖的“偉大戰略部署”，１９６７年已經“輪到小將犯錯誤”了。隻是由於武漢七二〇事件陳再道的意外犯上，毛澤東、江青又“額外”地寵了一次造反派。但是沒過多久，“偉大戰略部署”還是回到了原定的軌道。
毛澤東在文革初期利用造反派狠整劉少奇等他假想的政敵，主要是在北京的事。因此他寵幸北京造反派倒是比較特殊的。這一點就是上海也比不上。人們一般都以王洪文為造反派得寵的典型，其實，王洪文之所以能夠在毛生前一直得寵，恰恰是因為他這個“造反派”非常另類，非常不典型。有人認為毛澤東拋棄蒯大富而久寵王洪文，是因為毛的意識形態重工人而輕知識分子。其實大不然。當時工人造反派比學生栽得更慘的例子不勝枚舉，事實上“一月風暴”以後，各地對造反派卸磨殺驢大都就是從“工總”之類的工人組織、而不是從學生組織開始的。〔４８〕
而王洪文能夠持續得寵的主要原因，既不在於他是工人、也不在於他是造反派，更不在於他是“工人造反派”。他主要就是因為死保張春橋，而與張的得寵共始終。至於他反對劉少奇，甚至他反對陳丕顯曹荻秋這些上海的“走資派”，則與他的“工人”身份〔４９〕一樣，都不是他持續得寵的主要原因。
我們知道身在上海的王洪文不僅對打倒劉少奇沒什麽貢獻，甚至在上海的造反中他本來作用也不是最大的。他原是上棉十七廠的保衛幹部，直到１９６６年１１月間“造反”大潮形成、舊市委垮台已成定局時他才出來參與組織了“工總司”。不要說與北京早在這年初夏就奉旨發難的聶元梓和奉旨前就先忤逆了王光美的蒯大富相比，就是與上海最早起來造舊市委反的複旦“紅革會”等學生組織相比，甚至與上海工人中先於他而造反的潘國平等人相比，王洪文的“造反功勞”也不是很大的。他崛起的奧秘就是在安亭搭上了張春橋，而後王張投桃報李又搞掉了其他造反派——先是王洪文力保張春橋，鎮壓了炮打張氏的“紅革會”等“老造反”，再是張春橋支持王洪文，血腥鎮壓了反王洪文的造反派“上柴聯司”（及上柴之外的“支聯派”）。
除這兩個鎮壓外，也許並非更不重要的是還有一個鎮壓，即早在“一月革命”時就成為“上海特色”的鎮壓“經濟主義”，〔５０〕正是這三個鎮壓而不是他先前的“造反”，決定了王洪文能夠繼續高升。盡管當時楞說“經濟主義”是“走資派”煽動的，但誰都知道那恰恰是“造反”與老百姓（尤其是下層百姓）利益相關的部分，如臨時工、合同工、輪換工要求轉正，下鄉知青要求返城、榮複轉退軍人要求改善待遇等。但凡“造反”如果在為高層權爭火中取栗之外還有百姓自己的利益訴求，那就是“經濟主義”。反“經濟主義”是典型的矛頭向下，與“造走資派的反”完全相反。如果說廠保衛幹部鎮壓臨時工也叫造反，那與“貴胄紅衛兵”毆打“狗崽子”的“造反”有何區別？為什麽後者就叫做“老保”？而今天的“城管”抓小販也可以叫“造反”嗎？
這裏有爭議的可能是“上柴聯司”，今天它被研究者認為是個十分特殊的案例：它主要由草根群眾與“１７年受壓製者”組成，而且反對本廠領導，這與當時“造反派”一般社會學特征相符。其對立派則多黨團員與政工幹部，更像是“保皇派”。但由於上層矛盾的特殊原因，上柴聯司遲遲未卷入對上海市委的“造反”，很多成員還參加過市裏的“保皇派”（即“赤衛隊”），而其對立派則投靠工總司，更早參加了市裏的“造反”。因此一些人把上柴聯司視為“保皇派”，王洪文後來鎮壓它時也是這麽說的。〔５１〕其實，由於官場矛盾和社會矛盾錯綜複雜，當時的組織對一個或一級官府造反，而對另一個或另一級官府親近，是常有的事，何況聯司作為整體也並未參加過“赤衛隊”，倒是參加過工總司（隻不過參加較晚，而且主要聯係的是工總司中與王洪文內訌的那些人），更重要的是，到１９６７年一月後，還有誰不造舊市委的反？筆者認為從群眾性“造反”體現出對“１７年”官僚體製不滿這一點看，定義“造反派”應該主要看社會學特征和意識形態背景，而不是看對某個具體當權者的態度。對１７年體製（有時未必是對整個體製，而是對自己在體製下的具體生存狀態，比如受工作隊的壓製等）不滿，但又接受當時官方意識形態、並以此為“造反”理由的，就是“造反派”。——如果對體製不滿而且反對當時的意識形態，那在當時就算是貨真價實的“反革命”，而不是“造反派”了。
就此而言，上柴聯司無疑屬於造反派，而且比王洪文更典型。另外，“造反派”在當時的另一個特征就是它是當時特殊形式的組織多元化的產物，大一統的官辦組織無論持何種觀點都不能說是“造反派”。從這一點看，１９６７年８月上海的“造反派”也應該是上柴聯司，而不是王洪文及其工總司。
換言之，與其說王洪文與蒯大富類似，不如說“上柴聯司”與廣西四二二更類似。１９６７年盛夏幾乎同時發生的兩件事：武漢陳再道支持“百萬雄師”鎮壓“三鋼三新”與上海張春橋支持“工總司”鎮壓“聯司”派，性質其實差不多。毛澤東當時對兩者的態度截然相反，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陳再道這個莽漢冒犯龍威驚了聖駕，而張春橋又恰恰是毛的近臣。但是這樣的截然相反造成政策混亂，近一年後才調整過來，於是武漢的“三鋼三新”也被拋棄了——而在武漢以外，這一次不但“四二二”的結局比上柴聯司更慘，連“清華井岡山”也成了上柴聯司的北京版——蒯大富看到數萬工宣隊進校時，頓時想到的恰恰就是工總司踏平上柴的情景！〔５２〕
因此我們可以說，如果把“清華井岡山”作為造反派一度受寵的極端，而“廣西四二二”作為造反派從未受寵的另一極端，那麽清華這一極端其實比廣西更特殊、更不普遍。北京以外的全國各地，甚至包括過去常被視為造反派持續受寵典型的上海在內，在這兩個極端之間其實都更接近於廣西，而不是更接近於清華。當然，即便是清華，最後也是在發展方向上（盡管不是在殘酷程度上）向廣西看齊了。
◇ 餘論：領袖利用了造反派，還是造反派利用了領袖？
回顧清華文革與廣西文革的往事，令人歎息更令人深思。作為兩個極端，似乎再也沒有比清華造反派與廣西造反派差別更大的了，不說早先的受寵與否，直到七三布告發布時，四二二在廣西正被別人“踏平”，而井岡山在清華還要“踏平”別人，但這麽大的差別也沒有避免他們很快還是殊途同歸都被毛澤東鎮壓下去。而對於武傳斌發起、北航主要接待的“黑會”而言，清華井岡山和廣西四二二其實都算不得主角，而且事實上兩者並沒有聯係（兩者都隻是各自與武傳斌有接觸），但在中央首長嘴裏，事情卻變成了廣西的“土匪”進京向清華的“黑司令部”“匯報”！更怪的是“黑會”的真正主角武傳斌蒙受的後果也遠沒有清華人和廣西人那麽慘：武傳斌後來三進三出牢房，但時間都不長且始終未獲刑，而清華老團獲刑者累累，四二二更是被浸在了血海裏。很多人都說清華文革在全國文革中具有最突出的典型意義，其實，就造反派先受領袖利用後被領袖鎮壓而言，清華無疑是造反派被利用的典型，廣西則是造反派被鎮壓的典型。兩者合起來倒是構成了中國文革最完整的典型圖景。
對於像廣西四二二那樣的造反派被殘酷鎮壓和野蠻屠殺，今天是怎麽譴責也不過分的。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四二二就是正確的。“奉旨造反”結果卻被“引蛇出洞聚而殲之”固然可悲，但他們所奉之旨也很不人道，他們也喝過“狼奶”，得勢起來也會很凶，就像清華井岡山得勢時那樣。廣西四二二作惡遠比鎮壓者少，原因並不是他們的主張正確，隻是因為他們沒有得勢的機會罷了。我一直認為，無論就１７年極權體製下積累的官民矛盾，還是就“五十多天來”當權派首先發動“反右式文革”整老百姓（如工作隊整蒯大富）造成的新民怨而言，文革中的群眾“造反”形成如此規模，並不能僅僅用“奉旨”來解釋，它是有社會土壤的，即使今天看來也有值得同情的一麵。但這也就如舊時的農民反官府一樣，值得同情並不意味著它（如海外一些“人民文革”論者所言）就是“民主派”。把中國文革時的造反派混同於波蘭的團結工會是完全不對的。在當時的中國，有社會土壤的造反仍然得“奉旨”發難，值得同情者也做了不少火中取栗的傻事和烏煙瘴氣的壞事。不過這是領袖利用造反派作惡（利用完又鎮壓了他們），而不是造反派利用領袖作惡，這個基本事實是不能顛倒的。現在看來，當時完全沒有被利用的“造反”恐怕隻有所謂上海一月革命中被張春橋王洪文等人鎮壓下去的“經濟主義”造反，最底層的勞動者要求改善待遇，不僅在“社會主義”之下應該天經地義，“資本主義”也都還承認勞工運動合法呢。即便當時的經濟條件難以滿足他們的這些要求，也不能剝奪他們提出要求的權利吧！然而當時不僅王洪文這種“另類造反派”，就連紅革會這樣的“典型造反派”也參與了鎮壓“經濟主義”，可見中國一般造反派與“人民文革論”所說的“民主派”距離有多大。
揭示這些真相的意義重大。１９８０年代鄧小平“徹底否定文革”本是對的，但當時的曆史局限決定了這一“否定”仍然是基於當權派利益本位的立場，因此不僅“徹底否定”其實並不徹底，更重要的是也有失公正：那時的“否定文革”主要就是“否定”造反派，文革被描述成“造反派迫害走資派”的單一圖景。以至於文革過去４０多年後，年輕人知道的文革就是“毛澤東支持‘造反派’整‘走資派’，鄧小平抬舉‘走資派’肅清‘造反派’”。這個“事實判斷”很少有人質疑，雙方隻是價值判斷相反：有人說毛主席支持人民反官僚是對的，有人說老百姓犯上作亂不行，鄧小平平定造反才對了。如果隻是在這樣的“事實”上討論，那就永遠不能搞清文革災難的教訓、也沒法認識改革的意義。其實不僅是中國人，就是傅高義這樣的外國學者也如此，他在《鄧小平時代》一書中仍然把遲群等人稱為“造反派”，〔５３〕其實這些人恰恰是毛澤東派來鎮壓“造反派”的——但是遲群治下被整死的人卻要比“造反派”蒯大富治下更多。文革中當然有“造反派”迫害“走資派”的一幕，但絕非僅僅有這一幕，而且如果我們承認“十年文革”之說，那麽這一幕其實非常短暫。重要的是幾個被忽視的“真相”：“造反派”得勢時確實也很野蠻，但那時鎮壓他們的人往往更野蠻，總的來說在那十年中，“造反派”的受難百倍於“當權派”和“保皇派”。而就造反派本身來說，他們受難最慘的主要是在毛澤東時代，而非鄧小平時代。
另一方麵，“走資派”（老幹部）長期受大難、改革後才解厄者固然不少，但其中受“造反派迫害”隻是一瞬，９０％的時間他們是受的“常規黨內迫害”，與根本沒有造反派之說的蘇聯克格勃黑獄沒什麽本質區別。“彭陸羅楊”受難時，“造反派”還遠沒有問世，而王光美一直被關押到１９７６年，難道那是蒯大富關的？
更耐人尋味的是中國曆史上常見的“名實”分離，說的與做的相反。正如今天幾乎１００％的當年“右派”都已平反，但“反右”仍被認為“必要”一樣，當年毛澤東把９５％的“造反”者都收拾了，理論上“造反”卻仍被說成是對的。而與毛生前對造反派的殘酷鎮壓相比，鄧小平時代雖然理論上整體否定了造反運動，並清理了一些“三種人”。但不僅這種處理無法與毛澤東的鎮壓相比，而且事實上，大量造反派的冤案卻是在鄧時代得到糾正的。關於文革，無論是官式的“徹底否定”還是“*****”的“毛主席支持民眾反官僚”論都回避了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把“造反派”打入十八層地獄的事絕大多數是發生在毛澤東時代，而不是在鄧小平時代。而真正帶有“人民文革”色彩的造反，如前述知青要求回城之類的“經濟主義”造反，毛澤東時代不但官府鎮壓，主流“造反派”也排斥之，反倒是在改革初期，很多這類“造反”取得了成功！
鄧小平時代以清理“三種人”的名義把殘留在黨政機關中的一些曾經的造反派予以驅逐，一些人還被判了刑。但其實到１９７６年時仍然得勢的“造反派”人士不但已經極少，而且大都像王洪文那樣以鎮壓其他造反派的方式交過“投名狀”，實際上已不再是造反派而隻是文革新貴。這場“清理”對“造反派”的打擊其實遠不如毛澤東時代的鎮壓。更有不少如蒯大富這樣的人其實在毛澤東生前已經坐牢很久，但那時盛行的是不講任何理由和程序的隨意關押、無限期的黑牢；即使放出來也是“黑五類”式的賤民，無法擁有正常生活。鄧小平時代開始講“法治”，把他們正式審判定罪，判了刑期。盡管從今天的角度看，那種審判實際還是“政治掛帥”，“法治”水平很低，也未必公正，但由於此前的羈押折抵刑期，他們中不少人其實在毛澤東時代坐牢的時間還長於鄧小平時代。出獄後盡管也受到歧視，但程度比毛澤東時代對賤民的歧視差得遠，他們基本上都能恢複正常生活。
更應該指出的是：鄧小平時代雖然理論上徹底否定了在毛澤東時代受到理論肯定的“造反派”，實際上卻有很多毛澤東時代鎮壓造反派的冤案，是在鄧小平時代被平反的。這實在是曆史的吊詭！例如改革初年獲得平反的最出名的幾個文革中遇害的異議人士（有的平反後被宣布為烈士），當年他們其實並非同一立場，其中因反對打倒劉少奇而被害的張誌新自然不是造反派（她應該算“保守派”），但遇羅克（因編輯造反派的《中學文革報》反對保皇派的“血統論”而遇害）、李九蓮、鍾海源（都在軍人政權鎮壓造反派時遇害）等多數人其實都屬於造反派。還有那些活著的人：武漢的魯禮安、湖南的楊曦光（即後來名滿天下的楊小凱）、廣西的錢文俊等，他們不僅是造反派，而且是造反派中最激進者，他們都是毛澤東時代坐大牢、鄧小平時代獲平反的。
那時冤死的人除了“賤民”以外，肯定以造反派居多——至少比“走資派”和“保皇派”多，這些被平反者自然也是如此。典型的是筆者的家鄉廣西等地，文革中對“造反派”成千上萬地大舉屠殺，可謂慘絕人寰。那也是鄧小平時代被平反、得以恢複公道的。１９８３－８７年間“處遺”（處理文革遺留問題）在那裏是無人不知的一個詞。處遺中被懲罰的一些殺人者按當時的政治口徑都被指為“造反派”，其實他們固然罪有應得，但說他們是“造反派”就與事實剛好相反了——他們是文革前當權派的禦林軍。而大量的廣西“造反派”恰恰是在鄧小平時代從地獄回到人間的。
因此就不難理解，盡管今天有不少不懂曆史的年輕人從“造反派反官僚”的角度同情文革，但實際上在１９７０－８０年代之交，走出文革、實行改革是包括絕大多數前“造反派”和“走資派”在內的幾乎所有國人的共識。隻是當時改革主導者是複出的當權派（文革中所謂的“走資派”），按他們的意圖進行的改革固然基本上符合上述共識並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偏見和扭曲還是不少，改革之路遠比當時人們想的複雜和坎坷，對文革的反思自然也是如此。這也就是孫怒濤先生主編本書的意義所在。
注釋：
1、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３日訪談蒯大富，深圳。關於這個話題他也有過多次文字表述。
２．孫怒濤：《良知的拷問——一個清華文革頭頭的心路曆程》，香港，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２０１３年，６２７頁。
３．中央辦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廣西班辦公室記錄整理：《中央首長接見廣西來京學習的兩派群眾組織部分同誌和軍隊部分幹部時的指示》，注明的整理時間為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６日，２８日起該文件在廣西以傳單、號外等形式大量散發。本文據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第三版（２００６）光盤收錄文本。按：１９６７－６８年間中央首長每次接見廣西兩派的記錄都有兩派和廣西官方（軍方）各自整理的兩三個文本，但最後一次接見時“四二二”事實上已經失敗，所以隻有這一個文本。
４．２０１４年８月１０日訪談中筆者就此問過朱仁本人。
５．就我所見，似乎隻有當時北航紅旗的戴維堤在其自傳《逝者如斯》中介紹了此會的始末。但是他與武傳斌一樣也稱之為“北航黑會”，不認為有清華的什麽事，其實清華受此會的影響應該比北航更甚。
６．７．２８召見記錄，見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第三版（２００６）光盤收錄文本。
７．武傳斌電郵。
８．中央辦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廣西班辦公室記錄：《中央首長接見廣西來京學習的兩派群眾組織部分同誌和軍隊部分幹部時的指示》，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６日整理，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第三版（２００６）光盤收錄文本。
９．中央辦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廣西班辦公室記錄：《中央首長接見廣西來京學習的兩派群眾組織部分同誌和軍隊部分幹部時的指示》，１９６８年７月論大概是在他未參加的會上說的。此條承譚家洛先生告知，謹此致謝。
１１．２０１３年７月８日電話訪談錢文俊
１２．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３日訪談蒯大富，深圳。按：清華四一四方麵的消息說蒯大富的發言則相當火辣：“⒈除河南、青海外，全國現在是保守派掌權；⒉現在不是中央支持造反派的問題，而是反之；⒊全國局部地區可能發生內戰。”（見邱心偉、原蜀育主編：《清華文革親曆大事日誌》，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３日條，此信息為孫怒濤先生提供，謹致謝。）但多名與會者都沒有這個印象。
１３．葉曙明：《遲澤厚訪談錄》
１４．戴維堤：《逝者如斯》之７３《北航黑會》，烏有之鄉網站
１５．２０１４年８月１０日訪談朱仁，南寧
１６．接見中有人說看過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康生駁斥道：“我說的是《哥達綱領》”。但《哥達綱領》全文本身隻有短短四節，馬克思認為它“差不多每一個字都應當加以批判”，因此在《哥達綱領批判》一文中“逐條逐句”地引錄該綱領並予以了駁斥。這些引文其實就是《哥達綱領》的全文。（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１９卷，第８、１１－３５頁）因此根本不存在看過《哥達綱領批判》卻沒有看過《哥達綱領》的問題。康生這樣駁斥其實恰恰表明他這個“馬列主義權威”其實倒真可能沒有看過馬克思的這本“經典著作”。
１７．戴維堤：《逝者如斯》之７３《北航黑會》，烏有之鄉網站
１８．現在一般說是“進入”清華，其實當時工宣隊雖然沒帶槍更沒動槍，但卻是事先不打招呼的突然性強製行動，三萬多人包圍一千左右的在校學生，不僅“強行繳械”、拆毀武鬥工事，做了“製止武鬥”所必需做的事，而且查抄了學生組織的辦公室（當時謂之“抄家”），抓了不少人。事後他們即成為清華的主人。所以，這是一次典型的強製占領行動，盡管占領者沒帶槍，但甚至不能說是“和平解放”。因為和平解放也是要有協議的。而團派即便不抵抗也未發生不幸的流血事件，他們也是被強製攆走的，已經不是“傅作義”了。
１９．７．２８召見記錄，見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第三版（２００６）光盤收錄文本。
２０．孫怒濤：《良知的拷問——一個清華文革頭頭的心路曆程》，香港，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２０１３年，６３５頁。
２１．李仕林：《朱勇訪談錄》，見本書。
２２．見許愛晶：《清華蒯大富》，中國文革曆史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３４１頁
２３．轉引自許愛晶：《清華蒯大富》，中國文革曆史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３４７頁。
２４．孫怒濤：《良知的拷問——一個清華文革頭頭的心路曆程》，香港，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２０１３年，６２８－６２９頁。
２５．即“廣西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文革前和文革中廣西當權派韋國清支持的所謂“老保”組織，“四二二”的對立派，當時始終處於強勢地位。
２６．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整黨領導小組辦公室編：《廣西“文革”檔案資料》（１９８８年）第１８冊，２８７頁，據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收錄文本。
２７．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整黨領導小組辦公室編：《廣西“文革”檔案資料》（１９８７年）第１冊，３－５頁，據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收錄文本。
２８．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整黨領導小組辦公室編：《廣西“文革”檔案資料》（１９８７年）第７冊，１２９頁，據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收錄文本。
２９．即“處理文革遺留問題”的簡稱，在廣西當時這是個家喻戶曉的語詞。
３０．所謂最小數字，指逐個核實後有名有姓有死亡情形可查、處遺中分別落實了政策的、精確到個位的數字，除了後列的這組數字外，《廣西“文革”檔案資料》第１冊“前言”說是“八萬五千多人”。宋永毅先生曾根據這套資料中的各縣死亡資料自行匯總統計，“大約是十五到十六萬”，（宋永毅：《血雨腥風中的廣西文革真相：讀十八冊廣西文革檔案資料》，《開放》２０１３年１０月號，７５－７８頁）。參加處遺的中央工作組成員、公安部幹部晏樂斌說：“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死亡人數有八點九七萬人”，“另外，全區失蹤二萬餘人，無名無姓的死者三萬多人。”（晏樂斌：《我參與處理廣西文革遺留問題》，《炎黃春秋》２０１２年第１１期）而前南寧市委副書記袁家柯在他寫給中央組織部的處遺申訴書中說是“２０多萬”（袁家家藏文獻），這應該是民間流傳的說法。
３１．按：廣西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於１９６８年８月２６日，時在《七三布告》發布５０多天後、也在對四二二的“剿滅”結束後。有人提出：何以整個《七三布告》後死的人占比隻有６０％不到，而內含的“革委會成立後”死亡占比卻高達８５％？其實細看處遺資料即可明白：這裏所謂的“革委會成立後”並非僅指自治區革委會，各地、市、縣分計的死亡數都是以當地革委會成立來分前後的。而各地市縣革委會成立均在自治區革委會之前（第一個縣級革委會成立於２月２０日），而且（除桂林市等個別例外）均為韋國清支持的一派掌權，成立後即以剿滅當地四二二為第一任務。到《七三布告》發布時大部分地市縣的剿滅已經完成。剿滅過程中各地縣四二二成員大量逃亡南寧、柳州、桂林等大城市。《七三布告》發布後這些城市的四二二也被剿滅，自治區革委會遂在“捷報”聲中成立。所以，各地革委會成立後的死亡數比《七三布告》發布後的死亡數更大是很自然的。
３２．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整黨領導小組辦公室編：《廣西“文革”檔案資料》（１９８７年）第７冊，１２７頁，據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收錄文本。
３３．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整黨領導小組辦公室編：《廣西“文革”檔案資料》（１９８７年）第７冊，１２８頁，據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收錄文本。
３４．《廣西文革武鬥慘況》，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4411668/2717/93/77/6_1.html
３５．據《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度廣西統計年報》。按此為民國時期廣西人口統計中少數民族（時稱“特種民族”）最多的一次，還有幾次人口統計的少數民族人數和比例更少。見盧露：《從桂省到壯鄉：現代國家構建中的壯族》，北京大學博士論文，２０１３年，５９－６０頁。
３６．黃家南：《血雨腥風的歲月——廣西文革實錄》，２０１４年自印，５５６－５６２頁。（此書實為處遺檔案１８冊的資料摘編）
３７．宋永毅：《血雨腥風中的廣西文革真相：讀十八冊廣西文革檔案資料》，《開放》２０１３年１０月號，７５－７８頁。
３８．參見譚合成：《血的神話：公元１９６７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香港天行健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３９．劉建勳當時已調離河南，但由於繼任的文敏生不受中央文革信任，又被中央派回河南去取代文並支持造反。潘複生則是從哈軍工的一些“通天”人物中得到消息，出來領導“東北的新曙光”的。
４０．與外國（哪怕是親密的“兄弟國家”）有特殊關係，對中國高官尤其是封疆大吏而言恰恰是惹禍的大忌。
４１．蒙雄強：《壯族上將韋國清的點點滴滴》，《文史春秋》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４２．當地又有“三老”之說，即老紅軍、老赤衛隊員、老遊擊隊員，總之也是參加過右江蘇維埃運動的老人。
４３．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整黨領導小組辦公室編：《廣西“文革”檔案資料》（１９８７年）第５冊，１９５－１９６頁，據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收錄文本。
４４．所謂“林彪死黨”到底能否成立，黃永勝吳法憲等人固然與林彪關係密切並與張春橋江青等人有矛盾，但是否與林共謀反毛，這都是曆史上的疑問。但無論如何，黃吳等人至死都未能翻案。而韋祖珍文革後很快獲平反，可見他與林係其實沒什麽瓜葛，其被整完全是因為他那個老鄉的構陷。有趣的是，平生轉戰南北的韋祖珍隻回桂工作了兩年就被韋國清趕出廣西幽禁他鄉，臨終仍要求落葉歸根並終於葬在了廣西，而主政廣西２０年的韋國清卻化桑梓為怨府，最終選擇了北京作為他安息之地。
４５．韋國清本人不僅在１９６７年１月出麵具名“揭發”鄧小平，１９７６年廣西當局（其時韋已升遷，繼任者為其提拔的安平生）還先於全國率先點名批鄧、並建議中央在全國公開點名。１９８０年代的“否定文革”理論上是要否定造反派的，在廣西“處遺”卻主要是為造反派討公正，這樣的處遺能夠實現，除了直接過問廣西問題的胡耀邦、習仲勳、宋任窮、李銳等人可貴地堅持了實事求是外，也與廣西當局這次跟風失算有關。
４６．李秉元：《沉痛悼念我的父親李明瑞烈士》，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44964/145228/8953925.html
４７．戴維堤：《逝者如斯》之７３《北航黑會》，烏有之鄉網站
４８．廣西、廣東、湖南、湖北等地尤為典型。各地軍方“支左”後，收拾造反派大都是首先拿工人組織開刀，因為學生社會經曆相對單純，不易找到把柄，而工人，尤其工人中那些呼風喚雨者往往經曆相對複雜，當局鎮壓較易找到借口。所以１９６７年後各地的“逆流”和“反逆流”常常是以軍方首先把工人組織打成“反革命”，而學生造反派為之打抱不平，與軍方發生衝突的模式演進的。
４９．王洪文其實是保衛幹部，並非真正的工人。不過當時工人組織的頭頭很多都如此，如湖南的葉衛東、湖北的朱洪霞、廣西的白鑒平等。其實就是傳統的工人運動中，出頭“代表”工人的往往也不是工人，如當年安源的李立三、江岸的施洋，隻要真出於工人的推舉授權，其工人代表的資格就不是問題。有趣的是文革中工人造反派被鎮壓時，不是工人的頭頭就成了“階級異己分子”，而受寵的王洪文自然沒有此厄。
５０．北京的造反從未提出反“經濟主義”的問題，毛澤東也不指望他們提出，因為毛對他們的利用就是為對付劉少奇。上海則不同，沒有張春橋點撥下的這個“創造”，“一月革命”是不可能有後來的地位的。後來各地仿效上海的“奪權”基本都失敗了，取代舊黨政的“革命委員會”基本都是“軍政府”或廣西那樣的“舊政府”，上海則不是，因為早在“反經濟主義”時基於百姓利益訴求的“造反”在那裏已經消滅，而在其他地方都是要靠“軍政府”或“舊政府”來消滅，才能建立“新秩序”的。
５１．參見李遜：《砸“聯司”大武鬥之前——上海柴油機廠兩大派群眾組織對立的形成及社會化過程》，http://www.aisixiang.com/data/38262.html
５２．許愛晶：《清華蒯大富》，中國文革曆史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３４３頁。
５３．傅高義：《鄧小平時代》，馮克利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２年，１２１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