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與林彪的尖峰對壘（二）

▋毛澤東對自己無處不在的“偉人”形象反感到不能忍受的地步。周總理要求改變多年來被認為是最熱愛毛澤東的方式，讓所有在場的人內心震動不小。

“5·20聲明”大集會後，毛澤東又出現一個很大變化，他突然對自己無處不在的“偉人”形象很是反感，以致反感到不能忍受的地步。

有一天，他和周恩來、林彪到人民大會堂開會。毛澤東一下車，看見北門上掛著他的畫像，馬上發起脾氣。他大手一揮說：“我的像到處掛，叫我給你們站崗放哨，風吹雨打日頭曬，殘酷無情！統統摘下來，不摘下來，我就再也不進大會堂。”一進北大廳，毛澤東看到原來掛畫的地方，都掛上了毛主席語錄，又氣不打一處來：“我那幾句話就有這麽大的作用？到處寫，到處掛，討嫌。”

他扭頭對周恩來說：“恩來，叫人統統摘下來！”

毛澤東氣呼呼說這話時，林彪就在身邊。不過林彪依然是一副以不變應萬變泰然處之的神情。

周恩來馬上叫來大會堂的黨委書記，讓他親自布置，將大會堂北門、南門、西門的主席像摘下來，隻保留東門的。大會堂各廳的語錄，大多數換成了國畫；少數毛澤東手書的詩詞，作為書法作品也保留了下來。

後來，京西賓館也參照大會堂的模式進行了處理。

杜修賢經常出入人民大會堂，對這裏的擺設很敏感。他隻隔了一天再去人民大會堂，裏麵就變了樣，他奇怪了好久：是誰這麽大膽，敢將毛主席畫像取掉？

7月17日，中共中央修改憲法起草委員會在京西賓館舉行全體會議，與會的委員五十五人。中央修改憲法委員會委員是五十七人，分別擔任正、副主任的毛澤東和林彪都沒有出席會議。會議仍由周恩來主持。

委員們進會場不一會兒，周總理就到了。他滿麵笑容，親切地和大家打招呼。小組會議由沈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主持。這位將軍是員戰將，不善言辭，主持會議開場白沒幾句話就沒詞了。

頭一個發言的是遼寧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員尉鳳英。她第一句就說：“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毛主席教導我們說……”

周恩來馬上打斷：“尉鳳英同誌，你已經是中央委員，不是普通工人，以後說話要注意。主席多次提出不要‘四個副詞’，我們就不要這樣用了。學習毛澤東思想，不在於能引用毛主席的隻言片語，而是要學習、領會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係，要學會運用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方法去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四個副詞，引用隻言片語，主席是不讚成的。”

周總理說完這話，目光又轉向與會人員，表情嚴肅地說：“我在這裏說這些是想請大家注意，我們要尊重主席的意願，學習毛澤東思想要講科學。在修改憲法過程中，我們要宣傳主席對馬列主義國家學說的發展。”

在這次會議上，杜修賢聽見周總理講了毛主席對待自己畫像的態度，這才明白毛澤東畫像在人民大會堂等重要場合一夜消失的緣由。

周恩來用如此毫不含糊的語言談論這個問題，並要求大家改變多年裏形成的被認為是最熱愛毛澤東的方式，與會人員都不由地內心一震。

當晚，周恩來又召集中南組開會。參加會議的葉群遲到了。她一進來，就謙恭地哈著腰一麵與會議室的每個人握手，一個一個地問好；一麵說：“唉，我遲到了，太忙了，忙得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果然，剛落座，服務員就用托盤送飯進來了。

這次黃永勝、李作鵬也參加了會議，黃永勝從會議開始，就與坐在他身邊的葉群講悄悄話，有時還遞個小紙條。而李作鵬帶著黑色墨鏡，麵無表情。但是所有參加會議人的內心都不平靜，“設與不設”的鬥爭越來越明朗越來越公開化。

因為從5月中旬開始，林彪告訴吳法憲：還是要設國家主席，不設國家主席，國家沒有一個頭，“名不正言不順”。林彪還要吳法憲和李作鵬等在憲法工作小組會上提出設國家主席的問題。為什麽在毛澤東一再表明態度後林彪仍要堅持設國家主席的主張呢？7月，葉群私下向吳法憲把話挑明：“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林彪怎麽辦？往哪裏擺？”

根據林彪、葉群授意，7月中旬舉行的中央修改憲法起草委員會全體會議期間，再次出現了要求設國家主席的“呼聲”。

毛澤東得知後尖銳地指出：設國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設事。這是毛澤東第四次提出不設國家主席。

毛澤東這裏說的“因人設事”，幾乎就是“有人想當國家主席”的同義語。

▋毛澤東半年內多次講過不設國家主席和他不擔任國家主席的話，但依然無法讓林彪死心。“修憲”之爭愈演愈烈，逐漸演變為兩個陣營的較量。

正在政治局“修憲”工作一波三折艱難進行時，八一建軍節將至，中央政治局會議桌上又多了一個議題，就是討論準備發表的紀念建軍節社論稿。其中有一句話是這樣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

陳伯達主張刪去“毛主席和”幾個字，變為“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

張春橋堅持原稿說法，不同意修改。

主持會議的周恩來隻好將社論和分歧意見拿去向毛澤東請示由他定奪。

毛澤東表示，這類應景文章，既然已經政治局討論，他就不看了；至於提法問題，這無關緊要。但毛澤東私下表示，這兩種意見他都不讚成。締造者不能指揮，能行嗎？締造者也不光是我，還有許多人。後來，汪東興還是按毛澤東的意見刪去了“毛主席和”幾個字。

8月初，林彪心情頗為爽朗，再次讓葉群打電話對吳法憲說：林彪的意見還是要堅持設國家主席，你們應在憲法工作小組提議寫上這一章。

8月13日，也是北京最為炎熱的日子。中央修改憲法工作小組在周恩來的領導下繼續開會，討論憲法最後的草案稿。

吳法憲與張春橋就憲法草案稿的一些提法再次發生爭論。張春橋以毛澤東在一次會見外賓時談到“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發展馬列主義是諷刺”為依據，提議刪去稿子中“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和“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等提法。吳法憲反駁說：“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貶低毛澤東思想。”

結果雙方大吵了一場，不歡而散。

會後，吳法憲將情況告訴了陳伯達和林彪。林彪對吳法憲在關鍵時刻敢於向張春橋發動反擊表示滿意，說：“吳胖子放炮放得好！”

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一派向江青團夥的發難，隻是人民大會堂爭鬥的繼續，換了一個地方而已。

盡管兩派明爭暗鬥十分厲害，這次會議對憲法修改起草最終有了一個明確的方案：(一)序言不與總綱合並，以三十條方案的序言為基礎修改。(二)憲法結構不變。(三)憲法為“不設國家主席”的方案。

到此為止，修改憲法的起草工作告一段落。從1970年3月至8月13日，毛澤東在半年內，六次講過不設國家主席和他不擔任國家主席的話。大家心想這回總該塵埃落定了，拿到政治局會議上討論，不應該再有節外生枝的事情發生了。

已經失利的林彪，卻認為政治局會議可能就是他最後的機會。

林彪一麵傳話表揚吳法憲放炮放得好，立了功；一麵又通過葉群分別向陳伯達、黃永勝、李作鵬等人打招呼，要他們在政治上支持吳法憲，分頭去查找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人論“天才”的語錄，準備在政治局最後通過憲法修改草案的會議上同江青“那一邊”展開鬥爭。

按照林彪、葉群夫婦的估計，這場惡戰在所難免。肯定政治局會議討論憲法文字定稿時會有一番激烈爭論。13日當晚，葉群遂打電話給陳伯達、黃永勝，要他們準備有關領袖們關於“天才”問題上的語錄，好在會上和張春橋等人再作“一搏”。

8月14日晚討論通過憲法修改草案的政治局會議上，林彪這一派有備而來，準備同江青一派激烈交鋒。但出乎意料的是，張春橋等人在會上緘口不語，結果根本鬥不起來，憲法草案順利通過。對此，連主持會議的周恩來也感到有點反常。

這次不戰而勝，給林彪造成了一種錯覺，似乎張春橋已經自覺輸了理。於是林彪把目光轉向了即將在廬山召開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向手下的幾員大將放風：這件事沒有完，到廬山還會有問題，還會提出意見來。

至於憲法如何修改“國家主席”這個問題，因為林彪的堅持，對手張春橋的沉默。直到廬山會議召開之前，也始終沒有定論。

九屆二中全會在即，周恩來覺得這些問題要向毛澤東報告。

這時，毛澤東已經在西湖邊一個叫“汪莊”的老地方住下了。他曾經在這裏起草過新中國的第一部憲法，召開過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係列會議……這裏的一切總能喚起他對往事的回憶。

據說有人曾統計過，解放後毛澤東去過最多的地方是杭州，前後共去過四十多次，其中有二十六次就住在“汪莊”。

這個風景如畫的“天堂之地”和新中國的命運有著密切的聯係，碧波蕩漾的西湖連著中南海。

筆者曾經在書中多次描寫過毛澤東在杭州的往事。記得在一本書中提到劉少奇與陳毅1966年4月出訪東南亞四國回來，在雲南被毛澤東派來的專機接到杭州。走進“汪莊”的宴會廳他們才知道毛澤東已經決定發動“文化大革命”，從此中國開始了長達十年的動亂歲月。後來毛澤東親自召開八屆十二中全會，通過了開除劉少奇出黨的決議。會址也是在杭州“汪莊”的宴會廳。

歲月流逝，物是人非，今天的“汪莊”早已更名為“西子賓館”，毛澤東當年居住的一號樓也裝飾一新對外開放營業了。

1993年筆者帶著一張杜修賢當年在杭州拍攝毛澤東與周恩來及其工作人員一號樓大廳的合影給西子賓館的老人觀看。經過辨認，這張照片就是在“汪莊”裏拍攝的。

於是1970年夏季的一段往事浮出水麵……

1970年8月17日政治局會議結束後，周恩來便飛往杭州，向毛澤東當麵稟報中央工作近況、憲法修改討論稿遇到的問題以及九屆二中全會的相關事宜。

兩人在一號樓大廳見了麵，沒有什麽寒暄，就徑直進入了會議室，關起門密談起來。大概兩個多小時，周恩來從客廳走出來，這時他身邊有人悄聲問：“總理，我們能不能和主席合個影？”

周恩來馬上停下腳步，因為他想起來，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已經幾次提出希望能和主席合一張影。這次正好是個機會。他趕緊轉過身往回看，見毛主席和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正在大廳裏目送他們一行人離去。

毛澤東看見周恩來又往回走，以為有事情。周總理走過去代表他的工作人員向主席提出合影的要求。

主席一聽笑了，從沙發上起身同大家並排站在一起。這時杜修賢已經對著大家調好了焦距。人們卻發現周總理還站在鏡頭外邊便要求他也一同來合影。周總理看看已經排好隊列的人群，他沒有走到後排與毛主席並肩，而是在前排蹲著的工作人員中擠出一個位置，蹲下了身。

杜修賢忍不住提醒說：“總理你站在後排……周恩來卻說：“哪有這麽多講究？站著蹲著都一樣，你就趕快照吧。”

杜修賢隻好按下快門。

所以有了這張很奇特畫麵的照片——主席後排中間站著，總理前排蹲著。

毛澤東、周恩來攜手走過半個世紀的征途，但是他們合影的照片並不是非常多，“遊泳池”和“西花廳”兩家人一同合影的照片就更加稀少，在杭州的合影恐怕僅此一張。

▋毛澤東在危難中想到了葉劍英，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關鍵時刻，元帥何時何地都是領袖的左膀右臂。

杜修賢與兩個元帥關係不錯，一個是葉劍英，一個是陳毅。

葉劍英因為和周恩來曆史上就關係很好，與周恩來往來很多，所以杜修賢對他十分熟悉。杜修賢從1960年起跟隨周總理出訪，出訪名單裏總有陳毅外長。陳毅是個性格豪爽，容易交往的人。時間一長，工作人員與首長之間也就熟悉了。

1969年底，周恩來要恢複中斷了三年的外交出訪。被打成“特務”的杜修賢此時遠在新疆接受“再教育”。周恩來一個急電，杜修賢從而結束了“特務生涯，也逃過他所在的克列克提邊境中蘇衝突的一劫，活著回到了北京。

杜修賢到西花廳向周恩來報到後，就忙著去看陳毅和葉劍英。哪知他們的工作人員告訴說，兩個老總都疏散了。

原來列為“二月逆流”的老將老帥們被所謂戰備“一號令”疏散到全國各地。譚震林在桂林，李富春在廣州，聶榮臻在邯鄲，葉劍英在湖南，徐向前在開封，陳毅則在石家莊。

沒有想到在廬山，杜修賢遇見了兩位元帥。然而廬山會議帶給他們的命運卻很不同。

一開始，他們也和各個以“疏散”身份上山來的元帥們一樣，先是被林彪開場白大談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鼓吹“天才論”煽得暈頭轉向，後又被毛澤東一盆冷水從頭澆到腳……要知道那些既遠離北京政治中心，又遠離中央會議桌的老帥們，對於長達半年之久的“國家主席”之爭一點也不知情，根本不解林彪集團與江青集團的矛盾，哪裏聽得出來誰的聲音是真，哪個路線是對？

林彪一貫喜歡讚揚吹捧毛澤東，這次高調開場也沒有什麽可奇怪。如此一來，導致許多人跟在林彪後頭合唱，稀裏糊塗地表態，最後又稀裏糊塗地寫檢查。

在以雲霧覽勝的廬山上，變幻無常的會議局勢不僅讓大家一頭霧水，也讓大家看不清以後的政治走向。

葉劍英和其他元帥各自參加自己所疏散地區小組的學習。一向沉穩的他在這次會議上也沒有多語。他不知道中央內部的情況，無從說起。無從說起也使別人對他無可指責，也就沒有成為會議注意的目標。葉劍英這種“不合唱”的態度贏得了毛澤東的讚賞。

會議進行中的一天晚上，夜已經深了。周恩來突然給葉劍英的秘書打來電話：“葉帥睡了嗎？”

秘書回答：“睡了。”

“吃安眠藥了嗎？”

“沒有。”

“那好，你馬上叫醒葉帥，汽車馬上就到，主席要見他。”

不一會兒，汽車就到了葉劍英下榻的樓前。正是廬山雲起的時辰，滿山漆黑如墨，濃霧彌漫，雪亮的車燈被雲霧吞沒得隻剩下一團暗黃的光團，幾步以外就什麽也看不見了。路一邊是陡峭山璧，另一邊則是萬丈懸崖。為了葉劍英的安全兩名警衛員打著手電筒，一邊一個在汽車前麵開道，大家幾乎是一步一步“牽”著汽車走到主席住地的。

周恩來已經等候在那裏。

這天晚上，毛澤東和葉劍英談了許多，明確表達了他要批判陳伯達的意思，希望葉劍英他們能夠支持他。無庸置疑，元帥何時何地都是統帥的左膀右臂。

第二天會上，毛澤東公開了他寫的《我的一點意見》，跟隨林彪亦步亦趨的陳伯達終於自食其果，落得身敗名裂的下場。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陳伯達是為林彪而“犧牲”的，毛澤東也是為警告林彪而讓陳伯達“犧牲”的。

廬山會議結束後，葉劍英以為自己還要回湖南，沒想到周恩來留住他，要他散會後不要先走，和他一同回北京，有重要使命。葉劍英在廬山又一次和毛澤東會談，接受了一項特殊使命——作為陳伯達專案小組組長周恩來的特別顧問，代表周恩來和中央去福建、廣東調查陳伯達的曆史問題。這是葉劍英自“二月逆流”以來第一次有了明確的身份，也為他重新複出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依照周恩來原先的意見，是由葉劍英擔任專案組組長，但是他又考慮到葉沒有正式出來工作，出現什麽問題不好擔當，所以就用自己的肩膀替葉擔當一部分責任，讓葉劍英放手工作而不必有後顧之憂。

林彪在廣東的黨羽已經知道來者不善，製造種種障礙。但是葉劍英不管多大的困難，都不畏懼、不氣餒，終於完成了調查陳伯達的使命，於1971年的春季帶領專案組的幾位同誌從廣東回到北京

周恩來對完成任務的葉劍英說：“這段時間就參觀參觀北京，看看北京的變化，再提提建設性的意見，你是北京市第一任市長嘛！”葉劍英這位老市長又開始了他對北京的調查工作。

▋批陳整風運動在全黨展開。此時，天安門城樓上出現的美國人身影，打破了“正副統帥”肩並肩的“文革”模式。

9月中旬，中央成立了由周恩來，康生，李德生三人負責的陳伯達專案審查小組。隨後，毛澤東又把陳伯達所犯錯誤的性質上升為“路線鬥爭”的高度，定性為“反‘九大’的陳伯達路線”。

毛澤東在做思想輿論準備的同時，還采取了組織措施，大大加強了以江青為首的“文革”派勢力。由於中央文革小組在“九大”之後就名存實亡了，江青等人除了空頭的政治局委員外，在中央不再擔任什麽具體職務。為了改變這種局麵，毛澤東批準發出了《關於成立中央組織宣傳組的決定》。康生任組長，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紀登奎、李德生為組員，掌管中央的人事任免和宣傳大權，在政治上形成了與林彪所掌握的軍委辦事組兩軍對壘的局麵。

用毛澤東自己後來的話說是，廬山會議後他對林彪采取了程咬金的三板斧：“甩石頭”——向下發批示、批語；“摻沙子”——向軍委辦事組裏派人；“挖牆腳”——改組北京軍區。

在輿論、組織兩方麵準備停當以後，11月16日，毛澤東批發了中共中央《關於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的指示》，批陳整風運動從此在黨、政、軍領導機構中全麵展開。

就在廬山會後不久，毛澤東層層推進批陳整風運動之時，又迎來了新中國成立二十一周年的國慶節。這一年國慶節並沒有因為廬山會議正副統帥產生分歧而衝淡節日的氣氛。

1970年10月1日這一天，北京秋高氣爽，鮮花繁茂。參加慶祝共和國成立二十一周年的各界群眾，一大早就匯集在天安門廣場上。整個廣場，彩旗飛揚，充滿了濃鬱的節日氣氛。

兩個陌生而特殊的身影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他們就是中國人熟知的老朋友、美國著名記者斯諾和夫人。他們夫婦剛從陝北誌丹縣參觀返回北京不久，周恩來總理就邀請他們在國慶節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慶典活動。對於斯諾來說，這肯定是一種特殊而意外的榮譽。他在這一天將站立在中國政治的中心。

如果說“5·20聲明”是毛澤東向美國總統尼克鬆展示了他強硬的一手，那麽，同年的國慶節，毛澤東又用另一手在城樓上向尼克鬆揮動了一束橄欖枝。

這一次，也是斯諾第三次訪問新中國。

斯諾，這個名字對於中國人來說並不陌生。他從1928到1941年間，絕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中國。通過深入中國社會采訪，他深深地了解到中國人民的苦難。他也是第一個深入陝北蘇區係統采訪並第一個向全世界全麵報道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真實情況的外國記者。他不顧個人安危和艱苦，克服重重困難，寫出了《西行漫記》等許多產生重大曆史影響的著作，讓全世界人民了解到中國革命的真相，在國際上和中國國內產生了重大影響，對在艱苦條件下從事革命鬥爭的中國軍民發揮了有力的鼓舞作用。

從他1941年離開中國到再次踏上中國土地，一別就是十九年。

十九年來，他為衝破美國當局設置的重重障礙進行了不懈的努力。1960年夏天，在周總理的關懷下，他終以一名“作家”的身份實現了自己重訪中國的願望，

四年之後，他又來過一次。

1970年8月，斯諾偕夫人能實現第三次訪問新中國，也是在周恩來的親自過問和安排下實現的。

8月18日，正在一個朋友的宴會上吃著烤鴨的斯諾突然接到電話通知，讓他到首都體育館去一趟。

斯諾馬上意識到，一定有重要的人物要同他見麵。他猜想一定是周恩來總理。

斯諾真猜對了。周恩來在百忙中沒有忘記見見自己的老朋友。

當時周恩來和國家代主席董必武、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一起陪同西哈努克親王及其夫人觀看中國與朝鮮兩國乒乓球隊的比賽。

在斯諾的眼中，72歲的周恩來還是同過去一樣英俊而機敏。然而，與1964年相比，他頭上的白發更多了。顴骨凸了出來，兩頰凹了進去，眼窩深陷。那雙明亮深邃的眼睛流露出憂慮和凝重。

周恩來簡略地了解了斯諾的訪問計劃，關切地詢問了許多關於美國的情況。

當時中國在北麵麵臨著第二個威脅——百萬蘇聯軍隊的壓境，與美國談判的可能性增大。

世界曆史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出現了許多大的變化。1969年春珍寶島的陣陣槍炮聲使中蘇關係進入了劍拔弩張的狀態，原先“鐵板一塊”的社會主義陣營已不複存在。過去一直緊張的中美關係出於世界格局多極化的變化和雙方各自利益的考慮，也開始趨於緩和。1970年底，中美關係正是處於十分微妙的時刻。

在以後的幾次談話中，周恩來又向斯諾透露：中美可能在北京舉行會談。

雖然謹慎的周恩來隻是說可能，但對斯諾來說，無疑又是一條“獨家新聞”，就像10月1日周恩來把斯諾領上天安門城樓與毛澤東一同出現在觀禮台上一樣。因為當時有關中美關係的接觸還處於絕對機密階段。

由於要即將上廬山參加九屆二中全會，周恩來便安排斯諾夫婦前往陝北誌丹縣參觀采訪，那裏曾是斯諾第一次見到毛主席的地方，當年被稱為保安縣。斯諾非常高興，說：“三十四年前我穿過封鎖線去找紅軍，遇到的第一個共產黨領導人就是您。當時您用英語跟我講話，使我很吃驚。您為我草擬了一個九十二天旅程的計劃，還找了一匹馬讓我騎著去保安找毛主席呢！這次您再次安排我去保安縣，我想昔日的情景，一定能喚起我不少難忘的回憶啊。”

果然，斯諾舊地重遊，思緒萬千。他來到當年走過的山路，住過的窯洞，和毛主席促膝夜談的地方，感到特別的親切。昔日破舊荒涼的小古城，而今已“舊貌換新顏”。三十多年的巨變，令他深感“保安同全中國一樣，也已經站起來了”。

斯諾返回北京不久就接到參加國慶活動的邀請。

一般天安門廣場舉行盛大的慶祝活動，周恩來都會早早來到天安門城樓上對毛澤東所要經過的路線、現場仔細認真地檢查一遍，包括毛澤東的椅子和用具。

上午十點，天安門城樓上那個專供領導人使用的電梯一次一次地升上來，把黨、政、軍領導人和一些貴賓陸續送到。葉劍英來了，林彪、葉群以及林彪的四員“大將”黃永勝、李作鵬、吳法憲、邱會作也來了。麵對全國人民的公開活動他們還是不能放棄的。這樣一是可以通過亮相以正視聽，二是能夠近距離觀察與接觸毛澤東，三還可以多打探一些消息。

從表麵看，大家的表情與以往參加活動沒有多大區別，但廬山會議那場驚心動魄的鬥爭陰影實際上是揮之不去的。

周恩來見斯諾夫婦上了天安門城樓，便迎上前去，熱情地握著他們的手說：“斯諾先生，歡迎你。”

“我真是第一個應邀上天安門城樓的美國人嗎？”斯諾棕色的眼睛閃著興奮的光芒。

“是的。是毛主席讓我請你來的。你是中國人民真誠的朋友啊。”周恩來熱情地說。

斯諾情緒更加激動：“當年您安排我去見毛主席，采訪紅軍，對當時西方新聞界來說是獨一無二的事。今天又讓我上天安門！肯定也是一件獨一無二的事！”

這時，廣播裏響起了《東方紅》樂曲，毛澤東高大的身影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頓時，“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響徹雲天。斯諾夫婦在周總理的陪同下，向毛澤東走去。

“主席，您看誰來了。”周總理笑著對毛澤東說。毛澤東一眼就認出斯諾。老朋友相見，分外高興。他熱情地和斯諾握手：“斯諾先生，老天保佑你，我們又見麵了。”

“非常高興見到您。您看起來比五年前年輕了，身體也更好了。斯諾激動地說。

“馬馬虎虎。你身體還好嗎？”毛澤東關切地問。

“馬馬虎虎。來之前，我開過刀，現在好了。”斯諾回答說。

毛澤東仔細地看了看斯諾，關心地說：“你要注意，不要太累。”

斯諾點了一下頭說：“對了，這話我必須聽。”接著他高興地告訴毛澤東：“我五天前才從保安回來。保安變化大極了。當年從延安到保安路上要走三天，這次才花了兩個半小時。”

“有一些變化。”接著，毛澤東若有所思地對斯諾說：“對了，你去年12月給我的信收到了。”“他們說你寫的書不好，我沒有看，我看了摘要，沒有什麽不好。”

“我這次來中國後發現我寫的關於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觀點不正確。”斯諾內疚地解釋。

毛澤東笑著擺了擺手：“你當時怎麽看就應該怎麽寫。今後也如此，你怎麽看就怎麽寫。不應該要求外國朋友的觀點和我們完全一樣。我們自己都不完全一樣嘛！過去外交部有個極‘左派’，鬧得外交部可亂了，誰都管不了。英國代辦處就是他們放火燒的。”

周恩來又向斯諾介紹林彪。斯諾向林彪問好，同時打量著這位被寫進黨章的“接班人”。

林彪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是斯諾始料未及的。1968年6月15日，斯諾在給朋友張歆海的一封信中曾認為：“從邏輯上說周恩來應當是毛澤東的接班人。從我們的視野中再也找不出第二個能與周恩來的威望和能力相比的人了。”

毛澤東一邊同斯諾親切交談，一邊伸出手，帶著斯諾夫婦朝城樓前的欄杆走去。頓時，廣場上沸騰起來，萬首翹望，紅旗翻滾，“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此起彼伏。

毛澤東也高舉右臂，向歡呼的人群揮手致意。斯諾看著這番情景，萬分激動，眼眶也濕潤了。

毛澤東請斯諾夫婦分別站在自己的兩旁，擺好姿勢，讓記者拍照。

周恩來對第二天《人民日報》的版麵作了精心安排。毛澤東與斯諾夫婦在天安門上的照片發表在頭版的顯著位置。這張含蓄而饒有深義的照片，是中國為改善中美關係向美國發出的一個重要信息。

毛澤東是要用這樣一種方式，向美國總統暗示——中美關係要解凍了。

也是這張新聞照片打破了毛澤東與林彪肩並肩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文革模式，第一次將副統帥“裁剪”在民眾視線之外。

▋毛澤東再次與斯諾談話，向美國發出了交往的信號；但是美國人卻沒有理解中國人投石問路的獨特方式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在遊泳池的書房會見了斯諾和他的妻子。

毛澤東同外國人談話，仍然表現出他的坦誠與率真。

當斯諾讚揚中國人不反對節育，是文明進步的標誌時，毛澤東毫不掩飾地說：“你這個人受騙啦！”

斯諾不明白地坦開雙手。

“農村裏的女人，頭一個生了女孩，就想要男孩。第二個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男孩子。第三個生了，還是女孩，還想要男孩。……一共生了九個女孩，年齡大了，隻好不生了。”

毛澤東這個事實舉例，可能和斯諾這段時間了解的情況大相徑庭，他不相信地直搖頭：“是嗎？”

重男輕女啊……我看你們美國可能也是重男輕女？要有一個時間才能改變。”

“現在美國有一個婦女解放運動，規模很大，她們要求男女完全平等。”

“完全平等？嘿嘿……至少現在不可能吧？”這句話似乎觸動了毛澤東的心思。他又抽出一支香煙，點燃，青煙縷縷，從指間飄騰，猶如他冉冉升騰的思緒。突然他掉轉話題：“今天不分中國人、美國人。我是寄希望於兩國人民的，寄大的希望於美國人民。單是美國這個國家就有兩億人口。如果蘇聯不行，我寄希望於美國人民。……”毛澤東一連講了幾次寄希望於美國人民。

斯諾一時不明白毛澤東的含意，隻好聽他講下去。

“外交部研究一下，美國人左、中、右都過來。”

斯諾驚訝地睜大幽藍的眼睛。

“為什麽右派讓來？我是指尼克鬆嘛，他是代表壟斷資本家的。當然讓他來了，因為解決問題中派、左派不行的，要跟尼克鬆解決。他早就到處寫信說要派代表來，我們沒有發表，守秘密啊。……所以，我說尼克鬆願意來，我願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當作旅行者來也行，當作總統來也行。總而言之，都行。他如果願意來，我願意和他談，我看我不會和他吵架。批評是要批評他們的，我們也作自我批評。比如，我們的生產水平比美國低，別的我們不作自我批評。”說完這句話，毛澤東馬上收住這個話題，開始講中國革命進步的問題，他的情緒隨之帶有了不滿意的成分。

斯諾的思路停留在毛澤東剛才的話題上。“主席，我有兩件事情想和你探討一下。第一個是尼克鬆來華的問題，是否可以作這樣理解：目前他來是不現實的，但尼克鬆來華被認為是理想的。第二是關於美國人來華的問題，我能作為這個問題中的一個例外，感到格外高興，但是……”

“但是你代表不了美國，你不是壟斷資本家。”毛澤東打斷了斯諾，說出了他想說的話。

毛澤東和斯諾談話涉及了個人崇拜問題。他表白：開始他認為需要一點個人崇拜，可是現在崇拜過了頭，變成了形式主義。比如四個偉大，討嫌。統統去掉，隻要一個留下，那就是教員(導師)。說到這裏，在座陪同的人都笑了起來，但是心底很吃驚：毛主席這不是在批評林副統帥嗎？

當聽到斯諾幽默地比喻尼克鬆會成為毛澤東一位好的代理人時，毛澤東大笑了起來，同意這個看法。原來美國的杜魯門、肯尼迪幫助過國民黨，結果是壯大了共產黨的軍隊，把蔣介石趕到了海島上。毛澤東說：“我喜歡這種人，喜歡世界上最反動的人。我不喜歡什麽社會民主黨，什麽修正主義，他們有欺騙的一麵。”

毛澤東說：“中美會談十五年，談了一百三十六次。我不感興趣了。尼克鬆也不感興趣了，要當麵談。”

這應該是很明確的了吧！

遺憾的是，毛澤東這個明白無誤的信息，並沒能傳達到尼克鬆那裏……毛澤東向美國發出官方接觸的信號，又一次被精明的美國當局忽視了。他們確實對中國話中有話的語言藝術缺乏了解。這是中國人獨特的一種投石問路的方式。

事後基辛格回憶道：“中國領導人對我們敏銳地觀察事物的能力估計過高，他們傳過來的信息是那麽拐彎抹角，以致我們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