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茨岡女神
從會讀書開始，就沒見過胡適之先生的真模樣，大陸50年代突然開始了對他的批判，有頭有臉的知識分子以及他的諸多朋友、學生開始咒罵他，如郭沫若、李達、範文瀾、金嶽霖、馮友蘭、侯外廬、黃藥眠……他們給他貼了許多各式各樣的標簽：馬克思主義的敵人、洋奴、買辦、美國豢養的走狗等等。
奇怪的是，對岸也不待見他，蔣介石在日記裏形容他的語言呈五色繽紛之狀，計有：狹小妒忌、甚覺奇怪、猖狂、狂妄、胡說、狐仙、無賴、可恥、可恥之極、政客、無恥政客、反動派、反對革命之學者、最無品格之文化買辦等等。
隻是沒有對他進行大批判。
對胡適之態度和立場的一致，是兩岸領導人難得的一次共識。
曆史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胡適之的名字開始頻頻在大陸的講座、課堂和媒體上出現。與此同時，摘掉了一頂頂貶損的帽子，戴上了一個個奪目的光環。
最牛逼的一個光環是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慎之先生給的，他說：“如果說，20世紀是魯迅的世紀的話，那麽21世紀將是胡適的世紀。”
冷時節冷的在冰棱上臥，熱時節熱的在蒸籠裏坐。
其實，我們把被人們不由分說強加的各種帽子和光環一一去掉，適之先生就是一個普通人。普通人的計算、懦弱、樂趣、毛病、薄情、背叛……還是那句古羅馬人的名言——
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都有。
先說說他被人詬病的幾件事。
第一件是去見溥儀——1921年，15歲的廢帝溥儀鬧著要裝電話，身邊人都反對，說電話這個玩意兒是西洋的奇技淫巧，不合祖製。溥儀說宮裏的自鳴鍾、洋琴、電燈都是西洋玩意兒，祖製裏都沒有，先皇帝不也都用了嗎？身邊人又說外界隨意便可打電話進來，如果冒犯了龍顏怎麽辦？溥儀說快拉倒吧，我天天都從報紙上看到冒犯的文章，眼睛看和耳朵聽有什麽不一樣？
電話裝上了，電話局還奉送一個電話簿。這下溥儀有的玩兒了，成天翻看電話簿上的名字——那時家裏能裝電話的都是達官貴人名門望族，他看到了京劇名角楊小樓的電話號碼，便打了過去。那邊楊小樓一接電話，他就學著京劇裏的韻白腔問：“來者可是楊小樓？”楊小樓哪兒知道是末代皇帝啊，還以為是哪位朋友起哄呢，哈哈笑著說：“我就是楊小樓，您哪位啊？”
溥儀已然掛斷電話。
這樣的騷擾電話他沒少打。
1922年5月17日，百無聊賴的溥儀從電話簿上看到了胡適之家的電話，胡適之那時名聲多大啊，又是五四運動又是白話文，他就想跟胡適之聊幾句，聽聽他的聲音。
溥儀在他的那本回憶錄《我的前半生》裏描述了他和胡適之的這次通話——
溥儀：“你是胡博士啊？好極了，你猜我是誰？”
胡適之：“您是誰啊？我怎麽聽不出來呢？”
溥儀：“哈哈，甭猜了，我說了吧，我說宣統啊！”
胡適之：“宣統？您是皇上？”
溥儀：“對啦，我是皇上。你說話我聽見了，可我還不知道你是什麽樣兒。你有空到宮裏來，叫我瞅瞅吧。”
雖然溥儀隻是想瞅瞅胡適之，但胡適之還是鄭重其事的。當晚，他在日記裏記載了此事——“今天清室宣統帝打電話來，邀我明天去談談。我因明天不得閑，改約陰曆五月初二去看他（宮中逢二休息）。”
為了這次讓溥儀“瞅瞅”，胡適之做了許多功課。他先去拜訪了溥儀的老師莊士敦，了解溥儀的近況。在當天的日記裏，胡適之這樣寫著——
“因為宣統要見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莊士敦，問他宮中情形。他說宣統近來頗能獨立，自行其意，不受一班老太婆的牽製。前次他把辮子剪去，即是一例。上星期他的先生陳寶琛病重，他要去看他，宮人勸阻他，他不聽，竟雇汽車出去看他一次，這也是一例。這一次他要見我，完全不同人商量，莊士敦也不知道，也可見他是自行其意了。”
陰曆五月初二是陽曆的5月30日，22歲的胡適之與17歲的溥儀見麵了。他對溥儀鞠躬致意，兩人從白話詩開始聊，一直聊到溥儀說他想出國留學。溥儀還對胡適之說：“我們做錯了許多事，才到了今天這個地位，還要靡費民國許多錢，我心裏很不安。我本想謀獨立生活，故曾想辦一個皇室財產清理處。但這件事有很多人反對，因為我一獨立，他們就沒有依靠了。”
一周後的晚上，胡適之想起溥儀，寫下了這首題為《有感》的白話詩——
咬不開，捶不碎的核兒，
關不住核兒裏的一點生意。
百尺的宮牆，千年的禮教，
鎖不住一個少年的心！
說實話，胡適之不僅是不會寫古體詩，白話詩也很差。
但是，字裏行間還是充滿了對溥儀的同情。
就這一次短暫的會見，立刻掀起了軒然大波。國人以及輿論所不能容忍的，是你胡適之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思想領袖，怎麽能去見封建皇權製度下的帝王，即便他已經是廢帝！
大家極想弄清的還有一件事：胡適之如何稱呼溥儀？
為此，胡適之專門寫了一篇《宣統與胡適》來說明。文字不長，全文照錄——
宣統與胡適
胡適
陰曆五月十七日，清室宣統帝打電話來邀我進宮去談談，當時約定五月三十日（陰曆端午前一日）去看他。三十日上午，他派了一個太監來我家接我。我們到了神武門進宮，在養心殿見著清帝，我對他行了鞠躬禮。他請我坐，我就坐了。他的樣子很清秀，但頗單弱。他雖隻十七歲，但眼睛的近視，比我還厲害。他穿的是藍袍子，玄色的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陳設，靠窗擺著許多書，炕幾上擺著本日的報紙十幾種，內中有晨報、英文快報、炕幾上還有康白情的《草兒》和亞東的《西遊記》。
他稱我“先生”，我稱他“皇上”。我們談的大概都是文學的事，他問起康白情、俞平伯，還問及“詩”雜誌。他說他很讚成白話，他做過舊詩，近來也試做新詩。我提起他近來親自出宮去看陳寶琛的病的事，並說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此外我們還談了一些別的事，如他出洋留學等事。那一天最要緊的談話，是他說的“我們做錯了許多事，到這個地位，還要靡費民國許多錢，我心裏很不安。我本想謀獨立生活，故曾想辦一個皇室財產清理處。但這件事有很多人反對，因為我一獨立，有許多人就沒有依靠了。”我們談了二十分鍾，我就告辭出來。
這是五十日前的事，一個人去見一個人，本也沒有什麽稀奇。清宮裏這一位十七歲的少年，處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憐的；他在這寂寞之中想尋一個比較也可算是少年的人來談談，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不料中國人腦筋裏的帝王思想，還不曾洗刷幹淨。所以這一件很有人味兒的事，到了新聞記者的筆下，便成了一條怪詫的新聞了。自從這事發生以來，隻有《晨報》的記載（我未見）聽說是大致不錯的；《京津時報》的評論是平允的。此外便都是猜謎的記載，輕薄的評論了。最可笑的是，到了最近半個月之內，還有人把這事當作一件“新聞”，還捏造出“胡適為帝王師”、“胡適請求免跪拜”種種無根據的話。我沒有工夫去一一更正他們，隻能把這件事的真相寫出來，叫人家知道這是一件可以不必大驚小怪的事。
但是，胡適之去見溥儀，胡適之的想法和人民的想法是背道而馳的。胡適之認為自己僅僅是去見一個17歲的少年，而人民認為你是去拜謁一個皇帝。
而且，人民有城府，胡適之沒有城府。在稱謂問題上，他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韙，說出了“他稱我先生，我稱他皇上”這樣的話！
五四運動的領袖人物，居然稱一個廢帝為皇上！
我不久前剛剛去了他的老家安徽省績溪縣上莊，還到他的故居瞻仰了一番。上莊很美，很整潔。胡鐵花的故居離胡適故居很近，我問門口賣票兼收票的上莊大媽，胡鐵花的故居為什麽沒有和胡適故居在一起？上莊大媽解釋說因為不是由一個單位承包的，我們承包的是胡適故居，他們承包的是胡鐵花故居。
很明顯，這個村裏的村民居然有不知道胡鐵花是胡適親爹的。
這裏的文化，毫無疑問對皇帝有一種發自骨子裏的敬畏。
胡適之也一樣。
十年後，上海《申報》登了一則新聞：蔣介石召見胡適之丁文江
魯迅看到了，立刻想起胡適之見溥儀的舊事，寫了一篇題為《知難行難》的雜文，後來收到《二心集》裏——
中國向來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黴的時候，總要和文人學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時候是“偃武修文”，粉飾粉飾；做倒黴的時候是又以為他們真有“治國平天下”的大道，再問問看。要說的直白一點，就是見於《紅樓夢》上的所謂“病篤亂投醫”了。
當“宣統皇帝”遜位遜到坐得無聊的時候，我們的胡適之博士曾經盡過 這樣的任務。見過以後，也奇怪，人們不知怎的先問他們怎樣的稱呼，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那時似乎並不談什麽國家大計，因為這“皇上”後來不過做了幾首打油白話詩，終於無聊，而且還落得一個趕出金鑾殿。現在可要闊了，聽說想到東三省再去做皇帝呢。而在上海，又以“蔣召見胡適之丁文江”聞：“南京專電：丁文江胡適來京謁蔣，此來係奉蔣召，對大局有所垂詢。……”(十月十四日《申報》)
現在沒有人問他怎樣的稱呼。
為什麽呢? 因為是知道的，這回是“我稱他主席……”!
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教授，因為不稱“主席”而關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鄉，舊同事，博士當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稱他主席”!
也沒有人問他 “垂詢”些什麽……
除了對蔣介石的諷刺之外，字裏行間也透著對胡適之當年見溥儀稱皇上的蔑視。
會見溥儀兩年後，胡適之的倒黴事又來了，還是與這個廢帝有關。1924年11月5日，
取得北京實際控製權的軍閥馮玉祥以武力驅逐溥儀出宮。當晚，胡適之立刻給當時的外交總長王正廷寫了一封抗議信——
“先生知道我是一個愛說公道話的人，今天我要向先生們組織的政府提出幾句抗議的話。今日下午外間紛紛傳說馮軍包圍清宮，逐去清帝。我初不信，後來打聽，才知道是真事。我是不讚成清室保存帝號的，但清室的優待乃是一種國際的信義，條約的關係。條約可以修正，可以廢止，但堂堂的民國，欺人之弱，乘人之喪，以強暴行之，這真是民國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譽的事。”
11月9日，這封信在《晨報》發表，立刻引發軒然大波。叫好的寥寥無幾，斥責的鋪天蓋地。
且不說那些罵他是清帝走狗、鷹犬的人民群眾，先看看大人物是怎麽說的——
漢奸周作人那時候可是響當當的革命者，他首先給胡適之寫了一封態度平和但立場堅定的信。他認為胡適之是受了外國勢力的蠱惑煽動，他尖銳的指出：那些為溥儀說話的外國勢力都不是中華民國的朋友，若是接受了他們的觀點，隻有上當受騙。然後，他針對胡適之振振有詞的“民國違背契約論”再次尖銳的指出：違背條約的首先是清室自己。他說：“清室既然複過了辟，已經不能再講什麽優待。”
1924年12月13日，法學家周鯁生在《現代評論》發表文章說：嚴格的說來，在張勳擁戴清室複辟的時候，清室已經犯了背叛民國的罪行，已經喪失了繼續享受優待條件的權利。優待條件是因為清帝讚同共和遜位之後而給予的。清帝複辟，自己已經破壞優待條件存在的依據，民國在道義上已無再承認這項條件的義務。
1924年11月8日，章太炎給當時的國務總理黃郛寫信，大加讚賞：知清酋出宮，夷為平庶，此諸君第一功也。溥儀妄行複辟，則優待條件自消。今諸君但令出宮，貸其餘命，仍似過寬……
包括孫中山。1925年1月，孫中山抱病北上，來京不久就收到了清室內務府的函件，要求孫中山主持公道。孫中山這樣回答：清室未踐移宮之約，而又有民國六年複辟一事，已自行破壞優待條件，更無責人踐約之理。
輿論顯然是一麵倒的，胡適之成了眾矢之的。
胡適之的形象第一次嚴重受損。
但是前總理唐紹儀在就此事接受記者采訪說了這樣一番話：
“如果民國需要改變同清帝的關係，我們就應該公正合理和彬彬有禮的去促進它。我們之所以同意優待條件是因為滿洲人的退位縮短了革命的時間、拯救了人類的生命，並給予我們一個專心致力於建設的機會。不管我們個人發表過什麽意見，在新的協議未締結之前我們一定遵守這個協議。但是馮將軍也許不再意識到中華民族的倫理原則，這不是政治問題，而是這個國家是否有禮貌觀念的問題……”
1932年12月，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林語堂等人在上海宣布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不久，上海的魯迅和北平的胡適都相繼加入。魯迅被推選為上海分會執行委員，胡適之被推選為北平分會主席。
北平分會的第一項任務就是經張學良的同意，胡適之、楊杏佛和成舍我三人前往視察監獄和陸軍反省院。
他們會見了一些在押人員，這些人向他們訴說夥食不好，戴腳鐐太痛苦以及雖然允許讀書但不準看報。
普通人胡適之不平則鳴，立即向有關當局提出了改善的要求。
有關當局聞過則喜，張學良的幕僚王卓然當即給胡適之複信：“先生篤念時艱，抒發偉議，審微遠見，良殷心傾。所提各節，然即向漢公商辦，冀能逐一實現，不負先生苦心。”
其時，他已經收到了許多在押人員的來信。
例如被關押的北大學生楊韶秀來信說：“學生十二月九日晚，因政治問題被羈押，一周之中輾轉三處，嚴刑加身。”
甚至在視察時被選出跟胡適之他們談過話的周默秋也給胡適之通過關係寄來了信，他說：“自從那天和你見麵之後，即向寫信給你，可是我們是不許有筆墨的。如果我們在監房裏被搜出了筆，是要受嚴重的處罰的。受審時，我挨了三次酷刑。”
還有一位叫關仰羽的囚犯，寄來了六千字長信，詳細敘述了他自己在被關押北平憲兵司令部的13天中遭受“酷刑拷打，慘無人道”的經曆。
但是，普通人胡適之在接受英文的《字林西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對監獄狀況大體滿意，在押人員個個無拘無束，沒有任何酷刑。
2月5日，英文報紙《燕京報》看出了宋慶齡的簽名信件以及北平軍分會反省院在押人員的控訴書。胡適之讀畢立刻寫信給蔡元培和林語堂：“反省院是我們三人前幾天親去調查的，有許多犯人和我們很詳切的談話。他們訴說院中苦痛，最大者為腳上戴鎖與飯食營養不足二事。但無一人說及有何種私刑吊打，如孫夫人控訴書中所說的。”
這封信收在《胡適全集》第二十四卷。
事已至此，3月4日的上海《申報》刊載了一條消息：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昨日開會，決議：開除該會會員胡適之。
你以為胡適之是受了當局的蒙蔽了嗎？
那你就太小看胡適之的智商了！
胡適之在《獨立評論》周刊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民權的保障》的文章，他提出：“把民權保障的問題完全看作政治的問題，而不肯看作法律的問題。這是錯的。隻有站在法律的立場上來謀民權的保障，才可以把政治引上法治的路。隻有法治是永久而普遍的民權保障。”
他嚴肅警告同盟的領導人：“這不是保障民權，這是對一個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權。一個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製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動。向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權，豈不是與虎謀皮？謀虎皮的人，應該準備被虎咬。這是作政治運動的人自身應負的責任。”
此文收在《胡適全集》第二十一卷。
楊杏佛與虎謀皮，被虎咬死了。他的葬禮在恐怖的氣氛下舉行，很多朋友都勸魯迅先生不要去了，但先生還是去了，隻是出門前留下了家裏的鑰匙。
葬禮完畢後先生回到家裏，揮筆寫下了那首膾炙人口的詩——
豈有豪情似舊時，
花開花落兩由之。
何期淚灑江南雨，
又為斯民哭健兒。
楊杏佛的好朋友胡適之沒有去。
他正好在上海，但是沒去。
他不謀虎皮，他要躲著虎。
這期間中國發生的事情令胡適之應接不暇：日本人在東北建了一個滿洲國，他的少年皇上溥儀上台了；十九路軍在上海跟日本人打起來了；盧溝橋事變爆發了！
盧溝橋事變真讓老蔣徹底懵圈了。
九一八事變後，老蔣一直奉行的是對日退讓妥協政策，不抗日不說，甚至不許宣傳抗日，以至於上海的文藝團體在演出活報劇的結尾隻能高呼“打倒某某帝國主義”！他認為日本人對他應該是領情的，但怎麽好端端的就盧溝橋事變了呢？
7月8日，他把痛苦的思索寫進了日記——“彼將乘我準備未完之時，逼我屈服乎？將與宋哲遠為難乎？使華北獨立化乎？決心應戰，此其時乎？”
但是很快，他便拿定了主意：抵抗。
普通人胡適之急了。
何謂普通人？第一是善良，第二是任何時候都不情緒化。
史料記載，胡適之在事變後兩次覲見蔣介石，並且給蔣上了一個“條陳”——
“解決中日兩國間一切懸案，根本調整中日關係，消除兩個民族間敵對仇視的心理，建立兩國間之友誼與合作，以建立東亞的長期和平。
方針：
（一）中華民國政府在下列條件之下，可以承認東三省脫離中華民國，成為“滿洲國”：
1、在東三省境內之人民得自由選擇其國籍；
2、在東三省境內，中華民國之人民享受居留、經營商業及購置土地產業之自由；
3、東三省境內之人民應有充分機會，由漸進程序，做到自治獨立的國家；
4、在相當時期，如“滿洲國民”以自由意誌舉行總投票表決願意複歸中華民國統治，他國不得幹涉阻止；
5、熱河全省歸還中華民國，由中國政府任命文官大員在熱河組織現代化之省政府，將熱河全省作為非武裝之區域；
6、自臨榆縣（山海關）起至獨石口之長城線由中華民國設防守禦。
（二）中華民國全境內（包括察哈爾全部、冀東、河北、北平、天津、濟南、青島、漢口、上海、福建等處），日本完全撤退其駐屯軍隊及特務機關，並自動放棄其駐兵權、租借地、領事裁判權。此後在中國境內居留之人民，其安全與權益，完全由中國政府負責保護。
（三）中國與日本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並努力與蘇聯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以謀亞洲東部之永久和平。
（四）中國與日本共同努力，促成太平洋區域安全保障之國際協定。（五）日本重回國際聯盟。
普通人胡適之並不一定是就要賣國，他實在是認為中國內政外交一塌糊塗，根本不是日本的對手。與其戰而敗，不如以土地換和平，然後臥薪嚐膽，以圖將來。
但蔣介石的決心已定：跟丫小日本死磕！
蔣介石在7月17日的日記裏寫道：“倭寇使用不戰而屈之慣技暴露無遺，我必以戰而不屈之決心待之。”19日的日記裏又寫道：“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一意應戰矣。無論安危成敗，在所不計。”
但是普通人的這番宏論卻震驚了中國。
在蔣介石主持召開的會議上，程潛將軍直言不諱：“胡適之是漢奸！”而著名的國民黨右派，堅決反對孫中山三大政策的西山會議派重要角色，時任國民政府司法院長的居正，則要求“立即逮捕胡適之”。
當然，胡適之很安全。因為他沒有賣國行為，僅僅是建議而已。言者無罪。
胡適之一直都在唱衰中國，因為他實在看不上這個民族。學生上街的時候，他罵學生是發“愛國癲”，他說中國人是“又愚又懶的民族，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民族。”他說“我們必須承認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不如人，政治製度不如人，並且道德、知識、文學、音樂、藝術……連身體都不如人。”
這不是我瞎講，請去《胡適全集》第四卷查找。
他還有一句更雷人的話：中國不亡，是無天理！
他是不是瘋了？
普通人沒有瘋，但是受了刺激。胡適之曾寫過三篇著名的文章，即《信心與反省》、《再論信心與反省》、《三論信心與反省》。
胡適之在文章裏說：
“壽生先生引了一句‘中國不亡是無天理’的悲歎詞句，他也許不知道這句傷心的話是我十三四年前在中央公園後麵柏樹下對孫伏園先生說的，第二天被他記在《晨報》上，就流傳至今。我說出那句話的目的，不是要人消極，是要人反省；不是要人灰心，是要人起信心，發下大弘誓來懺悔；來替祖宗懺悔，替我們自己懺悔；要發願造新因來替代舊日種下的惡因。
“今日的大患在於全國人不知恥。所以不知恥者，隻是因為不曾反省。一個國家兵力不如人，被人打敗了，被人搶奪了一大塊土地去，這不算是最大的恥辱。一個國家有五千年的曆史，而沒有一個四十年的大學，甚至於沒有一個真正完備的大學，這是最大的恥辱。一個國家能養三百萬不能捍衛國家的兵，而至今不肯計劃任何區域的國民義務教育，這是最大的恥辱。”
還好，胡適之對抗戰的認識很快因為一個戰役而改變。這個戰役的名稱是：淞滬會戰。
其時，日本人已經狂妄的宣稱要“三個月滅亡中國”，胡適之也信了，認為中國不堪一擊。但是，極其慘烈的淞滬會戰打響，蔣介石幾乎調集了所有的精銳跟日本人血拚。
整整打了三個月，中國失敗了，但中國沒有滅亡。
1937年9月，胡適之離開南京時對他的“低調俱樂部”諸位同仁說：“我們要承認，這一個月的打仗，證明了我們當日未免過慮。這一個月的作戰至少對外表示我們能打，對內表示我們肯打，這就是大收獲！”
他特別致信給懼戰主和的老朋友陶希聖：“仗是打一個時期的好，不必再主和議。”
他甚至在他主辦的《獨立評論》發文宣布：“我已拋棄我的不抵抗主義和平論。”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知錯能改善莫大焉。蔣介石立刻派胡適之以非正式使節身份出訪歐美，用他的聲望和人脈，遊說歐美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
中國文人在關鍵時刻總要拿一把的，胡適之也不例外。他堅辭不受，慷慨激昂的說“戰爭已經很急迫了，我不願離開南京，我願與南京共存亡。”後來還是他的學生傅斯年來了，傅斯年哭哭唧唧的說“如果我有先生的名望和地位我就要去了，這是為了抗日！”
然後胡適之慨然允諾。
說起來胡適之也是蠻拚的，他1937年9月26日上午飛抵舊金山，連時差也顧不上倒，吃過午飯便去演講。他的演講題目是“算盤要打最如意的算盤，努力要做最大的努力”，向美國人表明他對抗日戰爭的清醒認識。9月29日，他又在聯邦俱樂部發表演說，題目是“中國能贏嗎？”9月30日，又出現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作午餐演說。接著，又連夜草擬要在哥倫比亞廣播電台播出的英文演講稿“中國能贏嗎？”這時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美國哥倫比亞廣播電台收到胡適之的演講稿後，認為講稿中犀利的批判美國的中立政策即綏靖政策，對美國是一個傷害，因此要求修改。胡適之的書生脾氣上來了，答複：可以不播，不能修改。結果他一生氣，哥倫比亞廣播電台倒客氣起來，說不改就不改，晚上播。
當天晚上，胡適之在電台對全美做英語廣播，題目是“中國在目前危機中對美國的期望”，批評了美國的綏靖主義傾向。
抵達華盛頓後，駐美大使王正廷陪同胡適之去拜訪羅斯福總統。羅斯福非常關切中國的戰局，擔心中國軍隊不能支持到過冬。胡適之給了羅斯福肯定的答複：中國軍隊一定會抗戰到底，他告訴羅斯福：中國需要美國的支持，我想總統很快會以明快的眼光判斷是非。
51天的歐美之行，胡適之演講56場。
1938年7月20日，胡適之在巴黎收到蔣介石先生的電報：敦請胡適之擔任駐美國大使，代替即將卸任的王正廷。
胡適之當然不願意，他一生不愛做官，也沒做過官。普通人胡適之願意過一種普通人的生活：遠離政治，但可以抨擊時事；遠離官場，但可以批評政府。
但是，國家眼下正在危急時刻。
他慨然應允。
不僅胡適之不願意當官，連他的胖媳婦江冬秀也不願意他當官。顯然兩夫妻對此是有共識有約定的，因此，胡適之接到蔣介石的電報並決定接受之際，立刻從巴黎給江冬秀寫信通稟，信中說：“我在這十幾天，遇見了一件‘逼上梁山’的事，我知道你聽了一定很不高興，我心裏也覺得很對不住你。”
1938年9月17日，胡適被正式任命為中華民國駐美利堅合眾國特命全權大使。
消息一披露，胡適之第一時間再給胖媳婦寫信解釋：“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現在國家到這地步，調兵調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沒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我聲明做到戰事完結為止。戰事一了，我就仍舊教我的書去。”
這邊是胡適之老大不情願的去赴任，那邊新聞界卻是一派歡欣。
《大公報》發表評論說：“胡適最了解美國，也最了解祖國。我們政府與人民十分期待他此次達到更增進中美友誼的使命之成功。”
《紐約時報》也在大洋彼岸發表社論：“胡適不是狂熱分子，他是言行一致的哲學家。他的外交必定是誠實而公開的。他將有很大的貢獻，使美中兩國人民現有的和好關係更能增進。”
確實，胡適之出任駐美大使，令世界耳目一新。
這是中國最慘淡的一段歲月。廣州淪陷，武漢淪陷，大半個中國在日寇鐵蹄蹂躪之下。他一到美國，就對沮喪悲觀的使館工作人員說：我們是國家最遠的一支軍隊，是國家最後的希望，絕不可放棄責守。我是明知國家危急才來的。國家越倒黴，越用得著我們。我們到國家太平時，才可以歇手。
胡適之完全不懂應該怎樣做大使，這個人西化的很厲害，接人待物都很摳門兒，完全沒有中國人的吃喝氣派。大使館這種地方，除了辦外交以外，就是個國內達官貴人的接待站，迎來送往，大吃大喝。但胡適之這個大使不肯，因公的一律從簡，因私的自己招待。
搞得怨聲四起。
他自己首先不占國家一分錢便宜，就連勞累到心髒病住院，也是自己掏錢。孔祥熙專門給他匯來三千美元費用，他如數退回。
自中國從清朝有了使節開始，我想，再沒有一個大使如他這般一塵不染。
但是他也不會辦外交，因為他完全沒有政客的計謀和韜略，有的隻是誠實和公開的立場。然而，就是這種“誠實和公開”，為他贏得了駐在國的信任和理解。吳健雄當時正在美國留學，她說她的美國朋友告訴她，華盛頓政府從上到下都對胡適之“崇敬備至”。
胡適之最拿手的就是演講，他在美國到處演講，同時大量收獲博士帽子，雖然是沒有什麽含金量的“名譽博士”，他也欣然笑納。赴美之前，胡適之已經有了四頂博士帽子，擔任大使期間，他又足足弄回來三十六頂博士帽子。
《華盛頓郵報》曾經有一篇報道：“中國駐美大使胡適，最近六個月來遍遊美國各地，行程達三萬五千裏，造成外國使節在在美旅行之最高紀錄。胡大使接受名譽學位之多，超過羅斯福總統；其發表演說次數之多，則超過羅斯福總統夫人；其被邀出席公共集會演說之紀錄，亦為外交團所有人員所不及。”
此舉為許多人詬病，包括他的老板蔣先生。1942年10月13日，胡適之還在太平洋這端演講的時候，蔣先生在太平洋那端寫下了這樣的日記——
“胡適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結果，不惜借外國之勢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損害國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使美四年，除為其個人謀得名譽博士十餘位以外，對於國家與戰事毫無貢獻，甚至不肯說話，恐其獲罪於美國，而外間猶謂美國之不敢與倭妥協，終至決裂者，是其之功，則此次廢除不平等條約以前，如其尚未撤換，則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為難矣！文人名流之為國乃如此而已。”
老蔣的話雖然有些道理，但是不大公正。
所謂國家威信，其實就是他的威信。胡適之會在乎他？嗬嗬。
再看他的演說，絕對是大有益於中國的。
他就任大使後在美國的第一次演講是1938年的12月14日。
地點：紐約
題目：北美獨立與中國抗日戰爭
胡適之真的是很會演講的人，八十多年後再看這篇演講，依舊讓人熱血沸騰。他開篇就是這樣一段話——
“假若有人要我用一句話，概括的說明中國的種種現狀。我可以毫不遲疑的答複：中國正流著鮮血死裏求生的在抗戰！”
在描述了抗戰的慘烈，介紹了中國軍民抗戰到底的決心後，他說：“必須經過絕大的艱難和犧牲，我們才能希望獲得最後的勝利。我們必須認清這次抗戰是革命的戰爭，正像美國的獨立戰爭一樣。”
巧妙的把中國的抗日戰爭與美國的獨立戰爭聯係到一起之後，胡適之講述了美國人耳熟能詳的那段曆史，他指出：中國抗日戰爭現在遇到的艱難情況，跟當初華盛頓率領軍隊在福奇山穀遇到的困難是一樣的。那時士兵沒有冬衣，給養極度困難，幾乎麵臨絕境，英國人乘機出來誘降，以便結束戰爭。當時如果華盛頓和他的軍隊動搖了，接受談判，現在就沒有獨立自由的美利堅合眾國了！由於華盛頓和他的軍隊的苦撐堅持，終於得到了法國的同情和援助，最終取得了勝利。就同當年華盛頓需要法國的援助一樣，現在苦戰中的中國也亟需美國的援助！
五天以後他又進行了一次演講，這次因為是在美國曆史協會演講，所以是學術性的。但是，我們來看看胡適之先生是如何演講學術的。
他的演講題目是“論中國與日本的現代化運動——文化衝突的比較”，他首先承認日本的現代經濟是成功的，而中國是失敗的，所以他把日本強大而中國孱弱。但是，他說中國是一個文明國家，而日本是一個野蠻愚昧的國家。他的論證是：“為什麽中國終於推翻其古老的文化而達成了中國的文化複興，而日本卻無法拋棄其古老習俗堅實的核心。”胡適之宣稱中國已經實現了民主共和，而日本仍然是封建的天皇製國家。
真能忽悠。
第三次演講就更神了，題目是“中國的抗戰也是要保衛一種生活方式”。他上來先誇了一頓美國人，說“你們知道你們是為什麽而作戰的，你們是為了保衛你們的生活方式而作戰的。這種生活方式，按照我所了解的，就是自由與和平的生活方式。就西方世界而言，問題的關鍵乃是專製與民主的對壘。而中日衝突的形態就是和平自由反抗專製壓迫和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然後，他向美國人介紹了中國的曆史，他說中國和美國一樣，是一個有著自由、民主和法治傳統的國家，早在兩千一百年前就廢除了封建製度，實現了國家的大統一。而落後的日本一直是封建幕府統治，直到美國的佩裏將軍用武力打開門戶，才實行了明治維新。中國的官員雖然不是選舉產生，但是科舉考試比日本的世襲製度要先進的多。因為是考試，貧家子弟也可以脫穎而出。而且在曆史上中國就是一個熱愛和平的國家，即使武力強盛的時期也不對外擴張，而日本曆史上就侵略成性。中國幾千年的統治都是“和平與無為而治”，與美國人主張的自由十分相似。中國古老的民歌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是中國自古就有的美國式自由思想。然後把小日本又拎了出來：再看日本曆史，那真有天壤之別！“日本曆史，在政治組織上一直是極權統治，在學術上是愚民政策，在教育上是軍事化訓練，其抱負是帝國主義的思想。”他最後的結論是：中國的抗日戰爭是中國人民自由、民主、和平的生活方式正麵臨著日本的嚴重威脅。
一句話：老大你管不管？
先別說老大管不管，胡適之的一番忽悠讓日本人急眼了！
未完待續......
【轉載者注：可惜本文的中與下都被和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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