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67年，去中山大學聽【歐陽海之歌】的作者演講。回來的路上和同學折進一小麵館吃麵條。剛好一個同學的父母也在店裏，遂叫了幾碗麵給我們並付了帳。那是我長到十三，四歲中的第一次不是和家人在外麵的店家吃午餐。小心翼翼的撥拉著麵條，我發現湯中載浮載沉地漂著幾個帶肉餡的小包子，鮮爽可口。順帶說說，那收錢和糧票的女同胞是身兼兩職，還要不停地包那種看起來很小巧的肉包子，沒手套的，大家都認為開鍋的湯裏打個滾，沒有什麽微生物能活下來。
回家我很興奮地告訴媽媽今天吃的麵條湯裏有幾個好吃的肉包子。我媽帶著不可言喻的表情看著我，說那叫雲吞麵，那是她在我人生中無數的耳提麵命和糾錯中印象比較深刻的一次。我人生中的第一碗“豪華”級別的雲吞麵很戲劇性地跨過了處女階段並就被很平民化地解讀為帶肉包子的湯麵。
五
文革時的一種洗腦工具叫吃“憶苦思甜”。那是用一種虛擬的陳舊苦難去編織新的仇恨，順帶引導出被操縱者對現行製度的“幸福”感，最終目的是要對按當政者需求製造出來的社會公敵表現同仇敵愾的仇恨。當然這種“苦難”是有時空坐標的限製的，1949年以後的所有非正常苦難都必須用各種冠冕的名義來覆蓋，並且那是不能“憶”的。實在蓋不住，當政者會指導老百姓如何“向前看”的，把那些苦難從人們的記憶中和曆史記錄中抹去。
為了讓“憶苦” 更具有模擬的真實性，當時的各級革命領導就發揮想象力，讓人用喂養雞豚的飼料來煮出“憶苦餐”命人食用，說1949年前被人壓迫的父老鄉親就隻能吃這些，比方是番薯藤，米糠，野草的混合物。檔次高的憶苦餐會加點紅薯或芋頭進那鍋飼料裏。碰到黨性堅定者，就不要存那種可以挑紅薯吃的奢望了。我記得在中學時，有一次例行的洗腦，年級裏的那位有一對蛇一樣的眼睛的領導慷慨激昂地罵了一通階級敵人後帶大家開始領取無油無鹽清煮的不知名的野菜和糠，然後擺出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樣在嚼“舊社會”的階級兄弟的典型模擬口糧。其他的領到這種“聖餐”的人則四散開來，多半把口中所含之物不動聲色吐入腳下的土裏，讓其他的生物也可以分享對非共產主義製度的理所當然的仇恨。
記得當時有一哥們私下嘀咕，黃連素和甘油栓他都備好了，也就是說不潔所致的腹瀉和因糠而起的腸道堵塞都在他的享受“憶苦餐”的計劃之中了。這哥們的素質適合在官場混，聽說後來在某大經濟特別開發區發言人的位置上常常口吐蓮花，左右逢源，語驚四座。扯遠了，我當時留意到那位領導沒多久就已經施施然地合上他的飯盒蓋子，滿懷革命豪情地和一群人在探討如何將無產階級要解放全人類的偉大理想付諸實現，我敢肯定他飯盒裏麵那團呼喚仇恨的混和物的最終安息地將不會在他的口腹裏。
六
1970年，那位永遠健康的“副統帥”和老人家還沒撕破臉，決定發個準備和老毛子打仗的通令，讓已經蕭疏的城市進一步疏散居民。我們一幫每天都在“學工，學農…,批判資產階級”就是不學文化知識的中學生就被帶到廣州附近的花縣去建農村分校。這建分校是要自己打泥磚，挑瓦，挑沙，平整地基… 每天都念叨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去幹無休止的重體力活。實在說，現在民工的待遇都比我們高，因為我們參與的是“世界革命的偉大事業”，是要獻身的崇高事業，必須自帶夥食且無分文回報的。那時糧食定量有每月30斤左右，每頓飯能有4兩米飯。十五，六歲正是長身體的時候，那搪瓷飯盆裏的飯經不住幾條匙扒拉就跟鬼子進村那樣不剩什麽了。按說這種活著的方式已經比官方告訴我們的“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難的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要高了，可我們覺悟低，真沒有產生老人家樂此不疲的與天鬥，與地鬥，和與人鬥而產生的“其樂無窮”的幸福感，於是老想著怎樣填飽肚子。班裏一位在集體廚房裏幫忙的同窗，不時告訴我們廚房裏晚上可能有煮焦的剩飯。我們就在黑地裏朝那如瑩如豆的燈火奔去，用幾兩糧票加毛票換得一些帶焦的米飯，沒菜，也沒鹽，那盆飯在幾分鍾內即可下肚，連個飽嗝都不打。
每星期有半天的自由活動時間，我們就約上三五同窗徒步來回十公裏到附近的鎮上，唯一的目的是用家裏給的零用錢買0.45元一斤的美名曰“牛油條”的餅幹。往回走時邊走邊吃，到了在亂墳崗附近的簡陋住處時，手裏那包餅幹隻剩下不能吃的紙袋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