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製度的恢複，是改革開放前的重大事件，是黨中央和鄧小平作出的重大決策。得民心，順民意。功在當代，澤潤千秋。它改變了億萬人的命運，激活了億萬人的聰明才智，創造了人才輩出的社會環境。我有幸參加了恢複高考後的首次高考，並成功跨入大學校門，成為恢複高考後的第一屆（七七級）大學生，由此改變了我的人生道路。雖然高考已過去40多年了，但對高考的記憶仍日久彌新。
文革期間，大學招生不是考試，而是推薦；且招生數量少，絕大部分青年無緣跨入大學校門。1970年，我在南陵縣東河公社（現以並入南陵縣弋江鎮）東河中學讀書，教師是蕪湖市第五中學下放的中學老師。當時每個公社都要求辦中學，但那時“讀書無用論”的謬論又泛濫流行，雖然中學就在家門口，有很多農村青少年仍然不上學，因為不上學可以參加生產隊勞動、掙工分而有收入。
1974年元月，我高中畢業後回鄉務農，是回鄉知青，但不是下放知青。回鄉知青和下放知青在待遇上不一樣，除了原來的戶口、居住在城鄉不一樣外，在走上工作崗位後，下放知青在農村插隊算工齡，而回鄉知青則不算工齡。我回鄉後，被選為生產隊會計，其職責主要有兩項：一是每天記工分（記分員），二是負責生產隊的生產經營核算和收效分配。我由於長期在校讀書，回鄉務農時，雖然年齡已有21歲，但體力和技術不行，所以每天的工分為8.5分，而整勞力每天為10分。
1975年我成為整勞力，每天可以掙10分工。那時生產隊幹部每年選舉一次，我被選為生產隊隊長。負責全隊的生產經營管理，人民公社體製是三級（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所有，隊為基礎。生產隊是基本核算單位，農業生產活動主要以生產隊為單位來進行，隊長是最難幹的差事。1976年我任東河公社黃城大隊革委會副主任兼民兵營長，成為在編集體幹部。當年我們大隊意向性的分到一個推薦上大學（含中專）的指標，全大隊有上海、蕪湖和縣城50多個下放知青和近20位回鄉知青，這麽多人競爭一個上學的名額，所以非常激烈，因我是大隊幹部，參與決定推薦上報人選，為體現風格，便主動放棄申報。上大學似乎此生與我無緣了。
但時隔一年以後，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報》發布了恢複高考的消息，這猶如春天的驚雷，響徹雲霄，人們奔走相告。同時也激活了我的大學夢，我決定參加高考。雖然在高考消息發布之前，社會上已有小道消息，說大學招生要恢複考試，但我身處農村基層，沒有得到任何有關考試的消息。這與家住城市而有小道消息的人比起來，在複習迎考上要稍微遲一些。
決定參加高考後，接著就開始複習。在正式開始複習前，首先要決定考文科還是考理科。我在高中學習階段，各科成績比較平均，所以決定考理科。有句順口溜：“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可見理科地位之重要。接著，我把我所讀的高中課本全部找齊，按照考試要求開始複習政治、語文、數學、物理、化學。
開始，白天參加勞動或按照大隊幹部的分工，到包片的生產隊了解情況，晚上複習。11月上旬，當複習物理和化學時，感到很生疏，因為回鄉務農已4年，平日用不上它，好多知識已忘了。覺得考理科成功的把握性很小。經過慎重考慮，決定改考文科。好在政治、語文、數學這三門課不管考文科還是考理科都必須考，故浪費的時間不太多。隻是複習物理化學的時間成了無用功。考文科要考曆史、地理，曆史我比較喜歡，平時看了很多課外書，是我的強項，複習比較順利。地理稍微花了一點時間，但總體上也比較順利。
大約到了11月中旬，我向大隊黨支部書記楊啟才請假，公開了參加高考的決定，並集中精力全身心投入複習迎考。
為了提高複習效果，我采取了以下辦法：
一是以我的高中課本為主，力求鞏固和提高已學的高中知識。我的中學老師是文革前的中學教師，他們是下放到東河公社支援農村教育事業的，他們的知識和教學水平都很高。我們身處農村，受外界幹擾較小，因而高中階段我們學得比較紮實。在以課本為主的基礎上增加和補充一些新內容，特別是政治，因為已經粉碎了“四人幫”，因而需要更新和補充新內容。
二是回到母校——東河中學，和過去的中學同學（已成為東河中學民辦教師、代課教師）共同複習，相互交流、相互學習，提高複習效率。蕪湖第五中學教師68年下放，從72年起，分期分批陸續上調回蕪湖。到1977年11月中旬時，留下的蕪湖老教師已經不及原來的一半，填補他們空缺的是原來比較優秀的小學教師、老三屆高中下放學生以及與我一道高中畢業的回鄉學生。這後兩部分人和我一樣都參加高考。我們多人在一起互相啟發，互相猜題；互相交流複習心得，收獲頗豐。
三是專程赴蕪湖，請教我原中學時期的班主任，時已回師大附中任教的劉桂芳老師。劉老師既是我們的班主任，又是我們政治課老師。她的愛人黃德淵老師在師大教黨史。政治課的內容變化最大，她們給予我指點和幫助。同時，我寫了兩篇作文，黃老師請了師大中文係老師進行評點和指教。這次蕪湖之行，收獲很大。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到蕪湖，第一次離家出遠門，第一次乘坐市內公交車。
1977年的高考在報名時，就要填報誌願，確定是報考大學還是中專中技。招生的學校和具體的專業，公社教育幹事處有詳細的書麵材料，可以查閱。東河公社會堂的外牆上張貼著很多學校的招生通告。其中就有安徽勞動大學招生通告。在回鄉務農的那幾年，我經常購買一些通俗易懂的政治性讀物閱讀，如《1848年歐洲革命》《勞動價值論》等，我對政治比較有興趣。看到安徽勞動大學政治係政治經濟學專業招生，我就作為第一誌願填報了，安徽大學政治係作為第二誌願填報。報名填誌願時，我的母校——東河中學文革前參加過高考的老師給予了指導。
1977年12月9日，東河公社大約60多位考生在公社革委會（鄉鎮政府）門前集中，統一安排乘坐兩輛帶車廂的東方紅大拖拉機前往南陵縣城。大家有的站在車廂四周，有的在車廂中間席地而坐，雖然一路顛簸，一路塵土飛揚，但大家有說有笑，好不熱鬧。午飯前到達南陵縣城。安頓好住宿後下午去看考場。考場設在四姑橋附近的南陵中學。我找到了自己的考場和座位，並核對了座位上的準考證號碼。回到旅社後繼續看書學習。
12月10日上午，我提前來到考點，隻見到處都是考生，到處都是黑壓壓的人群。那時考生大都獨自赴考場，不像現在由父母或其他長輩陪同。當我走進教室後，暗自下決心：我一定要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機遇，一定要充分發揮潛能，一定要不慌亂、不急躁，考出自己真實的水平。
在連續兩天的考試中，我全身心投入。每場考試都能堅持到最後，響鈴了才交卷；考卷發到手後先通覽全卷，然後采取先易後難方式進行答題，以免造成不會做的浪費很多時間，會做的沒有時間；強化考前複習，頭天晚上複習第二天上午考試的內容，中午短暫休息後複習下午考試的內容。臨時抱佛腳有時很管用。政治很多內容平時複習到了，考得比較順利。語文的作文題有兩個：一是緊跟華主席，永唱東方紅；二是葉劍英元帥的詩：科學有險阻，苦戰能過關。在考前猜題中，對第二個作文題有所考慮，語文考試感覺不錯。曆史、地理我比較感興趣，知識積累比較多，考得也比較順利。隻是數學考得很差，首先是看錯了一道題，本應做對的卻做錯了；其次是數學知識不紮實，是我的弱項，考卷未做完就響鈴了。
考完後，我非常懊惱，認為考砸了，上大學沒有希望了，回家後抱頭就睡。我母親和大姐夫對我進行勸慰和開導，很快我就振作起來，忘掉考試，重新投入生產勞動和大隊工作中。
大約是1978年元月上中旬的一天，我接到公社電話通知，說我進入了預選。在我認為不可能上大學的情況下突然聽到這個好消息，那激動的心情無以言表。我考多少分？預選的分數線是多少？我全不知道。當時考試分數是保密的。據後來看到的資料，安徽省進入高考的預選分數線是240分。我2012年才知道自己1977年高考成績是252.25分（政治74.5、語文71、數學37.5、史地69.25）。
當時預選和錄取比例大約是1：1.5，進入預選的不能全部錄取，還要淘汰30%左右。預選後主要進行政審和體檢。文革剛結束，那時政審非常嚴格，既要審查本人政治表現，又要審查家庭成分、曆史和社會關係。我回鄉務農後於1976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時又成為農村集體幹部，政審我應能順利通過。我身體健康，體檢也不會有問題。所以預選後我信心倍增，我的大學夢即將實現了！
1978年春節剛過，大約農曆正月初五、六，公社來電話，要求大隊（行政村）派人去公社取通知書。黃城大隊小學校長王永輝去公社取入學通知書。我在大隊部參加支委會。下午3點左右，王校長在距大隊部好幾百米就大聲呼喊我的名字，說考取了，考取了。在場的大隊幹部和熟人都為我考取安徽勞動大學而高興。當即我在大隊代銷店買了糖果，分發給在場的每個人，讓大家與我共同分享快樂。
從後來看到的有關資料得知：1977年參加高考的有570萬人，錄取27萬多人，錄取率5%，是曆屆高考錄取率最低的一年。我有幸參加高考，並成功錄取，由此開啟了我人生新的征程。我感謝黨的英明決策，感謝偉大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