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之後的國民黨“聯俄”——以胡漢民申請國民黨加入共產國際為例 （轉）

孫中山之後的國民黨“聯俄”——以胡漢民申請國民黨加入共產國際為例

李楊

 

原文發表於《開放時代》2019年第4期。

 

摘要：胡漢民訪莫斯科期間，提出國民黨加入共產國際的申請，此舉似已逾越孫中山“聯俄”既定方針，被黨內人士批評甚至斥責“有罪”。當申請被莫斯科婉拒後，胡漢民開始“遠俄”，甚至漸行漸遠。本文試圖從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與共產國際關係的角度，梳理胡漢民申請國民黨加入共產國際的來龍去脈，從中探究胡漢民的真實意圖和目的，並對胡漢民遭拒後走上“拒俄”到“反俄”之路做一延伸評論。

關鍵詞：胡漢民 國民黨 莫斯科 共產國際

 

胡漢民為孫中山之股肱腹心，兩度出任“代帥”，國民黨粵係代表，與蔣介石、汪精衛並列為國民黨三巨頭，為中國近代史中一位重要政治人物。

 

1925年9月，胡漢民赴莫斯科。這是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高層“第一次同世界革命的領袖們麵對麵的會晤”，此行可視為孫中山之後的國民黨與共產國際關係史上一重要事件。訪蘇俄期間，胡漢民急劇左轉擁抱蘇俄，其讚賞與追崇毫不遜色於中共，言論之激進達至一生之巔。期間，胡漢民提出國民黨加入共產國際的申請，欲步中共後塵。孫中山當年與蘇俄結盟時，未曾提出加入共產國際，且有意保持距離。胡漢民此舉似已逾越孫中山“聯俄”既定方針，被黨內批評甚至斥責其“有罪”。當申請被斯大林婉拒後，胡漢民開始疏離蘇俄，甚至漸行漸遠，最後走上“反俄”之路。這與當年蔣介石、徐誌摩等人訪蘇俄後從“親俄”到“反俄”心路相似。這一曆史現象值得進一步探討。

 

關於胡漢民申請國民黨加入共產國際這段史實，專題研究成果甚少，個別學者偶有提及，均定性為個人政治投機。這不無道理，但胡漢民的動機似可再深究，因其不僅為個人更為身後的國民黨計，向共產國際靠攏，實為爭取國民黨利益最大化。胡漢民的以利相交，與共產國際的革命機會主義相互糾纏，從中或許看到雙方的結盟，更多的是一種互補式的實用主義策略。申請被拒後，胡漢民從“親俄”轉向“反俄”，此舉非憑空轉身，其脈絡如何，值得疏理廓清。

 

本文試圖從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與共產國際關係角度，疏理胡漢民申請國民黨加入共產國際的來龍去脈，從中探究他的真實意圖和目的，以及此舉是否違反國民黨的“黨紀”“黨統”，並對胡漢民遭拒後走上“拒俄”到“反俄”之路做一延伸評論。

 

一、申請加入共產國際

 

1925年9月22日，胡漢民以國民黨“俄使”名義搭乘俄輪“蒙古”號赴蘇俄，秘書朱和中和李文範、副官杜鬆、胡氏女兒木蘭隨行。胡漢民時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代理主席、國民黨中執委常委、國民政府常務委員及外交部部長諸要職。這是總理歿後國民黨高層首次訪問蘇俄。其主要任務，按汪精衛發俄共（布）中央執委會函件的說法，胡漢民將和他們協商國民黨的“關於政治經濟之一切重要問題”，其範圍似無所不包。按胡漢民的說法，具體任務有二：“（一）在研究革命的方法；（二）更進一步使我們的革命與革命中心有密切的結合。”前者為即將召開的國民黨二大研擬國民黨政綱，後者是申請加入共產國際。

 

當時中國社會處於開放時期，各實力派“挾洋自重”蔚然成風。如顧維鈞所言，不同的軍事和政治派係，有依附某一個外國勢力來鞏固支持其政治前程的普遍趨勢。蔣介石亦說道，並非軍閥才聯合外國人，革命軍人也要聯合外國人。直係近英美，奉、皖係親日，南黨“聯俄”，東西南北中各派係拚成一幅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版圖。孫中山認為獲得“俄援”，國民黨才能統一全國。胡漢民自恃“總理遺願”繼承者，惟有繼續與蘇俄交好，國民黨才能完成建國任務。這也是孫中山之後廣州國民政府的既定外交政策。同時，這次胡漢民是因黨爭被貶而外派莫斯科，若要東山再起就要有所憑藉，他要力爭蘇俄和共產國際的支持以增加個人政治資本。

 

與蘇俄結盟後，國民黨領袖們儼然認為國民黨已是世界革命陣營的一分子。從組織上看，國民黨率先成立工人部和農民部，發表全國第一次農民運動宣言，開辦全國第一家農民運動講習所，召開第一次廣州工人代表大會，其治下的廣東成為全國工農運動中心。故胡漢民對共產國際代表拉菲斯說道，廣州工運是由國民黨領導的，國民黨的基層群眾是“農民和工人”，“政權應由工農來掌握”。此言不虛，改組後的國民黨是“農民占40%，工人占25%”。胡漢民還在莫斯科《前進報》撰文：“國民黨現正從事於反抗帝國主義與軍閥，反抗不利於工人農人之特殊階級，以謀工人農人的解放”，其革命宗旨與中國共產黨的相向而行。個別共產黨要人也認為改組後的國民黨是革命的工人政黨。中國國民黨即世界革命黨之一份子，應與共產國際有更進一步的聯合。

 

胡漢民的言論引起各方關注。時在莫斯科的鄧演達後在國民黨二大上作報告時說：“他每次發表文章，都有俄、德、法、英四國文字的轉譯……大多數都願意把他的文章發表的。他們對於胡先生都十分注意，以為他是中國革命的一位領袖。”在胡漢民看來，中國國民革命乃世界革命一部分，從革命宗旨和組織形式來看，國民黨加入共產國際乃水到渠成之事。

 

1925年12月7日，胡漢民首次對共產國際代表拉菲斯提出，國民黨要爭取加入共產國際，與莫斯科取得組織上的直接聯係。拉菲斯答非所問：“你認為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對共產國際應該持有完全相同的關係嗎？”中共二大已宣布加入共產國際，是其治下的東方支部。在共產國際看來，這兩者有區別。

 

1926年2月8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季諾維也夫與胡漢民會晤，再次涉及這一話題。季諾維也夫對胡漢民說道：

 

國民黨的組織還不夠堅強，沒有足夠時間從事改組。對國民黨的黨員來說，領導不同的群眾運動是很困難的。如果在領導這些不同的運動時能夠吸收一些運動的重要因素，也許會事半功倍。……國民黨必須與全世界的革命團體聯合起來。我想，現在時機已到，提出一個重要問題跟你討論。這個問題是，國民黨是否應該與共產國際聯合起來，是否應該建立實質關係。

 

胡漢民答道：“我完全同意你的想法。依我意見，國民黨就其本質的努力而言，國民黨應該轉變成為共產國際那樣的（組織）。……我很高興能對你的建議表示讚同。”胡漢民認為這是共產國際的公開邀請。5天後，胡漢民正式致函共產國際：

 

為了從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桎梏中解放中國而奮鬥的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國民黨在1924年改組以後就決定，以聯合世界無產階級和所有被壓迫的民族進行此一鬥爭為基本政策。國民黨努力實現三十多年來中國革命所麵臨的任務是，完成從民族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過渡。……鑒於此一認識，國民黨認為，加入共產國際的行列是必要的。

 

胡漢民以國民黨代表身份，並根據黨的授權，向共產國際提出將國民黨納入共產國際的行列。

 

報告內容完全依從共產國際的行文風格，但胡漢民未料此舉引發聯共（布）中央和共產國際的衝突。列寧歿後，莫斯科高層權力鬥爭加劇，以總書記斯大林為首的“幹部派”與以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人民委員托洛茨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季諾維也夫為首的“反對派”存在分歧。表麵上負責指導中國革命事務的是共產國際，但發給駐華代表、中共中央和國民黨中央的意見和指示絕大多數出自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以斯大林為主）。而且斯大林的指令，有時是與托洛茨基爭吵的結果，或是因局勢所需的權宜之計。這引起共產國際尤其是季諾維也夫的不滿，建議把中國問題納入共產國際。

 

2月17日，即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全會開幕前，出席這次擴大全會的聯共（布）中央代表召開一次辦公會議，出席者有：斯大林、布哈林、曼努爾斯基等，會議日程的第五點是：胡漢民申請國民黨加入共產國際的問題。果不其然，斯大林當場反對：其一，不符合《共產國際章程》；其二，從莫斯科對中國革命的策略來看不妥。

 

根據《共產國際章程》，“隸屬於共產國際的所有政黨應稱為：‘某某國共產黨（共產國際支部）’”。中共已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且國民黨非冠名“共產黨”。章程還規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有權遴選不屬於共產國際但同情和靠攏共產國際的組織和政黨的僅享有發言權的代表參加該委員會”。但是，章程也非唯一根據，否則後來不會出現季諾維也夫提議，日本、英國、法國、德國的共產黨代表附議一說，而斯大林也非完全反對，隻說是時間問題。根據列寧遺教，中國無產階級還不是一個獨立的社會力量，中國民族解放運動是一個多階級的民主革命，要建立統一戰線，並由國民黨主導，國民黨要改組成“工農政黨”，並成為莫斯科在華的主要盟友。也就是說，國民黨並非不能加入共產國際，但須是“工農政黨”，而國民黨仍號稱為多階級聯盟政黨。

 

再看莫斯科對中國革命的策略，主要有三：第一，與北京政府建交；第二，幫助創建中國共產黨；第三，尋求資產階級民主派盟友。其既與北京建交又與反北京的南方政府結盟，再推進國共合作，之間關係複雜微妙。1925年年底，親蘇俄的馮玉祥失利京畿，勝者奉係力主反蘇俄，蘇俄對華政策連番受挫。加上英、法、德等七國簽訂將蘇俄排除在外的《洛迦諾公約》，西方國家與蘇俄關係更趨緊張。局勢動蕩中，斯大林的中國策略由進攻轉為防守，“建議廣州人將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內部的鞏固上”，以穩定南方局勢，保住蘇俄在華既得成果。正處節點上，斯大林不希望被對手插足中國事務，以最終影響其繼承領袖地位。

 

斯大林、季諾維也夫之爭的結點已底定。如前文所述，出席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全會的聯共（布）中央代表在1926年2月17日召開過辦公會議，會議決議：第一，接納國民黨為“同情黨”；第二，這一問題交由政治局討論。次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與會者有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中央委員會委員和候補委員、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委員共32人。有關胡漢民的申請問題，會議的決議是：“政治局認為有必要在一次有安排私人協商的場合，說服國民黨代表：在考慮到廣東政府的國際地位，以及中國革命運動前景的情況下，不要提出加入共產國際的問題。”2月19日，政治局即“安排私人協商”，由斯大林親自出麵。

 

應該說，聯共（布）中央很重視並謹慎地處理胡漢民的申請。從2月13日胡漢民正式提出申請，17日辦公會議決定將該申請交政治局討論，18日政治局會議做出決定，到19日由斯大林  自出麵約談胡漢民，前後僅一周。在莫斯科眼裏，胡漢民是國民黨的重要領袖，可通過胡漢民對廣州國民政府施加影響。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齊切林就對斯大林建議：胡漢民不久將返回廣東，他在莫斯科所獲得的政治經驗及指導，對他將來的政治會有高度的影響。當時在莫斯科的蔡和森也向共產國際轉告中共中央意見：胡漢民回國會對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發生極大作用。

 

據胡漢民回憶，斯大林是帶著打消其念頭的意圖而來：

 

（斯大林）帶著嚴重的神氣對我說：“你這一個主張是站在國民黨左派的立場上提出來的，國民黨的右派是否同意你這一個主張呢？如果不同意，那你這個主張根本還沒有得到國民黨本身的同意。況且全世界的帝國主義者都注意中國問題，你們把中國問題公開放在第三國際裏麵，恐怕弄巧成拙，事情反而弄不好了”。

 

斯大林提到兩個問題，第一，申請是否經過“黨授權”？第二，將中國問題放至共產國際公開化不妥。關於“黨授權”問題，胡漢民的解釋是“根據黨的授權”，但是否如此，無從查起。訪問莫斯科期間，胡漢民與汪精衛的五次通信，與廣州國民政府的來往函件和電報，均未提及申請一事。汪精衛之前發給俄共（布）函件中，也隻籠統說胡漢民將和他們商榷“關於政治經濟之一切重要問題”。在胡漢民看來，申請當屬“一切重要問題”之內。此外，胡漢民也的確當麵征求過汪精衛、鮑羅廷的意見。胡漢民說道，“提議將國民黨加入共產國際……我曾將此事告訴過汪精衛，又問過鮑羅廷可以不可以進行，鮑羅廷還是說‘這件事是可以進行的’”。鮑羅廷從不輕言否定國民黨內部事務，汪精衛對鮑羅廷則言聽計從。汪精衛、鮑羅廷不反對，這在胡漢民看來屬“授權”。

 

當時的國民黨的政黨體製尚未完備，組織鬆弛，個人權限模糊。胡漢民離穗前是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相當於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代理主席，為權力中樞，可代表中央表態。隻是胡漢民說“黨的授權”是口頭允準而無正式文本。故胡漢民也承認斯大林說的未經黨內決議，“不過，我的意思卻不是這樣……如果要聯合，那我們隻有直接參加第三國際”。胡漢民仍在努力爭取。

 

至於第二個問題，胡漢民答道：“我們公開加入了第三國際，世界帝國主義便要忌嫉我們，其實是不成問題的。假使我們的聯絡是真的，要麽就是他們忌嫉我們，我們有什麽懼怕呢？況且我們在暗中聯絡，他們也是一樣忌嫉我們，或者他們的疑忌還會因不明真相而更甚呢！”但是，斯大林還是堅持：“你這個主張在黨部還沒有決議案，非得審慎不可。”布爾什維克紀律嚴明，胡漢民無法理直氣壯。斯大林勸道：“要曉得凡事不能過於求速，……今回你所提的案子，我想請你保留半年！”

 

胡漢民看出季諾維也夫和斯大林意見相左，季諾維也夫和斯大林“一個喜歡，一個生氣，都是想拿中國問題作為政爭的工具。史達林（斯大林——引者注）用暗昧處理中國問題固然不對，而季諾維也夫想把中國問題公開放在第三國際，也未始不是出於利用投機的心理”。“我何苦做他們的鬥爭工具呢？所以我仔細想了一想，這個提案是保留半年也未嚐不可”。於是胡漢民說道：“決議的權還是在第三國際，我是沒有權的。”這次“約談”近6個小時，“史達林幾乎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來對這個問題”。

 

斯大林一麵勸說胡漢民，一麵示意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負責人魯易（又譯羅易）出麵阻止。結果經共產國際東方部審查時，魯易以中國共產黨反對為由擱置申請，國民黨僅被接納為“同情政黨”。胡漢民退而求之提出“為與第三國際聯絡可派出代表交換意見”，斯大林安撫胡漢民，“相信中央委員會的回答將是肯定的”。結果直到回國，胡漢民也未獲答複。

 

2月25日，根據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決定，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就國民黨加入共產國際問題正式函告國民黨中央執委會，關於莫斯科對國民黨加入共產國際問題的決定：“共產國際珍視國民黨是它在反對全世界的帝國主義鬥爭中的直接盟友。從這個觀點來看，國民黨在形式上加盟為共產國際的同情友黨，應無異議。”

 

國民黨不僅沒有成為共產國際成員，還被要求保持距離，俄國人囑胡漢民，“在綱領中不能談及共產國際”。張朋園就此認為，“或許列寧等人認為國民黨的包袱太重，必須先消除其傳統重負，轉換基本信條之後，才能接納為共產國際之一員”。唐德剛也斷定，“國民黨在完全轉變為共產黨之前，共產第三國際不會批準它要求加入的申請”。故國民黨被俄國人說“時機未到”屬意料之中。

 

3月8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正式答複胡漢民代表團，國民黨加入共產國際時機尚未成熟，國民黨加盟為共產國際“同情黨”。胡漢民深感失落當即決定回國。3月12日，胡漢民一行離開莫斯科前一天，斯大林再次會晤胡漢民，稱國民黨加入第三國際尚待半年後，“展堂先生唯唯而已”。最後，國民黨既未以“同情黨”名義加入共產國際，更未派代表參加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

 

二、加入共產國際之意圖和目的

 

4月29日，胡漢民一行回到廣州。

 

5月3日，胡漢民在國民黨第138次中央政治會議上報告蘇俄考察經過。但是，這份報告一直未查找到，“據胡木蘭雲：展堂先生曾有赴俄考察書麵報告呈廣州中央。惟迄未發現”。幸好在聯共（布）檔案中，發現一份胡漢民“呈中央政治委員會”的書麵報告，標題是《胡漢民代表團關於第三國際問題的報告》（特別資料），估計是當年中共自廣州發給莫斯科的，其中有涉及國民黨申請加入共產國際的內容：

 

胡漢民曾於1926年2月8日與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西諾耶夫（季諾維也夫——引者注）晤談有關國民黨與共產國際建立密切關係的問題，後者並麵邀胡漢民出席共產國際六次全會並提出報告。根據國民黨的決議，胡漢民向共產國際提出兩份書麵聲明：一份是講述國民黨的曆史及目前的革命鬥爭，另一份說明國民黨加入共產國際的提議。……三月八日，共產國際正式答複代表團說，國民黨加入共產國際的時機尚未成熟。如國民黨中央堅持原議，共產國際同意納入六大議程討論。……至於國民黨加入共產國際的原因，可以從代表團的兩份聲明及共產國際的答複，以及與諸多蘇共同誌的談話中看出。因此附上談話記錄及各種資料，以供參考。

 

胡漢民確實已就申請一事在中央政治會議上做了詳盡交代，但仍遭黨內批評。時值輿論界有“赤化”與反“赤化”之爭，蘇俄因侵占蒙古等問題被知識界視為赤色“帝國主義”。黨內“西山會議”反對勢力正盛，國民黨理論家戴季陶更是呼籲不要盲目追隨蘇俄，加上中共內部確有主張國民黨加入共產國際以“溶”之。在這種情形下，胡漢民幾成集矢之身，黨內右翼甚至指責他出賣國民黨“有罪”。那麽，作為國民黨元老派領袖的胡漢民，跑到莫斯科提出加入共產國際的用意和目的是什麽，是“汪精衛式”的“向左”“再向左”，還是策略性權宜之計？此舉有否違反“黨紀”“黨統”，其用意和目的是什麽？

 

第一，其用意和目的，是否違反“黨紀”？

 

先看胡漢民本人的解釋：我如果“把國民黨送給共產國際，那麽我對總理是大逆，對國民黨是大罪，而共產黨的史達林、鮑羅廷等，有什麽不願意呢？……我所以主張加入第三國際，就是本著當時的組織民族國際的原意，使中國國民黨獨立自主”。胡漢民之所以提出加入共產國際，由此肇啟。

 

“民族國際，原是國父的主張。不過這件事是由展堂先生提出的”，時間是1924年夏。在胡漢民看來，共產黨有“謀全世界共產黨聯合的國際運動……那麽被壓迫的弱小民族，在圖謀獨立解放的共同利害的立場上也應該有國際的聯合，這一種謀求民族解放的國際運動就叫做‘民族國際’”。胡漢民的“民族國際”與“共產國際”相對應，前者由孫中山的國民黨領導，後者由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領導，均為平起平坐的國際組織。胡漢民希望借此將國民黨推向世界，他設想的第一步是建立與共產國際直接聯係的“國際聯絡委員會”。

 

曾有中俄攜手解放亞洲想法的孫中山表示讚同，並將提議告訴鮑羅廷。鮑羅廷當即表示“我很讚成，不過這個責任是由胡先生擔任下來”。胡漢民也當仁不讓地對鮑羅廷說，“第一步我們就要組織國際局，首先就是要和你們聯絡。你們把材料隨時供給我們”。“鮑羅廷就當場說可以找人來幫我們，可是我等了多時，他始終沒有給我回答”，更不用說提供材料。

 

這個看似有國際視野計劃的背後實為黨派之爭，其源頭是聯共（布）和共產國際。建立國共統一戰線是蘇俄東方戰略的一部分，故國共關係“實際上是國民黨、共產黨與蘇俄的三方互動”。莫斯科對國民黨（盟友）及共產黨（治下支部）發出的文件分兩種，一是國共兩黨均適用，二是單獨對其支部。這樣一來，中共可看到全部文件，國民黨則未必。如張繼所言，中共是“俄國之子”，國民黨隻是“俄國之友”。國民黨曾要求中共公開共產國際文件而未果，這就引起猜疑其采用“一分為二，拉此打彼”左右分化策略。孫中山質問共產黨員為何要保守自己的秘密，甚至懷疑中共通過壟斷與共產國際的聯係來壟斷中國革命。

 

另一方麵，共產黨不僅積極發展黨團組織，還不時批評國民黨的主義和行動。這使得乾綱獨斷的孫中山不能容忍，“共產黨既加入國民黨，便應服從黨紀”。由於跨黨黨員效忠本黨中央，並保持組織獨立，單一受命於共產國際，無論國共衝突多嚴重，不能解散其組織也不能開除其黨員，這種“國際性”的優越感是國民黨所沒有的。麵臨兩難境地，唯有另辟蹊徑，這才有了胡漢民的“民族國際”和“國際聯絡委員會”構想，建立一個超越黨派之爭的國際組織，直接銜接共產國際。

 

1924年8月23日，國民黨一屆二中全會通過《黨內共產派問題之訓令》和《中國國民黨與世界革命運動之聯絡問題》兩項議案。前案對跨黨秘密黨團活動做出紀律約束，後案決定成立“國際聯絡委員會”直接與共產國際聯係。共產國際對中國的所有指示都通過該聯絡會傳遞，“在務期了知中國共產黨之活動與本黨之關係”。時任會議主席的胡漢民說道：“隻有本黨直接與第三國際從聯絡方麵來協商，庶彼此不致誤會，無所容其秘密矣。”

 

會上，孫中山問道：“諸位是否確有把握，在全會做出決議後，就不會再發生與共產派的摩擦和爭論？”張繼答道：“走著瞧。”瞿秋白不以為然，“哄騙右派之一種方法”。果然，在鮑羅廷的拖延及中共中央的強烈反對下，“國際聯絡委員會”胎死腹中，“第三國際裏麵的一切情形我們都要曉得”的胡氏計劃落空。

 

“我要到俄國去的時候，對於這件事還是始終不忘情的”。胡漢民利用“第一次同世界革命的領袖們麵對麵的會晤”機會，直接向共產國際提出申請。“第三國際裏麵的一切情形我們都要曉得，一切事情都要國民黨自己負責，這完全是為國民黨自身打算”。胡漢民解釋道：“我向總理提出組織民族國際的主張是要我們國民黨自己來領導國際的民族解放運動；我到俄國提議中國國民黨直接參加第三國際，就是要我們國民黨自動的加入第三國際，自己便有自己的地位。……民族國際的主張和加入第三國際的主張是前後一貫的，精神統一的。”

 

在胡漢民看來，國民黨加入共產國際，不僅能改善與蘇俄的關係，還可了解和掌握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的通聯，從源頭遏製日趨激烈的黨爭，胡漢民稱之為“釜底抽薪的絕招”。國民黨直接與莫斯科建立組織關係，確保國民黨在國民革命中的主導地位，於己於黨均有利，這就是胡漢民的申請動機。時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的中共黨員譚平山一眼看穿：胡漢民代表國民黨申請加入共產國際動機不純，一是為了提高他在國民黨的威信，二是為了削弱共產黨在群眾中的影響。

 

由此看來，申請國民黨加入共產國際是沿用孫中山外交政策的一個舉措，非胡漢民擅自行事。1926年9月，蔣介石也通過邵力子出訪蘇俄再次提出加入共產國際，終未遂。蔣介石比胡漢民更直白，由共產國際直接領導國民黨。再往前追溯，1905年孫中山也曾申請同盟會加入第二國際而不獲允。

 

綜上所述，胡漢民此舉並不違紀。

 

第二，從思想和組織來看，是否違反“黨統”？

 

在莫斯科，為爭取共產國際支持，胡漢民將三民主義置於共產主義的理論脈絡中廣為宣講，以營造國民黨是共產國際“同路人”的形象。三民主義是國民黨的政治綱領，胡漢民此舉有否違反“黨統”？

 

從思想上看，無論是與共產國際代表拉菲斯三次長談，還是刊發文章和演講，胡漢民都理直氣壯地將三民主義“左”的一麵發揮得淋漓盡致，甚至與共產主義並列。胡漢民對拉菲斯說道：“國民黨的最終目的是社會主義，並不局限於民權主義。我們認為，我們是一個接近共產國際的政黨”。其言論之“左”，就連拉菲斯亦為之驚愕，提醒不要“嚇跑小資產階級”。胡漢民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全會上宣稱：“我們偉大領袖孫中山的學說，基本上是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相一致的。……我們的這些口號是同共產國際的政策相一致的。”這幾乎將三民主義與馬列主義畫上等號。胡漢民在莫斯科言論之“左”，遠超出其一貫主張。

 

由於三民主義外延寬泛，黨內經常出現此說與彼說混淆的現象。如《孫越宣言》中聲明中國並無實行共產主義的可能，但孫中山本人又將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混為一體，“共產主義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的實行”，還常把“反對共產主義即是反對國民黨的民生主義”掛在口上。鮑羅廷也樂得附和，“我們已經實現了你們三民主義當中的兩項……至於第三項原則——社會主義，那麽我們已經創造出了有可能使之實現的政治和經濟條件”。白崇禧追問鮑羅廷關於孫文主義和列寧主義的異同，鮑羅廷含糊其辭地說孫文思想與列寧思想接近。

 

十月革命後，社會主義成為中國最時髦的主義，它與歐洲戰後興起的社會主義思潮相呼應，一時成為國內青年追逐的潮流。孫中山為爭取“五四”新青年，常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孫中山“聯俄”後，三民主義被注入具有共產主義傾向的解釋，蘇俄與共產國際的世界革命言辭，更是如影隨行般地在國民黨陣營中流行。胡漢民在莫斯科高談闊論時，蔣介石也在廣東宣傳，“民生主義即是共產主義”，“我們為三民主義、也為共產主義而獻身”。汪精衛甚至提出“共產派和非共產派”已是“凝聚成一塊”共生死。連挑戰共產國際理論的戴季陶也不否認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目的相同。

 

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和民生主義是兩種不同的政治學說。前者主張“公有製”，“收歸國有”，開展土地革命；後者提倡平均地權，節製資本。此“共產”非彼“共產”，這正是莫斯科最不滿意之處。蔡和森說過，“中山主義和共產主義顯然是兩個不可混淆的標幟”。至於“對於共產主義和民生主義兩種政治學說中根本無法協調的個人權利問題，孫文並沒有答案”，但不妨礙追隨者們照搬。

 

由此，胡漢民的莫斯科言論實與他的同事一樣，仍屬三民主義範疇，隻不過披上一層共產國際的革命話語，加上胡漢民赴蘇俄本身帶有履行國民黨開展國際宣傳和建立國際聯絡的使命，其言論左轉不足為奇。

 

再從組織上看，國民黨“師俄”的要點在於“組織”，即效法布爾什維克的組織方式。國民黨的《黨章》是以俄共（布）的章程為藍本，蔣介石聲稱，“國民黨一向認為，蘇聯共產黨是自己的姐妹黨”。國民黨中央的組織機構包括宣傳、農民、工人、商人、海外、婦女、青年等八個“極為卓著和重要的”的新組織，基本是在胡漢民主導下模仿蘇俄而建，它使得國民黨麵貌煥然一新。胡漢民對拉菲斯說，我們“從工人、士兵、農民、小手工業者和學生中選出代表，由他們掌握最高權力。這種組織形式與蘇維埃極為相似”。當時階級概念並不嚴謹，國民黨就有認為“本黨是代表無產階級的”。共產黨也有人提出國民黨是革命的工人政黨，應該加入共產國際。

 

雖然孫中山反對“無產階級鬥爭”“蘇維埃製度”，但“一致實行中央集權製”，“服從中央領導，中央有絕對的權威”，“爭取農工一致的革命行動”等共產國際條例均被國民黨接受和遵從。蔣介石就聲稱，“我敢老實說，叫革命先進國的蘇俄來指導我們中國的革命，我們世界革命（中）的中國革命黨員，實是願意接受的，而且是應該接受的”，言論中無不流露出對“國際性”的推崇。

 

國民黨接受蘇俄的革命方法，包括革命手段和革命途徑。國民黨的共識是，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沒有“俄援”革命事業不能成功。無論在思想上或組織上，國民黨是世界革命陣營的一分子。在此背景下，胡漢民申請加入共產國際並不突兀，其性質未溢出“黨統”範疇，仍是孫中山“聯俄”方針的延續。

 

先有所憑藉，才能有所作為。“俄援”使得國民黨組建了一支革命武裝，加以在組織、宣傳及社會動員等方麵的強化，國民黨脫胎換骨成為強有力的革命政黨。沒有“俄援”，國民黨的統一事業不僅事倍功半，甚至功虧一簣。胡漢民對此非常清楚。在“聯俄”既定方針下，胡漢民左轉舉動，不僅契合世界革命大本營的氣氛，也符合“挾洋自重”的社會情勢，胡漢民更可借著與莫斯科交好的姿態，在日趨激烈的黨爭中“占據要路津”。

 

三、與共產國際漸行漸遠

 

但是，符合社會情勢並非符合國民黨的根本。“民族主義就是民族主義，共產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兩者從無機會混合成一體。……孫博士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也不會經由‘赤化’的方法來改造中國。”胡漢民亦莫不如此。胡漢民向莫斯科靠攏，是以利相交的謀略非主義認同，是步孫中山“吾等不過借力蘇俄”策略之後塵。申請失敗，意味著借力於“老大哥”的努力受挫，“釜底抽薪的絕招”頓成泡影。胡漢民發現蘇俄真正支持的是中共，失望返國時又在海參崴受阻，差點被扣留在莫斯科，加上廣州發生“中山艦事件”，蘇俄顧問勢力受遏製。內外因素交集下，胡漢民對莫斯科態度開始發生轉變。

 

胡漢民在國民黨第138次中央政治會議報告考察蘇俄的經過，以及在各種會議報告訪蘇俄的結果，語氣已截然不同，“展堂先生向同誌報告訪俄結果雲”：

 

我已考察出蘇俄的真象了。

第一，他們對於中國革命的機密，對付中國國民黨的策略，是始終不給我們曉得的。……

第二，蘇俄名為無產階級專政，其實是共產黨專政；名為共產黨專政，其實是幹部派史達林個人專政；……他們公然以中國革命問題為內部黨爭的工具，爭相利用為個人的勢力。……他們還要說中國國民黨不免有小資產階級的意識，不能代表無產階級。

 

胡漢民所指“真象”主要有三點：

第一，蘇俄真正支持的是中共而非國民黨；

第二，中國問題成為莫斯科權力鬥爭的工具，蘇俄搞斯大林個人專政；

第三，國民黨是過渡時期的政黨並終將被中國共產黨取代。

胡漢民在莫斯科遍訪蘇俄和共產國際領導人，如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李可夫、齊切林等，對蘇俄的認識比當年蔣介石的更深刻。這應是胡漢民回國後迅速從“聯俄”走向“拒俄”甚至“反俄”的內在邏輯。以下逐一分析：

 

（一）蘇俄真正支持的並非國民黨

 

胡漢民赴莫斯科的目的是要推進國民黨和共產國際的關係，力爭共產國際支持國民黨在國民革命中的主導地位。但是，經過多次談話和參加各類會議活動，胡漢民發現對方真正信任和支持的是共產黨。共產國際婉拒申請的主要理由是：中共已成為其治下支部，國共並非“持有完全相同的關係”，共產國際與中共的關係“實際上是父子黨”。因此，“我在莫斯科誠心誠意的和他們交涉，他們卻生怕透露了秘密，仍然和鮑羅廷一樣見解。不特俄之聯我，隻視我為工具，不能相見以誠”。與蔣介石的“俄黨殊無誠信可言”的訪俄印象相似。

 

事實上，在共產國際的表述中，國民黨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地位一直含糊不清，既說“國民黨越來越明顯地成為中國解放運動的領導黨”，又說“以國共兩黨的合作為其領導核心”，更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階級“已成為民主群眾運動的領導力量，是爭取國家獨立和爭取建立人民政權的倡導者和主要戰士”。凡此種種，都引起胡漢民的疑慮。

 

按鮑羅廷說法，莫斯科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支持中國革命，與國民黨建立了友好關係，並提供了大量的軍事援助，這本是事實。

但是，在胡漢民看來，俄國人之所以援助國民黨，如同日本幫助張作霖，目的在於操控，其策略有三：

第一，密切聯絡國民黨，推進“反帝”世界革命；

第二，通過中共黨員的加入影響國民黨政策，最終取代國民黨；

第三，使國民黨注重工農運動，使跨黨成員利用工農運動得以擴展中共勢力。

這與孫中山提出蘇俄“隻承認本黨為唯一領導革命的政黨，並力勸其共產黨員加入本黨，服從領導”的說法相背離。

 

（二）中國革命問題成為其鬥爭工具，斯大林搞個人專政

 

從中國共產黨成立和國民黨改組時起，中國問題就被納入蘇俄內部政治事務。1926年年初，聯共（布）中央以托洛茨基、狄拉克、季諾維也夫等為首的“反對派”與斯大林、布哈林為首的“幹部派”鬥爭趨於尖銳化，國共問題更成為他們的爭論點。“西山會議”事件後，托洛茨基指責斯大林及鮑羅廷等對中國問題處置失當，提議將中國問題列入共產國際，而不應由斯大林個人操縱，甚至要求斯大林辭去總書記職務。狄拉克還私下拉攏胡漢民，言及斯大林對中國問題處理不當。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全會上，季諾維也夫與斯大林的矛盾公開化。季諾維也夫“擬將中國問題列入共產國際公開討論，促展堂先生提議將中國國民黨加入共產國際”，遭斯大林抵製。斯大林批評季諾維也夫的開幕詞歪曲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的決定，反對季諾維也夫吸收“新反對派”參加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提議。季諾維也夫很快轉為下風，並失去執委會主席一職，由斯大林控製共產國際領導權。

 

胡漢民的申請因而受阻。“當時我這個提案，季諾維也夫已經完全讚成了，英、法、德的共產黨也是讚成了；可是這個案子的審查是歸於東方股，這自然落在史達林的圈套裏了”。胡漢民認為，聯共（布）實際操縱了共產國際，“其他各國共產黨領導人完全跟著該黨少數人的指揮棒轉”，尤其是跟著斯大林轉。

 

這給胡漢民留下深刻印象，“兄弟在俄國時，所得的最大反感、最不佩服他們的地方，就是托洛茨基和史達林等都把中國革命的問題當作他們自己的功績；並且爭著作為他們自己的勢力。”“我看了這種現象就很不高興，以為拿別一民族革命的事情來作為自己權利之爭，這就是最不革命。”胡漢民對斯大林的獨斷專橫尤其厭惡。

斯大林對國民黨有句名言，“我們要充分利用他們，就像擠檸檬汁那樣，擠幹以後再扔掉”。

事實證明，“擠檸檬汁”策略並未成功。

胡漢民對蘇俄的大沙文主義也不滿，認為莫斯科對中國不懷好意，蘇俄宣揚自己是世界共產黨人的唯一祖國，“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利益”成為“蘇聯利益”。此外，蘇俄的土地政策，領導幹部等級化、利益特殊化，也給胡漢民留下負麵印象。

 

（三）國民黨為過渡時期政黨終將被取代

 

在莫斯科期間，胡漢民與多位蘇俄領導人會談，尤其與共產國際理論家拉菲斯多次長談，對共產國際和世界革命理論有了進一步了解。根據共產國際的東方戰略，第一階段是民族革命，第二階段是社會主義革命。第一階段任務完成後，共產黨將發動一場屬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國民黨將從曆史舞台退出。胡漢民說道：“莫斯科的策略是，在進行反帝的民族革命運動過程中，利用這個‘小資產階級’的國民黨來完成‘民主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此後國民黨壽終正寢，由中共取代擔任‘節目主持人’”，國民黨隻是個“過路人”。胡漢民與拉菲斯“談話之際，知其有意消滅國民黨，且有吞並中國的野心”，極感震驚。

 

在世界革命理論的光譜中，無產階級因其階級先進性將取代國民黨，這套階級學說與胡漢民信奉的“三民五權”相抵牾。胡漢民極力對拉菲斯解釋，“在中國，國民黨的存在，目前來說，尤其重要，因為我們還未能超出民族解放運動的範疇”。同時，“在中國，真正的無產階級為數不多”。國人甚至連無產階級是什麽也沒搞清楚，“凡是沒有錢用的，都自稱是無產階級”。胡漢民認為，中國無產階級尚未獨立，取代國民黨談何容易？

 

胡漢民一心要使國民黨上位，未料遇到生存權問題。共產黨因其組織的“國際性”和階級的“先進性”而行將取代國民黨。國民黨將“壽終正寢”的刺激，促使胡漢民思想發生根本轉變。莫斯科一行，是胡漢民從“聯俄”走向“反俄”的轉折點。

 

胡漢民回穗後，適逢“中山艦事件”，蘇俄顧問勢力受遏製，“胡派人物紛傳胡漢民將再度出山，要造成胡蔣合作的局麵”，甚至要求胡漢民出任國民政府主席。胡漢民以為可借勢重返中樞，未料誤判形勢，拉蔣介石不成，反遭鮑羅廷打擊。鮑羅廷以陳友仁取代胡漢民外長一職，加上蔣介石的冷遇，胡漢民左支右絀進退失據，隻好於1926年5月11日攜女匆匆離穗。5月15日的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後，蔣介石、鮑羅廷聯手主控廣州，胡漢民被邊緣化，從此，胡漢民對共產國際漸行漸遠。

 

四、結語

 

綜上所述，莫斯科一行，是胡漢民從“親俄”到“反俄”的節點。胡漢民先是急劇左轉擁抱蘇俄，其言論之激進，達至一生之巔。在世界革命大本營的政壇漩渦中，胡漢民為爭取國民黨利益最大化，欲加入共產國際組織而不能，最終铩羽而歸。

 

作為國民黨元老，胡漢民致力於確保國民黨在國民革命中的主導權。胡漢民形左實右，其“親俄”非純個人政治投機，更多的是為國民黨計，即借他人一臂之力以達至其政治目的，藉此提高國民黨的政治地位以確保黨在統一戰線中的話事權。隻不過他這種“挾洋自重”急於功成的策略未能成事。胡漢民的以利相交與共產國際的革命機會主義相互糾纏，從中或許可以看到雙方的聯盟更多的是一種互補式的實用主義策略。

 

在俄國人麵前，胡漢民改變的隻是政治態度，政治屬性未變，追求三民主義信仰未變。“共產黨黨綱全部是共產主義的、社會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民黨政綱則全是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的，全民專政的”，兩者不一樣。這是胡漢民回國後說的一番話。“他既不會因為意識形態和信仰的分歧而影響其尋求援助的政治決策，也不因政治決策的變化而徹底改變自己的信仰。”這是桑兵評價孫中山的話，同樣適用於胡漢民。

 

胡漢民的轉向，類似當年蔣介石、徐誌摩等人訪蘇俄後的心跡。如果說蔣介石對蘇俄反感主要是“庫倫計劃”落空而失望的話，那麽，胡漢民的反感更多是出於對聯共（布）理論和實踐的警惕。隻是蔣介石可以將“主義”與“事實”剝離，繼續與皮包裏有“糧草”的鮑羅廷合作；胡漢民則不同，胡漢民是有所為有所不為。

 

國民革命，是孫中山為了創建統一的，有主權的中華民族國家而倡導的一場政治革命。國民黨要完成這項革命，最為欠缺的是其“領導力”。作為國民黨領袖，胡漢民一直努力提高國民黨“領導力”的心誌終未竟。

 

李 楊：廣州市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