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屆土木畢業生的工地“遷徙”
2021年底，我校土木工程係的同學們在武漢相聚。畢業近3年，原本40餘人的班級，準點到場的不過寥寥10多個——還全是仍在讀書或者已經轉行的，真正從事土木行業的，都不見蹤影。
“我們在工地的同學，大概都比較忙，抽不開身。”班長端起酒杯，替他們解釋道。
我們沒有感到驚訝，隻是觥籌交錯間頗感可惜。直到聚會進行到一半時，王超突然推門而入，才打破了這場沒有“土木人”的土木專業同學會的尷尬——他目前仍活躍於工地，稱得上“不忘初心”的優秀代表。
王超當年是我們係的明星人物，學習好，長得帥，個頭高，頗討女孩子喜歡。他畢業後去了一家不錯的單位，接連漲薪，這一年聽說賺了近30萬，是我們班所有參加工作的人裏最高的，作為普通學校的本科生，他已十分符合“成功”的標準，尤其是符合土木行業的成功標準。
說實話，當初我們大家選這個專業，看重的無非是工作後錢多、穩定，但後來卻發現，也不是誰都能端得起這碗飯。我畢業前去修地鐵的工地幹了2個月，就知道自己吃不了這份苦，找工作時，迅速換了賽道——大多數轉行的同學，也都跟我的情況差不多。
而王超，看起來應該是捧穩了這碗飯。
“對不起諸位，我來晚了。工地有些事，坐遲了車。”他一邊寒暄一邊抱歉。見他風塵仆仆的模樣，我想他大概不是專門為聚會而來的。果然，他接著說：“其實我是從甘肅趕來武漢述職，才有機會和大家相聚。”
聽到這裏，我們方知他已經被破格提拔為項目副經理，暨儲備項目經理，不愧“優秀”二字。
一陣稀疏的掌聲過後。班長當著各位同學的麵舉起白酒杯對他說道：“不管怎麽說，能來就好，你現在一定是我們班混得最好的了——王總，我們祝賀你，幹了它。”
周圍起哄起來，王超舉起酒杯，神色複雜地笑笑，仰頭一下就幹了杯裏的酒。
然而，這次聚會之後沒幾個月，我便聽說王超辭職了。我很是訝異，便趁他回校做分享時，又約他聚了一次，聽他細聊了一下這幾年的經曆。
以下是他的自述。
1
我是1997年生人，家在湖北省恩施的農村。
2015年高考結束，我的分數剛夠得上一本院校。選專業時，我沒多猶豫就報了當時最熱門的專業之一——土木工程。各種宣傳上說，土木工程專業學得到技術，將來賺得到錢，而且“工程師”的名頭也特別唬人，可以考證、“掛證”，額外收入不菲，等再“往上”走走，就可以當專家、做評審，甚至自己分包工程，“越老越吃香”。
再說，即便將來不成為像模像樣的總工程師、專家、包工頭，最低也能有工地上包吃包住、收入穩定增長，這對於出身農村的我而言，是一份切實的保障。所以，對我選擇這個專業，父母親戚都表示滿意。
大學新生見麵會上，土木學院的副院長給我們放關於中國基建的紀錄片。看到在建的港珠澳大橋、重慶來福士摩天大樓時，我十分篤定，自己的前途也會像這些巨無霸工程一樣光明。
4年本科時光，我也努力學習了不少力學和造價知識，做過測量實習，參加過全國大學生結構模型大賽，也曾親手養護半月的砼試塊（用於測定混凝土強度的試塊），那時，我覺得這個專業有無限的趣味。
我還喜歡上了土木係僅有的幾個女生裏長得挺好看的一個。大學時不講究錢，不講究出身，隻講究外表和成績，我自覺長相尚可，也一直保持全係前十的績點，於是就真追上了那個女孩子。她叫小迪，皮膚是閃亮亮的白，身高差我一頭，留短發。她是杭州人，家住西湖一公裏遠。
小迪和學業兩者貫穿了我整個大學生涯，但不知哪個更為重要。
土木係的就業方向不算多，大抵是施工單位、房地產企業以及建築設計院三類。剛畢業的本科生，多半去的是施工單位，一來是最容易進，二來，那裏也是老師們常言勸告“施工最能學到技術、最能賺到錢、最能攢下錢”的工作。
2019年臨近畢業，我就想著直接去施工單位上班，因為我需要賺錢。有些同學去考研，想走學術研究的道路，那時我們都笑稱：“土木工程有什麽好搞學術研究的，盡頭無非是當個大學老師。再說本科沒有優勢，又沒出過國，能去什麽樣的學校當老師？”
在我看來，老老實實工作就是最好的選擇。
不過，讀書這4年，土木工程行業對於 “基建狂魔”的吹捧愈來愈少，“房住不炒”的聲音則在漸漸增多。從事這個行業的師兄師姐們也在逐步離開，常常能聽到一些諸如“誰誰誰提桶跑路了”的消息。雖然這都是些不好的信號，但既然已經學了這個專業，也隻能一條路走到底，再者，我想畢竟中國幅員遼闊，還有不少地方等著我們土木人的建設呀，我仍舊不乏信心。
我在秋招季收到了不下5份offer，有的是進去走兩圈，蹲起兩下，再走兩圈，就會有工作。更有XX隧道集團，上來先發4萬塊錢現金，當場簽約，麵試官說可以拿這錢帶家裏人旅旅遊，給家人買些禮物，然後不忘提醒：“但如果5年內離職，需要全款退回，並按銀行的年化標準支付一定利息。” 我聽了就有些害怕，怕從此我這人等於完全賣給了他們，再也見不到家裏人。更怕抗不過兩年，回頭苦了自己，虧了利息，沒了工作。我拒絕了那遝紅彤彤的人民幣，心裏絕不認同一個本科土木人的身份隻值區區4萬塊。
與此同時，我還收到了駐非洲和中東的施工單位邀請，比國內offer高五六萬，賺的是美元，能額外再吃一個匯率的便宜。不過我也拒絕了，——國際新聞看得太多，在外怕有莫名的危險。
經過深思，我最後選擇去了世界500強前幾名的某建某局。他們號稱自己為“天下第一局”，薪資高出普通單位好幾萬，每月有探親假，報銷路費，晉升渠道看起來也很清晰。當然，好單位的要求也高得多，麵試了3輪，淘汰了一大批人。最後，包括我在內，我們係隻有2人拿到了這個局的offer。
拿到offer讓我甚是自豪，當時唯一讓我難受的是小迪找不到相關的工作。她成績一般，加上性別原因，崗位很難找，用人單位看到她細皮嫩肉更加不敢要。這種現象也算不上性別歧視，因為那些工作實際上確實不適合女生，我想讓她瞧瞧有沒有什麽機關單位可去，卻也沒有合適的。
她給我慶賀了一番後，聽了家裏的話，學習雅思，打算去國外念個別的專業的碩士，環境一類的，隨後再回國工作。沒畢業之前，她就收到了英格蘭一所學校的offer，排名靠前，周期2年。
我略微有些失意。我倆做了約定，說了些等待和承諾一類的話，沒到分手的程度，我祝福的話更多些。
2
2019年7月，我正式入職，第一個任務是修路，雲貴高速，工地在偏僻的山區，風光旖旎。當地有幾十個標段屬於我們單位，每個標段10到20公裏，平均造價約莫有20億，周圍還有大大小小“各建各局”和我們多線並進。
在施工單位，有個大致的“升級打怪”的順序——測量員、施工技術員、副部長、正部長、生產經理、項目副經理、項目經理，我們這裏也差不多，我也是要先從測量員做起。
測量員，顧名思義，施工前放線測量地麵的標高，施工中複核檢驗數據，施工後監控地麵沉降，時時記錄整理，再用電腦計算繪圖。說起來麻煩，其實並不需要自己動腦，將數據導入一些軟件即可。一套流程下來，活生生把自己變成了測繪專業的人，事情簡單，卻很枯燥。
帶我的“師父”是個80後，但滄桑得像個70後。他安慰我說，新人總要做半年、一年的測量才能轉去施工，哪怕是現在的莊總（我們當時的項目總經理），也是從測量做起來的，熬了10來年，才到現在這個位置。
其實我不太認同硬熬資曆的鬼話，想問他為何至今仍是測量員，但怕他難堪，便沒開口——細細想來，既然有成功的人，必然有失敗的人。
可沒多久，他就“原形畢露”，安慰我的話漸漸變成抱怨各種不公的話，後又擴大為對整個公司乃至行業的詆毀：“食堂阿姨是他表姑，總工是他侄子，那個油水大的活，故意分包出去吃回扣，全都靠關係的，這裏也好，總部也好，都是靠關係的——他奶奶的，下輩子絕對不幹工程！”
我問他為何不跳槽，他才又改了口：“這裏管吃管住，能存住錢，家裏還有老婆孩子，不得不圖個安穩。再說了，在哪兒都要靠關係。”
我抱了幾個月測量用的水平儀，基本都和我的搭檔杜暉一起幹活，他拿標尺，我拿儀器。杜暉來自河北農村，聽說家境清貧，還有個在讀大學的弟弟。他畢業於專科學校，雖和我做一樣的事，工資卻少一半，也沒有正式編製。我倆幾乎同時入職，所以結成了吃苦吃肉的夥伴。我倆雖說身處底層，卻兢兢業業，都懷有一個共同的目標——成為項目總經理。不同的是，我的第一步是轉成施工技術員，他的第一步則是轉為正式編製。
工地的飲食條件不錯，頓頓好幾個葷菜，主食可以選麵條、米飯、饅頭、紅薯。人一累，吃得也多，加上在項目上時常喝酒，我比以前胖了不少。工作之餘，我起得早，睡得晚，曬得黑。
一期標段即將結束時，項目經理給大家放了2天假，路途太遠，回家並不現實，於是我們搞了活動，約隔壁單位打籃球——他們負責的是緊挨我們的標段。
許久不運動，我上場打了一會兒就體力不支，被大家嘲弄了一番，杜暉說：“你這個樣子，女朋友怕是也快分手了。”“去你媽的。”我罵了這小子一嘴，隨後下了場，讓別的同事上場替我打一會兒。
場下休息時，隔壁單位的一個兄弟走過來，喊我名字：“王超，王超。”我愣了一下，他又喊道：“是我啊！”
天色有點黑，籃球場的燈又暗，我實在認不出來。一直等他近到眼前了，我才看清楚，原來是陳鑫，我大學“隔壁的隔壁”的室友，一個係的，先前讀書時不是太熟，隻記得是江西人，成績吊車尾，掛科不少。他以前是個較瘦較白的小個子，現在也變得像碳一樣黑，肚子圓鼓鼓的，像懷了孕。
“抽煙？”他隨即掏出了一包利群，動作自然連貫。
“不會哈。”我推脫了一下。
他有點驚訝：“還沒學會？”
“沒有，學會喝酒了。”
“等會兒整兩杯去。”他提議。
即便再不熟悉的同學，哪怕曾經有過矛盾，畢業後在荒郊野外相遇，也像是見了親人一樣，擁抱在一起感覺，仿佛勝過擁抱女朋友。打完籃球，我倆約去宿舍，在住宿區的臨時超市裏買了一些真空包裝的雞爪、鴨腿、花生米、白酒。酒是小瓶的郎酒，醬香型，一人3瓶，半斤多。這是我工作之後第一次主動喝酒，我們一邊吃一邊喝，懷念完大學生涯，接著就談到了當下。
“你們單位發工資可準時？”他問我。
“準時。”我答道。
“唉，我們可就不行了。”他搖搖頭。
“什麽意思？”
“我們公司是小公司，從我7月份畢業到現在隻發了1個月的工資，現在拖了快4個月了。”他一根煙接一根煙抽。
“啊？！”我頗為驚愕，難以想象。
“現在抽煙的錢都是花我以前存的積蓄，我每天還得給工人、吊車師傅發煙。”
“怎麽？還要討好他們？”
“我們單位給工人開的工資低，有時還不及時，所以不太聽話，動不動就撂挑子不幹活了。唉！”
“那麽慘啊。”
“可不是，現在我每天抽一包煙，得給工人發出去半包，這樣下去，一點錢都沒了。”幸好工地吃住不花錢，不然他早崩潰了。
“要不你試試換個公司，反正我們這行，也好找。”我安慰他說。
“唉，咱們這行，在哪兒幹不是這樣？”他搖搖頭，呷了一口酒。
這話和我“師父”的口吻有幾分相似，陳鑫像是已被老土木人洗了腦。當時我雖同情他的遭遇，卻不能感同身受。
3
小迪在2019年下半年去了英國，這是令我痛苦的一件事。臨出國前，我們見了一麵，她幾乎沒變，我比以前樸素，主要是黑多了。她沒感到意外，對我感情仍在，好好告別，好好離開。
沒多久，新冠疫情爆發。隨之而來的就是，我們公司也開始拖欠工資了——除了保證民工的工資，其餘人的工資得都根據甲方給我們支付工程款的進度來定。而甲方（某省高速集團）打著疫情的借口，故意延後（其實，山裏的疫情並不嚴重，工程還在有條不紊地進行）。
項目總等“老人”，包括“師父”在內，似乎對此司空見慣，或是早就經曆過，隻講了些“公司暫時遇到困難”、“大家要共克時艱”的話。可我理解不了，堅決認為該什麽時候發工資就應該什麽時候發。而在這裏，甲方開始不講誠信，不按時付款，公司也不講誠信，不按時發錢。
我生硬地安慰自己，被拖欠的工資就權當存錢，也笑話自己，一開始的目標是做項目總經理，現在的目標是準時發工資，理想與現實的差距大過人和狗的區別。
而杜暉比我還要憤怒，暗地裏咒罵的次數不少，因為他比我更缺錢——他還得打給家裏一部分。但等領導一拿編製或是漲薪的話安慰他，他立馬就溫順下來了。
2020年5月，在幾個大標段幹過之後，公司出於大局考慮，要把我派到四川雅安的一條路去，據說那邊缺一個熟練的測量員。我不願意去，再加上已被拖欠了3個多月的工資仍遲遲沒有發放的跡象，就動了辭職的念頭。
雖說在這裏存下了不少錢，但長期“與世隔絕”的生活讓我覺得枯燥，看著別人在朋友圈頻頻曬出的花花世界，而我放眼望去看到的都是些水泥鋼筋，總有種虛度光陰的感覺。更令我難受的是，偶爾和小迪視頻，看著她光鮮亮麗，背後盡是異國精致的風景，而我灰頭土臉，總覺得我倆的世界隔得越來越遠——那些大學裏沒有顯現的差距，在此刻一寸寸地露出來，殘忍又真實。
那時她總給我說，“等我一畢業立刻就回國”，當然，說完這句，就會問及我將來會定居在哪裏。我有些心慌，總是打哈哈應付著。
是啊，難道未來結婚後也常年在山裏待著？——當然，這是絕大多數“土木人”的宿命，像我“師父”，一年在家的時間總共不超過10天。但我知道，小迪肯定不可能忍受這種生活，如果我繼續待在山裏，我倆的結局隻能是分手。一想到這些，我心裏還是像被剜了一刀，再者，這個工作如今連唯一的優點——工資高——也不能兌現了，這讓我更加覺得憋屈。我更怕的是，再過十年，我還跟“師父”一樣，依舊在山裏做著最簡單測量工作，拿著不能按時發放的薪水。
夜晚，我打電話給陳鑫，得知他已經被拖欠了7個月的工資了（中間補發過一點），忍不住笑出聲來。
“你笑什麽？”他在電話那頭嚴肅地問道。
“我被拖欠了3個月工資了。”
“哈哈哈哈哈哈。”電話那頭，他也放肆地笑了出來。
我也應和著繼續笑著，第二天就開始投簡曆。
我投了不少做住宅施工的公司，其中有幾家都是在大城市裏做項目的，甲方都是萬科、龍湖一類的知名房企。我想借跳槽回歸城市，哪怕坐在城市郊區的工地裏吃糠咽菜，也不想繼續待在山區硬挨了。當然，私心也是想著下次小迪再問我以後定居在哪裏，我也好有個明確的答複。
我想叫上陳鑫一起“跑路”，沒想到這貨給我來了一句：“都一樣，在哪兒幹不是幹。”
沒多久，我成全了自己，告別了“師父”和杜暉，去了一家房建的乙方，位於南京，不是世界500強，也沒有編製。我沒敢將這件事告訴家人，因為他們總會覺得這是胡亂折騰。臨走時，連“師父”也苦口婆心地勸我：“小王，你得在一家公司熬幾年才能出頭，你這樣跳槽是犯了職場大忌。”
我隻能笑笑，不知該怎麽回答。
去了南京以後，我晉級成為一名施工員，年薪比先前多2萬。表麵上看，這份工作的職責是管理施工過程、現場指揮作業、協調工程進度，其實大部分時間做的隻有兩件事：第一是“打灰”，就是看著工人們澆築混凝土，一待一整天，一看一個月；第二是應付甲方和監理，甲方說話總是不客氣的，檢查非常多，不滿意的地方也多，罵來罵去，連監理都騎到我們頭上拉屎，動不動罰錢，趾高氣揚。
這工作不比在山裏輕鬆，夜晚的天空沒有太多星星，我還是住在工地，同時也有點孤獨。我已完全聽命於項目總經理，沒有什麽“師父”和搭檔，隻有上下級。我對於“當上項目總”這個目標開始不清晰了——因為現在的項目總經理隻比我大8歲，我估計我在這裏再待8年恐怕也到不了那個位置，他太年輕了，占上的坑會一直占著，項目副經理則是由另2個比他小兩三歲的前輩占著——我可能會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隻能一直“打灰”。
這家公司唯一的好處就是按時發工資，在職的小一年裏，工資幾乎沒有拖欠過。這段時間，我在業餘時間考了“二建（二級建造師）”、備考“一建”，有了“二建”證書，公司把每月工資給我上浮了1000元，聽說如果拿下“一建”證書，工資會上浮更多。
但我並沒趕上這個行業最好的時期，這時候地產開發商的日子也不好過了，政策的打擊、經濟的下行、疫情的影響接踵而至，暴雷的越來越多，工程量逐漸減少。我們除了維持著基本薪資，先前承諾的獎金幾乎全泡湯了。偶爾我想，比起修房子，我還不如待在上家單位繼續修路呢——畢竟山河廣闊，還有很多路要修，但是以後顯然沒有那麽多的房子要建。
2020年下半年，我和小迪分手了。
其實這個結果，我也早已預見到了——疫情之下，我們沒有再相見過；時差之中，視頻電話變少，我時間也不夠多，天天被工地套牢，更不可能飛奔到英國去找她。彼此的缺點被極度放大，她不滿我的種種，也是我不滿她的種種。索性就分了。
分手的那晚，我一個人喝了三四兩白酒，哭了，這是我第二次主動喝酒。但第二天，我還是早起“打灰”，應付了甲方領導的視察和謾罵，賠著笑。我覺得房建的甲方過於抬高自己的地位，對人極為不敬，踐踏了我的尊嚴，再加上我受了分手的傷，很想找個地方避一避，便再次準備辭職。
其後，我和陳鑫又通了一次話，問他先前被拖欠了1年多的工資發了沒有，他答複“發了”，現在是又新拖欠了3個月的。我問他要不要辭職，他還是那句話：“在哪兒幹不是幹。”
此時，陳鑫還是測量員，單位不但欠薪，連職位都沒給他提。
這回我沒笑，我想我們似乎是走上了兩條路。
4
朋友介紹我去了一家專做廠房的施工方，總部在武漢，業務在甘肅。那邊十分缺人，能比南京這邊多賺很多錢，但多多少，沒有說。於是在2020年年底的時候，我連年終獎都沒有等就離職了。後來聽說留下的人領了一個月的工資作為獎金，聊勝於無，我沒感到失落。
走了足足兩天的路程才到新的工程部。那是甘肅北部一個很小的縣城，人是黃黃的臉蛋，漫天黃沙，樹是枯的。但工地沒多大差別，以前的路橋、高層房屋換成了廠房、機房罷了，還是鋼筋、混凝土、灰色的森林。
我們的甲方是某大型互聯網公司，我們的任務是在西北給他們建設數據機房，存儲東部的流量數據，從大局上說，這個工程叫作“東數西送”，有政策支持。
一定程度上講，這種工程是我們這代“土木人”的“小風口”，剛興起，缺口大，工程量足夠我做三五年以上——比起疫情時代各個行業的動蕩，這算是一顆定心丸。所以我也給父母坦白了來回辭職折騰的事，他們也隻能接受，“男孩子多出去闖闖也沒事兒”。
在這裏，我仍然是施工員，主要工作還是負責“打灰”，但也開始兼搭負責起更多的職能，儼如雜事管家：現場材料是由我一一驗收簽證的，進度和施工工藝也由我協調，工人們的活兒由我負責組織，日報周報月報由我按時更新，就連工地上丟了什麽東西，也往往是我去管。
除了以上這些，我還接了做投標文件的工作，這算個好差事，“內業（項目建設中負責工程項目資料檔案管理、計劃、統計管理及內部文秘管理工作）”多了，受曬就少了。
項目總經理對我做的標書很滿意，各類材料詳盡全麵，內容美觀，沒多久，幹脆叫我轉去幹工程商務，專門搞招投標——除了做材料以外，還要搞成本分析、合同起草、商務談判。
這下反而糟了，因為喝酒的次數越來越多，我的肚子越來越大，逼近曾經的陳鑫的體重。有時候喝完酒後回到宿舍洗漱，看著鏡子裏的自己，我想，這才是小迪應該和我分手的時候，因為我越來越不知道自己有什麽值得別人所鍾情的地方。
除了賺錢。
2021年年底，項目總經理給我發了很多獎金，我算了一下，一年的綜合到手收入超過26萬。項目總經理許下承諾，“明年30萬，後年35萬”。當然，更大的承諾是叫我接替他的位置——為了讓我相信他所言非虛，他直接給我升職成了項目副經理，跳過了中間冗長的升級過程（當然，那個項目的分工非常扁平，沒有一步一級的講究，純靠領導賞識）。
這也是我理論上離自己當初立定的事業目標最近的一次。我多敬了總經理兩杯酒，喝得爛醉，年終時被他選為代表回武漢述職。他回不了老家過年，因為他是第一責任人，又在趕工期。沒多久，他老婆帶著孩子來找他，從武漢搭火車來的，兩個孩子，一男一女，都在讀小學，現在放了寒假，來工地陪他一個月。
看著他兩個孩子，我想到，如果自己有了女友，結婚，有了孩子，多半也會這樣——土木人，自古家人、工作難兩全。
我又開始思考工作和生活的意義。
就在大家覺得我“錢途”一片光明之際，2022年初，我又辭職了。
這次辭職的原因是表姐給我介紹了一個女朋友，她是武漢本地人，獨生女，家境不錯，在通信公司做財務，長相也甜美，算是我在和小迪分開後見到的最為心動的女生了，不想錯過這段姻緣。對方對我同樣滿意，但唯一的要求是希望我離開工地，找一份武漢市區的穩定工作，早點結婚。
我答應了。
項目總經理開始很是不解，對我再三挽留，即便我一再解釋，他仍有微詞，認為我正是前途大好的時候，不出幾年，大約可以如他一般。但說實話，我並沒有覺得如他一般多麽好，一樣要喝很多徒勞的酒，一樣要離開家人。賺了那幾十萬，又有什麽具體的意義？
見我不為所動，總經理沒再多說什麽，叫我保重。家裏人也對我辭掉這個工作多少有些惋惜，但我相信自己在哪都是優秀的，接下來也會有個不錯的去處。
辭職以後，我來到武漢光穀，入職了一家當地的建築設計院，民企，主要做地產相關的業務。我的職位是商務經理——說是經理，部門其實隻有3個人：一個負責人，據說是老板的親戚；一個女孩子，商務專員，負責貌美如花；還有我，負責項目投標及各類協議擬定、材料編製、成本預算等。至於升職，幾乎沒有可能，我歸負責人管，負責人歸老板管，小公司就是這樣，一眼望到頭。
如果說有什麽盼頭，那隻有老板許諾的獎金。我難能可貴地得到了雙休，工資算不上太低，唯一可恨的是需要加班的時間長過我先前的3份工作，晚上沒有10點之前下班過。
我給女友說：“這份工作其實一般般，加班挺累的。”
女友說：“我在公司做報表，也要加班，也很累。”
是的，新的階段有新的痛苦，什麽工作又是“錢多事少離家近”呢？這份工作忙歸忙，周末也能跟女友到武漢各處轉轉，而這裏的房價也算是能企及的高度，我開始期待婚後的日子了。大概我不必像以前的“師父”和領導那樣，為了職業放棄對家人的所有陪伴。
我給陳鑫打了個電話，想問問他又被拖欠多長時間工資了。
電話裏他頓了頓說：“我辭職了，回老家了。”
我以為他大概回老家考公務員或者事業單位去了，因為如今流行這個。他卻說：“不是的，我找了個老家的工地。嘿嘿嘿。”
“還做測量員麽？”我問到這個關鍵的問題。
“是的。”
啞然。
5
今年中旬，大學老師邀請我回母校來做“畢業分享”，我推托了很多遍，還是推不掉。在他們眼裏，我畢業3年多做了4份工，經驗值得分享。但我卻覺得自己哪份工都沒幹超過1年，實在是經驗欠佳，連我都覺得是自己在“作”，周圍人像我這樣折騰的也不多。有同學說，是因為大家沒我這樣的實力，折騰不起，我也不知道這話是在安慰我，還是在“點醒”我。
做分享前，老師特意還和我交代了一些事兒，大意是，現在經濟下行，土木專業的學生們就業壓力大，社會輿論都不好，希望能給大家帶來一點鼓勵，分享一些好的事情。為此，我專門寫了演講稿，盡量讓大家避免一些可能會踩到的坑，但多餘的憂愁，我實在也開不了口，因為說太多負麵的東西沒用，“土木人”隻會更擔憂。
臨結尾，我夾帶私貨，分享了一點自己的故事。
“給大家講個趣事，我以前有個女朋友，白富美哦，家住西湖，英國留學，後來我們分手了，我一度覺得是因為我去了工地的原因，所以我恨透了工地。我有段時間一直在想，如果我不是找了施工單位的工作，如果沒有去工地待著，會不會還在一起，不會分手。”
“其實不是的，一樣會分手，現在反過來看，我們分手的原因怎麽能歸咎於工地呢？那會兒是我離不開工地，我靠它賺錢，不是它離不開我。當然，你要是讓我說工地有多好那也罷了，絕對不好，它隻能滿足基本的保障和穩定，同時確實會帶給你痛苦，但是社會上沒啥輕鬆的事。”
“所以去哪裏、做什麽工作，還是應該結合自己的情況來看，不是前輩做的一定是對的或者錯的，每個人都不同。就像你談一個並不能接受異地戀的女孩子，那麽你去了工地極有可能分手，做別的工作會好一些。但如果你隻需要一個包吃包住賺錢攢錢的地方，那麽工地不外乎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話裏話外，沒那麽多正能量，也沒那麽多負能量。臨了，和老師們一起吃了晚飯，喝了酒，一些相對熟悉的老師們，也對我說了一些很擰巴的話：“土木這個專業既不好，其實也好。很辛苦，但是能賺到錢。很乏味，但是能攢下來錢。很折騰，但是不會失業。”
他們和我一樣，一邊說行業不好，一邊又說行業好。估計其他行業的人也一樣，一邊吐槽著，一邊以此為生。隻是，我也清楚，從我2015年入學至今，土木行業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在時代洪流之下，個人選擇隻能是在理性和感性中不斷搖擺、不斷變化。
我也不知道我做出的是不是正確的選擇。或者，什麽才是正確的選擇？
（本文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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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曾經，我是一個幸福感指數特別高的海澱媽媽。
我和老公是“北漂轉正”一族，在北京的頭十幾年把精力都放在了工作、買房、買學區房、落戶上麵。有了女兒小雲後，我全職在家帶娃，很早就抱定了“不雞娃”的教育策略——我們這輩人小時候就沒有“雞娃”一說，學習都是靠自己，30年過去了，難道在這個更進步的時代裏，學習這種事還需要家長嘔心瀝血？我不相信（難得的是，丈夫的想法和我一致）。
不過當大環境還在營造“素質教育”的輕鬆氛圍時，海澱家長就以“非常雞血”出名了。小雲上幼兒園的時候，我們隻給她報了些不痛不癢的“素質課程”，比如：舞蹈、畫畫、剪紙、樂器。到了小學，我希望小雲快樂成長，一到節假日就安排各種好玩的活動，而丈夫整日忙工作，更是不會在孩子的教育上多想。
當然，不“雞娃”也不代表我們完全佛係，每個學期，我們都會給孩子買教輔資料，家裏也堆了不少。小雲到了“關鍵的三年級”，成績不僅沒有下滑，反倒有上升趨勢，特別是英語，每次都是滿分或接近滿分，搞得我都有些恍惚——難道這小娃有語言天賦？
2019年下半年，小雲上四年級了，我的那種淡定心態隨之被打破了。
年底前的一天，老公下班回家，說他的同事得知我們還沒讓小雲學奧數，表示非常驚奇：“小升初時你們會很被動，因為‘搖號’就是賭運氣，往年有不少孩子搖進‘坑校’的。”
我知道，早在2017年4月，北京“推優（三好生）入學”的政策就被取消了；到了2018年9月，競賽項目也不得作為中小學招生入學依據；2019年4月，特長生招生方式（包括藝術、體育、科技特長）被取消；7月，民辦學校要和公立校一樣統一招生，統一“搖號”；11月，一家知名民辦校的“冬令營”被取消，一家知名校外培訓機構“冬令營”也被取消——這些“冬令營”實際上就是奧數活動，帶有選拔的性質。
那時的我還天真地想，既然“推優”沒了，奧數已死，招生隻剩“搖號”，還有必要費勁巴力地學奧數拿獎杯、拉票爭三好生嗎？教育資源均衡是大勢所趨，隻要孩子把校內成績抓好就不怕，再說，還有“就近入學”的政策呢。
而讓我能不著急上火的底氣，是因為我家在海澱區的一個老破小社區裏，學片內雖沒有市重點校，但小區對麵就是一所優質校。這所中學名義上是普校，但因為是“小強校”的集團校，教學水準高，甚至強過了一些區重點校，頗受家長們的追捧。在我們家5公裏範圍之內，還有另一所優質校，近年高考成績十分亮眼。既然家附近就有兩所好學校，還擔心什麽呢？我以為，隻要在小升初時不碰競爭激烈的“六小強”（北京最好的6所市重點初中），瞄準這兩所好學校就算是務實了。
誰知，事實並非如此。我家附近除了那兩所優質校，還有四所學校是真正的普校。我特意找了幾位家長聊天，才知道離我們家最遠的那所九年一貫製學校不僅成績最弱，還存在不公平的現象——該校的生源大多是附近某單位的子弟，中考時這些子弟全有加分，其他孩子沒有——對家境普通的學生來說，這種學校不就是“大坑”？！我突然感到恐懼，萬一小雲“搖號”進了這所中學，成了全班唯一沒有加分的倒黴蛋，該怎麽辦呢？
正當我對未來感到憂慮時，一天小雲回到家，突然對我說：“媽媽，要不你也給我報個班吧，數學和英語都得報。我看不懂他們討論的奧數題目，也經常聽不懂英語老師說的英文。”
進入四年級後，小雲班上的孩子們就開始“發力”了。有的刷完了高思奧數，有的報了兩個奧數班，還有的已經通過了英語KET、PET（劍橋通用英語五級考試裏的第一、二級）考試……小雲的閨蜜娜娜、童童、小寒也經常會帶課外作業去學校做，還討論得熱火朝天。
娜娜和童童的校內成績不錯，但小寒的數學總考六七十分，她們仨都在校外學了一年奧數，同時還學著課外英語和語文，而小雲一個課外班也沒有報，幾乎是班裏最另類的存在。有一段時間，小寒媽經常興奮地跟我聊天說她家孩子學了多少奧數新知識，我心裏不以為然：小寒連校內都沒有學好，還去折騰奧數？
直到女兒主動要求報課外班，我才意識到不對勁——小雲平時的英語成績還不錯，怎麽會聽不懂老師講什麽呢？她委屈巴巴地說：“考試太容易了，老師平時會做一些對話練習，叫到我回答時，聽不懂，很尷尬。娜娜她們學的課外英語超級難……”
我翻出她的英語課本，再翻了翻最近的考卷，又問娜娜媽要了人家的課外英語習題來看。這一對比才知道，學校裏學的英語與課外班的相比，竟是如此簡單。
正當我考慮報課外班來亡羊補牢時，又有幾件事情發生了。
一次，在放學的路上，童童以相當老成的口吻告誡小雲：“現在不學奧數，你五六年級時就會後悔。”童童媽也表示，如果小雲想學奧數，可以和童童一起“攢班”。
童童四年級時就拿到了線下奧數比賽的二等獎，她媽媽為了專心陪伴孩子“小升初”，辭去了銀行的工作。在“雞娃”這件事上，童童媽十分激進，但效果頗為顯著，所以她在一群媽媽當中一向心氣很高。
還有一次，小雲告訴我，娜娜對她媽媽說：“小雲的媽媽啥班都不給她報，啥都不管！”潛台詞是，我像個後媽。
孩子的話往往反映了家長的態度。看來，在班上大多數家長的眼裏，我們一家已成了“躺平”一族。在海澱的“雞娃圈”裏，“躺平”的家長是很受鄙視的——“躺平”又妄想“躺贏”，是最不負責、最不上進的父母。
難道不讓孩子學超綱的知識，就是“躺平”？如果我和老公真想“躺平”，根本就不會從人情熟絡的老家跑到北京來。問題是，這海澱的“合格父母”，到底該怎麽當啊？
我很鄭重地和老公談了一次，他和我一樣困惑：輿論層麵，給孩子“減負”的呼聲很高，可現實中，校內知識難度是下降了，可一些重要考試的難度又擺在那兒，家長們必須得花錢送孩子去校外學。於是，“雞娃”的天花板越來越高，孩子們越來越“卷”。
困惑歸困惑，眼前的問題必須得解決。為了驗證女兒能不能接受奧數，我買來了高思（國內一個著名的教培機構）的書，把老公拉入夥，先嚐試在家自己教。老公小時就是奧數獎杯的獲得者。那時他在老家讀初中，靠興趣和自學拿到了市奧數比賽的三等獎，我想，好歹也是一個省會城市的奧賽，得獎難度應該不低吧。
可老公看著那些小學三四年級的奧數題，邊看邊搖頭：“這些問題等學了方程式和幾何後再做，是非常容易的，為什麽非要提前給低年級孩子做呢？”然後，他又看五六年級的奧數題，更是感歎：“這比我們那時初中組的題還難，超綱太嚴重了，拿這種題給小學生做，算不算殘害人性？”
雖然嘴上這麽說，我們還是得教。不過，教得很費勁。在我們看來一些理所當然的概念，小雲卻很難理解。有時，我感覺自己就是在對著小動物講題，當女兒終於弄明白一個知識點的時候，我往往已經累得沒了做飯的力氣。
我隱隱感到，自己已經在什麽事情上犯了重大的錯誤：以前我總覺得海澱家長太瘋狂，萬一我才是那個別人眼中的小醜呢？如果說報課外班是很不明智的，那為什麽這些家長都趨之若鶩？不多學一些，小雲將來會不會真的淪落到“坑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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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後，小雲的英語老師在課堂上公然推薦一家校外培訓機構，還說：“如果四五年級還沒有通過KET考試，‘小升初’時就麻煩了。”
當我加了幾位機構老師的微信後，發現小雲的班主任和英語老師會給機構老師的朋友圈點讚，應該是關係不錯。後來得知，娜娜就在這家機構學習英語，已經有一年了——顯然，英語老師早就私下向一些家長推薦過了。
也是在這段時間，我一口氣給小雲報了三門主課的課外班，正式成為了一名“海澱雞娃新手”。各種“升學群”開始通過各種渠道進入我的視野，有的“升學群”甚至就是班主任推薦的。
我泡在群裏，通過學習，才知道北京的小孩子上個中學也能有這麽多名堂。從明麵上看，“小升初”就是靠“搖號”、靠運氣，但實際上，“點招”從未消失，隻不過這類信息隻在小圈子裏傳播。
“點招”就是學校的自主選擇性招生，一些好學校為了保障生源質量，會在學生誌願填報之前偷偷“掐尖兒”。雖然在現有政策下，“點招”的空間被大大壓縮，但一些空間仍然存在。其中有可以官宣的，也有不能明說的，對於後者，學校一般會以非常低調的方式聯係家長，這就是所謂的“密電”。
在“密電”中，學校會向家長作出招收孩子的口頭承諾，俗稱“給票”。拿到“票”的家長，後續也要按流程幫孩子填報誌願，但如果輪空，還可以被學校“打撈”上岸，這叫“補錄”。但這裏麵，還有很多細節需要特別注意，比如：學校的口頭承諾並不是全都靠譜；輪空後，家長在什麽時機聯係學校特別關鍵，又最難把握；補錄階段，家長也不能認死一家學校，否則容易失敗。
僧多粥少，海澱區“小升初”的競爭逐年激烈，這些細節往往決定了最終的成敗。據說，每年都有不少提前拿到“票”，最後卻被家長“玩丟”的例子。
“升學群”裏的家長雖互不認識，但經常就各種“點招”套路侃侃而談，剛開始我連話都插不上，曾一度誤以為自己與這個世界失聯過。據他們講，好學校喜歡什麽樣的孩子，各有不同：有的重視奧數，有的喜歡市、區三好生，有的看重簡曆，有的會舉辦選拔考試，有的甚至會委托校外機構組織選拔。總之，“點招”渠道五花八門，更難把握的是學校的“口味”，會變。
饒是“點招”如此麻煩，但大家還是要拚，目的都是想避開“搖號”的不確定性，讓孩子憑實力安安穩穩地進入好學校，將命運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中。
轉眼間，小雲上六年級了，她的簡曆文件袋裏已經裝了各種獎狀和證書：英語的朗思B1、語文的葉聖陶杯全市一等獎、兩個科技大賽三等獎、編程全國二等獎、全市藝術展演團體金獎、樂器十級證書、國畫四級。
以海澱“小升初”的內卷程度來看，小雲的成績根本不出彩，因為“牛娃”基本都有奧數獎項傍身。小雲學奧數起步晚，基礎弱，五年級時還不敢參加比賽，到了六年級，所剩的奧數比賽機會不多了，她硬著頭皮參加了一個，最終離三等獎還是差了一步。在英語方麵，B1級別是“最低配置”，有的孩子在小學就過了B2甚至C1級別——前者對標大學英語六級，後者基本就是把英語當母語的水平，小雲的B1級別，也就相當於高中英語水準而已。
我第一次幫孩子投遞簡曆，就遭到了校方的冷遇，雖然我強調孩子以微小差距與奧數三等獎擦肩而過，但證書沒有就是沒有。本就不多的希望幾乎被澆滅，我也終於體驗到海澱“小升初”的殘酷，開始後悔在孩子五年級時沒有讓她退出樂團，耽誤了刷奧數題。
好在還有“選拔考試”這條路可以嚐試，隻是看著這些年花了大量精力攢下的獎狀證書，我心裏好不唏噓。老公見我失望的表情，就知道發生了什麽，他歎氣道：“唉，我也沒想到海澱的‘小升初’是這麽玩的，早知道就早點‘雞’奧數了。”
根據孩子的實際情況，我們果斷放棄了“六小強”，瞄準了家附近的優質校。可是在“點招”時，小雲還是遭遇慘敗——一個“密電”都沒有，幾乎是要毫無保障地參加誌願填報了。
“搖號”在即，容不得家長自怨自艾。北京“小升初”有兩次搖號機會，分“一派（位）”和“二派”。一派的選擇範圍大，選項包括“小強校”、區重點、優質校、普校和弱校，好處就是不想去的學校可以不填；而二派也叫“終極大派位”，必須把住所所屬片區內的五到六所學校都填上，無論喜不喜歡，孩子最終都會被電腦隨機分派進一所學校，實現“就近入學”。家長們口中所謂的“進了坑校”，就是指在二派中被派到學片內最差的學校。
所以，填寫一派的第一誌願非常關鍵，為此我花了兩周時間把可選的三十多所學校的情況都整理到了電子表格裏進行比對，慎重程度不亞於給公司做大件采購。隨後，我又帶小雲去實地考察，當時恰逢北京疫情最緊張的時候，我們娘倆一路上都是小心翼翼的。
此時，“升學群”裏的老師提醒各位家長說，當前最重要的事情，除了備好孩子的簡曆等待機會，就是要全力準備各學校的選拔考試，“這個考試一般會在一派前進行”。
在距離一派還有將近兩周的時間裏，小雲每天除了完成學校作業，剩餘時間全部用於備考。而我除了做好一日三餐和家務，就是繼續搜集各種學習資料和學校的信息。
這段時間，“班級群”和“家長群”裏幾乎沒人說話，風平浪靜得有些過分。但“小升初群”裏卻熱鬧紛繁，有些家長在問老師哪所學校好，如果接到了學校電話該如何回答，後續該如何做。
孩子們也有自己的溝通渠道。小雲和娜娜聊微信時，拍了道題給她，眼尖的娜娜立馬關注到照片邊緣的幾個小字——“XX校初一入學數學試卷”。她立馬問小雲是不是被這個學校“點招”了，小雲哭笑不得地說：“我怎麽可能被‘六小強’點走啊！就是我媽從網上找的題目，讓我做做練習啦。”娜娜還不相信，又問了一堆問題才罷休。
隔天，娜娜媽就來找我“取經”，神秘兮兮地問我是怎麽弄到題目的。我發了一個大笑表情包過去，說真是網上隨便找的：“我們沒有‘三好’、沒有奧數，怎麽可能進那所學校？”隨後，娜娜媽發了個哭笑不得的表情包過來，我又費了一番口舌，她才相信小雲沒被“點”走。
更有意思的是小寒媽。她見童童連著兩天沒有在小區裏玩，就派小寒去“關心”一下。一番試探後才知道，童童之所以兩天沒下樓，是因為來例假了。小寒媽這才鬆了一口氣，有點刻意地說道：“嗨，我還以為病了呢，沒事就好，沒事就好！”但我心裏明白，她肯定是以為童童瞞著大夥兒參加學校的選拔考試或麵試去了。
那幾天，家長們演盡了各種“心口不一”：娜娜媽一直對外推崇某民辦校，娜娜也慫恿我家小雲報那裏，但其實她們娘倆從沒把這所學校當第一誌願；小寒媽媽也特意向我們透露走關係的“市場價格”，其實她並不打算砸錢，而是想讓孩子一把“上岸”個普校。
家長們表麵上風平浪靜，暗裏都在使勁，多方打探消息，既希望自家孩子盡快接到“密電”，又害怕聽到別人家的孩子拿到“票”的消息。可是，這事完全不受家長控製，那些明裏暗裏的戰鬥就像打在棉花上，一點觸感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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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上加霜的是，選拔考試因為疫情被取消了，我們隻剩下填報誌願這唯一的一條路了。
在一派誌願開啟填報的前一天，娜娜收到了一所優質校的“密電”，校方還承諾讓她進最好的實驗班。當我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要說心裏沒有一點別扭是不可能的——一直以來，娜娜的英語、語文成績都不如小雲，拿到的編程獎項也沒有小雲豐富，但人家在線上奧數比賽中拿了個三等獎，分數比小雲高一點。
我轉念一想，小雲也許可以再試一次自薦。我抱著希望給一所家門口的優質校打去電話，對方首先埋怨我電話打得太晚，接著用很官方的語氣告訴我：“明天可以把我們學校填在第一誌願。”
我厚著臉皮問，如果一派“輪空”，是否存在“補錄”的可能？對方不耐煩地大聲說道：“補不了！補不了！”我那點可悲矯情的自尊心已經到了忍受的頂點，但又不能表現出來，隻得卑微地道謝。
第二天就要填報誌願了，我沒有機會為女兒向其他學校自薦了。而且，我也沒有勇氣再拿起電話了。這時，我心裏開始不受控製地對娜娜媽生起了一層芥蒂——在我看來，兩個能力差不多的孩子，在擇校上卻得到如此迥異的對待和結果，看來，海澱的“小升初”不僅是門玄學，還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
一派誌願填報從啟動到截止有3天時間，在這72小時裏，還可以修改誌願。但這事並不是填完信息用鼠標輕輕點下“提交”那麽簡單，家長要了解很多名詞，閱讀相關文章，還得查看教育考試院官網的數據。
我每天要做三頓飯，老公居家辦公幫不上忙，我隻能趁鍋裏燉著菜趕緊看手機，見縫插針地“學習”。為了避免和老公在誌願填報上產生重大分歧，我時不時得給他做科普，每當我介紹一些民辦校的情況時，他就會露出不耐煩的神情，讓我心裏隱隱不安。
6月3日下午1點，一派誌願填報就截止了，但我們一直到上午11點，仍在糾結給女兒的第一誌願到底是填公立校還是民辦校。經過一番仔細地研究，我發現家附近的那兩所優質校屬於“第一梯隊”，中簽率竟和“六小強”差不多。為了穩妥起見，爭取在一派時“一把上岸”，我覺得可以考慮全區排名前5的那所優質民辦校——因為有較高的學費門檻，它的中簽率是家門口那兩所學校的3倍，而且校園環境極其優美，小雲看到宣傳照片時完全沒有抵抗力。
但老公死活不同意，他莫名其妙地火大：“人家都往公立校跑，你偏去民辦校，將來要是耽誤了小雲怎麽辦？！”
我哭笑不得：“你先調查清楚好不好？你知道海澱區中考前十名裏有多少是民辦校（的學生）嗎？你瞧不上人家，人家還未必願意要咱們。”
老公又拿政策說話——今年5月底，海澱區有7所有名的民辦校轉為公立校，其中就包括最牛的那幾所：“國家都出手整頓了，你還偏要撞上去，是要拿孩子的前途開玩笑嗎？你怎麽這麽容易受網上的影響，不是說好了就填家門口的（學校）嗎？”
那段時間我沒有好好睡過覺，連反駁的力氣都沒有，隻能強撐著解釋，“搖號”本來就是賭博，當然要賭幾率大的。誰知老公口氣強硬，說我這種賭博心態要不得：“就填家門口的學校，要是沒去成也就沒話說了，走二派，派到哪家是哪家了，好歹都離家不遠。整頓民辦校都這麽明顯了，你能保證明年不會輪到這幾家？‘民轉公’後就不能收學費，學校盈利必然嚴重下滑，是不是會有大批好老師離開？你將來後悔了別來怪我！你研究了這麽久，就研究出這結果？”
前半段話不是沒有道理，但他最後的那句話著實傷到了我。我也不管不顧了，把多日的壓抑、委屈、疲累發泄了出來：“這件事從頭到尾是誰在負責？是你嗎？是我！在小雲跟不上進度的時候，堅持要報課外班的是我；在五六年級拖著她去各個考場和賽場的也是我。我在這兒埋頭研究‘小升初’的政策，還要給你掃盲。你們都有節假日，但我沒有！就因為你是她爹，我事事還要跟你商量，你不負責平日細節卻要掌控最終決策，還要對我問責，憑什麽呀？！”
談話進行不下去了，老公扭頭進了房間，我們一家三口每人占用一間房，各幹各的。我頓時有種放下一切的衝動，開始刷起了抖音。
僵持到中午12點20分，老公急了，走過來要我趕緊填報，他一見我在刷抖音，更火了。他把我的手機摔在沙發上，我把他的茶杯推到地上，空氣中有了火藥味。
小雲聽到響聲跑了出來，我害怕自己在孩子麵前做出更衝動的行為，趕緊拉著她進了房間。躺在女兒的床上，看她寫作業——我突然想起大學室友說過，前幾年她因為孩子“小升初”的事和丈夫鬧得差點離婚。那時我還覺得她說得太誇張，而現在我卻不明白自己怎麽也變成了這樣。
12點35分，老公在客廳裏點擊鼠標，假裝平靜地朝女兒喊：“小雲，你過來告訴我教育係統的用戶名和密碼吧。”小雲跑過去一看，搖頭說自己也不知道，於是客廳裏陷入了沉默。
我在床上也待不住了，走了出去，老公看見我亂糟糟的頭發，又好氣又好笑。我使勁瞪了他一眼，罵了一句，就坐到電腦前嫻熟地輸入用戶名和密碼，花了1分鍾就填好了第一誌願——家門口的那所優質校，後麵全空著。
我想通了，老公對民辦校的擔憂有道理，我沒必要冒這個險，更不能為了麵子去冒險。我們這個學片雖然有“坑校”，但至少沒有“渣校（老師無心教學，學生無心學習，校風極差的學校）”。既然都走到“搖號”這個地步了，那就坦然接受命運的安排吧，畢竟身在北京，學校離家近也是個“寶”啊。
4
當晚，小雲在房間裏和幾個閨蜜聊語音電話，嘰嘰喳喳的。一開始我沒在意，可突然我聽到了幾個和“誌願”有關的字眼。
早在一派開始之前，我就叮囑過女兒，不要和同學談論誌願。“搖號”就是一種博弈，要做到信息保密，如果底牌讓人看光了，大家紮堆填報，豈不是平白增加了風險？雖然誌願已經提交，但中途還有修改的機會，而且結果公布後還有2天的補錄時間，期間什麽變數都可能發生。
那幾個孩子說了自己的誌願後，就開始盤問小雲，小雲一直在回避，後來實在招架不住，幹脆不說話了。娜娜不斷逼問，語氣令人反感：“快說！你不會真填了那所貴族私立吧？”得到否定的回答後，她又陰陽怪氣地說：“哎喲——到底填了什麽好學校啊，都不讓我們知道呢。”
小寒立馬附和：“我知道了，你是走關係進去的吧？”
我的血一下子往頭上湧，立刻要求小雲停止語音通話，娜娜在那頭還抱怨：“你媽怎麽偷聽我們聊天？不讓你說，還偷聽，你媽怎麽這樣？”
難道我在自己家還要捂著耳朵不成？我壓製住衝動，讓自己冷靜下來。然後我在微信上聯係了兩個孩子的媽媽，禮貌地表達了自己的意思。她們也很知趣，讓自己的孩子不要再逼問小雲了。
做完這些，我長籲一口氣，躺了下來仔細回想，又覺得自己可能過於敏感了。可這種神經質般小心謹慎，的確是這場“小升初”帶給我的後遺症，它還教會了我：“靠誰都不如靠自己”“別輕易相信任何人”。
6月10日下午3點，一派“開獎”的時刻到了。我怕自己身上的負能量會影響幸運之神降臨，就讓小雲自己查詢結果。我站在客廳的另一頭，把臉埋在牆上。
小雲盯著屏幕，臉上沒什麽表情，隨後有點不自信地說：“我這是被錄取了？”我湊過去，看到紅色的“錄取”二字時，先呆了幾秒，隨後就和女兒一起大叫起來。我就像個孩子，和小雲跳著轉圈，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
狂歡完畢，小雲馬上和閨蜜們分享自己的喜悅。幾個孩子嘰嘰喳喳，興奮異常——娜娜順利搖中了“點招”她的那所優質校，不需要“補錄”了，但我隱約聽到有個孩子說自己“輪空”了。在一片喧鬧聲中，那個孩子的聲音漸漸地就聽不見了。
果然，人類的悲喜並不相通。
半小時後，老公收到童童爸發來的微信——他是來詢問小雲一派的結果的。他家童童綜合成績比小雲好，但卻在撲朔迷離的“點招”中失敗了，而且一派“搖號”也“輪空”了。得知我們中了那所優質校，童童爸很禮貌地恭喜了我們，說自己閨女運氣不好。老公歎了口氣，回複他說可以試試補錄，但童童爸說今年的“形勢不好”，之後就沒有再聊了。
我突然想起來，從一派誌願填報開始，“雞娃”最積極的童童媽就好像人間蒸發了。小區和朋友圈裏都沒有她的蹤影，現在連詢問結果都是派童童爸來。我坐在客廳裏，心裏突然湧起一陣後怕——那些“輪空”的孩子和家長此時的心情是怎樣的呢？如果小雲遭遇“輪空”，又會怎樣？我不敢想下去。
毫無疑問，我們是幸運的，從此我不用打電話去學校“求撈”，不用再熬兩周等二派，更不用再經曆一次結果公布了。明明是孩子上了一個好學校，應該滿心喜悅，但我此刻最直接的感受卻是解脫。
接下來的幾天，我聽說了幾起“升學事故”：小雲班裏成績最好的兩個“牛娃”隻去了家門口的優質校——往年像這種實力的孩子，毫無疑問會被小強校“點招”，但今年倆孩子卻“點招”失利，一派“輪空”，家長隻得與家門口的優質校溝通“補錄”。吊詭的是，家長在這邊的學校剛“補錄”完畢，就相繼接到了一所小強校的電話——但木已成舟，不能變更了。
我想不通，為啥孩子們不能憑能力進入與之相配的學校？為什麽每年都會出很多升學事故？為什麽不幹脆把“點招”的路徹底掐掉，偏要留出這一點名額把幾萬家庭虐得死去活來？
深夜，我看到一位老師在朋友圈發出感慨：“總之，北京的教育資源是真的趨向於均衡了，大家真的不必過於焦慮了。”也不知道他說的是正話還是反話。
5
第二天，一派“輪空”的小寒來我家看倉鼠，小雲答應送給她幾隻，她邊選倉鼠邊說：“據說你們學校會有分班考試，超級難哦！”
小雲對天長歎：“是啊，真希望我能進實驗班。”
“你也能進實驗班？”小寒抬起頭看著我和老公，嘴角露出一絲輕蔑的笑容。
小雲正在幫她挑選倉鼠，臉上有一點尷尬。我的心跟著沉了一下——昨晚，小寒媽打來“祝賀”電話，說十分佩服我的勇氣，“竟敢用這所學校拚運氣！”
“普娃”進了好學校，個中滋味隻有自己才懂。按海澱區部分家長的觀點，“小升初”進了好學校並不是終點，還要進實驗班，不然就基本與好高中無緣。為了證明自己是有實力的，小雲決定衝刺實驗班，我給她報了一個培訓班，兩周時間，每天上兩小時網課，期間再完成大量有難度的練習。
6月27日，在居家近兩個月後，海澱區的學生們終於返校了。這次返校，讓家長們對班裏的升學情況也有了大致了解：往年，這所小學的每個畢業班隻有幾個孩子走二派，可今年小雲的班上卻有將近一半的孩子進入到了二派。
小雲回來跟我說，班主任被幾個調皮的同學惹惱了，就對全班說：“不要以為你們要畢業了就無法無天，附近兩所學校都打電話問過我了，哪些是班上‘第一梯隊’的好學生，人家都知道的。你們要是平時表現好些，怎麽會跑到二派去？”
我對這話一直沒有回過味兒來。晚上，我和一位很懂“小升初”的家長聊天，她才為我揭開了謎底——她說這個班的孩子升學結果如此“慘烈”，是因為班主任不作為。在“點招”和“補錄”階段，優質校都會向班主任了解學生的情況，“這個時候班主任的評價最有用”。
我對此表示懷疑，因為娜娜媽和班主任的關係一直有點緊張，可娜娜卻被直接“點招”進了最好的實驗班。那個家長說：“那肯定不是班主任的功勞，可能人家‘自薦’成功或是有別的路子，你懂的。”
是啊，在“小升初”這場戰鬥中，蛇有蛇路，鼠有鼠道。有背景、有門路的家長根本不在乎“搖號”，最後都能去想去的學校，更牛的還能直接進實驗班。據說“六小強”核定每班30多人，但開學時往往會多一批學生，有幾個班甚至是為關係戶專門設置的。
7月4日，二派結果出爐，小雲班裏的“升學事故”又多了幾起，而且一個比一個慘：童童被電腦派去了片內排名靠後的弱校；小寒不幸搖中了坑校（單位子弟有中考加分的那所）；但最慘的，還要數一位品學兼優的男生，那個孩子憑借音樂特長參加過清華附中的選拔考試，家裏有“政保”資格（政策保障生，國家對某些人群子女的升學優待），自己還獲得過“區三好學生”等各種獎項，但在整個小升初階段，他的父母都在外地忙工作，爺爺奶奶哪搞得清“小升初”的各種套路？結果，他“點招”沒成功，一派誌願也沒有填好。一派“輪空”後，“政保”也沒發揮作用，隻能等待二派，最後二派第一誌願也沒中，一路滑到了底。
聽說最終結果出來的時候，孩子的奶奶在家裏直接休克了。
不久後的一天晚上，小寒突然給小雲撥來視頻電話，說那幾隻倉鼠都離奇死亡了：“有的像是被質量差的籠子悶死的，有的是因為沒有分籠被大鼠咬死吃掉的。”
隨後，小寒展示了倉鼠們的慘狀，小雲嚇得都快哭出來了。掛掉電話後，她後悔不迭地跟我們叫嚷：“我再也不送她倉鼠了！”
我和老公安慰女兒，讓她去學校也別再刺激小寒了，倉鼠死了，人家肯定也不好受。誰知第二天小雲回家後，氣鼓鼓地說，小寒一點也不難過，聊到倉鼠的死亡，就像談論幾隻蚊子被拍死那麽輕鬆，還說把死倉鼠喂了流浪貓。小寒還說，自己在老家過年時，和妹妹捅死過一隻關在籠裏的小藏獒，在北京的家裏，又折騰死了兩隻虎皮鸚鵡。
我和老公聽了瞠目結舌，老公大歎一口氣：“怎麽沒有對生命的一點點敬畏呢？”
6
不知道從哪天開始，我發現小雲每天完成的練習量明顯減少，但我不想直接問她，就想著先觀察一下。
一天，我打開個APP聽節目，發現冒出一大堆新消息，都是和女兒相關的。這個APP的賬號是我們全家共用的，小雲很少拿來聽節目，但她喜歡泡在社交區。小寒建了一個叫“貓武士”的社交區，她、娜娜和小雲在裏麵一起寫關於貓武士的小說，引來不少網友點讚。經得小雲的同意，我讀過她們的作品，還真不錯，於是沒有打擾她們，有時還會提醒小雲及時處理新消息。
我仔細看了看那些新消息，有時小寒會問小雲“最近怎麽不更文了”，小雲說自己忙著做練習，“一定要卷進實驗班”。小寒就回了句：“喲，你真忙呢。”
閑聊時我問起這事，女兒像是終於找到傾訴出口，向我抱怨起來：“小寒總讓我更文，這種續寫很花時間的，我哪那麽閑？本來就是打算周更的，她卻非要日更，好家夥！但她自己也不寫啊，光知道指揮人。我隻能偶爾上去發個帖幫她攢點人氣，結果她說不能發‘水帖’，要有‘幹貨’，還給我布置‘點讚’任務，老給我打電話，要我做這做那。我都跟她說了我忙著做題，她還是一小時打三個電話來騷擾我，煩都煩死了。我現在連點讚都不做了，才不陪她玩呢！”
我問小寒是怎麽回應的，女兒說：“哼，她總把我踢出三人微信群，然後我在社區發了帖，她滿意了，再把我拉進群。結果第二天她見我沒發帖，又把我踢出來。我都被踢五六回了。”
生氣的小雲曾私信問小寒幹嘛老踢自己，小寒說是因為她沒天天去社區發新帖和點讚。小雲有些委屈：“可是，娜娜也沒有天天發啊。我都氣死了，懶得進群了。她愛怎麽樣就怎麽樣吧。”
我覺得女兒沒做錯什麽，但嘴上並不評價，隻讓孩子自己想清楚眼下哪件事更重要。後來，小雲的練習量逐漸回到正常水平，小寒的“騷擾”電話也逐漸減少了。
一天，好久沒動靜的小寒突然給小雲發來語音，說她的生日快到了，要請娜娜和小雲吃飯，玩劇本殺，“大家就AA”。
小雲欣然答應——其實早在一個月前，小寒就向她發出了生日邀請，那時小寒的學校還未定，小雲怕今後見麵機會不多，就把生日禮物提前送了。那個禮物是我們特意去商場挑選的，很漂亮。
可是在小寒生日的前一天，小雲突然接到娜娜的電話，說由於劇本殺的角色配置是五男五女，多了一個人，小寒就讓小雲不要參加了。掛掉電話，氣憤和委屈掛在小雲的臉上。我過去詢問，小雲先搖搖頭，又氣鼓鼓地讓我看一段聊天記錄——
小雲在微信群裏問小寒“是什麽意思”，小寒隻是發了一個問號，像是在裝傻，又像是懶得解釋。為了挽回一點麵子，小雲回複她：“既然你不想我去，那也正好，我剛想起來那天有課。”
隨後，小雲坐在書桌前，眼睛空洞地看著書本。我說：“我知道你看不進去的，跟我說說吧，別一個人憋著。”
小雲慢慢轉向我，說小寒前兩天把她拉進一個“生日群”，裏麵除了她和娜娜，還有一堆同學，但很少有人說話。後來小雲通過其他同學才知道，小寒在兩周之前就建了群，那時她拉了很多人進去，唯獨沒有自己。
小雲覺得自己不被尊重，但又實在搞不懂兩個閨蜜在搞什麽名堂。我問：“你的意思是，她倆一起排擠你？可你和娜娜沒有矛盾啊。”
小雲沒有回答，突然，她意味深長地看著我說：“媽媽，你知道什麽叫‘僵屍群’嗎？”
我說“就是沒人發言的群唄”。小雲搖搖頭：“沒那麽簡單，小寒建的‘僵屍群’是為真群而存在的。之前她倆為了阻止一個女生參加活動，又不想直接說，特意創建一個假的微信群，群名就是活動名稱，她們在假群裏把活動攪黃，那個女生後來就自己放棄參加了。”
我大吃一驚，竟不知道現在的小孩這麽有心眼。小雲說，她參加了那次活動，但排擠那個女生的主意不是她出的，她不喜歡這種做法，但又不能出賣閨蜜。
我覺得那位女同學很可憐，萬一知道了真相，會很傷心的。但女兒露出一副“你見識真少”的表情說：“才沒有呢，那次活動結束後，小寒還沒心沒肺地在朋友圈曬照片呢。”
這麽踐踏別人，要換作成年人，還不得打起來？我一抬頭，看到書架上女兒的小學畢業照——幾個女孩站在一起，笑得多甜啊。隻是這才過了幾天，小雲就因為“卷”，被閨蜜踢出了局。難道孩子的友情都如此不單純了麽？
我心裏實在憋悶，就在朋友圈裏發了一番感慨。
深夜，我在朋友圈裏又刷到了娜娜媽寫的長文，大概是對我的那份感慨的回應。她說大人不必幹涉孩子的事，也不應該過於敏感，畢竟生日派對請誰、不請誰，是主人的權力。作為一名律師，她表示很欣賞自己女兒和小寒對“權力”這個高深概念的領悟，還認為小雲之前放棄了在共有的社區內發帖、更文，是違背契約，所以活該被夥伴粗暴踢出局。
對於這種說法，我想不通，於是又頗為憤怒地在朋友圈裏寫了一些東西。第二天，娜娜媽發了一堆語音過來，大意是她經過思考之後，也覺得自己的說法欠妥，想緩和彼此的關係。可我不想再繼續這種尷尬的交流了，從此和她的關係就淡了下去。
7
9月開學，小雲考進了實驗班。女兒得償所願，我本應興奮，但在得到結果的那一刻，卻隻剩欣慰，因為隻有我知道小雲這些年有多努力，這是她應得的。
之前小雲進入優質校，我“沒臉”發朋友圈，因為我們是靠運氣“搖進來的”。現在，女兒靠實力進了實驗班，我就坦坦蕩蕩地發了一條。看著親朋好友紛紛點讚，我感到我們娘倆終於“一雪前恥”了。
不過，發完朋友圈後，我馬上就有了一種虛無感，忍不住自嘲：這麽較著勁，有必要嗎？孩子有沒有實力，一定要以這種膚淺的方式證明給別人看嗎？我們真的要對別人的成敗如此關注，把別人都當作敵人嗎？難道別人的成敗真的會影響我們自己的幸福嗎？
升入初中沒多久，我就聽說娜娜和小寒也“決裂”了。
起因是娜娜想退出小寒創建的“貓武士”社區，在APP內另建一個以繪畫為主題的區。而且她還不嫌事大，邀小雲一起“出走”。隨後，小寒就對娜娜發起攻擊，倆人在社交區裏互相揭短，最後這場鬧劇以小寒解散社交區結束。
自此，三個曾經的好閨蜜的交集，就僅限於小學畢業群了。
小雲在新學校適應得挺好，交到不少新朋友，但依然喜歡在小學畢業群裏跟老同學們玩鬧。中秋節當晚，她在小學畢業群裏搶紅包，都顧不上和我說話。我在旁邊看她搶，和她一起一驚一乍。
小雲@娜娜，說她剛搶的紅包好大，很牛。這時，小寒突然來了一句：“小雲你多牛啊，卷進了實驗班呢。”
小雲說自己進是進了，但和那些學霸比，還是個渣渣。小寒沒接話，之後她給大家製定了發紅包“規矩”，但每次最先打破規矩的都是她。
有幾位同學表達不滿：“你怎麽總是說話不算話？”
小寒不以為意，小雲決定不再忍耐，於是說：“憑什麽你說怎樣就是怎樣！那你自己玩吧，拜拜了！”隨即，好幾個同學，包括娜娜，也都跟小寒“拜拜”了。
也許，三個孩子的友誼不可能再修複了，但孩子們在聚散分合後，會逐漸接受這個世界的隨機性和不公平，也會找到與世界舒服相處的方式。
那一刻，我突然覺得女兒長大了，她終於有了對別人正麵說“不”的勇氣。
（文中人物皆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