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剛自殺之謎
今天寫一下斯大林的忠實粉絲、號稱新聞界四大名旦之一的楊剛自殺之謎。
楊剛原名楊繽，其父楊會康是清朝舊臣，民國以後在江西、湖北擔任過政務廳長、財政廳長和代理省長等職務。
楊會康比較開明，為了讓女兒接受新式教育，便把她送入教會學校。
北伐戰爭中，楊繽因父親被農民協會逮捕。曾陷入痛苦的深淵。
考入燕京大學以後，她因為崇拜斯大林，改名為楊剛，然後“抱著和親人永別與去死的心境提出了入黨要求”。
1929年夏天，楊剛在燕京大學包貴思教授的家庭朗誦會上認識了蕭乾。
在交往中，她除了向蕭宣傳革命外，還幫他弄了一張假文憑考上輔仁大學。
後來，楊剛因為參加遊行被捕入獄。蕭乾則成了斯諾家的座上客。
斯諾得知蕭乾已在《大公報》上發表過小說，並且與外國人編過介紹中國的刊物後，
便希望蕭能幫他編一本介紹中國新文學運動的書籍。蕭征得斯諾同意，邀請已經出獄的楊剛也來參加。
1939年，蕭正在香港主持《大公報》“文藝”副刊，收到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來信，邀請他去執教。
於是他向報社推薦楊剛接替自己的工作。報社總經理胡政之聽說楊是共產黨員，準備另選他人。
蕭力陳己見，終於讓胡政之接受了他的意見。
《大公報》是飲譽海內外的一份民間大報。其“不黨、不私、不偏、不盲”的辦報宗旨為世人稱道。
但是被夏衍戲稱為“浩烈之徒”的楊剛，卻對此不感興趣。假如不是地下黨的決定，她是不肯俯就的。
很多年以後，愛潑斯坦在一篇文章中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一些國際人士成為日本侵略者追捕的目標。
為了幫助他們撤離香港，楊剛“做了大量細致的準備工作，包括把我從我的住所和工作地點秘密轉移。”
有人撰文說，在轉移過程中，楊剛把愛潑斯坦帶到自己隱蔽的一家醫院，
讓醫生在他“腿上劃上一刀，作為被彈片擦傷的病人，方才在醫院安頓了下來。”
隨後，經愛氏夫婦介紹，她還與澳大利亞記者貝卻敵前往江浙前線采訪。
采訪中，她克服了常人無法想象的困難，寫下一係列膾炙人口的戰地通訊，並以《東南行》結集出版。
這些文章既為國人激賞，也被外國人稱道。一位美國駐華武官認為，這是“他所讀到的最好報道”。
一九四三年，楊剛奉命來到戰時陪都重慶，以《大公報》編輯兼外交記者的身份，
往來於駐華外交使節和國際友人中間，並結識了年輕的費正清博士。
當時費正清是美國戰略情報局派駐中國的負責人，為獲得更多情報，他開始與“左派人士”交往，
楊剛和龔澎就是其中的兩位。在費正清眼裏，楊剛身材苗條，容貌秀雅。
性格剛烈，她雖然“不具龔澎的魅力，也未公開以共產黨員的身份出現”，
但是卻喜歡“以更鋒利的筆調”、從“更廣闊的哲學背景來探索中國的前途問題。”
交往中，他們建立了書信聯係。費正清從楊的來信中發現，她不僅是個“非常嚴肅和虔誠的觀察家”，
而且還是一個很有見地的分析家。他甚至感到，與楊進行“討論真是上帝給我的恩賜。
得到這麽一位朋友是多麽幸運。”
與此同時，費正清認為從名字中也可以看出她的理想和價值取向，因為這個“剛”字是表示“鋼”的性格，
而所謂鋼的性格，正是“斯大林的幽靈”！（在俄語中，“鋼”讀如斯大林。）
這時候，楊剛萌生了去美國留學並考察美國社會的念頭。
一九四四年三月。在費正清和包貴思等人的幫助下，她收到哈佛大學女子學院的入學通知書，
並獲得為期一年的免費。
根據當局規定，凡出國人員必須進中央訓練團受訓，但楊剛卻寧肯不出國也不去受訓。
後來在胡政之的努力下，由蔣介石特批，她才免於受訓去了美國。
在那裏，她又寫下了一批精彩的通訊，並結成另外一個集子——《美國劄記》。
第二年，為了采訪即將召開的聯合國大會，蕭乾從歐洲戰場來到美國，與楊剛在舊金山重逢。
想當年，由於走得太急，蕭在赴英之前都來不及與楊見麵，沒想到闊別十年之後，竟會在異國他鄉相見。
對此，傳記作家李輝這樣寫道：“在舊金山，一走下火車，蕭乾就聽到一聲興奮的喊叫。
多麽熟悉的女性聲音，一下子把蕭乾帶進一種仿佛喝醉了酒的境界。”
在這次采訪中，蕭乾敏銳地發現，盡管聯合國的成立和納粹德國的投降為中國帶來了和平的希望，
但如果國共兩黨還要為各自的利益而爭鬥的話，那就很可能爆發大規模內戰。
為此，他在散步中向楊剛傾吐了心中的憂慮。
楊剛告訴他，“共產黨是不會打內戰的，關鍵是要看國民黨願不願意實行憲政，給人民以民主自由。”
在當時，盡管楊剛非常樂觀，非常自信，“她的情緒似乎感染了蕭乾，
但仍不能完全打消他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嚴肅性的憂慮，甚至恐懼。”
在後來的接觸中，細心的蕭乾又發現：在楊剛的眼裏，有一絲不太容易覺察的傷感和憂鬱；
在她的談吐中，也夾雜著幾聲輕微的歎息。
蕭不知道她究竟是內心有什麽矛盾，還是在其他方麵遇上麻煩。
蕭、楊二人的再次見麵是在一九四八年夏天。
當時，剛從美國歸來的楊剛準備策動《大公報》起義，而蕭乾卻被郭沫若指責為“黑色”反動文藝的代表人物。
在楊剛的勸說下，一貫以“不帶地圖”自居的蕭乾，終於“按圖索驥”地逃到香港，
準備參加《大公報》起義。正在這時，英國劍橋大學專門派漢學家何倫教授來找他，請他前去執教。
何倫是捷克人。他列舉發生在東歐的大量事實，希望蕭乾慎重行事。
與此同時，有人給蕭乾送來《斯大林傳》，讓他看看蘇聯肅反運動那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
也有人幫他分析目前的出路：上策是去英國，中策是留在香港，下策是返回大陸。
經過徹夜不眠的思考，特別是想到楊剛在他心目中的良好形象，蕭乾終於選擇了“前途危機四伏”的下策：
回大陸成為共產黨的幹部。
新的生活開始後，蕭乾雖然還是從事編輯寫作工作，並決心以滿腔的熱情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
但是他卻被一種嚴重的不信任所包圍。比如五十年代初，他正準備參加一個代表團赴英國訪問，
卻在臨行的前一天被無緣無故取消資格，這與當年《大公報》送他們出國形成鮮明的對照。
相比之下，楊剛正深得周恩來器重，忙得不可開交：她先後在外交部、總理辦公室和中宣部等部門工作，
協助周恩來處理朝鮮問題和許多重大的國際事務。1955年，為了加強《人民日報》的對外宣傳，
周恩來調楊剛擔任該報副總編輯，分管國際評論工作。
當時，楊已經是年過半百，經常通宵達旦地工作。
為了消除疲勞，她一天要吸四五十支香煙。出乎意料的是，半年以後一場車禍突然發生，
給她留下了腦震蕩後遺症。經過一段療養，楊剛恢複工作，主管《人民日報》的文藝副刊，
並聘請蕭乾擔任文藝部顧問。
1957年整風運動開始以後，單純的蕭乾於五月底寫了一篇長文寄給《人民日報》。
文章寄出以後。蕭夫人文潔若放心不下，讓他打電話追回，但是該報負責人卻說他的文章對黨整風有益，
不要有什麽顧慮。
文章見報後僅僅一周，《人民日報》就發表《這是為什麽？》的社論。
因此，蕭乾就幾乎成了最後一個自投羅網的“右派”。
在此期間，我不知道楊剛是否了解事情的全部。就是了解，恐怕她也愛莫能助。
翻閱當年的《人民日報》，我看到就在上述社論發表的第二天。
文藝版上有一首署名金銀花的長詩——《請讓我也說幾句氣憤的話吧》，據說它是楊剛的手筆。
但令人不解的是，在此之後不久，楊剛突然以自殺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一生。
多年來楊剛孑然一身，隻有遠在蘇聯留學的女兒是她唯一的親人，她不可能因為家庭原因而自尋短見，
所以有人都把她的自殺，歸咎於那次令人生疑的車禍。理由是事故發生之後，她的精神就有點反常。
也有人說，楊剛去世的前一天，曾參加了批判“丁陳反黨集團”大會。
因為她早年與丁玲有過交往，而大會對丁玲“曆史問題”的嚴厲清算又刺激了她，
再加上她在30年代初因為與黨小組長意見不合，曾經賭氣脫黨，才使她作出如此選擇。
還有人說，她在擔任周恩來外交秘書的時候，丟失過一個重要的筆記本，
上麵紀錄著國家領導人的談話，這才是她自殺的真正原因……
除此而外，她本人對自殺的看法也許更有助於後人探明事情的真相。
抗日戰爭時期，楊剛在寫給費正清的一封信中說：
“我想，中國人在生活上堅持不懈的信念可以闡明某種道理。……我們極少有人自殺”。
1950年，她得知自己的老師馬蒂遜教授在波士頓自殺後，又寫下這樣的話：
“通常我們容易把自殺歸咎於自殺者的軟弱。在一定意義上這種說法是對的。
尤其是當進步力量與反動力量作生死鬥爭的時候，基本上屬於進步力量的個人或由於不堪忍受反動勢力的壓迫，
或由於鬥爭激烈、勝負不分、形勢混亂而產生了思想矛盾，看不見前途的情況，便決心以一死來解決一切。
這種事情總是軟弱無力的表現，但是單純地從個人的因素來解釋那一個人不願意活下去的原因，
並不足以說明什麽，尤其是馬蒂遜，本質上是美國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優良繼承者。
他死，是因為在殘酷的階級鬥爭中，他未能取得階級鬥爭的思想內容、而又失去了他舊日的精神依據。”
這兩處文字足以證明，楊剛既不可能成為她所謂“極少”數中的一個，
也不至於“軟弱無力”到“以一死來解決一切”。倘若這一判斷不錯的話，那麽我們對於楊剛之死，
就隻能套用她對馬蒂遜的分析來解釋了：她的死，是因為在殘酷的階級鬥爭中、
她既沒有洞悉“階級鬥爭”的真實目的，又失去了賴以生存的精神支柱……
楊剛去世的時候，蕭乾已被打成右派，正在聽候發落。
當他在報紙上看到楊剛的名字加了黑框框時、真想用自己的“戴罪之身”來換取她的新生。
這時，他難免會想起兩個月前與楊剛最後一次見麵的情景：
當時，楊在談話中時有歎息，臉上還露出悲戚的神情……
上世紀70年代末，楊剛的獨生女兒鄭光迪與蕭乾取得聯係。
她說，七七事變後，母親要離開北平，曾把她寄養在包貴思家裏。
這使蕭乾想起了多年來潛藏在心中的一個啞謎：“共產黨員楊剛怎麽會與篤信宗教的包貴思那麽親近？”
不久，蕭乾重訪美國，曾為解開這個啞謎作了努力。
在美國，蕭不僅找到了楊剛寫給包教授的部分書信和楊的英文自傳，還發現包所寫的一部長篇小說。
蕭乾說，盡管這部小說從文學的角度來講難以卒讀，
但是他卻發現，在包貴思心目中，楊剛究竟是怎樣一種形象。
小說中，作者以自己和楊剛為原型，塑造了女傳教士簡和女革命家柳兩個形象。
柳出身於官僚家庭，她雖然長期在教會學校讀書，卻因為生來就是一個叛逆者和探索者而皈依了革命。
在簡看來，柳雖然找到了生命的意義，找到了為之獻身的“主義”，但是卻陷入一個嚴重的誤區：
她把“主義”所標榜的政治製度當成一種宗教的教義。
這讓我想到費正清對龔澎和楊剛的評價：“他們向其同胞傳播自己的信仰時，已具備了贏得信徒的條件。”
小說中的一些細節與現實也很接近。為參加革命，柳曾經把剛出生的女兒寄養在簡的家裏。
簡表示：隻要孩子在我身邊，我就要用我的愛和智慧來對待她；
但是柳卻強調說：“孩子的前途要掌握在我的手裏。”
簡認為柳的想法不可思議，便對她說：
“在這一點上，咱們的見解又不一致了。孩子的前途既不掌握在我手裏也不掌握在你手裏。”
看到這裏我突然想到：倘若柳的父親也像柳一樣，為了掌握她的命運，就不能容忍她所做的一切，
那又會是怎樣的結局呢？想到這裏，我真不知道該如何評價楊會康先生的“開明”。
蕭乾還看到，簡在一封信中對柳作了如下介紹：
“她是我多年前的一個學生，和我十分親密。……我們長談過。我就好像暴風雨中的一株孤樹。
我傾聽她對我們時代種種罪愆的憤怒譴責，我無可反駁。
我留意到那些不公正的事使得她和她的同誌們變得冷酷無情。
我感到她這個充滿活力的人總是處於緊張狀態中。
她沒有一點悠閑心情，永遠也達不到恬靜的境地。”
有意思的是，北平易手以後，楊剛曾經帶著女兒拜訪過包貴思教授。
當時，楊已經是新政權的高級幹部，每天要工作十幾個小時，但是她的衣著用度卻極其儉樸。
包貴思看不下去，想送她一條皮褥子，她說不要；給她衝杯速成可可，不僅被拒絕，還遭到她的譏諷：
“我是中國人，我隻喝白開水。”這使包教授非常生氣。
她覺得，“意識形態的分歧也不至於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改變得這麽徹底呀！”
大約在2000年前後，鄭光迪擔任交通部副部長時因為接受賄賂，被判五年有期徒刑。
如果楊剛地下有知，對女兒的這個下場又會作何感想呢？
2020-07-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