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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數院，成為一個普通人
文 | 張煒铖
編輯 | 槐楊
如果要回想自己即將結束的本科生涯，王川可以挑選出許多代表性瞬間：一些考試、幾回談話還有一次掛科。這些瞬間使得他的五年時間像是一次提前泄氣的旅程——大學之前，他全情投身於數學競賽，數學對他來說是輕易的、美的、可以用高明的技術解決的，所以他才有資格進入北京大學數學科學學院；但隨後他不斷發現，數學變得陌生，而自己，「像一個原子一樣越來越小」。
轉折的標誌或許是大一末尾的一通電話。那是個普通的夜晚，他站在北大理科一號樓的天台上，清楚地看見校園裏四處的燈光，電話那頭是他的媽媽。不知怎麽地他們就聊到了轉係的問題。媽媽問他，轉去哪裏呢？他開玩笑，說去哲學係，畢竟我們對哲學一無所知。媽媽很認真地考慮了一下，說，就業不好。這個話題就這麽輕易地掠過去了。
但之後王川回想起這個玩笑，總覺得這是一種微妙的顯露，代表著當時他自己都無法輕易察覺的想法。這個想法在日後變得越來越清晰：「為什麽說轉係，其實就是對數學沒興趣了，感覺自己以後也就是混日子。」
他當然不是懷著混日子的想法進入北大數院的。很早他就在數學上顯露出天賦，初三就在高中生才參加的比賽裏拿獎。在大家都會對未來抱有幻想的初中時代，王川想過自己成為一個數學家。數學家在他心目中的形象是這樣的：「有鼻涕就用手擦，把鼻涕留在手上做數學題。忘乎所以、廢寢忘食地想數學題。走路吃飯，幹什麽都可以想數學，沒有什麽時候不可以想數學。」他崇拜的數學家是伽羅瓦。伽羅瓦隻學了5年數學，在21歲時就死於決鬥，但證明了足以令其不朽的數學理論：五次及以上方程沒有通解。
錄取王川的北大數院是幾乎所有學數學競賽或者對數學抱有熱望的學生心目中的殿堂。中國每年最多能有6個高中生拿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IMO）金牌，很多時候，這6個人會一起選擇保送進北大數院。王川準備數學競賽的時候，有數院的學長回來教課。他問了學長一個問題，學長給了他答案，同時告訴他，自己是坐地鐵的時候想出來的。「我花了兩站地鐵的時間，就把它想出來了。」王川第一次知道，原來真的有人可以什麽時候都想數學，這更加給北大數院增添了他想象中的光輝。
錄取通知書下來，王川回了一次老家。在這趟旅途裏，他體會到了人生從來沒有過的光彩。奶奶帶著他四處造訪，別人問起，就說他超過了北大分數線一百多分。他去參加鄉裏的宴席，長輩們都把雞腿夾給他。幾天裏，他吃了二十多根。
父母也準備了宴席，他作為功成名就的代表，被安排要發表一番講話。稿子寫了兩遍，全家都很重視，第一稿裏因為隻感謝了為他燒香的奶奶，媽媽還有些生氣。在台下觀眾期許的目光裏，他把稿子丟到一邊，上台發言。很多準備好的話語他都忘了，好在他還記得稿子的核心意旨，要感謝爸爸，感謝媽媽。但大家好像並不關心他在說什麽，講到他覺得幽默有趣的地方，台下依舊一片寂靜。在最後的部分，他升華了主題：
「這次能去北京深造，也從側麵證明，武岡人是很有潛力的，也許缺少的，隻是那麽一些認真和刻苦。我衷心地祝願大家能通過努力，實現事業和家族的興旺。」
確認錄取前，北大數院會舉辦考核麵試，決定降分優惠幅度，每個被麵者會被問到同一個問題：之後想不想做數學研究？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地知道標準答案，一定要答，是。「其實大家都有傳聞，家長也會這麽說，就是老師都是希望你去搞這種研究的，所以你盡量麵試的時候裝作你有這個誌向，就會讓你麵試成績非常好。」一位同學說。
麵試時，王川跟老師聊起了一些數學理論，比如黎曼猜想。那個問題出現了，老師問，對數學研究有沒有興趣？「如果可以的話，我還是希望為數學研究盡一份力。」他答。老師很滿意，給了他一個很高的麵試分數。
未來向他敞開。他設想自己即將要去的大學是一個深奧的地方，所有問題都可以在這裏得到解答。裝錄取通知書的信封上寫著：一旦佩戴上北大的校徽，每個人頓時便有被選擇的莊嚴感。
2016年9月，王川到北大報到，「夢幻一樣的開心」，像「愛麗絲夢遊仙境」。他和父母在校園裏一路走一路談論報到的瑣事，報到完，他看到了漂亮的爬山虎——電教樓的爬山虎正在最好的季節，像琴鍵一樣浮動。他正式成為了被選擇的人。
圖源cfp
和大部分大學新生一樣，王川最初感受到的是一種自由的氣氛。在北大，得益於靈活的課程安排和通識教育理念的貫徹，這樣的氛圍顯得更加突出。他興奮地在各種各樣的課堂和活動裏穿梭，「什麽課都想去上，什麽活動都想參加。」同時，他們還多多少少沉浸在中學的榮耀裏，當新一年的中學數學奧林匹克競賽開始的時候，賽題依舊會成為北大數院大一學生中最熱門的話題。但到了大二，討論中學奧林匹克競賽的人數會驟然減少。
對很多人而言，大一的期末是個轉折點。過往成績在這時完全失去信度。很多人突然發現，高等數學跟自己熟練掌握的初等數學或者數學競賽完全不一樣。
高考之後、進入數院之前的那個暑假，王川參加了一個夏令營，老師先講了一個打桌球的遊戲，背後的原理是尺規作圖，又講了一個係鞋帶的問題，來源於拓撲學。他隱隱約約感覺到，數學和數學競賽不一樣，它或許是那之後的東西。
「數學競賽的內容是很少的，考思維的深度和技巧的熟練程度」，一位拿過IMO金牌的數院學生告訴我，「高等數學是一個特別龐大的係統。」更殘酷的是，「高等數學學習中隻有0或1的區別，學會或者學不會。」他幾乎是在接觸到高等數學的那一刻就知道，自己並不喜歡這一門學科。
「數學競賽就像定向越野，但是高等數學是馬拉鬆。」這位IMO金牌選手說，定向越野隻要向著一個目標跑，可以有無數種路徑，選手要選出最便捷的那個，無論怎麽跑，都跑不出圈定的範圍。馬拉鬆則是一條漫長的路線，沿途全是新的景色，沒跑到終點就是未完賽，無論是跑了20%還是80%都沒有用。
北大對課程成績有優秀率限製，在一門課裏，分數在85分及以上的人一般不能超過選課人數的40%。這要求考試是有區分度的，能篩選出「優秀」的人。這也意味著，你不止要做得好，還要比同班同學做得更好，才能拿到3.58（85分對應的數字）以上的績點。60%以上的人要被篩選下來。但在此之前，他們是最頂尖的中學生。很多人都是在數院收到了自己人生中第一個低分。
進入大學的第一個學期，最基礎的數學分析課，期末考試上，王川感受到了極少有的麵對數學的無措。他徹底察覺到競賽數學和高等數學的不同：最直觀的體現是，他做不出來高等數學題。成績出來，班上38個同學，掛科了8個。他雖然沒有掛，但收獲了一個很低的績點。他不可避免地想到之後會麵臨的升學問題，想到低績點會給它造成的阻礙。
0與1的差別，遭遇不停運轉的績點係統，令很多人感到失控。
這種失控曾經給許彬卓帶來「接近於跳樓」的想法。很小他就因為數學特長被選進學校的實驗班，初中讀了兩年就升高中。參加數學競賽，高二拿了省一等獎，高三進入省集訓隊，代表全省參加全國競賽。全國競賽中，他與金牌失之交臂，從此他有點懼怕考試，覺得總是很難發揮出自己的真實水平。大一期末，恐懼的事情再次嚴重地到來。有一門課他很多題答不上來，萬念俱灰。他不再能掌握自己的分數。從考場出來，他渾渾噩噩地聽了一會兒歌，走上了北大南門外的天橋。北四環的車流呼嘯而過，風拍在他的臉上，這時他才感到清醒，那種無力感勉強退去了。
收到不夠好的成績的人，很難再認為自己像曾經一樣優秀，其中的一些會覺得這宣告了自己的無能。劉貝明是那種每次上課都會坐在第一排的女孩。高中時，每次數學考試她都在140分以上。大學談了戀愛，她會苦惱影響學習怎麽辦。她勤勉而投入，但是，考抽象代數的前夜，她體會到了絕望。書上的證明題快要被翻爛了，她還是理解不了其中的奧義。自習教室裏有情侶一直在說話，她心煩意亂，更加看不進去。她付出了卓絕的努力，才讓自己的績點保持在中上水平。她被迫學到：「有些事情是你可以通過努力做到的，有一些是不能的。」
所有心懷理想的人都應該及早明白，績點在這裏影響深遠。宿舍樓的樓道裏總是貼著留學機構的廣告，又有哪位學長學姐去了哈佛、斯坦福、麻省理工，它們像無數的警告，告訴學生們可能會錯失的未來——申請國外學校的時候，每一門考試成績都會被審視。至於在國內讀研究生，績點幾乎是決定保送資格的唯一條件。
大一結束的時候，年級會展開綜合素質測評。登上那個填寫測評的頁麵，每個人都會看見自己在年級裏的排名，發現自己排名中遊的時候，許彬卓反而平靜了，至少他不算被落下的人。查詢績點的係統裏，績點越高，顯示的顏色就越綠，滿績4.0是最純正的綠色。期末考試結束，朋友圈總有人曬成績，一整片綠色，不可避免地給其他人帶來壓力。
除了績點，學生們還在別的賽道上比拚。北大的培養計劃裏有一項是本科生科研，它可以給本科生提供獨立研究的機會，讓學生能及早地施展自己的科研能力，對於今後的升學也很有幫助。盡管王川對科研一無所知，還是懷著向往之心敲開了一位老師辦公室的門，問能不能跟著他做一段研究。「我們還是要看成績的，學有餘力再來搞。」老師說。
他又選了一門叫「研究性學習」的課，這是他再一次試圖踏進科研的門檻。老師發下來兩篇關於機器學習的論文，這是數學研究最前沿的領域之一，也是老師口中最有趣的領域。他看得頭疼，一頁都看不動。期中，他把這門課退掉了。
大一末尾，他和媽媽通了文章開頭的那一通電話，討論了一下轉係。那正是學生們決定自己去向的關鍵時刻。上完大一，數院的學生要選擇細分專業，有基礎數學、金融數學、信息與計算、統計學、大數據五個選擇。選擇基礎數學，代表著選擇較為純正的數學理論研究之路。數院一屆招進約180個學生，一年過去，隻有40個左右會留在基礎數學係。信息計算與大數據是冷門專業，大部分人會湧入實用性更高、發展更成熟的金融數學和統計學專業。
劉貝明選擇離開基礎數學，她因此有種得救的感覺：「專業課突然就變簡單了。感覺自己還沒有那麽差，是能學明白別的東西的。」從各個專業的畢業要求裏，王川敏銳地判斷出「統計是最好混的」，他選了統計。回想起入學前麵試時的回答，想起當時那種「天生我才有點用」的信念，他有種恍若隔世的感覺。
圖源電影《心靈捕手》
在北大數院，「黃金一代」屢被提及。這指的是在2000年前後入學、很早就作出突出成果的一代。許晨陽在博士後時期就在代數幾何方向取得了一係列突破性成果，劉若川被稱作「p進霍奇理論研究領域最好的世界級專家之一」。肖梁在數論和算術幾何方向做出了「非常深刻和有影響力的原創性工作」，和他的學長袁新意一起，被認為是這一領域的主要推動者。
2016級學生入學的時候，恰好是「黃金一代」的重要人物陸續回到北大的那段時間。歸國的數學家們都在北大國際數學研究中心任職，這個中心設立在校園中心的四合院裏，承載的是比肩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期望。學生們交作業、問題目，常常要進入中心。一位助理教授在接受采訪時說：「在這樣一個不一樣的地方，好像不做點什麽事情都有點說不過去。」
周朗一度是許晨陽的學生——當時許晨陽還沒有離開北大去麻省理工，周毫不猶豫地選擇了許晨陽作為他本科生科研的導師。他成績其實不錯，但取得這樣的成績對於他來說是艱難的，因此他愈發感受到自己和別人的差距。在一個基金會舉辦的活動上，他聽到了老師們的求學經曆。那是一些炫目的履曆。周朗發現，老師們處在一種他理想中的狀態裏：不受打擾地進行自己的事業，在研究領域取得成果。活動的後半段是觀眾提問時間，周朗站起來，他沒有問數學問題，而是問，老師們都是怎麽平衡工作和生活的？
每個人都給出了很好的回答：數學工作是生命中最充滿激情的一部分，剩下的時間他們完美地投入生活，培養自己的愛好，建立自己的小家。他們給周朗留下了強烈的印象：每個人都很快樂、很充實，數學指引了他們，連生活和工作都平衡得很完美，每個人都有家室。「就覺得真好，非常好。」
這些回答並沒有矯飾。肖梁於2019年入職北大，在國際數學研究中心擔任教授，研究方向是數論。有學生認為，北大數論研究之所以現在這麽活躍，肖梁回國是關鍵的轉折點。「行政上的工作就是工作，做數學研究是我的愛好。」2005年從北大本科畢業之後，他前往麻省理工讀博，博士論文完成後，他判斷這個研究主題很難再有突破，博士後第一年，他開始尋求新的方向。轉向的過程被他輕描淡寫：在一次學術會議上，他遇到了同樣在從事數學研究的清華2000級的田一超，田給他介紹了一個新的數學問題。「我google了一下，就找到了適合這個問題的工具，我們一起運用這個工具做出了一個不錯的成果。」
而在整體上，「我是一個比較平衡的人，天賦、努力、性格都平衡得比較好。」他說。
周朗立下了誌願，「就是成為黃金一代的數學家那樣的人，而且覺得自己隻要付出足夠多的努力，就一定能成為他們這樣的人。如果沒成為那樣的人的話，一定是我付出的努力不夠多。」
數院經常辦學術講座，他去聽，有一次發現同學李琦瑋和劉若川坐在前排。他覺得自己比起他們太弱了，隻敢坐在他們後麵。講座的內容他還沒有聽懂，就聽到前麵傳來聲音，李琦瑋在給劉若川解釋剛剛講的內容。
整個數院2016級的人都繞不開李琦瑋。「他可以滿足你對天才的一切想象。」王川說。李琦瑋在進入大學前就預習完了本科課程的大部分內容。他睡在上鋪，習慣在床上學習。來問他問題的人絡繹不絕，他們站在床下，仰著頭，等待他的解答。他的外號裏有個字是「神」，同學們提起他，用的形容詞是「平易近人」。成績好一點的學生會說：「我們屬於第二梯隊，第一梯隊隻有李琦瑋一個人。」知乎上有個問題，叫「李琦瑋究竟有多厲害」，其中一個高讚回答是，他很快地就認識到了數學競賽的桎梏，及早地邁入了高等數學的世界。
這樣的人就在他們中間。同學們組織討論班，李琦瑋幾乎都會到場，「他負責解決你解決不出來的問題。」王川說。有同學坦誠地說，李琦瑋來參加討論班會給他帶來壓力：「我在上麵講的時候，如果是李琦瑋聽過的，他會在下麵揮手，說『快點，快點』。」他一直記得那個語氣，「快點，快點」。
背負著成為數學家的目標，周朗越來越覺得自己成績不夠好，別人輕鬆說出來的一個定理，他需要回去把每一個詞查明白。同時，他努力的程度也比不上別人。一個同學過生日，大家去聚餐。到了餐館，上菜之前，每個人都掏出一本專業書開始看。他做不到這樣。
「你做得不那麽好的時候，所有問題都會迎麵而來。」他總感覺自己處在一個高壓的環境裏，睡不著覺，作息混亂，從某一天起，他突然聽不見老師講課了，課堂的聲音變成了嗡嗡的混響。在醫院裏，他被診斷為神經性耳聾。
圖源電影《美麗心靈》
每一個北大院係裏班級輔導員的工作中都有重要一項，幫助學生「適應落差」。在數院，這一項工作會在輔導員培訓時被強調。「那些在高中特別優秀的，來了之後發現隻在中遊或者更差，很容易就心態失衡。」一位曾經擔任過本科生班級輔導員的研究生說。極端情況下，他們還需要處理由於績點過低或者掛科過多造成的退學情況。為了防止退學的發生，他們要在學生第一次掛科的時候就及時幹預，鼓勵他們重新投入學習。
王川還沒有到那一步，但已經對數學失去興趣，大二進入統計學專業後，他很少去上課，而是在宿舍打遊戲。打了半個學期，他想再回去上課，卻發現聽不懂了。
「一開始的時候你覺得什麽都會，老師隻是念課本，覺得很簡單，很沒意思，你就不想去上了。後麵你一旦沒看，就會發現好難，聽不懂了。很搞笑的一個事情。」他進一步描述這種悲傷：「就好像被女生甩了，一開始你愛搭不理，後來你高攀不起。」
剛進大學時的一些溫情瞬間變成了回憶。有一回下了高等代數課，他在整理筆記，老師走過來，俯下身子，幫他在紙上勾畫了幾筆。這讓他感動了很久。但是這種互動再也沒有發生過。他不太愛問問題，於是和老師的交流接近於零。「老師更不會誇你了，怕老師都怕得要死。」
隻能接著打遊戲。這段時間在王川的記憶裏是斷裂而模糊的。研究性學習那門課的失敗讓他無法走上科研的道路。但是在高等數學上有天賦或能力的學生，已經在大二一年為自己的本科生科研課題打好基礎或者取得進展。王川望著別的同學，「他們好像對一切都很熟悉，而自己什麽都不會做。」
有天上完課，他跟兩個同學一起回去。同學走在前麵，他跟著，聽到他們在聊偏序集合的問題，這是下一個學年才會學到的內容。他什麽也聽不懂，隻能附和。他們說一段，他就在旁邊說，「對」。
平時的作業他也交不上來，但他總抱著僥幸心理，覺得可以期末補交。但到了期末，他才確定這是不被允許的。他去請求老師網開一麵，老師不理他，他就一直追著老師出了門。沒有用，老師坐上車離開了，他看著遠去的車輛，覺得很痛苦。
大三上學期結束後，他報名參加了一個在香港舉辦的量化金融體驗營，按照體驗營的安排，一個晚上，營員們一起到街機房去玩，開虛擬賽車，16個人玩淘汰賽。氣氛非常歡樂。比賽開始前，王川看了一眼手機，正是期末考試出分的時期，他沒忍住，查了成績。他再也沒有開賽車的心情。他掛科了。
他木然地坐在那裏開車，開了兩圈，每一圈都開出了跑道外。環顧周圍，有人在玩遊戲，有人在吃東西，除了他，所有人看起來都很開心。他找不到人說也無從說起掛科的事情。
對於在數院兩年多的經曆，「我自己總結就是看到了很多美好的東西，但是馬上又有一個聲音跟你說，這個東西跟你沒有關係。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在這個體驗營裏，他確定了自己對於金融的興趣。但是掛科又意味著績點低、需要重修、失去很多機會。他開始覺得，自己什麽都學不好，而金融又是一個那麽龐大的需要學習的領域，他更加找不到能夠學好的信心。
馬上就是大三下半年了，這是必須要做出決定的半年。想保研的要開始準備選拔考試，選擇出國的要開始考語言，企業的秋招也在這時開始預熱。績點低的話，前兩個選項會受到巨大的影響。「之前可能還對績點沒什麽感覺，這時候才意識到不夠用，但是三年已經過去了，也無能為力了。」一位班級輔導員告訴我普遍的情況。
在女朋友麵前，王川總是表現得很溫柔，很替人著想。大三下學期，女友規劃著要出國讀書，每天都在準備英語考試，他陪著念書。但實際上，他不敢為自己著想。「自己的事情一團漿糊，你怎麽想？你想想自己，你是什麽東西呀？」沒多久，這段感情也結束了。而他和女朋友的相識，恰恰是因為之前他在學校內部論壇上發了一個帖。帖裏問：績點低是不是沒可能談戀愛了？
期末考試前的一天，他意識到任務艱巨，很有可能又要掛科。「不如休學算了吧？」一個舍友說。通過休學，可以把考試推遲到明年。這句話讓王川下了決心。他花了四天，辦完了休學手續。
圖源電影《燃燒》
三年前，有美國學者調查了5所頂尖研究機構的97位博士後的去向，其中有84位計劃在未來從事學術研究工作，但是兩年過去，84位博士後中隻有6位找到了助理教授的職位，而成為助理教授隻是正式踏入學術生活的一步，歐美的大學普遍實行終身教職製度，這一製度也正在被國內大學普遍采用，它被稱作「非升即走」：如果不在3年或者6年內升任副教授等終身職稱，就要離開學校。
周朗曾經和一位老師聊天，聊到有的地方博士後不僅不發工資，做不出像樣的成果還要罰款。老師非常驚訝，怎麽會有這樣的地方？後來周朗才意識到，這是因為人身處更優越的環境中時，就會看不到甚至想象不到還有另一種沒那麽好的生活。但是不發工資的博士後職位是真實存在的，也極有可能是這一代學生們必須要麵對的事實。討論科研的小木蟲論壇上有人發帖，「導師要求我做在職博後，不給我發工資，我應不應該去？」
從教授關啟安的口中，周朗第一次聽到了「失敗」。關啟安在讀博士的前半段，一直做不出成果，也找不到思路。關告訴周朗：「我博士前三年學會最重要的東西，就是接受自己的失敗。」周朗發現，能夠一路上不斷取得顯著的成功的人，好像也沒有那麽多。
他加入了一個微信群，群裏是世界各地的博士生和博士後，他看到他們讀完博士找博士後，讀完博士後找教職，每一步都很難。有人投了十幾所學校的博士後職位也沒有獲得答複；有的人為了能有一份工作，接受了一個不帶薪的崗位；有人因為找不到教職被迫和妻子分居……
曾經，周朗把這條道路想得很簡單，也覺得這是他必須要走的道路。「我付出一些努力，我學了很多知識，我去思考一些問題，憑借我的努力把它解決，然後就找到一個教職，好好做。」但他現在知道了，「普通人的生活是很狼狽、很倉促的。」
他能看到「黃金一代」，也能看到「黃金一代」十幾個人背後，還有五百多個他們的同學。「在低年級的時候希望和黃金一代一樣，高年級之後，反而覺得他們是從血路裏殺出來的，如果做不到他們那樣，也不是一件不能接受的事情。」
休學後，王川找了一份量化金融的實習。求職時，麵試官問了他一些不同場景下的數學問題。有幾道題他答不上來，但是模模糊糊地知道答案。「其實你已經做出來了。」麵試官肯定了他。他久違地發現，自己還是擁有一些數學直覺。
這種肯定是珍貴的。他甚至完整地記得那些題目，比如在實數軸xy軸二維平麵上有一個台球桌，打一個球，如果沒有摩擦力，這個球不斷反射，能不能使它經過的所有軌跡都不重合？複述完這道題，他問我，你不想一下嗎？我回答我想不出來。
「我想了一下我就想出來了。」他說，接著他向我解釋了完整的答案。在擅長的領域，他並不掩飾自己的優越感，「我不能想象這種問題有人不知道」。高中時，他總問同學一些匪夷所思的問題，「腫瘤算不算一個新物種？」「如何把尺規作圖改成用繩索作圖？」清華碩士畢業的數學老師特別喜歡他，經常叫他上去講題，他則嫌棄老師的教學水平，怎麽這麽菜？但是進入北大數院後，這種攻擊性被他收斂了很多。
他仍然留在北大，聽社會學係的課，和那裏的老師聊很久的天；認識了一些做金融的學長，對方給他提供了很多職業信息；中學時帶過他的競賽老師，給他引薦了一個去重慶教數學競賽的機會。他去麵試，對方給他許諾了不錯的待遇，說可以把他當作競賽主管培養。
周朗、王川還有他們的同學，都在走入一個更大的世界。「感到自己像個原子一樣，越來越小，哪裏都可以去。大學好像隻有學數學這一條路，隻需要想一道道題目。現在是社會裏的一份子，有很多路，你要加入自己這個參數。你要想的是，你自己想要幹什麽？」王川說。
一個更大的世界也在等待著李琦瑋。回想過去四年的大學生活，他非常滿意，覺得自己的長進遠在期待之上。盡管他對自己的學術水平是有自信的，但當別人說他未來要拿菲爾茲獎，他也知道這隻是玩笑。最新一屆菲爾茲獎得主Peter Scholze，在和他相仿的年紀就已經完成了極其重要的數學證明。2019年，他被錄取到世界頂尖的名校讀博，在學校的開放日上，通過提問環節和私下交流，他在未來的同學裏，看到了可能比自己更強的人。
「但是他們即便厲害，我覺得還是要做好自己，因為本身吸引我來學數學的就是去發現這些東西的美妙聯係，而不是說要拿一個什麽獎。」李琦瑋說，「我拿不到終身教職也是有可能的。」這句話同時包含著對自我的驕傲和對現實的認知，但是他語氣溫和地敘述完畢。
國際數學研究中心內部。圖片由北京大學北京國際數學研究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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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獲得過IMO金牌，但在2001年進入北大時，肖梁讀的並非數學，而是物理專業。兩年後，他才轉去數學係，真正開始了在數學上的探索，並且戒掉了打遊戲。和他來往最多的，是數院2000級的學長們。「在進行數學研究的前幾年裏，年級高的人會嚴格地比年級低的人要強。」懷抱著這樣的認知，學長們在數學能力上的強大並沒有給他造成過分的壓力。而正因為本科時代結下的友誼，他在數學研究的道路上也很少體會到孤獨。數學家們有一個緊密的圈子，他總是能找到問題的探討者。
但肖梁承認，他也體會過痛苦和絕望。「你每天都在想這個問題就是想不出來，就像高考題怎麽樣都做不出來的感覺，難道不是很絕望嗎？有可能你做不出來題就發不了文章，發不了文章就評不了職稱。但我覺得還是要心態放平和一點，你要想自己做不出來說明這個問題很難，如果能做出來的話就一定是個好的文章。就是精神勝利法。」
基礎數學研究的確是少數人的事業。事實上，即使是在被認為人才輩出的數院2000級，還在以基礎數學研究為業的不超過15人，到了2001級，做基礎數學研究的隻有五六個人。對大部分數院學生來說，金融、教培、互聯網是最常見的就業出路。就業的時間往往會被推遲到研究生畢業。本科畢業生裏，80%以上的人會繼續深造，直接就業的不超過10%。
即使已經是踏上數學研究道路的學生，也難免對自己產生懷疑。在數院，競爭的激烈從一開始就注定了：哪怕是年級前幾名的學生，畢業時申請國外的學校時，也會認真地打量起他們的同學。世界頂級學校裏的博士名額，麻省理工有一個、普林斯頓有一個、芝大有一個……這些名額最優秀的競爭者就在他們中間。他們會考慮成績更好的同學會去哪裏，再做出自己的選擇。
肖梁記得，他在北大讀書的時候，尚未實行績點係統，大一大二他經常打遊戲，考試前就臨陣抱佛腳。比起他那一代，如今，更緊張的氛圍彌漫在校園裏。「現在的學生總是急於更早地學習更高深更專門的數學，但其實我們作為老師更希望他們的基礎打得更牢固一些，對數學有更廣博的見識。」肖梁說。「但他們還是非常用功非常認真的。我懷疑可能現在真正好的學生打遊戲打得少了，不像我們那個時候，我們就屬於有點沒人管的狀態。」
王川複學了，打算讀金融碩士。周朗正在讀大四，繼續沿著對自我的期待，進行學術上的探索。但他隻敢說，自己將來「有可能」成為一名數學工作者。「讓我困惑的是，我並不了解自己將來能做出什麽樣的成果。能決定我能不能繼續走下去的，不在於我學了多少東西，而在於創造一些東西。最後能不能做到，我一直沒有得到一個很明確的感覺。」他正在學習和這種不確定感作伴。「不是所有事情都是靠努力就有結果，除此之外還有很多的因素，我現在能做的，隻有盡力做。」
社會學家韋伯在名為《科學作為天職》的演講中說，學術生活就是一場瘋狂的賭博。學者們既不知道什麽時候靈感降臨，也不知道什麽時候會被他們的科學職業丟棄，隻能把自己的才華交付給運氣。數學研究符合這場賭博的一切特征。
蔣與彬很早就知曉這一點，他的父母都是數學工作者，媽媽告訴他，發文章是很看運氣的事情，有些能力一般的人忝居高位，厲害的人反而鬱鬱不得誌。進入數院之後，他進一步體會到學術生活的無奈，「我覺得就是好的數學，要麽是對社會有用，要麽就是美麗的數學。但事實上沒辦法，數學家也需要發文章，被迫要發一些例子很醜陋、對社會也沒有用的文章。」
他成績很好，在細分方向隻承認同學裏有兩個比他聰明且勤奮。但是真正讓他退卻的，是麵對龐大的數學高峰時，那種渺小的感覺。他偶爾也會想，數學當然是精妙的、美的，一部分人應該去追求它，但是自己屬不屬於那一部分人呢？
數院每年會舉辦開學講話，院長會告訴這些年輕人，如果把參加學工、社團等各種活動每個計作一分的話，它們的總數要小於等於1。數院倡導的是一種簡樸的學術生活。一位行政級別很高的老師在全係發表演講時說，隻有數學家才是優秀院友。
成不了數學家的學生，要找到別的路。「路是一條一條沒有之後，才被找到的。」王川說。他本來計劃保研，這是數院一半以上的同學的去向。保研並不是因為學術上的向往，而隻是一種最輕巧的選擇。成績不允許之後，他才想到，還可以考研，可以去做老師。
一位北大化學係的學生表達了對數院同學的強烈羨慕。同樣是基礎學科，化學需要更多人來構建起學術大廈，一個實驗室裏，可以容忍很多不那麽突出的人做基礎工作。「學化學，很多人就這樣溫水煮青蛙地過下去了。數學是純粹的學科，你可以很早就發現自己的不行，去找別的路。」
不管在任何領域，一個人總有一天會發現自己的邊界。因為學科本身的純粹，數院提供了一個接近真空的樣本，讓人看到一個人如何麵對早已注定但自己無法決定的東西：天分。
在北大數院，他們見過最純粹最美的數學，那種被吸引的眩暈感就像乘著肥皂泡就要飄向太空，但是，大部分人還是要回到地麵，這意味著要重新學會行走，也意味著他們重新踏在了一片堅實、可以無窮無盡探索的大陸上。
張同宣在2014年進入北大數院，畢業後，他回到二線城市做了一家教育機構的老師。當遙遠地回望自己的大學生涯時，張同宣發現，他開始接受自己其他的可能性和他打消學習數學的念頭這兩件事情幾乎是同時發生的，而他是極少有的能夠在短時間內順利地完成這一轉換的人。
在數院第一個學期，他學到的數學是一種又籠統又細節的東西，「非常奇怪」。他很快明白自己不是那塊料。大二開始學抽象代數、複變函數等課程，這徹底斷絕了他在數學這條路上繼續前進的想法。北大的很多學生都會去教育機構兼職，他也去了，教數學，後來教書變成了他的職業。他學數學，也教數學，卻隻體驗過初等數學的樂趣，那是一種明快的美感。
他把這歸因於自己習慣了處在一個中等的位置。讀中學時他一直在最好的學校最好的班，他看到比他強的人有很多。進入北大數院後，他也沒有落差感。「說好聽一點叫自知之明，說難聽一點就是自卑，就是覺得自己很菜，進來的時候一般般，學下去肯定也一般般。」如果非要說他從這四年得到了什麽經驗，那就是少去看別人。「別人買什麽房，找什麽工作，和我有什麽關係？知足常樂，有啥可掙紮的呢？」
但是在工作裏，張同宣寫講義、做題做研發，「確實比別人強」。這是一種新鮮的感覺，他的自信被重新構建了。「不至於就覺得自己一直很弱，一直自我否定。」
真正進入社會，張同宣找到了自己的棲身之處。對於數院的學生們來說，這是必經的成長環節。在某一個時刻，他們會意識到一些期待可能永遠也無法實現，但這不會再讓他們沮喪或者痛苦。這也是橫跨大部分人青春期甚至一生的課題：在天才的寄望之後，接受自己是個普通人。
（除肖梁外，應受訪者要求，其他人物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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