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前，有人非要和元宵節過不去 | 短史記
作者丨隋林
編輯丨吳酉仁
今天是農曆正月十五，說一說元宵節。
在古代，元宵節又稱上元節、元夕節和燈節。至晚在隋唐時期，便已是社會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節日。朝廷一般會放假多日，如唐玄宗時是三天，宋太祖時是五天，宋理宗時是六天，明成祖時是十天。然後，皇帝、官府、佛道兩教與普通百姓，都會在節日期間舉辦或參與各種慶祝活動。有人將之稱作“古代的狂歡節”，可謂恰如其分。
古人之所以重視元宵節，除了正月十五這個日期特殊，是一年中的第一個“望日”（即月圓之夜）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元宵節期間，朝廷會放鬆權力管製，解除夜禁，允許民眾通宵達旦玩樂。
夜禁是中國古代王朝維持社會穩定的一種基本手段。目的是最大限度控製民眾在夜間的活動，以減少治安事件，保護皇帝和政府機構的安全。自漢唐至明清，古代所有州縣城池都存在夜禁，其中又以都城執行得最為嚴苛。
以唐都長安城為例。長安城有三重城門，分別是外郭城門、宮城皇城城門與坊市之門。它們會在入夜前定時關閉，將整個城市割裂為三層封閉結構，以控製城內人員入夜後的活動半徑（如坊內之人便隻能在本坊內部活動）。與之配套的夜禁政策則是：（1）“坊正”負責管控本坊百姓，不許夜間外出，有違反政策者，將追究“坊正”責任。（2）城門坊角設“武侯鋪”，配備武裝兵士值班。左右金吾衛上街夜巡，遇犯夜禁之人可以毒打、砍殺乃至當場杖斃。
明清兩代同樣存在夜禁。《大明律》製定的懲罰相當嚴厲，“在京城犯夜者笞三十，在外郡城鎮犯夜者減一等，笞二十”；如果是二更三更四更這種深夜時分犯禁，“在京城則笞五十，在外郡城鎮則減一等，笞四十”。若是犯了夜禁還拒捕，則要“杖一百”；將巡夜之人打傷則“絞”，也就是吊死留個全屍；將巡夜人打死則“斬”，亦即砍腦袋屍首分離。
略有變化的是宋代。北宋的開封城打破了坊市格局，百姓的住所直通街道，不再被圍牆圈禁。這加大了夜禁政策實施的難度。皇權也一度讓步，允許城內某些固定區域存在合法的夜市。在開封做官或生活過的文人墨客，還留下了不少關於夜飲夜宴的詩詞。但整體而言，夜禁的法律條文仍在，普通百姓在開封城，仍有犯夜禁被抓的風險。《宋史·張觀傳》裏，便有“（張觀）知開封府，民犯夜禁”的記載。
如此，便不難想象，在每年元宵節那三至十天的假期中，朝廷解除夜禁政策，允許民眾突破高低貴賤的界限，通宵外出遊玩，觀燈猜謎看焰火，將整個城市玩個底朝天，是一種多麽大的誘惑。這其中，又以京城居民最為盼望元宵節。古代的市內交通不發達，都城規模往往又因朝廷追求體麵而極大，遂導致許多城內百姓在平常時日，沒有辦法痛痛快快地前往娛樂場所玩樂。無夜禁的元宵節，則成了彌足珍貴的例外。
仍以唐都長安為例。其最具娛樂功能的地方，是東西兩市，市中可以買到各種商品，酒樓中還有戲曲雜耍可觀可聽。城內的貴族官僚，往往因此選擇在兩市附近置辦住宅。然而，兩市的規矩是中午開市日落閉市；長安城又實行“裏坊製度”和“夜禁製度”。那些無力在兩市周邊購房居住的普通長安人，平日裏便沒有辦法前往兩市愉快地買買買與玩玩玩。因為他們沒有足夠的時間逛，必須早早出門跋涉趕往兩市，又必須早早離開兩市跋涉回坊，以免被金吾衛抓住，當成犯夜禁者打個半死。唐傳奇《李娃傳》裏，李娃與情人相會，不得不在“鼓聲四動”的時候匆匆分手，便是因為男方住在“延平門外數裏”，必須趕在夜禁啟動之前回坊。如果適逢連續數天無夜禁的元宵節，李娃與她的情人，便可無憂無慮地你儂我儂了。
♦ 唐長安城的東市與西市
皇帝們之所以願意在元宵節大施“恩典”，不但放假還解除夜禁，主要是因為他們將元宵節當成了一個展示“太平盛世”的重要舞台——夜禁的目的在於維持社會治安，解除夜禁意味著朝廷對自己的社會治理很有信心。許多皇帝喜歡參考前代的元宵節放假時長，然後下令往上加碼——如前文所說，唐玄宗時是三天，宋太祖時是五天，宋理宗時是六天，明成祖時已變成了十天便是為了彰顯自己的社會治理，要比前代君主更加成功。不過，到了清代，元宵假期又縮短至五天，這大約是因為清人入關後對漢人心存疑懼，不敢過於托大。
除了放假，皇帝們也喜歡在元宵節搞各種歡慶活動。比如隋煬帝愛好放燈，曾“於端門外建國門內，綿亙八裏，列為戲場”，招待所謂的“萬國來朝”之人，“大列炬火，光燭天地”，場麵極為壯觀。唐玄宗也喜歡用蠟燭來放燈，把皇宮弄得與白晝一般無二，還命宮中工匠製作了12間高150尺的燈樓，“懸以珠玉、金銀，每微風一至，鏘然成韻”，極盡奢華之能事。北宋的皇帝們，會在正月十五、十六這兩天，公開出現在宣德樓上觀燈，讓百姓有機會見到天子真容。清朝皇帝則會在元宵節這一天，召集藩屬和內外大臣觀看大型歌舞（表演者可多達3000人），保留節目是唱“太平歌”、以人牆排出“太平萬歲”四個大字。
♦ 明《上元燈彩圖》，展示的是晚明南京人過元宵節的情形
進入民國後，元宵節的地位開始下降。
這種下降，可以分為民間和廟堂兩個層麵。對民間百姓而言，夜禁已然不存，“元宵假期可通宵達旦自由活動”的珍貴性，自然大不如前。對民國政府而言，他們也已不必再借元宵節來展示執政成就。相反，為了彰顯自己是現代文明的熱情擁抱者，新政府先是下令禁止使用舊曆，然後又決定拋棄舊曆節日，將它們統統轉移到公曆上來。
1930年3月，南京國民政府內政部與教育部共同出台了一項新法規。內中稱：包括元宵節、端午節等在內的“舊曆節日”，從今以後“一律廢止”。除中秋節外，所有的舊曆節日，都必須改為公曆日期，具體來說便是：以公曆1月15日為元宵節，以公曆5月5日為端午節，以公曆7月7日為七夕節……
強製將傳統節日從舊曆挪到公曆，是為了配合1928年頒布的“廢除舊曆使用新曆”的法令。要廢掉舊曆，首要之務便是不讓民眾再過舊曆節日。所以，早在1929年，福建省民政廳便將“元宵迎燈結隊比賽”斥為陋習，指責其“肇禍耗財、遺害尤巨”，要求省內各區公所“切實禁止”。
1930年1月，湖南的《國民日報》又對民眾發出警告稱：若有人在舊曆新年期間販賣門神紙花，“便賞他一個撕之大吉”，若有人在舊曆新年期間玩龍燈獅子，“便請他們嚐嚐鐵窗風味”。2月份舊曆新年來到，湖南攸縣的縣長竟派人持槍闖入縣內各商家，勒令他們結束休假正常營業。同月，長沙的郵局部門，還將不下數十萬份祝福舊曆新年的賀卡，當成違禁品“一律扣留，呈送高級機關”。
挪動傳統節日日期的新規頒布後，各省市政府機關再次迅速行動了起來，力求將新節日落到實處。
以上海為例。該市經“各界議決”後，製定了諸多強製措施。其中便包括：（1）在舊曆新年前後賣“送灶轎子”，或“燃放炮竹花筒流星等物”，或“舉行敬財神者”，由警察沒收財物、拘捕罰款、取締活動。（2）隻許社會各界在公曆1月15日“舉行鬧元宵，打年鑼鼓，在街市遊行”，“絕對禁止在廢曆年首打鑼鼓或遊行”，違者沒收工具和商品。國民黨“上海特別市執行委員會”還下發通知給上海市各工會，命令他們：（1）必須召集工人切實傳達政府的新規定；（2）如有人過舊曆年貼春聯，須由各工會負責就近銷毀；（3）工會必須阻止工人在舊曆年元旦元宵期間鳴鑼放炮；（4）不熱心此事、執行不力者，“由市黨部查明議處”。
1930年的公曆1月15日，是舊曆臘月十六，與月圓之日相近，勉強還能有些“元宵節”的氣息。但1931年到1933年，每年的公曆1月15日，分別是舊曆十一月二十六、臘月初八、臘月二十。此時，天上的月亮要麽是小小的月牙，要麽是缺一個頗大的角。在這種日子裏掛燈過元宵節，自然是別別扭扭，少了許多氛圍。所以，在1930年代，民間與政府之間，常常因為元宵節鬧出衝突。
比如，1933年舊曆元宵節，寧波鎮海便發生了民眾暴動。據《申報》當年的報道，暴動始末如下：
《申報》的這位記者，顯然很讚成以權力強行廢止舊曆節日，所以在行文中，始終將反抗的民眾一概稱作“暴徒”。這種認知上的“傲慢”並非個例——1935年，另一位筆名名叫“平凡”的記者，前往山東鄒縣做鄉土調查，同樣對該縣百姓仍在舊曆正月十五過元宵節並玩燈送神，感到痛心不已，抨擊“本縣民性富於守舊”。
其實，鎮海的百姓也好，鄒縣的民眾也罷，都隻不過是想在自己認同的日子裏，按自己的方式過個節，為自己熱鬧熱鬧，讓自己開心開心。與“移風易俗”“民性守舊”這類大詞毫無幹係。遺憾的是，當時的許多有智識者，似乎意識不到這一點，他們更喜歡將權力的觸角，伸入到民眾的日常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