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大光明殿
1930年代,蘇聯統治下的烏克蘭發生大饑荒,數百萬人餓死。
一個名叫加雷斯·瓊斯(Gareth Jones)的年輕記者孤身犯險,勇敢地揭露了真相。
然而,當時的很多知識分子對蘇維埃“偉大的社會實驗”懷著無比美好的理想。
瓊斯冒犯了他們的理想,因此他們拒絕承認瓊斯的報道,並且發起聲勢浩大的口誅筆伐。
《紐約時報》駐莫斯科的記者華爾特·杜蘭迪(Walter Duranty),發表文章進行駁斥,暗示瓊斯是一個騙子:
“這裏沒有饑荒,也不可能有這樣的事情。”杜蘭迪因此被蘇聯和知識界奉為座上賓,並獲得了普利策獎。
頒獎辭如此形容他的報道:“富於學識,深刻,判斷無偏見,也極為清晰”。
而瓊斯先生因為拒絕妥協飽受迫害,並最終死於非命。
多年以後,人們逐漸意識到烏克蘭大饑荒是“真實存在的”。曆史檔案解密之時,瓊斯和杜蘭迪都已經作古。
然而,普利策委員會拒絕收回給予杜蘭迪的獎項和致敬辭,他們給出的解釋是:
“沒有證據表明杜蘭迪是在刻意欺騙”……
——這個真實且諷刺的故事,就是電影《瓊斯先生》的原型。
最早讓這個故事廣為人知的,是托馬斯·索維爾的名著《知識分子與社會》。
索維爾的文筆優美且犀利。書中還記述了比電影更精彩的故事,堪稱“20世紀知識分子的翻車史”:
1930年代,蕭伯納、羅曼·羅蘭訪問蘇聯後,為斯大林大唱讚歌;薩特考察納粹德國後,
評價希特勒統治的第三帝國“和法國差不多”,此時,猶太人已經被關進了集中營;
二戰前夕,羅素極力推動英國單方麵裁軍、削減軍備;喬姆斯基曾經為紅色高棉辯護……
索維爾得出的一個結論是——知識分子有一種讓人驚訝的特權,就是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極度愚蠢。
▌知識分子的形右實左
知識分子,通常被大眾視為“智力超群、富有擔當”的群體。
但是,這些大名鼎鼎的知識分子,為什麽會在人類命運的關鍵時刻“全軍覆沒”、甚至判斷力還不如常人呢?
上個世紀的知識分子犯這樣的錯誤,或許還可以用“時代的局限”來為他們這種“集體左傾”的行為開脫。
然而,正如黑格爾所言,“人類從曆史中汲取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無法從曆史中學到任何教訓。”
在互聯網、全球化如此發達的今天,仍然存在眾多“形右實左”的知識分子——
盡管他們多年來一貫以“右派”的形象示人,並且勇敢地抨擊最明顯的左派體製,
但是在價值觀和分析方法上,他們卻又是標準的左派。
更令人無奈的是,在一個被毒害的語言環境中,他們所受到的批判,也往往不是訴諸邏輯分析和觀點辯駁,
而是滑向動機揣測和道德綁架——即便是一些“批判左派知識分子的知識分子“,也難免會有“以左反左”的嫌疑。
以上種種匪夷所思的撕裂,不但使得知識份子群體聲譽掃地,也導致了大眾的困惑和對立。
所以,為什麽會有這麽多知識分子“形右實左”?
▌知識分子的角色:人類左傾的代表
“左”的淵源,是人類的驕傲;左傾,是人類的天性。
任何人從出生開始,不用接受任何理論教育,都會自然而然產生左派的烏托邦構想:
妄想知曉/掌控一切事物,期待盡善盡美的社會製度,渴望無微不至的保障……
一個人要接受“有限政府和自發市場”的右派價值觀,都必須先經過“從左到右”的觀念轉變,
克服天然的左派的衝動,養成消極的政治觀——對世界保持謙卑、審慎,對人性保持警惕、悲憫。
說到底,知識分子也是人,是人就會有“左”的傾向。
但是,知識分子作為掌握專門知識的群體,本身又擅長表達、傳播觀點,於是在他們身上,
人的驕傲往往就來得更強烈、更明顯。
這也恰好可以解釋一個事實:即便有左派哲學的加持,知識分子的“左傾”在每一個時代都沒有什麽新意。
▌知識分子的特權:犯錯無代價
索維爾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中指出,由於輕視觀念的後果,左派知識分子在傳播“可能有害的觀念”時,
可以毫無顧忌。在觀念的後果產生後,他們也心安理得。
一個醫生如果出現嚴重“誤診”,一個工程師的設計如果出現嚴重誤差,通常都需要付出慘痛的代價,
在職業上身敗名裂。
但是,當那些“社會工程師”在智識上出現嚴重“誤判”,導致成千上萬人死亡的後果時,
他們卻無需付出任何代價,甚至照樣充當“知識教主”、“社會良心”——試問,
羅素、薩特、蕭伯納、海德格爾……這些知識巨人,有誰主動對自己“專業上的嚴重誤判”承擔過責任?
又有誰對“受害的大眾”表達過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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