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令，
20年前因為“小紅人”一炮而紅，
成為中國最標誌性的雕塑藝術家之一。
去年初，疫情全國封城期間，
他在福建老家拍的一組照片又吸引了眼球。
他用光頭頂著各種“破爛”：
菜葉子、雞毛、豬頭、牛糞......
看似隨性幽默的行為，
實際是他在絕望中找尋生存的縫隙。
疫情的重壓之下，
他用這種方式給自己和身邊人
想讓全國人民喘口氣。
這個藝術界有名的“拚命三郎”，
常常在創作上不計後果——
早年賣掉房子做雕塑；
花百萬元做一件收藏前景並不樂觀的作品；
患病後也沒有放緩節奏......
無論是他醜陋的光頭、被欺壓的童年，
還是死裏逃生的經曆，
都成為了創作的靈感來源。
他說，“要相信天無絕人之路，
一次是25年前，他和女友在鼓浪嶼海邊遭遇三名歹徒持刀搶劫，他衝上去赤身肉搏，被刺20多刀，手腕動脈被割近乎喪命，成為震驚當地的頭條新聞。
另一次就在2014年，醫院診斷他患了鼻咽癌。原本他長發飄飄，漸漸禿了頭，起初他也想盡辦法去植發，後來索性剃光了。於是陳文令在近幾年隻要露麵，都戴著一頂窄邊黑色氈帽，即使後來他已完全康複，頭發也沒有留回來。
2020年疫情期間，一組照片讓他把帽子摘了下來，露出一顆光亮的頭。
這是他的新創作《每日一頂》——一組帶有行為概念的攝影作品。
疫情爆發前，他20多年來最重要的一次個展剛剛在北京開幕，就因為疫情被迫中斷，他心情沮喪地回了福建老家，沒想到就被困在了這個叫安溪的小縣城裏。封了村，每天和家人嘮家常、烤地瓜，日複一日地循環，讓人抓狂。
當情緒表達找不到出口，創作的欲望也得不到宣泄時，他感到“差一點就要抑鬱了。”
在死亡籠罩中尋找生的縫隙，仿佛是陳文令最擅長的事。“既然老天讓我沒有頭發，那作為藝術家，我就用我醜陋的頭頂做展廳。”
他開始走出家門，看到什麽就放在頭頂頂著，讓人幫他拍照，自娛自樂、自我療傷。
第一天他將一個竹篩子頂在頭頂。安溪盛產茶葉，他看到很多茶農在用竹篩過濾茶梗，竹編的網格密密麻麻的，“有一種儀式感”，他便叫一個茶農阿姨幫他拍了第一張照片，前兩次都沒頂成功，第三次終於成了。
第二天，他睡到日上竿頭，母親養的一隻母雞還眯著眼在一旁打盹。他悄悄地抓起一把雞毛壓在頭上，將母雞舉起，被驚了神的母雞突然展翅，像鷹一樣，想要衝破束縛獲得自由，“跟年初疫情那時候的我們一模一樣”。
他把照片發到朋友圈，共同經曆著最絕望和無助的日子的朋友們，都好像被這張幽默的照片觸碰了，“有種說不出來的感動”，他覺得縫隙中終於照進了一點光。
於是他一發不可收拾，兩個多月，他用頭頂頂了兩三百個物件，一朵花、一頭豬的標本、牛糞、神像、奶奶的照片、母親種的菜花……頂他愛的東西，他有所感觸的東西。
固體的都被頂完了，他就開始倒、灑、揮，有時頂十幾遍都不成功，也有一點危險，經常頭頂被砸破，但疫情期間的生活就這樣一天天被填得滿滿當當。
1969年出生的陳文令，小時候家門口有一條小溪，中間一排石跳墩幫助村民往來。可每當春夏兩季，常有小洪水淹沒了石跳墩。他和同學們就自創了一種“豎泳”，把衣服脫光，兩手扶著衣服和書包頂在頭上，兩腳在水裏用力地蹬腿遊過去，上岸後抖一抖身上的水就和小夥伴玩去了。
這個近四十年前的兒時往事一直在他做《每日一頂》的時候浮現在眼前。
如今在他看來，身體是底座，支撐起“光頭”這個“展廳”，他在人體中最小也最為尊貴的位置，一日又一日地展示著對這個世界的期許，及對人類災疫的同情與憐憫。
“每日一頂”後，他感到生命都澎湃了起來，對待世界的看法也發生了變化——“人間是沒有垃圾的，隻要放對了地方，都是寶貝。”
一個月前，我們來到北京采訪陳文令。他渴望抓住時間，常擔心我們會錯過最好的拍攝日光。一米八幾的個子，一口濃厚的閩南口音，出口即文章。
拍攝當晚北京突降大雪，當走出餐廳時，看著漫天飄雪，陳文令借著一點酒勁丟了帽子脫了鞋，團了一把雪頂在頭上，我們架起機器，用慢鏡頭幫他留住很快就融化了的瞬間。
拍《每日一頂》給我最大的感受是：即使在如此令人沮喪的特定時期裏，你也不要怕，尋找一種你能夠起舞的方式。
現實裏麵，其實從我很小的時候，就充滿了一種對自己命運冒險性的反抗。
我們家原來的成分不好，我記得小時候一直被歧視、被欺壓，後來也跟貧困反抗，也跟自卑反抗。90年代末的時候，我從農村到了廈門，那時候整個廈門都在發展經濟，空氣中都能聞到錢的味道，而我死活就是要搞藝術。
在廈門市政府上了兩年班後，我辭了職，去中央美院進修雕塑。那個時候我天天在給人家幹體力活，幫雕塑家放大雕塑，活得像一條野狗一樣，到處混，天天都在想，下個月怎麽生活。
2000年的時候，我一口氣做了幾十個小人雕塑。它有點像我的自傳體，一個孩子，身子瘦骨嶙峋。我把它們一股腦全搬來了北京，找了好多著名的批評家、美術館到處跑，跑了七八天，最後一句話都說不出來了。沒有錢，也沒有人脈，誰會搭理你陳文令？
一周之後我帶著一鼻子灰回到廈門，一整個月沒有說話，就覺得自己沒什麽希望了。
但你看這些小人的精神狀態，並不苦難，他也在大笑，他的悲痛裏是有希望的。我就想，有誰規定一定要在美術館、在白盒子裏、在體麵的地方才能展出作品？一定要去北京做展覽才能出道、被世界認知？
我把所有的小人噴成紅色的，搬到海邊，放在船上、沙地上、樹上、燈塔上，遍布整個珍珠灣，像火山爆發一樣。成就成，不成也就拉倒，人活著就要活得很夠、很透，不是嗎？
100多個小紅人放在野地裏展覽，當時在國內是史無前例的。市長來看了，廈大的教授也來看了，藝術青年、市民、乞丐、流浪漢都來了。
小紅人之後，我本可以春風得意、吃穿不愁，結果我又把跑道換了，來了北京。
二三十年來，我執著於用公共雕塑來表達自我和對社會現象的反思。那時候流行的是客廳尺寸的雕塑，但我就是不顧一切地執著於做大型公共雕塑，因為我希望我的藝術不挑觀眾，能將它們放在天地之間，歡迎所有人。
所以我的作品大多表麵具象，但重組在一起並不寫實，而是超現實，一種荒誕的魔幻。
《平庸之惡》中，我構建了一個沒有獨立思考能力、極其渴望晉升，又善惡不分的“功臣鬥士”。我借鑒了德國哲學家漢娜·阿倫特的概念，她認為極權主義統治下，沒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罪惡，是比天性殘酷更可怕、更具毀滅性的。
《你看到的未必是真實的》中，我讓龐氏騙局的主角麥道夫被一頭放著爆炸屁的牛頂在牆的中央，這個“牛屁”，不僅暗喻了過度貪婪的悲慘結局，也意味了泡沫經濟的危險。
那次被歹徒襲擊差點喪了命之後，我有很長一段時間不敢麵對那段經曆。直到2011年，我才想著應該做一件作品，來梳理和升華這個生死悠關的劫難，就有了《懸案》。
它描繪的是一個生物鏈，環環相扣，每一個生命都是成功者，也是失敗者，隻有放下和寬恕了才能獲得自由。這件作品展覽過後，我回到了那三個罪犯的村莊，以匿名的方式資助了案犯的家庭，也把《懸案》獲得的30萬獎金捐給了當地的一所勞改犯的子女學校。
我希望這些孩子們能夠得到愛，不去仇恨，不去犯罪，不再拿著屠刀傷人。
中國有2800多個縣城，我想那裏的觀眾根本找不到欣賞作品的入口。其實真正大師作品的普適度極高，比如齊白石、張大千、梵高、畢加索、卡普爾，都有廣泛的觀眾基礎。
我們現在的當代藝術可能更陽春白雪，但你一下讓中國的觀眾接受這些是很難的，我就連在家鄉做一個關公像都很難，會有人跳出來，讓我在關公旁邊刻一隻蟾蜍（寓意致富），說“你這關公能文能武，但不能幫我賺錢又有什麽用？”
所以陽春白雪的審美背後可能隱藏了一個下裏巴人，按理說，中國的“下裏巴人”還更多。很崇高，但又很卑微。
我從小從農村走出來，在農村、城鎮、一線城市都待過，我知道人的審美和人性的複雜程度，所以我希望我的作品讓北京人看得懂，也能讓我們那個小縣城看得懂。如果能讓一個普通阿姨都能看到表麵那一層，我的藝術理想也就實現了。
疫情期間困在老家，我還定製了兩把拖把一樣大的毛筆來寫字。
一把沾著紅墨，一把沾黑墨。當今世界風雲變幻，衝突四起，天下並不太平，曾經的黑夜隨時可能再度降臨。紅色是我們國家的圖騰色，中國人也常講“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這一筆寫出來，我有一種家鄉個體和世界命運關聯在一起的亢奮。
我已經離開家鄉36年了，疫情期是我回家待的最長的一段時間。如果說福建是林子大了什麽鳥都有，北京則是鳥一多什麽林子都有，文化、藝術圈層很豐富。直到今天工作室拆遷了很多次，但我依然沒有離開北京。
年輕時的那些經曆，讓我把生命看得更重，也看得更淡。盡量不辜負自己的良知，開心、充盈、飽滿，每天起舞。
現在每天我給自己規定一定的閱讀量，走到哪裏都帶著一個速寫本，想到什麽就寫兩行字、畫一個圖像。因為我相信沉澱是在萬裏路之中的，要不斷轉換視角，才有可能雜交，進而優化，我交朋友也是這樣，喜歡認識很多除藝術家之外的有趣的人。
我已經是半百的人，說實話，不計後果的冒險精神肯定沒有年輕時那麽強烈。但依然還在想，有什麽硬骨頭要挑戰，有什麽邊緣很值得一試？但跟現實不是硬碰硬地幹，我在找一種更溫暖、更柔軟、更動點腦筋的出口。
就像我們閩南語有一首歌《愛拚才會贏》，內容講的很好，但我不讚成標題的兩個字，首先如果都是要靠“拚”來度過這一生，那太苦了，《每日一頂》天天頂，其實嗨得不得了，那不是多苦多拚的事。
而努力了之後，也不一定要“贏”。人生常常是輸在眼前，贏在遠方的。
鳴謝：集美·阿爾勒國際攝影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