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律師有兩種：Solicitor和Barrister。Solicitor是“事務律師”，處理遺囑、房產過戶、結婚離婚這些事務；Barrister才是港劇中戴假發穿黑袍的“出庭大律師”。
照一般人想來，不打官司還有必要找律師嗎？當然有——在華人聚居的溫哥華列治文，那些講中文的事務律師們常年忙得腳後跟打後腦勺，光是給華人立遺囑，就夠他們做一輩子了。
立遺囑按“份”收費，一般每份收費800刀（加元，下同），流程也很嚴格——
當有老人走進律師事務所說要寫個遺囑，律師會立刻清場，不管老人是拄拐杖來的還是輪椅來的，子女統統都得出去等著，就算是老伴，也不能待在屋子裏；
立遺囑時，律師把會客室的門關得緊緊的，老人若說粵語，那律所就得派個講廣東話的律師，老人若說上海話，那律所就得派個講吳儂軟語的律師，總之，律師要會用老人的“母語”拉家常，觀察老人是否神誌清楚，是否受到某個繼承人的undue influence（不當影響），還要拉著助理一起當簽遺囑的見證人——外麵的子女是不能當見證人的，遺囑一眼都不能給他們看；
問過出生地、年齡等常規問題之後，律師會遞給老人一張紙，要求老人自己用中文把遺囑的主要內容寫下來，其中最關鍵的就兩行字：房子和錢留給誰，誰當遺囑的執行人——如果老人的手哆哆嗦嗦的寫字都困難，那律師將老人口述的內容寫好後，讓老人親自畫圈兒確認，再將中文翻譯成英文，逐句用中文給老人講一遍，待老人確認無誤後，助理要把遺囑用一種特殊的、不會褪色的紙打出來，交給老人一頁頁簽字，律師和助理也跟著一頁頁簽字；
這中間若是助理聽到電話鈴響了狂奔出去接——得了，簽過的字全部作廢，律師會把拎不清的助理剜上一眼，責令其重新打印遺囑，老人重新簽字，律師和助理也重新一頁一頁地簽；
簽完字後，遺囑封印，交到老人手中，律師先要叮囑老人將遺囑和財產清單放在一起，然後要吩咐助理去政府遺囑登記處辦個登記，這業務才算完成了。
整套立遺囑的流程做下來，如果按律師自己的“小時費率”算，收益是不錯的，但若遇到特殊情況，按小時費率收費，就可能會虧本。
大多數老人會將自己的遺產“全部子女人人平分”，但有經驗的律師一般會多問一句：“您就這幾個孩子嗎？還有沒有別的孩子？”
如果老人回答，我的房子和錢就隻給某個兒女，就不給哪個兒女，遺囑裏提都不提他，那律師可能就要噴一口老血了，得趕緊刨根問底：“為什麽你的遺產不給TA？有什麽理由嗎？請您把理由說出來，我幫您寫下來！”
在加拿大卑詩省，老人過世之後，銀行賬戶凍結了，財產也凍結了。不管遺產繼承人之間有沒有糾紛，所有繼承是要過法庭的——他們得把死者遺囑、債務和債權清單一起呈交法庭，法官看到遺囑真實無誤、稅款債務都拉出了清單後，會發一張“grant of probate”遺囑認證，繼承人拿著這張認證，才能動財產。這個過程，在沒有異議的情況下，短則3個月，長則1年。如果得不到遺產的兒輩提出異議，那遺產認證就變成了訴訟，大家一起打官司。
到時，法官會仔細審查：這個不給遺產的理由是否真實？遺囑是否是老人神誌不清時立的？是否有某個繼承人不當地影響了老人的意誌？
所以，律師在給老人起草遺囑的時候，一定得為老人找出不給遺產的理由並寫進遺囑。這理由可能是“已經某年某月讚助過孩子金錢”或者是“這個孩子傷害了我的感情”，反正要讓後來審查遺囑的法官覺得合情合理才行。寫完這種遺囑，作為“見證人”的律師得在未來幾年、十幾年內“時刻準備著”打官司，一旦繼承人有異議，就出庭作證，力挺這份遺囑的合法性。
2000年，一位講上海話的楊老太太，就是像上麵講的這樣，走進了一個律所，要立一份遺囑。而給她立遺囑的律師當時也沒有想到，在老太太去世後，她的兒女們為這句遺囑和一筆並不豐厚的遺產，打了7年官司，驚動了加拿大最高法院。
1
楊老太太是在兒子女兒的簇擁下，走進那家華人律師事務所的。接待她的華人律師，也是能講上海話的。她和老人寒暄了幾句，發現老人雖然90高齡，但思維邏輯十分清楚。
律師把老人的兒女請出會議室，關上門，單獨問老人：“您的遺囑要怎麽立呢？”
老人拿出一張手書：“我死後，遺產由3個子女均分。另一個兒子大偉（Da Wei），我隻給他10塊錢。”
律師一聽，趕緊追問：“原因是什麽呢？您能不能詳細講講？我為您寫進遺囑。”
老人思路清晰地說：“這些年我和我的丈夫給了他足夠的經濟支持——他有我們農場的1/3，我其他孩子都沒有。他一直收農場的租金，而且，他和他的家庭帶給我們不幸、恥辱和痛苦。”
律師按照老人的意思寫下了遺囑，用英文和上海話各給老人念了一遍，然後跟助理一起見證老人逐頁簽字，自己和助理也逐頁在見證人欄簽下了名字。助理封印遺囑，將信封交給老人本人，律師把整個經過寫了份備忘錄，與老人遺囑的複印件一起封存進卷宗。
5年後，這位楊老太太又走進另一家律師事務所。95歲的她仍然是衣著整潔、頭腦清楚。這次她選擇的律師是能講廣東話的。老太太明確地告訴律師，要給自己2000年立的遺囑加上一行字，專門來解釋為什麽要做出這個“10刀遺贈”：“大偉還賣掉了我們在上海的老屋，收入供他自己用，他過得很富足，不需要我們的幫助。”
律師也是按照流程，修改了遺囑後，用粵語和英語各確認一遍，請老人簽字，自己和助理作為見證人簽字，最後將此事寫進了備忘錄。
後來打官司時，律師們才大致了解楊老太太的情況——她家裏幾代同堂，她卻獨自生活在列治文一個高檔老人公寓裏，三餐由公寓提供。她有時候會給女兒打電話，告訴女兒“隔壁雜貨鋪也有牛奶賣了呢”；她會和其他老人一起玩牌，牌技精湛，從來沒有牌友覺得她“老昏了”；她的醫生說，老人的腦子沒有任何問題，去世前一直把個人物品整理得整整齊齊，這一點好些年輕人都比不上。
修改完遺囑3年後，98歲的楊老太太壽終正寢。她的女兒，也是她指定的遺囑的執行人，楊莎莎，打開了母親的遺囑，看到“給大偉10塊錢”這行字時，她知道，一場官司就在眼前了。
老人過世後處理遺產前，法院要求家屬必須先通知所有可能的受益人。要申請當“遺囑執行人”的那個子女，必須得將一份遺囑和死亡證明寄送到所有“法定繼承人”和“可能的受益人”手中。從材料寄出的那天起算，21天之後，默認所有受益人“收到”且“沒有異議”，法院才會受理遺產管理申請，法官才能認定遺囑有效、授權清理債權債務。
如果收到材料的受益人中有人蹦起來大吼一聲“我反對！”那就要打官司了。
果然，楊老太太的兒子大偉在看到遺囑的瞬間爆炸了。妹妹剛向法庭申請了遺囑認證，他就立刻手寫了一張“caveat（聲明）”禁令送到法庭，申請擱置遺囑，說這是母親神誌不清時被兄弟姐妹脅迫立下的，“不是母親的真實意誌！”
在加拿大，誰要是敢“有事打官司”，那是“真富人”無疑了。在加拿大，有時打官司就是用錢互砸。我在報社工作時編輯過一條本地新聞，一對鄰居，兩家房子中間夾著一棵樹，一家沒征求另一家意見，直接把樹砍了。另一家急了，去起訴，官司一打就是6年。判決下來，砍樹這家要付總計15萬刀的律師費（包括自家律師費和鄰居的律師費）——這棵樹就算是一株紫檀，也不值當啊。
所以，沒有天塌下來的大事，加拿大人一般是不會打官司的，很多加拿大的華人，更願意選擇“息訟解紛”。
但大偉是個例外——他對打官司經驗豐富，屢敗屢戰。
加拿大的法院比較講究形式，訴訟程序中，文件做得不完美，立案庭（court registry）能直接給你扔出來。在這裏打官司，要推動訴訟程序，就得一張張地填表。如果當事人自己去填表，恐怕就連填哪張表、表格在什麽地方找都不曉得。就算請來律師代理來做，有時也會因為“表格裏一個格子填錯位”而被打回重來。收到大偉這張歪歪扭扭的英文手書聲明後，立案庭似乎無語了，既沒有打回來，也幹脆沒告訴大偉該怎麽整改——也許是法院的人多少年沒見過手寫的文件了，也可能是滿篇的英文語法錯誤，讓他們不知道要求當事人從哪兒改起。
總之，立案庭默默收下文件，這場曠日長久的訴訟開始了。
2
根據訴訟的材料看，老楊家在上海曾經是有根有底有頭有臉的人家。遺囑中說，老楊家的老宅位於“Yungfu road”——若是徐匯區的永福路，那就是舊上海租界中心，英領館和德領館都坐落在這條街。這條街濃蔭匝地，一戶戶挨著建起的洋房，好些是殷實的主人請建築師設計的。老楊家房子的地址，幾乎和“上海電影公司”門對門，估計在民國時也得二三十條大黃魚（金條）當“頂費”，再每月用大洋付租金，才能住進去。
楊老先生是殷實的生意人，楊老太太年輕時生了3個兒子1個女兒，個個精乖伶俐。1948年，楊先生帶著二兒子、三兒子和女兒楊莎莎搬去香港，留下太太和14歲的大偉看家。解放後，楊太太被批準去香港和丈夫團聚，但不知是什麽原因，大偉沒有跟著母親一起去。偌大個楊家，在上海就剩了大偉一個人。
在香港的父母沒有忘記大兒子，給他長年累月地寄錢寄物。從1948年到1980年，大偉住在老宅裏，成家生子，膝下有了一兒一女。一家人時而被街鄰羨慕著“有海外關係”，衣食無憂，時而被街鄰懷疑著“關係複雜，要注意動態”。
1970年代中期，在香港的楊家人開始了第二次大遷徙，這次的目的地是加拿大溫哥華。楊莎莎在美國念完書後直接申請加拿大移民，獲批了；楊家二兒子、三兒子從香港申請移民，也獲批了；楊老先生和太太，也在1974年登陸加拿大。
到了1978年，他們向加拿大政府為上海的大偉一家提出申請，2年後，老楊一家終於齊齊整整團聚在溫哥華。
曆史的利刃劃過，楊家的兄弟姐妹有了不同。在香港長大的3個孩子，說起英語和中文一樣順溜，廣東話和上海話也流利到飛起，他們成功克服了文化障礙，在兩種文化之間如魚得水，其中一個兒子後來還獲得了Order of Canada（加拿大勳章，是加拿大授予傑出成就的公民的獎章，到2009年，全加拿大一共隻有5837人獲得這一榮譽）。而從上海來的大偉和他的孩子，卻不敢說一句“我英語好”。北美對他們來說，是個嶄新的世界，樣樣東西都是沒見過的、沒用過的。許是補償心理作祟，楊老先生和太太資助大偉一家租了一個公寓，選擇了與大兒子一家同住。
1988年，楊老先生通知楊莎莎說：“我和你姆媽在素裏（溫哥華大區的一個城市）買的農場，產權上就寫我們和大偉3個人的名字，我們是joint tenancy。”
joint tenancy這個詞，不少人第一次聽到後是茫然的：“房客（tenant），又連在一起（joint）是個啥事體？”
但對有法律常識的人來說，這個詞的意味就豐富了——它和中國的“共同共有”不是一回事，用俗話解釋，就是“死在後麵的得到全部”，通常隻有互相之間最信任的人，彼此才會選擇這種產權模式。一位常年辦房屋產權過戶的西人律師，悄悄在博客上總結：“原配夫妻買房子多選擇joint tenancy（一方死後另一方會得到全部產權），二婚夫妻才會選common tenancy（相當於中國法律的‘按份共有’，出多少錢就占多少份額，一方去世前，可以立遺囑把自己的份額傳給指定的人）。”
楊老先生和太太全款買下的這個農場占地9畝，上麵還有間搖搖欲墜的老房子。盡管大偉並沒有出錢，但據說是他給父母說：“在這邊家人買房，都是用的joint tenancy。”老兩口接受了大兒子的主張，也就對其餘的子女說：“等我們死了，農場是大偉一個人的，這不是我們的遺產，是我們現在的分配。誰也別說了，說也沒用。”
之後，楊老先生讓大兒子收房租、打理農場。他讓大偉去素裏政府申請“rezoning（重新規劃）”這塊地，要將它從農業用地轉化為住宅用地，還要來個“subdividing（重新分割）”，建10棟房子在上麵——如果這個想法能夠成真，那，農場的價格肯定一飛衝天。
大偉手上拿著父母的授權書——這農場，隻要不賣掉、不抵押，做什麽都行。在這片陌生的土地上，他或許並不如意，但至少父母的愛，是他堅實的安全感。
可惜天不遂人願，“rezoning”一直申請一直拖著沒有成功，這個農場耕地閑置，隻有老房子可以出租，每個月才能收400塊租金。
從1990年到1997年，大偉和父母總在為農場鬧小矛盾。用楊家其餘孩子的話說，“大偉總在向父母要更多的錢！”
大偉一直債務纏身，據他自己說，農場要交地稅，要做各種修繕，房租的進賬遠遠不夠的，自己要往裏麵貼錢。一缺錢了，拮據的大偉就掌心向上找父母要。次數多了，楊老夫婦大概也給得不夠痛快，兩代人麵和心不和地拖了幾年後，矛盾變成了法律行動。
1997年的一天深夜，楊老先生的傳真機裏哢哢哢吐出一張紙。楊老先生拿起來一看，是大偉的兒子、自己的孫子楊愛華發過來的傳真，滿篇都是沒上沒下的話，並且討要1萬刀。楊老夫婦氣了半宿，決定不理會，就當沒看見這張混賬傳真。
又過了幾天，楊老先生收到司法送達的訴狀，一看，竟是自家的孫子跑到小額法庭去起訴了自己，要求老兩口給1萬加元保安費。楊老先生好險一口氣沒轉過來。
按照楊愛華的說法，農場的房客走了，新房客還沒有招到，所以農場裏常有陌生人闖入。為了保衛農場，他每天都要去巡邏。他說，祖父母和父親都口頭同意給他支付14塊/小時的“保安費”，從1996年房客退租開始算，到1997年再招到新房客止，“保安費”一共產生了2.8萬刀，鑒於自己的父親已經付了1.8萬刀，祖父母也必須把1萬刀拿出來——之前發給祖父的傳真，就是“證據”。
小額法庭的法官Tweedale看到這案子也是無語了。他很快做出判決：“駁回起訴。我沒法相信，農場的老房子估價才值4千刀，倒要花2.8萬刀去巡邏保衛它！這訴訟隻是表象，背後是大偉和父母之間深深的鴻溝。”
法官對楊老先生說：“我看到了你孫子發的傳真，滿篇是謾罵和羞辱。我很為你難過——但是我還是要勸你，你是族長，你要去原諒，去努力修複這家庭的裂痕。”
不知道法官的建議楊老先生是否聽進去了，但接下來他的“和解”做得很是決絕——老兩口先去改掉了農場joint tenancy產權，改成了每人1/3比例的common tenancy產權。這樣，他們若去世了，還有2/3的農場會成為遺產，不會自動成為大偉一個人的財產了。
這一招像是精明的上海人做派，先收回手中的牌，再重新打出去。老先生給大兒子一個能拿到全部農場的條件：“我願意把我和你媽媽在農場的產權份額都給你，隻要你和你的家人再也不要來打擾我們了。”
但大偉不接受這個條件，和解失敗了。
3
1999年，楊老先生給已經去美國定居的三兒子寫了一封授權書，委托其代表二老行使農場的權利，大偉手上的舊授權書作廢了。老三收到父親的信後，考慮到兄弟之間也許並不能心平氣和地說話，便給大哥寫了一封信——畢竟，“信件”是有證據效力的。
信中寫道：“大哥，爸爸媽媽已經把他們的財產份額委托給了我。你收了所有農場的租金，所以你得付農場所有的賬單。但是農場的利益歸根結底也是你的，從現在（1999年）開始算15年，如果你和我們家再不起法律糾紛，爸爸媽媽的份額都轉給你。如果你們家再找我們打官司，那，爹爹媽媽的份額就不送給你了。”
這封信起到的隻有反作用，大偉一家第二年又采取“法律行動”了。楊愛華給加拿大最高法院的法官McLachlin（一位著名的法官，加拿大法律界人士聽到她的名字幾乎都要致敬的）寫信，“揭發”前一年小額法庭法官的審判不公：“我的叔叔在出庭作證的時候，佩戴著加拿大勳章，這是公平的審判嗎？”（他的意思是叔叔利用威望和社會地位影響了法官的判斷）
那一年，兩個老人都90歲了，收到上訴狀，鬱悶得要去住醫院了。老派人最講體麵，最怕“官非”，可隻要大兒子一家甩出一張訴狀，他們就被這張紙從屋子裏趕出來滿街跑。他們得花錢請律師，得準備證據，得自己出庭，如果繼續坐在家裏穩如泰山，誰知道缺席判決會是什麽結果？如果被孫子告贏了，被人戳脊梁說一聲“楊老先生騙孫子給自己白打工”，以後還見不見人？
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楊老太太第一次進了律所立下遺囑。
2001年，老楊家在上海的老宅被推倒了，91歲的楊老先生也撒手人寰。人雖去了，家族的裂痕還在，官司還得照打。
2004年，大偉父子倆發起了一場新官司，這一次，是在小額法庭狀告楊莎莎的丈夫。楊愛華在訴狀中稱：“姑父半夜深更到我們農場來傾倒垃圾，應該賠款。”
在加拿大，“亂倒垃圾”是一件嚴重到可以上升到人品的事。加拿大政府對居民的垃圾分類要求很嚴，大件物品一年隻收一次，其他時間想扔，要花錢請人來收走。所以會有不願意花錢也不願意等的懶人，會開著大卡車趁著月黑風高，把舊床墊舊家具往農場的荒地上一倒（誰叫加拿大沒有攝像頭）。好多農場主見到垃圾堆成山，也隻能罵罵咧咧自己花錢請人處理掉。
楊莎莎的丈夫看到訴狀直喊冤：“我起碼有10年沒有去過這農場，而且我和這父子兩個幾乎沒有說過話！”
小額法庭的法官們有了幾年前被“揭發”的經驗，這次學聰明了，不接招，拖著，都不審這個案子。見這個訴訟被擱置，大偉父子就再發起一個。
2005年，爺倆再次起訴，這次更有創意，告楊莎莎丈夫的答辯狀造成大偉的精神傷害：“妹夫的答辯狀，深深地傷害了我的心，我睡不著，抑鬱，沒法集中注意力。我要求精神損害賠償。”
這次起訴被小額法庭幹脆利落地駁回了——如果這都能上訴，那小額法庭的法官工作就沒法幹了，萬一被告答辯狀裏哪句話說重了惹得原告抑鬱了，還能再惹來一個侵權官司？
官司輸了後，大偉又開始找母親溝通——楊老先生已經去世了，2/3農場的產權在楊老太太手上。大偉提出：“我可以把我的1/3農場賣給你，作價30萬，這個農場需要修繕，你們一直都沒有付你們那份地稅，沒有付你們那份維修費給我。你們改變了joint tenancy的產權，我也沒法借到更多的錢來修繕農場了。”
看到這封信，九旬的楊老太太也給兒子來了個不吭聲，裝聾作啞。於是，大偉又把自己這1/3的產權從30萬喊到45萬。楊老太太態度依舊，大兒子寄卡片不回，寫信說沒看到，大偉提出要來看她，“算了別來了”。她就像一個太極高手，把矛盾粘住，一個雲手往後一推，推到了過世之後。
4
楊老太太去世後，大偉請求推翻遺囑，他氣勢足足，理由卻讓法官哭笑不得：母親的遺囑是在楊莎莎的不當影響下立的，母親立遺囑時已經90歲，就憑這條，就說明她的頭腦是糊塗的；母親立遺囑時處理了不屬於她的財產，她忘記了素裏的農場本來就是我的，她忘記了上海的房子從來就不是她的。
大偉還提出：“不能讓楊莎莎當遺囑執行人，她根本不誠實。她阻止我向母親告別，阻止我探望母親，她隔絕我們母子關係。她提交的財產清單漏掉了母親的珠寶首飾、金條、保險箱和銀行賬戶，她過度影響母親，就是想私吞財產。母親不會做出這樣的決定，遺囑執行人該我當。”
在加拿大，死者若指定了遺產管理人，那麽十個案子裏也碰不到一個另外有人要“爭”這個角色的。隻有遺產管理人不稱職、中飽私囊，那別的繼承人才能到法庭申請要求換人。這種事一旦發生，被換掉的那個遺產管理人會瞬間成為眾矢之的，在溫哥華這種沒有什麽拿得出手的新聞的地區，這事夠免費上十次頭條的。
私藏財產，排斥親哥，蒙蔽親媽——大偉的控訴，像板磚一樣拍在楊莎莎的臉上，讓她有口難辯。她不能對哥哥說：“不是我要阻止你見姆媽，是姆媽自己不要見你。”也不能說：“姆媽把我加聯名賬戶了，那些錢就是姆媽本來要給我的。”因為法官不關心母子關係和兄妹關係是怎麽破裂的，也不關心楊老太太為什麽把女兒加進聯名賬戶，這些都是楊老太太的自由——法官關注的隻有一點：是不是楊莎莎“不當影響”了楊老太太的遺囑？楊老太太的遺囑是不是可疑？
既然大偉控訴妹妹在母親立遺囑時有undue influence（不當影響）和母親立遺囑的環境可疑（suspicious circumstances），當時立遺囑的律師就必須站出來作證。如果大偉勝訴，律師的聲譽還必定受損——如果律所“環境可疑”，那以後還有誰敢再來立遺囑？
當年立遺囑的兩名華裔律師都是從業多年的老手，她們回去翻檔案，查自己的備忘錄，然後作證：“楊女士雖然是長者，但是她的神誌清楚。她知道她的決定，並且給出了理由。她手書了自己的意見，我用她的母語讀了她的遺囑給她，她在我和我助手的見證下簽訂了遺囑。”
楊莎莎自己也出庭作證，她英語流利，條理清晰，闡述了自己完全沒有對母親立遺囑的事給過任何意見。
楊老太太的醫生也出庭作證：楊老太太神誌完全清晰。
他們講完，審理程序的法官便有了判斷。但大偉仍舊堅稱當時母親的頭腦是糊塗的：“她忘記了，素裏的農場，本來就是我的。”他找人給自己做了個證言，也提供給了法庭——這份證言仍然是他親自書寫，語法一言難盡，法官拿著越看越昏。
大偉稱：1988年，楊氏信托基金會向大偉提供了18萬的貸款，這筆巨款打進了他在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的賬戶，用於購買農場。父母當時對他說：“如果你能夠自己把這18萬貸款還清，那麽我們名下2/3的產權就可以‘1塊錢’過戶給你。”大偉並沒有能夠還基金會這筆錢，但是他覺得，父母是有意把素裏農場的產權過戶給自己的，他們之所以當年把名字寫在產權上，隻是為了讓楊氏信托基金會看著放心。
法官問：“這個楊氏信托基金會與你簽過合同嗎？”
大偉拿出合同，這份合同簡陋到不像個合同——沒有約定還款日期，沒有約定還款方式，沒有利息，隻有大偉一個人的簽名。
法官問：“還有更多關於這個基金會的信息嗎？”
“我曾經和女兒楊薇一起去香港探尋這個基金會，但是沒有找到。”
這個說辭讓法官沒法相信——難道當年會有個像天使一樣的基金會，直接打了這筆錢給大偉，錢收不收回、啥時候收回全不關心，也不要求抵押，甚至都不留名的？
法官便問：那後來你父母把素裏農場的產權變成了common tenancy是怎麽回事？
大偉強烈抗議：“這事這就是房管局（land title office）錯了！房管局怎麽可以在沒有我同意的情況下變更產權？他們犯了大錯，他們還不糾正！”
旁聽的群眾都被噎住了。法律人士都知道，房管局的網站上，明確寫著3種終結joint tenancy產權的方式，其中一種就是“一位或者多位業主把自己名下的利益轉讓給他人”——這也是楊老先生當年選擇的方式；還有一種是“每一個業主同意把產權方式轉換為common tenant”——這是大偉認為的“唯一”的正確方式。
雖然法官覺得大偉簡直是信口開河，但大偉賬戶上當年收到的18萬加元巨款是千真萬確的。他那時沒有能力自己給自己打這筆錢——我的一位鄰居，1988年從北京到UBC讀研究生，下了飛機時錢包隻有200加元，而他說，“我當時是我們那屆留學生中的巨富”。
律師們隻能猜，這巨款或許是楊老先生的手筆——他想要給這個常年不在身邊的兒子一份禮物作為補償，又怕這禮物寵壞了他，於是老兩口杜撰出一個“楊氏基金會”，讓他收到這筆錢，可以挺胸抬頭地“買”下1/3的農場，也能鼓勵他自己慢慢還錢，再從父母手上“買回”剩下的2/3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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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偉堅持母親立遺囑時腦子糊塗的另外一條理由是：“她的遺囑處理了不屬於自己的財產啊，例如，上海的房子。”
法官問：“上海的房子怎麽就不屬於她了？你得舉證，得去請個律師，或者至少請個翻譯。”
“這房子我沒拿，不但沒有拿，我一個人還為這房子付了20年的租金，爹爹姆媽還該還我錢。”大偉生氣地說，“這房子是爹爹姆媽當年租的，後來被沒收了！”
按照他的說法，上海的老宅是1944年楊老先生從某某太太手上“租”的，一直是楊老先生付的租金。1948年楊老先生去了香港，上海解放後，政府便沒收了私產，“我姆媽繼續向政府付租金，直到她也去了香港。後來我把租金直接交給政府，一直到2001年房子被拆遷為止。我曾經和我的女兒於2001年、2002年、2003年回國去要求賠償，但是一直沒有結果。每次回國的所有花費都是我自己出的。我給姆媽為這事專門寫過信，她沒有回複！”
對於這段過往，大偉唯一拿得出手的證據，就是一張給上海房管局交租金的收據。審案子的法官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為什麽楊家老兩口會把“租”來的房子當成自己買的房子對待，也無法理解為啥兒子敢把自家的房子說成是租來的房子——加拿大的法庭，實在沒有能力去調查上海的一棟房子的產權性質。
或許從這段曆史中過來的中國人讀來，也是疑竇叢生：楊家的洋房，是否也由“房管部門整修”，是否也曾分戶租給了他人？如果是，為什麽大偉說，他繼續向政府付租金，從母親去香港後一直到2001年？1980年大偉全家已經移民加拿大，這房子他們沒住，還需要付租金嗎？誰住在裏麵？如果不是，難道房管部門任憑大偉這個小家庭獨占這房子？
帶著這些疑點，我曾查了不少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猜測楊家的房子，大概率是“頂”來的——其中一段政協的文史資料選輯裏說：“在解放前的上海，國民黨政府保護租客利益，租賃，相當於是房客一方獲得了永久的排他的居住權。在抗戰勝利後，大量湧入上海的富人不能輕易地租到房子，他們得付一筆‘頂費’，這是房屋居住權的讓渡費。隻有付清頂費之後，雙方才可以辦理房屋的租賃手續，立一道租約或租折，言明租金若幹元按月或按年付給。頂費的數字幾乎與買房價值相當，甚至超過。”
所以，楊家兩代人的死結可能是這樣打下的：在楊老夫婦看來，自家花錢“頂”下來的房子，就是自己的，至於後來國家是否給海外華僑落實了政策，這事也隻有大偉知道，否則他後來為什麽回國幾次花了好幾個月去處理這事？
大偉對父母的另一口怨氣，還有老宅裏的寶貝。楊老太太說過：“我們離開的時候，老宅裏的油畫和傳家寶都沒有帶走，是大偉賣掉了，把錢自己花了。”而大偉一直堅持稱“這是政府1966年沒收的”——但是他並沒有任何證據。
大偉的官司，沒有能夠排上“出庭”，2009年，在出庭前的審理階段，就被程序部分的法官給“槍斃”了。法官的結論是：“我不能相信大偉的說法，我認為他是不可信的，不誠實的。”
法官說：要申請擱置遺囑，就得提出證據，證明這個遺囑的無效，並且要主張自己對遺產的權益。大偉從頭到尾沒有說自己對遺產的份額的要求，也拿不出母親遺囑無效的證據。此處法官引用條文是“frivolous or vexatious（瘋狂並無理取鬧的起訴）”，他寫道：大偉的訴訟動機是應該被譴責的，遺囑的執行人被拖進了完全沒有必要的訴訟，耗費了大量的金錢，大偉必須支付本案的special costs（特別費用）給楊莎莎。
這special costs是加拿大民事訴訟程序中的一個嚴重的懲罰——如果法官覺得有人沒事找事，故意來法院給對方當事人添堵的，那就把special costs判給他。
大偉要打官司，楊莎莎必須請律師奉陪到底，這個案子光解決程序問題已經開了30個半天的庭，所以special costs就是15萬。
大偉拍出去的板磚，全部落回了自己的頭上。15萬刀的訴訟費，幾乎價值他1/3農場產權的一半了。
所以，他要上訴——這必須上訴啊！他直奔律師事務所，這次，他要找律師了。
6
在卑詩省，法院並不是兩審終審的。BC Supreme court（卑詩省最高法庭）之所以supreme（至高無上），就因為在庭審方麵它是最高級別。當事人可以上訴，但是上訴法院先要審理你的上訴狀，掂量一下受理不受理。相當多的案子，是壓根不受理的。
所以，當大偉的上訴被上訴法院受理了時，大家幾乎震驚了。大偉的上訴理由很簡單：“你憑什麽沒有開庭就否認我？你是chamber judge（程序法官），不是trial judge（庭審法官），你就沒有資格否定我。”
上訴法院的法官雖然也覺得“上海房子是租的不是買的”是個謎，但他參考了之前的先例，給了大偉一個大翻案。2014年，上訴法院判決，一審法官在程序階段不該決定該由庭審階段解決的事情。大偉是不是有信用、是不是誠實，都該給他質證、審理的權利。法官充滿同理心地寫道：
“大偉和母親不通音訊，所以確實在舉證母親被脅迫上有天然的缺陷，但這是開庭時要解決的問題。”
“大偉的英語確實談不上優雅，他的訴狀是言不達意的。但是法官應當用最大的寬容來看待他，給他補充事實、修正表達的機會。大偉確實沒有提出自己對遺產有什麽權利，但是合理的推論是，如果遺囑被認定無效，他作為法定繼承人，有天然的權利。所以，我判決，大偉有權獲得上訴的費用。”
這個結果一出，給訴訟費的人又變成了楊莎莎。這場翻轉，重新把楊家兄妹拉回了訴訟。
但發回重審之後，事情並沒有變化：
上海的房子弄得清楚到底是租的還是買的嗎？弄不清楚。
素裏的農場，明明白白就是楊老先生和楊老太太2/3的產權，大偉說他是借錢買的農場，那借的錢也沒還啊。
法官隻好避重就輕了：“關鍵是楊老太太是否在‘不當影響’下訂立了遺囑，而不是上海的房子是不是楊家的財產……上海房子是不是楊家的財產，與證明楊太太的遺囑是否有效無關。兩位執業多年的律師、公證人撰寫了遺囑，並見證了它，我們沒有道理質疑這一遺囑。一審法官的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準確。大偉對遺囑的質疑失敗，楊莎莎有權執行遺囑。”
15萬的訴訟費，再經過這兩審，估計滾雪球得到30萬了。最後法官判決：楊莎莎有權用老太太的遺產支付。
所以，楊老太太本來就不多的遺產，被官司消掉一小半。
這個遺產案在2014年終於塵埃落定時，1934年出生的大偉，已是80歲的老人。楊家兄妹中最小的妹妹楊莎莎，也年過七旬。
這世界最深的隔閡，不是惡言相向，而是血管裏流淌著同樣的血，生活在同一個城市，卻永不來往。
尾聲
在楊家兄妹打官司的7年，誰也沒空理會素裏的農場。
但這塊地創造了奇跡——在2017年12月，它賣出了400萬加元的高價。溫哥華房產的賣價如果比政府評估價高個十萬八萬，房產經紀都會把這消息傳播幾條街，要是高出50%的話，那簡直是房產經紀職業生涯的奇跡——而楊家的農場，賣價比政府評估價高了300%。
有可能，當年楊老先生眼光如鷹隼，他夢想的“在農場土地上建十套房”的規劃終於被當局采納了，這塊農場終於吃到了城市擴張的紅利。
隻是，再智慧的商人，也看不穿曆史的迷霧。但願為官司牽扯得筋疲力盡的楊家兄妹，得到了這筆在天上的父母留下的饋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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