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文摘】芸娘：巨流中的家族變遷 （外篇）一一 我的堂叔
堂叔袁忠斌，字洪恩。他的父親與我的祖父是親兄弟，而他的年齡卻比我的大姐還小幾個月，因此他是我父親的堂弟。
袁忠斌從小就和我的姐姐們一起玩大的，他們之間完全沒有長幼尊卑觀念。
我大姐18歲那年與姐夫私奔，是他奉他的伯父、我的祖父之命追到南京打探到他們的下落的。
1947年滄州“解放”，又是他奉命護送我坐馬車離開家鄉到天津，又護送我一路坐輪船從天津到上海轉火車到南京。
袁忠斌有一個特質跟我爹一樣，就是很早就開始獨自一人走南闖北，各地方言、風俗民情，特別是各地特殊物產，他全都熟悉。他有比較強的生意頭腦，善於發現並把握商機，但他一點兒不像我爹那樣唯利是圖、自私得無視親情和不關心兒女的成長教育和前途。在撫養兒女方麵，袁忠斌對他自己的四個孩子（三男一女）比起我爹對待我們幾個姐妹兄弟要盡心盡責一百倍。
最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堂叔是個頭腦極其機靈聰明的人，他早年二十幾歲就在滄州專營油漆化工零售店。在日本人占領華北華東期間，在社會動蕩加上技術條件極其簡陋和材料十分缺乏的狀況下，他居然憑借著從上海灘買來的幾塊進口洋肥皂做樣品和學會的一點點化學知識，自己在家裏成功地“研發”出幾款“洋胰子”，“香胰子”，並在老家滄州和南京各設了一個肥皂批發點，專門銷售他自己的手工作坊裏生產的洗衣皂，洗臉香皂。有一陣子大姐和二姐“跑單幫”，販運的貨品裏就有堂叔的產品。我至今還記得，堂叔的產品中有一款圓形的肥皂，牌子名稱就叫“豬胰子”。可以說，我堂叔即使不是當今在中國各地興旺不衰的“山寨”外國貨的祖師爺，也是該行業的先驅者。
我在南京的時候，有一次我親眼見到在他租來當加工作坊的大院子裏，架著兩口大鐵鍋，其中一口鍋裏麵在熬煮動物油脂，因為我看見旁邊有一堆殘缺破碎的豬牛羊皮。他雇傭來的小夥計一邊從沸騰的大油鍋裏舀出滾燙的熱油透過紗布過濾加到另一口鍋裏，一邊用一根木棍在攪動，他自己負責把化學原料按比例往鍋裏添加，空氣中彌漫著一股難以描述到底是香還是臭的怪味道。院子的另外一邊有兩排木架子，上麵整齊地碼放著一個個不同形狀的“鉛皮模子”，裏麵是各種不同顏色的等待冷卻幹燥凝固的肥皂和香皂。
我已經不記得堂叔自製的這些香皂是什麽商標品牌，我隻記得我在南京那幾年，大姐家裏洗衣洗澡用的肥皂香皂全是堂叔提供的。就靠著這樣的土製產品，他麵向的主要市場就是遠離大城市的象滄州這樣的縣城和鄉鎮裏的集市，生意可謂好得不可開交！堂叔由此積累了比較豐厚的利潤。我相信，如果天下太平，如果沒有大陸的“解放”，堂叔很可能十年後就會成為那時候壟斷全國市場的“固本肥皂”的競爭者。
銷售渠道順暢了，生意業務穩定之後，他就把廠子交給兩個可靠的夥計管理，自己當起了“家庭婦男”。
除了在家悉心照顧自己的四個年幼的孩子之外，就整日地窩在他的小屋子裏“研發”新產品，又先後“開發”出了中草藥香皂，
硫磺香皂。每製造出新產品，就擺在他的油漆化工店裏試銷，看市場反應。
除了香皂之外，他還搗鼓出過治手腳皸裂的藥膏、專治腳氣的藥粉等，不過都沒什麽銷路。
也不知為什麽，我的堂叔袁忠斌似乎有天生的企業家進取精神，對賺錢的興趣遠超對女人的興趣。
聽起來奇怪吧？他為了賺錢，遲至30歲才結婚，婚後沒幾天就撇下新婚妻子，去外地跑市場。
可是他卻是一個不幸的人，在最小的老四才幾個月大還不會走路的時候，他妻子突然患急病亡故，他一下子成了鰥夫。
為了“不讓孩子們遭受後母虐待”，他堅持不肯續弦再娶，任憑媒婆一撥又一撥地踏破門檻。
1949年之後，袁忠斌的油漆和肥皂生意規模繼續發展壯大，但是到了1955年，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
他“積極主動自願地”把小小的“滄州肥皂廠”交出來，名義上是“公私合營”，實際上就是無償給共產黨收歸國有。
堂叔在那個時候就符合當局在今日要私營企業家“做政治上的明白人”的要求，知道遇到的是什麽勢力，抗拒交廠是徒勞的。
既然自己的財產注定要被奪走，連性命都隨時可能被消滅，還不如“積極主動”獻出財產，以保全性命。
我想這是無數中國人千百年來總結出的生存經驗。
堂叔是個非常疼愛孩子的好父親。
為了撫養好孩子，他先是學會了做飯燒菜，後來不斷研究廚藝，最後做菜水平可以與專業大廚師相比；
為了不讓四個孩子看起來像沒娘的可憐兒，他學會了裁製四季衣衫褲鞋。
他納的鞋底，做的棉鞋，品質和樣式都與我大姐二姐做的比過，她們倆甘拜下風。
他織的毛衣，穿在他自己身上，也是不輸於我的三個姐姐的手藝的。我曾經看見過他用“襪板”補襪子。
今天的年輕人根本不知道“襪板”是什麽，那是一個木製的空心腳形模具，可以將破了洞的襪子穿在上麵，以方便縫補。
看他穿針引線的一招一式：用唾沫綹線頭，將針頭在頭發裏捋一下，那樣子簡直是一個典型的北方家庭婦女！
我大姐曾笑著調侃他“比娘們兒還娘們兒！”
堂叔是個風趣幽默，樂觀開朗，熱愛生活的人。除了喜歡搞小發明，他還有許多業餘愛好，喜歡養鳥，喜歡吹嗩呐，喜歡集郵，喜歡做木匠活兒。他的家裏專門有一個房間是給他養的各種觀賞鳥居住的。走進他家，還沒進門就能聽見吱吱喳喳的鳥叫聲。
鳥房內各種鳥各居其位，活動範圍規劃得井井有條。
每天定時把所有鳥籠移到庭院裏放風，同時清理鳥糞，保持鳥房裏麵幹幹淨淨。每種鳥都是雌雄搭配，隻要有鳥落單，
他必盡快為他們配好對，不讓他們寂寞。袁忠斌愛鳥的喜好與我的爺爺是一樣的，這可能也是袁家的遺傳吧？
由於彼此很多年沒有聯係，我不知道這個堂叔袁忠斌從1955年之後的近30年他是怎麽度過的，
隻知道後來80年代“改革開放”之後，他又在年近70歲的時候重新運用他的商業頭腦和眼光再次抓住機會發了財。
唉！寫到這裏又要插一句，這個世界上有兩個事實不能不承認：
第一，在與錢財的緣分上，人和人就是不一樣,而且差別很大！
第二，一個人有沒有財運，跟上過幾天學沒多少關係。
除了自己的業餘愛好，我的堂叔袁忠斌一生奮鬥賺錢，把一輩子的心思都放在了四個孩子身上，疼愛他們至溺愛的程度，
孩子們在物質上的要求一向是要啥給啥，盡量滿足。每年公司的贏利，他都不偏不倚地平分給四個子女，
而他自己的生活質量卻一直是樸素而簡單的。即使已經身家不菲，年近80歲的他仍然喜歡身穿一件舊皮夾克，
戴一副寬墨鏡，騎著一輛雙缸大馬力摩托車到處跑洽談生意。
然而，做兒女的卻完全不懂體會老父親身體上的辛勞和精神上的孤寂。
他的塗料公司裏有位喪夫的單身女員工，除了正常崗位的工作，還被安排兼做一些賬目管理的活，
因此經常需要進出老總的辦公室。有一次堂叔那唯一的女兒風風火火地到公司去找她爹，推門進總經理辦公室，
猛然看見那名女員工正坐在她爹的腿上。這做女兒的竟然當場大肆撒潑起來，破口大罵那女員工“破鞋”，
“不要臉”，“狗男女”，聲音之大引得公司內員工和街上的行人駐足伸頸看熱鬧。唉，人啊！人！
1995年滄州市政府工商部門忽然打起了袁忠斌的這個起初以“掛靠”在政府某主管部門的下屬企業而起家的民營塗料公司的主意，要安排政府指定的人進來上班，說公司性質是合資經營。
“他們又沒有投進過一分本錢，憑什麽說合資？最終目的還不是要把我的公司收歸國有！”這是袁老先生的原話。
他當然不甘心自己辛苦經營多年的相當成功的公司再次象四十年前一樣被“公家”無償霸占。
經過律師指點，讓他寫訴狀準備與“公家”打官司。當時我正巧在天津三姐家，他跑到天津找到我，
請求我這個“咱袁家最有文化的人”幫忙寫訴狀。我當然義不容辭，他口頭敘述我筆頭書寫，又經律師修改數遍終於完成。
後來聽說他的官司竟然稀罕地打贏了！
了解時代背景的人當然明白，那是幸運地趁了9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突然推行民營企業與所掛靠的國家單位“脫鉤”政策之便。
袁忠斌的公司算是保住了。但是他卻隨後沒多久把公司股份全部賣掉了，把所得的錢全部分給了子女，
“從此不再與公家打交道！”，他說，“咱中國老百姓從來是搞不過公家的！”。
2007年我因心髒病去北京阜外醫院做手術。他同時在滄州當地醫院也動心髒手術，我的手術成功完成，順利出院；
他卻死在手術台上，享年92歲。
他本來完全可以去北京做手術的，是因病情不允許還是舍不得花錢？
他去世之前曾經再三要送給我幾大本集郵冊，看到他的孫子們那幾雙覬覦的眼神，我沒要。
我的堂叔袁忠斌中年喪妻，為了孩子，他一輩子沒再娶妻；為了孩子，他拚命賺錢；
為了孩子，老年維權保護公司；他子孫成群家丁興旺，而他自己一輩子得到了什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