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不緊張是假的，即使是作為醫生，麵對親人在手術室裏，我也隻能是盯著鍾表，站在老婆的手術門外，我什麽也做不了。
他在去年4月份來全民故事計劃講述了他的第一個故事：《癌症病房裏的諧星》。
而在那個故事刊發前，也是在去年的3月份，身為腫瘤科醫生的他，妻子卻患了癌，他說自己也許是一位好醫生，但他不是一個好丈夫。
我和老婆相識於大學時期，鐵杆異地戀，900多公裏苦戀5年多結婚，幾年來往返於石家莊和西安的火車票被她積攢起來做了一本紀念冊，而大學畢業後她成了一名光榮的列車乘務員，這件事經常被她自己笑稱為“久病成醫”。
婚後，我們很快迎來了可愛的兒子，享受了短暫的天倫之樂之後，生活又陷入無盡的奔波。一條京廣線被她跑得爛熟於心，高速行駛的列車一閃而過時，她可以通過觀察一座無名石橋告知旅客下一站還有幾分鍾到達。
隻是晝夜的顛倒、透支的體力，還有車廂連接處從未熄滅過的二手煙，讓她幾乎每個月都會發一次燒。然而，老婆與我這個醫生結婚，從來沒有什麽所謂的“近水樓台”，往往她生病的時候，我常常是在另一個城市照顧別人。
孩子過完百天，我便回到北京工作，小生命給我們的生活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然也包括無窮無盡的雞毛蒜皮和刀光劍影，以至於有一段時間我看到家裏來的電話就會心律不齊。
小生命人人都視如珍寶，這也讓生活的千頭萬緒在這小家夥身上係上了死結。異地夫妻本就難做，更何況我這個身在異鄉的醫生丈夫。
醫生是那種經常需要放下碗筷衝回醫院搶救病人的職業，沾滿鮮血的雙手，電話都接不了，更不要提照顧家庭。科室的領導也能體諒我的不易，占用周末的工作再也不安排給我，當然，有時不加擔子也就意味著不給機會。
在一次視頻吵架後，老婆講：“我的工作本來就辛苦，你還總氣我，我早晚得癌。”
2019年3月，老婆的單位組織體檢，超聲顯示她的甲狀腺和肝髒分別有一塊可疑腫物，肝髒上的那塊甚至達到5公分。年輕人患癌更加凶險，預後往往很差，這次體檢讓我憂心忡忡，在我的要求下，老婆決定請假去醫院複查。
因為在外地醫院上班，請假不易，我和老婆商量，等她做完檢查我再請假回家。
出於經驗，我告訴她，肝髒的那個腫物要查“增強核磁”，甲狀腺的腫物要複查B超，去了醫院就隻需掛普通號，普通號相對人少，做了檢查再帶片子去掛專家號，這樣省時省力。
“記住，做增強核磁前，早晨別吃飯，有人注射造影劑後容易吐，把機器弄髒了不好收拾。”檢查前夜，我不忘職業病式地提醒她。
“你就不擔心我對造影劑過敏，最後萬一掛在台子上啊？”老婆看樣子並不領情。
說不擔心是假的，想著老婆身上的兩個占位，第二天工作時，我的效率很差。
“我肝上的那個是血管瘤，5.1公分，這可怎麽辦啊？對了，人家醫生說了，我這是被你氣的。”老婆說。聽到這裏，我竟長舒一口氣，“血管瘤”名字是瘤但並不是惡性，隻是一種血管的迂曲，生長緩慢，並無大礙。但她這個血管瘤體積巨大，已經到需要治療的程度。
“甲狀腺左葉低回聲結節伴少量鈣化，T什麽分級4a類。”超聲診斷十分專業，以至於她閱讀有些困難，但這個分級引起了我的注意。
“4a類的意思是，你這個腫塊有5%到10%的幾率是惡性的。”頓了頓，我說：“來北京吧，我給你找個專家。”說到這時，我其實有些後悔，病人在等待檢查報告時就好像等待一張判決書一樣，我不該讓她獨自麵對這種殘酷。
“才10%啊？賭一下？馬上春運了，不好請假呀。”老婆受我平日的影響，知道甲狀腺癌屬於並不十分惡性的癌種，語氣還比較輕鬆。
癌分許多種，比如腺癌、鱗癌等等，甲狀腺癌再細分，絕大部分都是預後很好的乳頭狀癌，有不少因其他疾病死亡的患者屍檢時發現同時伴發著甲狀腺癌，許多媒體上常見的抗癌明星，大部分也是這種疾病的患者。但甲狀腺癌也有十分凶險的類型，例如髓樣癌、未分化癌等等，所以甲狀腺上的腫塊不能掉以輕心。
我的態度堅決，老婆聽了我的話，乘高鐵來到北京，火車上她給我打電話，告訴我，作為一名乘客被人服務的感覺真好。我告訴她，作為一名疑似腫瘤患者，她的心態真不錯。
輾轉到我所在的醫院，我找到超聲科大拿，老師給的意見是“4b”，意味著惡性的幾率更進一步，建議直接做超聲引導下的穿刺取病理。
從診室出來，老婆也有些呆住了，問我：“穿刺？疼嗎？如果真的是癌，正反都要切，我不就白挨了一針嗎，手術還得再受一次罪。”
日常工作中，這個問題每次都問得我不勝其煩，我一般都告訴患者：不疼能看病嗎？良藥還苦口呢，直接手術切出來不是癌不就虧大了嗎？其實這涉及一個醫療程序的問題，“術前穿刺”用來確診，給了做手術充分的理由。
當下的醫患關係如此緊張，這可以規避一些醫療風險。可即便在工作中我再斬釘截鐵，麵對自己的老婆時，我還是犯了嘀咕。
為此，我又谘詢了超聲科的那位專家。“老師，我是本院的，這是我老婆，依您的經驗判斷，這個腫塊是惡性的可能到底多大呢？”
那天晚上，我與老婆談了很久，把所有的情況一五一十地告訴了她，包括甲狀腺癌良好的預後、大概率是癌、是否放棄穿刺等等。
最終我們決定，跳過穿刺確診的環節，直接手術，並且選擇我所在的醫院，這樣我可以少請幾天假，也可以親自照顧她。用老婆的話講就是“指使別人我不好意思，你比較順手”。
如果不是在我所在的醫院，或者如果我不是醫生，或是我在醫生麵前表現出絲毫猶豫，大多外科醫生是不會直接做手術的。畢竟現在惡劣的醫療環境下，沒有醫生願意把自己置於做完手術、走上被告席的境地。放棄穿刺意味著我相信那位超聲科醫生的判斷，並且願意承擔他判斷失誤的風險，畢竟醫生是人不是神。
之後我們分頭行動，老婆回家辦異地醫保轉診、聯係保險公司、收拾行李；我在醫院聯係住院科室，並且找到了一位院內口碑非常好的手術醫生。這位醫生沒有名氣，有的專家一號難求，而他卻是那種隱藏在普通診室裏的專家，這樣的醫生在醫院有不少，原因大多是因為沒有像樣的科研文章，職稱上不去。
我向那位老師說明不想做穿刺直接做手術的想法，並且表示所有風險我們自己承擔，即便不是癌，我們也認，也願意簽字確認。
老師看了看我，笑著說：“給同行看病真是省舌頭。既然你都決定了，那就來吧。”
甲狀腺癌手術早已普及，難度不大，省醫保拒絕開出轉診證明，並認為省內的水平完全可以勝任這個手術，想去北京隻能自費。醫保說的也沒錯，但老婆又不舍得自費，表示保險賠的錢一分不能少，得留著給孩子報課外班用。
既然決定不在我所在的醫院進行手術，接下來挑選醫院，還是有些講究的。
石家莊的省級醫院有好幾家，但名氣最大的醫院並不一定是最合適的，挑醫院不如挑科室，挑科室不如挑醫生。醫學是一門經驗學科，一名外科醫生的技術水平絕對是在手術台上一刀一刀地練出來的，“無他，惟手熟爾”。
經過多方了解，我們通過掛號找到了專家田主任，住進了耳鼻喉科。
住院的前幾天，老婆老是拿著手機在網上搜自己的病，“你看，這人做完手術之後嗓子壞了，聲音變嘶啞了，我不會也這樣吧？”
老婆藝術細胞充足，上學時就經常參加各種晚會，還一度想參加好聲音的海選。
我本想去安慰她，但還是嚴肅地說：“這種可能是有的。誰也避免不了。”
我們把3歲的兒子送到奶奶家裏，告訴他：爸爸媽媽最近有點事，可能以後幾天不見人。
從家裏出來，我們去了一家KTV，我要讓老婆唱個痛快，並用手機錄了下來。
那天晚上，老婆在KTV發揮完美，“等下一個天亮，去上次牽手賞花那裏散步好嗎。”唱著唱著哭了起來，我也淚眼婆娑地對她說：“老婆，你得的是甲狀腺癌，不是胰腺癌，不用這樣。”
住院那天，我們起得很早，帶上一個小拉杆箱便出發了，像是要出一趟遠門。
每個醫院都有一套自己的工作流程，即使像我這樣每天在醫院工作十幾個小時的醫生都被溜得七葷八素，在管床醫生的指揮下，什麽門診樓、住院樓被我上上下下跑來跑去。像學生交作業一樣，我將這些跑來跑去的成果交到管床醫生的手中。這位醫生姓劉，是田主任正在讀研三的學生。我將資料放下後，轉身要走。
“誒，誒，等一下。你不看看你老婆各項檢查的結果嗎？”劉醫生趕忙叫住我。
劉醫生將各項術前檢查結果一一看完，又完善了病曆，交待了手術可能出現的風險，我又簽了三、四個字。最後，劉醫生滿臉疑惑地問：“病理呢？你們沒做穿刺？”
我把事情的前因後果對劉醫生敘述一遍，劉醫生說：“不行，沒穿刺不能手術。”我問她為什麽，她說不為什麽，這不符合醫療程序。
我說：“要不您給田主任打個電話請示一下。我們的決定就是不穿刺直接手術，一切後果我們自己來承擔，我可以給您簽免責書。”
稍顯激烈的討論最後，以我簽免責書結束，劉醫生看我的眼神有些異樣，我能感覺出來，估計她開始懷疑我是同行。我不方便透露，在學科高度細化的今天，同為醫生也是隔行如隔山，一知半解的同行有時更加難以溝通。
這位阿姨60出頭，熱心腸、愛聊天，旁邊坐著的是她的愛人。
進門時，阿姨正在說話：“小姑娘啊，告訴你，咱們這個病就是太愛操心。你看你才30歲，旁邊病房還有個31的，也是個愛操心的命啊，自己幹吧嫌累，讓別人幹吧又不放心，每天就是操不完的心，你說咱們不得病誰得病啊。”
我本以為老婆會覺得這位阿姨聒噪，悄悄問她要不要換個安靜一些的病房，不料老婆卻認真拒絕道：“我覺得我跟阿姨特投緣，她句句都說到我心坎裏了。你要是能幹點，我也得不了這個病，她說的特別對。都怪你。”
原來老夫妻倆都是我們這個城市熱電廠的退休職工，這次是阿姨的甲狀腺第二次手術，10年前切了左側甲狀腺，如今右側複發，用她的話說是“二進宮”“受二茬罪”，所以她十分建議我老婆把雙側一股腦全切了，“一了百了”。
兩人互相傾訴工作、生活中的各種不如意，看人看世界的觀點竟十分相似，“愛操心”被她們定義為甲狀腺癌最主要的病因。
當然，她們邊聊邊分別指示大叔和我幹這幹那，邊幹邊被她倆吐槽。
現代醫學認為，腫瘤的發生主要是由先天基因狀態和後天環境因素共同導致。“愛操心”究竟是不是病因需要大量研究和統計來支撐。
甲狀腺癌發病的男女比例大約是1比3，病房裏聚集著很多30到50歲的女性，性格裏居然有諸多相似之處，於是患者間的關係異常和諧。走廊裏，老婆看到頸部纏繃帶的女性就會湊上前去，一番眼神試探後，上前接頭：“疼嗎？”
剛做完手術的患者還不能說話，有的點頭，有的搖頭，無論是哪個動作都可以算上接頭成功，等到早些手術的人可以張口時，就會操著嘶啞的聲音到床邊傳授經驗。
那天，老婆懷著忐忑的心情跟隨兩位麻醉師進了手術室。手術室大門關上的一瞬間，我們對視一眼，我能看出她的恐懼。
老婆是上午的第一台手術，七點一刻，我倆準備完畢，家人朋友還堵在路上。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手術室的大門無論什麽原因被打開，都會有一眾家屬上前觀望。
九點半。不知哪裏發出的廣播聲叫了我老婆的名字，讓家屬到談話區。
大家紛紛朝我看來，我告訴大家不要緊張，應該是術中病理的結果出來了。
說不緊張是假的，即使是作為醫生，麵對親人在手術室裏，我也隻能是盯著鍾表，站在老婆的手術門外，我什麽也做不了。
麵對時間一分一秒的流逝，我也在反思這幾年自己在事業與家庭之間的失衡。
現在回想起來，老婆生病半年前，就對我講過她的脖子有點粗，我沒有在意，竟然上手查查體都沒做過。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在病人身上尋找哪裏長了個結節，哪裏長了個疙瘩，居然到自己老婆這兒竟疏忽大意到如此地步。
等田主任手裏拿著幾個標本袋，對我說：“你賭對了，確實是癌，乳頭狀的。”
我的心情複雜，談不上喜悅，畢竟是癌，這是一場沒有勝利的賭局。
田主任接著說：“清掃出4個淋巴結，看形態疑似轉移，結論還要看後麵的病理。現在看來另一側的甲狀腺保不住了，建議全切。”
做完全麻手術的老婆還閉著雙眼，呼吸微弱，藍色的頭套配上綠色的被子，頸部纏著的繃帶讓幾位老人哭了出來，我也跟著心酸。
跟隨麻醉師同老婆回到病房，她已經有了簡單反應，呼喚她的名字可以微微點頭，竟然還能微抬手臂迎來送往。很多好友對著老婆喊：“別睡，別睡。”其實沒必要，隻要患者呼吸正常，想睡就睡會兒，畢竟手術對人體來說是一項非常大的刺激，體力消耗很大，待麻醉藥物代謝完畢，她自然就會恢複正常的作息。
等我把各位親朋溫柔堅定地送走後，病房中隻留下我和嶽母照顧。不一會兒，隔壁床阿姨的手術結束也被推了進來。
病房裏一瞬間變得安靜祥和，像守護兩個嬰兒般期待著她們平安成長，這可能是病人家屬最虔誠的時刻。
嶽母看我熬了3個晚上，讓我回家休息。為了術後的妥善照顧，我也沒有逞強。
甲狀腺手術的創傷相對較小，老婆恢複得也很快，3天後，我們就順利出院了。
回家的路上，老婆拿出手機，開始計算保險賠付的數額，臉上居然露出了笑容。
“可以給兒子報個英語班，報個思維課，再學個遊泳，可以買架鋼琴了。我告訴你，
這錢是我用脖子換來的，你可別惦記。”我的心裏滿是愧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