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水與我｜我的朝鮮記憶：炮彈、凍傷與“和平日記”
2020年10月23日 12:28:55
來源：在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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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我才18歲，在27軍81師炮營擔任通訊員。 就在幾個月前，營隊還駐紮在浙江平湖的姑子廟。 營裏發下救生衣，我們每天到河裏學習遊泳，準備渡海攻打台灣。 1950年9月17日，上麵突然通知，要把渡海打仗的救生衣全部收回。 我一聽愣住了，忙問連長車喜言，為什麽要把救生衣收回？ 我們不攻打台灣了？ 連長說： “我不知道。 ”
浙江平湖的仲秋，戰士們還穿著單衣。太陽剛落山，戰士們帶上自己的行李：80發子彈，一支槍，四枚手榴彈，洋鎬、鐵鍬、水壺、背包。每班一麻袋10厘米粗的竹筒，輪流背著，路上大小便用。到天亮，我們進了嘉興火車站，站台上已經滿是士兵，但卻靜悄悄的。除了指揮員、通訊員的腳步聲外，什麽也聽不到。
鐵道內停著四列長長的大瓦罐貨車，車門旁用白紙條寫著連隊的序號，每節車廂有四個通風窗口。排隊進入車廂後，我把一麻袋竹筒放到角落。車喜言撕下車門旁的白紙，關上門，坐在旁邊。火車鳴笛開動了，我小聲問旁邊的劉玉堂，咱們到哪兒去？他搖搖腦袋，說：“我不知道。”
那時沒人知道，我們即將奔赴朝鮮。
■ 1949年，我17歲，參加了解放戰爭。此時渡江結束，我們由鎮江到上海郊區駐守，我在上海南京路上“好八連”拍攝的照片。
坐在車廂裏，氣溫越來越涼，才知道火車不是南下去打台灣，而是往北跑。從浙江平湖一路北上，抵山東泰安，休整了一周，開動員大會。我們這才知道要去朝鮮。
到沈陽，發下棉衣棉褲、棉大衣、羊皮裏大頭鞋。繼續向前，夜間路過遼寧丹東、鴨綠江大橋，我從火車門縫裏望出去，遠處的新義州，路燈下有自行車、三輪車通過，可能是工人剛下夜班；一些窗戶射出燈光，可能有母親起床給孩子換尿布。
過了20多分鍾，我們到達朝鮮新義州。這一天是1950年11月3日。淩晨4點下了火車，進入山溝，在零下9攝氏度的氣溫裏，立刻挖掩體隱蔽起來待命。到了當天下午5點多，卻突然聽說，兩小時後要乘火車原路返回中國。
戰士們愣住了，怎麽剛到朝鮮又要回國？是否戰爭結束了？是否我軍打了敗仗，敵人追來了？
晚上8點，我們在返程的瓦罐火車上，遠遠聞到煙和燒焦的死人味。新義州已不是昨天夜間看到的那番景象。電燈沒有了，樓房、平房全都變成一片廢墟，幾十萬人的大城市裏，除了煙、火之外什麽也看不到，靜悄悄的。火車不停地向前開著，我想，新義州那麽多的人都死了嗎？老百姓到哪裏去了？
11月5日我們到達沈陽，又經過通化，7日到達臨江。下了瓦罐車，就看見一片白茫茫的大雪。這才知道，20軍、26軍已從吉林集安入朝，在零下20多度的氣溫下，順著集安至新興裏到元山的鐵路、公路線，直奔新興裏，與去安州、龜城增援的美軍陸戰第一師交火。而我27軍轉從臨江入朝，目的是從長白山原始森林的無人區秘密插入敵後，配合攻打敵人的後方補給線。
那是最寒冷的一條戰線，夜裏最低能達到零下40度，人煙稀薄。一尺多的雪把大山、大樹、道路全部蓋住，戰士們胡子、眉毛全是厚厚的一層白霜，眼睛得了雪盲。分不清哪是大山，哪是道路，天連地、地連天，白茫茫無邊。前麵的軍隊走過後，雪地被腳踩成起伏不平的冰川，天冷地滑。隻聽到這個戰士，“啪”摔到地下，叫一聲媽，還沒有爬起來。那個戰士，“啪”又摔到地下，叫一聲媽。我也連續摔了五六次，痛得一個勁叫媽，不敢爬起來走，隻能用膝蓋跪著，向前走幾步緩一緩，再慢慢起來走。
我把臉向上仰起，嘴裏吐出的汽，立即結成冰霜，再落到臉上，像晴天下小雪。頭上雖戴著大簷帽，耳朵卻漏在外麵，凍得像貓咬一樣痛。我把大衣領子撕下，又從中間撕成兩半，縫到大蓋帽的兩側，保護耳朵。有幾個士兵跟我學，戴在頭上像個豬八戒，引起一片笑聲。
天亮的時候，才走了不足20公裏，在一個荒無人煙的山溝裏停下。每個戰士選擇好自己休息的地方，用鐵鍬把雪趕走。有的坐在行李上閉眼休息會，因為一夜沒有睡覺，閉眼就睡著了。有的去找枯幹樹枝，回來生火，烤手、烤腳。
那些睡著了的戰士，醒來腳已經凍麻了。雪濕的鞋凍在腳上脫不下來，有的戰士就用火去烤，冰烤化了，腳也傷了，又開始抱著兩隻腳痛得叫媽、叫爹地大哭，腳後跟慢慢由紅變紫再變成黑色，壞死了。還有的用刀把鞋劃開，取出兩隻腳，十個腳趾頭已經凍成冰棍。用手從腳趾頭側麵一敲，“叭啦、叭啦”響。路上到處是掉隊的戰士。
在荒無人煙的大雪裏，我突然發現左前方百米處有一片煙霧。過去一看，一間有門無窗的草房子，房頂積了厚厚一層雪，冒出煙來，像房子發生火災一樣，遠遠就聽到叫聲和哭聲。我在門外向裏看，約有15平方米的地方，中間一堆火，是我們前麵部隊掉隊的士兵，裏一層外一層圍在火堆的周圍，有的烤手有的烤腳，有的抱著腳大哭。
七八個掉隊的戰士，在沒有雪的房簷底下蓋上被，上麵又蓋上棉大衣。可能怕涼空氣吸到嘴裏，他們用手巾蓋著鼻子和嘴，一點不動地睡著了。我來不及細看，立即追趕部隊。邊走邊覺得不對勁，零下40度的天氣，他的嘴、鼻子周圍卻沒有呼出的熱氣，蓋在嘴上的手巾也沒有冰霜，不是睡著了，可能已被凍死了。那間草房是打獵人用的，附近沒有村莊。他們肚子裏沒有飯，不就等著活活凍死嗎？
1950年11月13日晚8點，我軍計劃總攻擊，各單位已清查人數每連隻有10多人，隻能等掉隊的人趕上來，把總攻擊的命令一推再推，推到了第二天晚八點。結果美國來增援的陸戰第一師到了新興裏，逃跑回去了。安州、龜城附近的“聯軍”失去增援的希望，甩掉武器裝備也向南逃跑。我們俘虜了不少美國士兵，繳獲了他們的物資。
因後方供給不足，我軍命令不準再往前追了。我們120人的連隊，在凍傷、犧牲、掉隊之後，減員了80%，補充86個新兵。此後就駐在元山以西30公裏的瓦餘裏休整，為五次戰役作準備。
五次戰役前，指導員準備了一些一尺長、10厘米寬的小木板，右麵用毛筆寫上單位的代號“九七零七部隊炮營九二步兵炮連”，左麵空著，下麵寫上“之墓”，寫好後用布包起。 誰犧牲了，就把木牌添上名字，就地埋葬。 各排的排長又到連部領回幾尺白布，撕成約5厘米寬、10厘米長的布條，發給每人兩塊，要求戰士寫上家中的通信地址及親人姓名、所在的單位代號、職務、個人姓名。 一塊縫在上衣左麵裏側，另一塊縫在褲子右麵裏側。 這樣，即使半邊身子炸掉了，還有半邊，能辨認出身份。
我邊往衣服上縫布條邊想，要是全身都被炮彈炸碎了、被燃燒彈燒焦了，怎麽辦？問連長，連長說，有人證明屬於烈士，無人證明屬於失蹤，家中不算烈屬。我們紛紛議論開了，相互之間把對方親人的通信地址記在自己的日記本上，活著的人戰後要當死者的證明人。我沒有日記本，就把最要好的戰友的地址記在紙上，裝進兜裏。
■ 1954年1月祖國慰問團到朝鮮訪問，送給我的“和平日記”，我把五次戰役後連隊的新兵名單記在這裏（部分名單）。
1951年4月22日，第五次戰役正式打響。夜間開始，27軍由三八線的元山向三七線出發。夜間5-6米寬的公路，全是中國軍隊，加上運輸物質的汽車，擁擠得人山人海。4月23日-24日夜間，美國飛機每10秒鍾左右甩一枚小型空炸炸彈，炸彈皮擦著空氣唰唰地落下來，戰士們叫它“一把抓”。
淩晨4點，我們到達漢江，江裏、江岸烏壓壓的一片，有的已經過了漢江，有的在江中心，全是我軍戰士。江水一米多深，流速很急。四月下旬的天氣水很涼，江邊還有冰碴。
我與劉玉堂結伴。為免衣服濕透，我倆商量，脫了衣服，頂在頭上，一隻手把住，另一隻手互相攙扶。走到漢江的當中，四架美軍飛機過來了，輪流在江麵上用機槍向我們掃射，掃了一遍又一遍，水麵上的人眼看著稀少。頃刻間，劉玉堂“啊”一聲，鬆開手，坐到水裏去了。我甩掉手中的衣服，抓住他胳膊不放。可不管怎麽拉，他的兩條腿都站立不起來。眼看他光著屁股被江流衝出五六米開外，我失去了救他的希望。我的衣服也掉進水裏，濕了個透。
過了江，我把衣服擰幹，穿到身上，繼續前進。邊走邊想，我逃過一劫，戰後給他家去信作證。
當時自己都顧不得，死傷多少人，沒有人問，也沒有人說。隻看到搶救傷員的士兵抬著擔架到處跑，山溝裏有沒頭的、沒腿的、有流出腸子的，到處是屍體。我們走到哪裏，敵人的炮彈就跟到哪裏。
5月中旬，我們由朝鮮中線連夜趕到東線，利用守備的南朝鮮軍隊陸空聯合作戰能力的劣勢打開突破口。戰爭晚上8點開始，我們連隊的戰士，迅速把兩門能打700多米的九二步兵炮拆開，有的扛炮管、有的扛軲轤、有的扛大架、有的扛防盾、有的扛炮彈，跟著步兵的後麵，從山溝裏衝進去了。
重機槍不停向我軍步兵射擊，我軍攻擊受阻。連長下令立即架上火炮，用手指著，對準火光喊：“打！”炮手在一分鍾內就把兩門九二步兵炮組合起來，用炮膛瞄準目標，連著打了三發炮彈，把敵人的火力點摧毀了。到第二天上午10點，南朝鮮軍隊四個師的建製被全部打亂，戰士找不著班長，排長找不著連長。到第二天下午聽說，打死、打傷、俘虜敵人兩個師。
還沒來得及高興，一架黑色大飛機飛了過來，邊撒傳單邊廣播：“共軍弟兄們，你們已經被包圍了，快投降吧，快投降吧。”接著大批10元人民幣那麽大的傳單，像樹葉一樣落下來了，上麵印個地球圖案，寫著“自由聯合國投降證明書”。戰士們不相信，口裏罵著髒話，用腳後跟把傳單碾成紙沫，又端起槍向飛機射擊。飛機高度一千多米，步槍根本打不著。
幾分鍾後，飛機轉了一圈，播放著廣播劇又飛過來了。高音喇叭裏年輕的婦女哭著喊：“我的丈夫，我的丈夫，你快回來吧。”小孩的聲音又出來了：“媽媽，媽媽，我要爸爸！”接著是老頭的聲音：“別哭了，別哭了，他回不來了。”士兵不願聽，也不願看，仍然向飛機射擊，又是幾十發子彈打上去了。
我們搞不清情況，隻能跟著前麵的部隊，邊走邊打。當時正是陰天，在山溝裏根本分不出東西南北。出了這個山溝，又進那個山溝。翻過這個山坡，上了那個山坡。我們27軍81師在一個夜間裏衝進南朝鮮軍隊把守的防線，縱深約10多公裏，現在不得不撤回三八線。
那是最殘酷的五個晝夜。一切都顧不得，不吃不喝，沒有大小便。一塊餅幹放到嘴裏，嘴裏沒有口水，嚼爛了不但咽不進去，用嘴呼氣，粉末還會向器官裏跑。嘴唇幹得爆一層皮，隻能在早晨用大葉樹上有露水，用舌頭舔一舔，擦擦嘴。
我們連死的死，傷的傷，掉隊的掉隊，沒有多少人了。順著山溝繼續走，前麵是一條沒有水的河套交叉處。我軍的幾十具烈士屍體七橫八豎躺在那裏，有的沒腿、有的沒頭、有的腸子流到外麵。我知道這裏又是個封鎖區。
其中一個烈士，還睜著眼，身上、臉麵一層土，仰在土坎上，八斤重的鋼盔脫落了，掉在腦袋後麵。我撿起他的鋼盔，扣在頭上就往前跑，跑出十多米遠，敵人幾十發炮彈打過來了，一把大錘一樣的東西砸在我戴鋼盔的頭上，把我砸倒，前後左右都爆炸了，炮彈翻起的土把我的大腿壓住，我拔出腿滾到一個炮彈坑裏隱蔽，敵人的炮火一停，我又拿起鋼盔，扣在頭上就跑。
跑出100多米去，我趴下喘喘氣，爬起來又繼續向前跑，終於離開了封鎖區。我的衣服被炮彈皮打破多處，全身是土。感覺右腳鞋裏“咕嚕咕嚕”響，像是有水。低頭一看，黃色的解放鞋變成紅的，這才意識到，我負傷了，立即腿發軟走不動了。
我想，走不動也要走，爬也要爬回去。連裏的衛生員崔克登拿出戰前帶的救急包，把我腿上的傷口包好。八斤重的灰色鋼盔，被炮彈皮打得凹進去一塊，漏出白色鋼鐵。
到了第五天，我的傷口化膿，腿腫得很粗，實在走不動了。此後，我在陽德醫院住院，沒有參加秋季反擊戰。6月6日左右，我軍全部撤回三八線以北，五次戰役以失敗結束。1952年9月，23、16、24、46四個軍進入朝鮮。24軍接替我們27軍的陣地，27軍回國，把我留在朝鮮，編入24軍炮團繼續挖坑道，一直到1953年7月27日戰爭結束。和我一同入朝、活著離開的人，隻剩下了車喜言和崔克登。
1955年10月，我們24軍炮團由朝鮮回國，受到祖國人民熱烈的歡迎，被稱作“最可愛的人”，給我們唱京劇、放電影。那年我23歲，一米八四大高個、戴著少尉肩牌，成了姑娘們的“追蹤目標”。為了方便孝順父母，1956年，我在老家山東省萊州西遊區東尹家村找了愛人，次年結婚。
■ 我的朝鮮戰爭紀念勳章。
■ 我的預備役軍官兵役證。
經過審查，24軍炮團領導把我看成可培養的軍官，讓我去上軍校。1958年春，我到軍校報到。校領導說，半月後開學，可以先回家看看。前一年才結婚的我，高高興興回家了。
正趕上大躍進時期。回到家，聽母親說，我老婆到“羅泰”挖水庫去了。又聽說，村裏砸鍋煉鐵，把我老婆娘家陪嫁箱子上四個角的銅活、銅鼻子、銅鎖全拆掉，一把大的銅水舀子也被五毛錢強製收走。農民賣餘糧，實際上是被逼迫著賣口糧，很多人家吃起了野菜。
我問母親：“咱家糧食夠吃嗎？”回答：“差點兒。”“咱村有沒有被餓死的？”母親說，隻聽說小劉家一個老太太，村幹部到他家收餘糧，老太太不給，大鬧起來，上吊死了。
我去張家口上軍校，發現在河東區馬路兩側及各個大院院牆裏，不足十天的時間，就用磚築了很多一米高的、兩米高的、三米高的煉鐵爐。點著柴火，下麵放進有煙煤，上麵放上鐵礦石，燒起來。滿天是黃煙，遍地是爐渣，夾雜著即將溶化的鐵礦石，地麵厚厚一層煤灰、焦砟，鐵卻煉不出來。
我看得痛心。返校後，班裏開會。班長說，回家裏看到的、聽到的，都可以說說。要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我第一個發言，把聽到的看到的在班裏全說了。班裏做了記錄，又給我念一遍，讓我簽字。我想，這些都是實話，我怕什麽？沒成想，半月之後校園裏拉上繩索，到處粘滿了大字報，給我寫了二三十張，要打成右派。
那些家庭成分不好的人，都發到北大荒勞改去了。我的家庭成分好，處理輕，隻是被劃成右傾分子、右派傳話筒，寫進了個人檔案，退回本單位教育改造。但受到領導冷落，我自覺沒有前途了，幹脆轉業到地方工作。
1959年5月20日，24軍炮團人事用私人關係，托郵電部器材供給管理局幹部處範英蔚，把我轉到北京郵局當工人，押運北京至廣州的郵政火車，“搬郵袋”。
我愛人從農村遷到北京。單位不給安家費，我在大紅門西街61號租了4平方米的小房。1960年秋，我老婆懷孕八個月，由於長期吃不飽，缺乏營養，孩子生下後不足三公斤。兩歲時兩腿發軟，不會走路。到了五歲，還是走路不穩，經常摔跤，把上嘴唇、右鼻角摔裂。腿比別人都細，差點成為殘廢。
■ 我和我的發妻，1955年。
我暈火車厲害，天天吐，後來實在押運不了了，又調到永定門郵局當營業員，賣郵票。押運火車是重體力勞動，每月49斤定糧。當營業員是輕體力勞動，每月隻有30斤定糧，更困難了。1959到1961年，我拿著68元3角1分的工資，要養沒有工作的父母、愛人和孩子，糧食定量不夠吃。當時附近的屠宰場養了好多牛和羊，我想辦法去收草，往家挑。一斤6分錢，偷偷賣個2塊3塊的，補貼家用。
我個兒大，吃得多，郵局機械廠不敢一次性把30斤糧票給我，先給25斤，留著5斤月底給。到了20號，我在課堂裏聽課，實際上根本聽不進去。打開窗戶一看，外頭有一個泔水缸，做飯的廚師把剩飯剩菜往裏倒。
我知道裏頭一定有能吃的，豬能吃我也能吃。趁人家都下班了，我偷偷到缸裏頭，用手在缸底下撈稠的吃。吃了以後還真管用，下午就不餓了，省下饅頭帶給老婆吃。就這樣堅持了一年，被廚房姓李的大師傅看到了，他可憐我，就跟我說：“等到6點他們下班了，你來一趟。”
我知道肯定有好事兒，下午這頓飯也沒吃。到了那兒，麵前一個大盆，米飯比缸裏的都稠，旁邊又是一盆菜。這麽大一盆吃完了，感覺都頂到了嗓子眼兒，這才吃了一頓飽飯。因為經常吃不飽，喝菜湯，我餓得渾身浮腫，到南海醫院養了三個月。
那時代不知道避孕。1972年，我老婆本想生個姑娘，結果又生下了第五個兒子。兒子吃得多，家裏五個兒子，又要彩禮，又要準備房子、吃的穿的，她愁得飯都吃不下了，得了抑鬱症，常常拿刀紮自己，“怎麽又生一個”“我怎麽整天做夢啊”！
後來實在動不得了，躺著，又得糖尿病。1987年開始，吃了三年藥。“吃到什麽時候算完啊？”“吃吧，早呢，要吃一輩子。”吃了藥沒好，又打胰島素針，打得身上青一塊紫一塊，還起了皰疹。“什麽時間能不打針呢？”“要打一輩子。”抑鬱症又增加了，根本不想活了，天天喊著：“我疼死了！”年複一年，就這樣喊著。
2003年的一天晚上，她吵得我實在沒辦法。我看她好像睡了，就到另一個房間睡覺去了。早上5點多，我一出門，發現她夜裏用鑰匙開了鎖，偷偷跑出去在門口的大樹上吊死了。
■ 我家中擺放的舊照片。
我和現在的老伴在一塊兒八年了。她沒有工作，原先也是農村出身，跟著男人到新疆建設兵團當工人，在一個原子彈基地修理東西。後來她男人死了，跟著兒子過，又和媳婦不合，通過妹妹介紹，認識了我。我一個月給她4000塊錢，說是保姆。我想結婚，孩子不讓結，怕結了婚以後她占著房子不走。現在房子都分給兒子，我就帶著工資，養著她。
■ 2007年，我79歲的時候，開始自己學著用電腦，在網上記錄下自己的經曆。
從朝鮮回來以後，我找過很多戰友。隻有崔克登的地址還很清楚。我給他去了信，才知道，從朝鮮回來以後，他就回了老家，被分配到青島衛生所工作。他回信讓我到家裏去一趟。2001年的時候我去了，他家在農村，還住著老屋。兒子和媳婦在田裏犁地，沒有拖拉機，靠人拉。
■ 去看望崔克登時，我給他拍的照片。
■ 去看望崔克登時，我與他一家人。左一是我，左二是崔克登。
他是1953年到的衛生所，到1958年大躍進的時間，貧窮吃不上飯，他說“我還不如回家種棵蔥呢”，就回家了。後來三年自然災害過去，城市裏生活改善，他又想回到衛生所去。人家不讓，就年年告狀，說：“我解放戰爭、朝鮮戰爭，都參加了，現在就不管我了？”回應說：“管你了，不是給你工作了嗎？誰讓你回家了？”告了好幾年狀，沒告上去。我去的時候，國家經濟稍微又平穩一些了，每月給他400塊錢，還不錯，夠他吃的。
前兩年，我托一個記者幫我找戰友，居然找到了劉玉堂。可是找到這個人了，比我小七八歲，一聽他說話，不是我的戰友。70年過去了，在江裏犧牲的是不是他，我自己也犯迷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