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在歐陸戰場的尾聲，美國陸軍第42步兵師的先頭部隊衝進了德國南部巴伐利亞州一個風光美麗的小鎮。
很快，這個小鎮的名字就將作為人類在20世紀最不堪的一頁，載入史冊。
美軍在集中營旁邊的鐵路上發現了一列火車，它有幾十節車廂，每節車廂裏都有幾十具骨瘦如柴衣衫襤褸，後腦上有子彈孔的人類屍體。
他們是蘇聯人、波蘭人、法國人……當然，還有猶太人。
42步兵師的師部副官威廉·考林中尉和幾名記者一起，坐著一輛吉普車駛入集中營的大門，來到一個廣場。
突然之間，有人——他們幾乎不成人形——從各個方向走過來。他們身上很髒，骨瘦如柴，衣衫襤褸，大叫著，呼喊著，哭泣著。
他們跑過來抓著我們。我自己和那幾個搞新聞的，我們的手和腳都被他們親吻著，他們所有人都想要觸摸我們。他們抓著我們，把我們拋向空中，同時聲嘶力竭地叫喊著。
一個全副武裝的德國黨衛軍士兵企圖逃跑，但被大概200名囚犯圍住。一個體重最多隻有35公斤的男囚犯抓住了他的領子，而另一個人抓住他的槍，開始打他的後腦勺。
在場的一名美軍士兵見狀，想要上去幹預，想了想，走開了。
15分鍾後他回來時，那個德國士兵的腦袋已經被打沒了。
達豪、布痕瓦爾德、薩克森豪森、奧斯維辛……這樣的複仇場景，發生在被盟軍解放的每一個納粹集中營裏。
我發誓，我再也不會活捉一個德國人了，無論他是否攜帶有武器。
他們怎麽能指望在做了這些事以後，還能簡單說聲“我退出”就逍遙法外呢？他們不配活在這世上。
隨著二戰正式結束，德國法西斯犯下的罪行大白於天下，震驚了全世界。
許多人發誓要將這些凶手繩之以法，血債血償。其中，複仇意誌最堅決的，要數猶太人。
光被納粹德國殺死的猶太人就達到600萬，其中一半都在奧斯維辛的毒氣室裏。
奧斯維辛集中營一共有5年的曆史，擔任它前三年指揮官的魯道夫·霍斯，是被一個猶太人抓住的。
這個猶太人穿著英國的軍裝，他叫漢斯·亞曆山大——漢斯，是個典型的德國名字。
他正是一個德裔猶太人，在戰前德國開始排猶時就逃往英國，並在戰後成了德國戰爭罪行的調查人員。真是冤家路窄。
亞曆山大很快調查出霍斯還活著，妻子和孩子跟他還有聯係。在他們家裏，搜出了一封霍斯寫來的信。
霍斯的妻子嘴很緊，堅持說她丈夫已經死了。亞曆山大威脅她的幾個孩子說，如果不招出他們的父親在哪裏，他們的母親就要被槍斃，但孩子們仍然一字不吐。
亞曆山大亮出了王牌。他調來一列火車，監獄裏每個人都能聽到它的汽笛聲。
你的孩子們即將被送上火車運往西伯利亞，你這輩子再也見不到他們了。
幾分鍾後，霍斯的妻子就招供了她丈夫的藏身之地，以及他使用的假名。亞曆山大親自帶領突擊隊前往，將其抓獲。
在確信麵前這個戰栗的男人就是殺死無數猶太人的凶手後，他故意離開了現場，走之前告訴手下：
我會在10分鍾後回來，並且回來後我要看到他毫發無損地待在車裏。
等他回來，霍斯果然被幾個人剝光了衣服，拿斧子柄狠狠揍了一頓。
作為最後的羞辱，他還被迫光著身子走過積雪皚皚的廣場前往監獄。並被判處死刑。
在接受審判的間隙，霍斯對一位醫生說，他是個正常人，隻是在服從命令。甚至在從事人口滅絕工作時，他也過著正常的家庭生活，做著其他正常人會做的事。
這個，剛開始很正常，不過在我妻子發覺我的工作究竟是什麽之後，我們就很少有性交的欲望了。
在戰後對納粹戰犯的追查中，到處都有猶太人的複仇行為。有私人的，也有在官方名義下進行的。
一個叫阿巴·科夫納的俄羅斯猶太人，提出一個口號“一命還一命”。
他製定了一個計劃，要在德國的慕尼黑等四座城市的水源地投毒，以牙還牙殺死600萬德國人。
但這個異想天開的計劃還沒實施，阿巴·科夫納就被逮捕了，隻得逃亡以色列。後來，他擔任了以色列的作家協會主席。
德國斯圖加特附近的一所監獄裏關押著一群黨衛隊軍官。在審訊時，其中足足有137個人的睾丸被美國的戰爭罪行調查團隊的辦案人員踢壞，永久喪失了性功能。
對這一事件的調查報告顯示：大部分審訊者都有個猶太名字。
然而，大屠殺的凶手們並沒有得到徹底的追究，正義被伸張的程度很低。
7名為首的納粹高官在紐倫堡審判中被絞死。但在冷戰的大氛圍下，大部分血債累累的凶手很快得到了英美盟國的寬恕，被利用來對抗蘇聯。
更不用說，大批戰犯趁亂逃到了對法西斯同情的南美、中東等地，逍遙法外。
黨衛軍特別行動隊中有超過3000人每天竭盡所能地殺害猶太人和吉普賽人。我起訴了其中的22人，讓他們全部被定罪。其中13人被判死刑，但隻有4人被真正執行了死刑。其他人幾年後就出獄了。
至於餘下的那三千來人，他們身上什麽也沒有發生。他們曾經每天都在屠殺他人。
但猶太人，這個在世界流浪了兩千年，被欺辱和屠殺了兩千年的民族，並未忘記曆史。
以色列1948年成立，立即陷於與周邊阿拉伯人的戰爭中，沒有能力也沒有意願展開複仇。
阿道夫·艾希曼，前黨衛軍一級突擊隊大隊長。他不過是一個中校，但卻是納粹德國對猶太人“最終解決”方案的主要執行者。
根據估算，被殺害的600萬猶太人中，有大約200萬人的死與他直接相關。
前麵提到被處決的戰犯魯道夫·霍斯，就是艾希曼的直接下屬。
戰後，艾希曼幾經逃亡，最終藏身在親納粹的阿根廷，為奔馳公司工作。經過一群猶太人接力式的傳遞，這條情報最終送到了摩薩德局長哈雷爾的辦公桌上。
哈雷爾看了整整一夜艾希曼的檔案。原本他還不知道艾希曼是誰，到天亮時他已經激動得有些渾身顫抖。
我們被命運選中，要確保史上最邪惡的罪犯之一，在耶路撒冷接受審判。
猶太人將會審判殺害他們的凶手，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
我們即將采取的手法的確不太體麵，但除了采取這種行動以外，我們沒有其他能達到道德和正義的標準的方法。
一個精幹的行動小隊立即成立，抓捕預案做得非常完備。
——怎樣把艾希曼運回來？那幾天，以色列外交部正好有一架專機去參加阿根廷獨立150周年慶典，兩艘運牛肉的以色列船隻也在。
——如果行動失敗，被阿根廷警方抓到怎麽辦？特工們可以承認自己是以色列人，但是不能說這是以色列政府的行動，而是自發的。
哈雷爾交給行動小隊隊長一副打開的手銬，但把鑰匙留在了自己身邊。
他命令：如果在抓住艾希曼後，他們不幸被警方抓到，隊長就把自己的手跟艾希曼銬在一起，到時候可以讓警方把他們兩人一起帶到以色列大使那裏。
他不知道的是，隊長已經跟小隊成員秘密商量好，如果行動真的失敗，就當場殺掉艾希曼。連槍都不用，扭斷他的脖子就行了。
包括隊長在內，行動小隊大部分成員都在納粹大屠殺中失去了親人。
1960年5月22日，載著艾希曼的專機飛行了一萬八千公裏，降落在以色列特拉維夫。此時，總理本.古裏安才向一無所知的內閣成員通報了這一消息。
那次內閣會議的文字記錄屬於以色列的最高國家機密，在50多年後才被解密。目前我們可以知道，那次會議上做出一個決定：
艾希曼可以在全世界範圍內聘請任何他想聘請的律師，費用由以色列政府支付。
艾希曼表現得像一個害怕、聽話的奴隸，唯一想要的就是讓他的新主子滿意。
他不太能理解我們的行為，他覺得我們應該毆打他，對他殘暴一點。而我們正在按照以色列法律的要求對待他。
以色列對艾希曼的跨國抓捕，無疑是一種蔑視國際法和他國主權的行為。國際社會馬上群情洶洶。
——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譴責以色列侵犯阿根廷主權；
——阿根廷外交部部長立即召見以色列大使，要求以色列給個說法並將艾希曼遣返回阿根廷；
——《華盛頓郵報》刊登社論，指責以色列訴諸“叢林法則”，一個國家沒有權利這樣做；
——英國猶太裔哲學家以賽亞·伯林稱，這麽做在政治上不明智，最好是把艾希曼交給另一個國家審判；
此時此地，有600萬指控者與我站在一起。但他們沒有辦法站起身，伸出手指，向坐在玻璃隔間裏的那個人喊出：“我指控”！
他們的骨灰如今撒在奧斯維辛、特雷布林卡，以及其他遍布歐洲的屠殺場裏。
1962年5月31日，艾希曼被判處死刑，隨即處決。他的骨灰被以色列海軍用一艘快艇運出以色列領海，扔進公海裏。
艾希曼是以色列目前為止唯一的一個死刑判決，但他不是唯一一個。
1965年2月23日，65歲的巴西商人，前拉脫維亞法西斯黨的領導人赫伯特.丘庫爾斯被謀殺。他的屍體上放了一張紙條：
鑒於赫伯特.丘庫爾斯被控罪行之嚴重，尤其是他導致30000個男人、女人和兒童遭受殺害，並且考慮到他在實施犯罪時的殘暴表現，我們判處他死刑。——永世不忘之人。
在幾十年後，一位以色列特工的回憶錄透露，這是以色列對前納粹戰犯的一次追殺。
這位特工真名雅科夫·邁達德，是五年前綁架艾希曼的摩薩德小隊中的一員。
邁達德說，以色列決定殺死丘庫爾斯，是因為四年前對艾希曼的綁架對納粹戰犯的威懾力已經漸漸過去，以色列必須做點什麽。
盡管沒有能力追捕所有凶手，但這可以成為對低級別凶手的警告。
丘庫爾斯行動的成功把對死亡的恐懼放上了數以萬計的納粹戰犯的心頭，讓他們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都無法擁有平靜與安寧。
在追捕和暗殺納粹戰犯的另一麵，以色列在複仇這個問題上的態度讓很多人震驚不已。
德國（當時是聯邦德國）在14年內支付以色列價值7.5億美元的物資，這筆資金將用於以色列的經濟建設。德國政府還要向大屠殺幸存者賠償約1億美元，並對受迫害的猶太人進行個人補償。
以色列議會以61票讚成，50票反對的結果，通過了這一決定。
在野黨領袖梅納赫姆·貝京堅決反對接受德國賠償。在以色列議會表決時，貝京領導的組織在外麵公開遊行示威，用石頭砸碎了議會大廳玻璃，並直接跟警察發生衝突，導致100名警察受傷。
貝京的父母兄弟都死於納粹大屠殺，後來擔任過以色列的總理。他會說德語，但他出於外交任務不得不跟德國人交談時，隻說英語。
有一次，貝京和妻子在梵蒂岡圖書館訪問，走過來一對夫婦，用英語說自己是德國人，但非常崇拜和敬重以色列。
貝京問明對方在二戰時差不多20歲之後，立即拉下臉轉身就走，再也沒有跟對方說過任何一句話。
我心裏想，也許這個男人就參加過對我父母、對我們猶太孩子的屠殺。
有多少猶太天才被悶死燒死？有多少人遭到了活埋？誰能算出來？對我們來說，大屠殺的損失永遠無法得到補償。德國人對這樣的恐怖行為負有集體責任。
貝京這種態度，代表了相當一部分以色列猶太人的看法，更影響了他身邊的人。
多年後，他的英文秘書耶胡達·阿夫納擔任了以色列駐英國的大使。
在一次受邀參加國事活動時，耶胡達·阿夫納當著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和來訪的德國總統的麵，在樂隊演奏德國國歌時拒絕起立，釀成轟動國際的外交事件。
演奏的這首《德意誌高於一切》，在幾個曆史時期都是德國的國歌，自然也包括納粹德國時期。
盡管這位德國總統對以色列很友好，在訪問以色列時公開承認德國的罪行。
……我也作勢要站起來，但兩條腿不聽使喚。它們不願意直起來。
宮廷管家、女侍和其他尊貴的客人向我投來反感的目光，我心裏遲疑著。
但這時，梅納赫姆·貝京的形象出現在我眼前，我不能為這首國歌起立。
雖然歌詞確實改了，但音符沒有變。它的旋律中仍然回響著希特勒第三帝國的勝利歡呼聲。
從政界到民間，從組織到個人，猶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複仇。他們抵製德國製造的產品，拒絕與德國在文化上交流，並時時不忘提醒德國：我們記得那場大屠殺。
比如美國《大西洋雜誌》的總編輯傑弗裏·戈德伯格，他是戰後二十年才出生的猶太人，跟大屠殺沒有什麽關係，但他仍然本能地抵製德國產的汽車。
因為他知道，奔馳、寶馬、大眾這些汽車品牌都曾經服務於納粹。
1968年11月7日，時任聯邦德國總理的庫爾特·基辛格在柏林參加一次公開會議。他正是戰後逃過了追責的前納粹分子之一。
從1933年起他就是納粹黨員，在戰時擔任了納粹德國外交部的廣播局副局長，是戈培爾的得力助手。
在這次會議上，一個29歲的女人貝亞特·克拉斯菲爾德悄悄混入媒體采訪團，走到基辛格背後突然大喊“納粹！納粹！”
克拉斯菲爾德是德國人，但她嫁給了一個父親死於奧斯維辛的法國猶太人。
她丈夫致力於追捕幾個納粹戰犯，裝成記者不斷地追蹤、恐嚇他們，並最終將他們送上法庭。
被判處一年監禁的克拉斯菲爾德事後意識到，她做這樣的事情，確實很危險。
1968年是“撞擊世界之年”，全世界的政治運動和暗殺行為風起雲湧。馬丁.路德.金和羅伯特·肯尼迪先後遇刺身亡。掌摑總理的她非常容易被誤認為刺客，而基辛格的保鏢全都帶著槍。
他們不需要花費什麽功夫就能把我擊斃。但是，我仍然要這樣做。
奇女子克拉斯菲爾德的行為震動了德國，也推動了它加大反思和認罪的力度。
第二年，基辛格黯然下台，由反對黨領導人勃蘭特繼任總理。
這位新總理出訪波蘭，在猶太人大起義紀念碑前敬獻花圈時，突然雙膝跪倒在紀念碑前，低頭懺悔。
2015年是奧斯維辛集中營被解放70周年。就在這一年，一個93歲的老人在德國受審。
這個老人叫奧斯卡·格勒寧。當年，他在奧斯維辛擔任看守，負責在猶太人前往毒氣室的路上清點他們的財產。他為自己辯護說，他隻是那台殺人機器中的一個小齒輪。
你的決定或許受到了所處時代的影響，但絕不是因為你沒有自由選擇權。
鑒於這些罪行的殘暴程度，我們應當承擔起對幸存者和受害者的責任，而不是說“時間已經過去這麽久了，因此這些事應當被掃進垃圾堆了。”
二戰結束70年了，像格勒寧這樣的老戰犯，活在世上的已經不多。跟他們的受害者一樣。
以色列與德國的關係早已正常化，雙方的正常經濟、文化交流一直不斷。以色列所有的火車頭都是德國製造的。
像那位《大西洋雜誌》的總編輯傑弗裏·戈德伯格，也已經不再抵製德國車了。
從美國這樣的戰勝國，到犯下罪行的德國，再到同樣參與過迫害猶太人的許多國家，都相繼公開對漏網的罪犯展開追捕和審判。盡管這種正義已經來得很晚。
掌摑德國總理的勇敢女性貝亞特，和她丈夫一起獲得了廣泛的尊敬。幾年前，貝亞特甚至被提名為德國總統候選人。在投票時，總理默克爾同她握了手。
在這一年，德國駐法大使向他們頒發了德國最高榮譽——聯邦十字勳章，理由是：
有一句話說：猶太人經常被說跟中國人像。因為兩者都勤勞、聰明、重視教育、愛惜家庭……
但是接觸之後，會發現兩者其實很不像。比如，猶太人比中國人頑強、團結……最大的一點區別，就是猶太人懂得記仇。
在德國，否認納粹罪行是一種刑事犯罪行為。而在日本，至今還有一小撮右翼分子死不認錯。
不同的民族性格，造就了曆史截然相反的結局。
寬容有寬容的優點，但難免會留下弱者的陰影。
以牙還牙，或許是一種更為正當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