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仇人死了
浙江西部，待拆的老城區房屋擁擠，無限壓縮的生活空間使得鄰裏間摩擦不斷。而在物資匱乏的年代，十元錢引起了兩家人長達四十五年的爭鬥。
驚蟄那天黃昏，縣城剛下了一場陣雨，空氣裏彌漫著清淡的草木氣息。
我正獨自在家喝酒，母親打來電話說：“剛剛胡天綱死掉了，胰腺癌。”沉默了好一會兒，又道：“他天天痛得哭天喊地，聽了都瘮人，早死早解脫。人活一輩子，沒名堂，都要死。”
胡天綱是我家三個仇人中最後一個死掉的。三年前，另一個仇人胡地方去街上買東西，被一輛農用車撞飛，當場丟命。兩年前，患了阿爾茨海默症的張知明，誤食家人放在櫃子裏的老鼠藥，被發現時已經沒了體溫。
從懂事開始，我都在設想如何報複他們，幻想他們死得慘烈。而當他們真的不得善終，我卻並沒有想象中的幸災樂禍。
我倒了三杯酒，潑在地上，算是祭他們，然後戴上口罩，走進春天的夜裏，街上燈火通明，一如往常。
1938年2月，祖父母為躲避戰火帶著我父親來到了常山縣城，在一個叫東門外的老城區紮下了根。
那裏集聚的大多是和他們一樣迫於生計的外來戶，從事著車夫、木匠、菜販之類的工作，大家的房子緊緊挨在一起，偶爾有些小摩擦，但基本都能和睦相處。
作為外來戶，祖父母特別謹小慎微，甚至有些巴結當地人。為了證明與他們的完全融合，祖父母三個月就學會了當地方言，口音裏絲毫聽不出杭州腔。
而東門外的中心地帶正是胡天綱開的代銷店，那也是閑人聚集的場所，大事小情通過這裏，一夜間便可傳遍城區。胡天綱為了維持生意，不時會給閑聊的人散散香煙、倒倒茶水，人脈頗廣。
作者圖 ｜ 胡天綱的代銷店原址
這是父親多年來的習慣，在發薪日去街頭的鹵肉店稱上兩隻豬耳朵，然後去菜市場買半斤紅辣椒，再喝上一斤黃酒，足以熨貼他一個月的辛勞。
代銷店裏隻有胡天綱和張知明兩人，他們有一句沒一句地說著話。胡天綱將喜悅遞來的十元錢扔進錢箱，轉頭又跟張知明說笑。
喜悅催他：“快給我打黃酒啊，我爸爸還等著喝呢。”胡天綱聽後，做出一副莫名其妙的樣子，反問道：“你不給我錢，我怎麽給你打黃酒？”
喜悅氣懵了，胡天綱反而說：“小孩子要誠實，誰看到你給我錢了，叫他們來作證。”一旁的張知明也搖搖頭表示沒看見。
拎著空瓶子，喜悅哭哭啼啼地回到家裏。這時，胡天綱也跟了進來，他對我父親說：“話要說清楚，我可沒有收到你女兒的錢，可能是她在路上丟了。”
那時人們的平均工資不過三四十元，十元錢是我們家一個星期的生活費。父親越想越生氣，轉身拿上空玻璃瓶獨自去找胡天綱。
過了一會兒，鄰居小孩急匆匆跑來說：“你爸被胡天綱打了。”
我們一家人朝代銷店跑去，隻見父親躺在地上，臉上全是鮮血。母親哇地一聲哭了出來，祖父借來一輛手推平板車，把父親送到縣人民醫院。
我至今記得那個場景，祖父拉著平板車快步如飛，祖母、母親和我們兄妹三人跟在後麵，大聲地哭叫。很多人站在路邊，臉上毫無表情。
當時，父親去找胡天綱理論，胡天綱的弟弟胡地方正在店裏，兩人一唱一和，話說得難聽，一致認定我父親想誆一斤黃酒喝。父親氣不過，將玻璃瓶砸了個稀巴爛，說：“這十塊錢算我送你們買藥吃。”
兄弟倆像狼一樣撲上來，張知明緊緊抱住我父親的雙手，讓他不得動彈。拳腳無遮無攔地落在身上，父親被打掉一顆牙齒，打斷三根肋骨，胃部大出血。
在法製尚不健全的年代，拳頭成了解決一切問題的武器。那次衝突，父親挨了打，還背上了罵名。張知明說是父親先用玻璃瓶砸人，胡天綱一偏頭躲過了，迫不得已才還擊的。
後來聽人說，胡天綱給張知明送了兩斤白酒和兩條西湖牌香煙。
從醫院出來，父親又去打了一架，他將店裏一壇黃酒和幾罐辣椒醬打碎，黃色、紅色的液體流了一地。第二天，胡天綱兄弟帶著五、六個兒子來到我家，打碎了熱水瓶、鍋碗、家具，連燒飯的灶頭也給挖了。這是民間爭執中最毒辣的一招，詛咒別人家“倒灶、走黴運”。
兩家人長達四十餘年的戰爭就這麽打響。我們家當時的“實力”並不足以與胡家抗衡，胡天綱生有四個兒子，胡地方有三個兒子，還有張知明在明裏暗裏幫襯。而我們家除了父親正當壯年，其他老老小小勢單力薄。
家裏男人不行，隻有女人上陣，我的祖母和母親常站在自家門口，對著外麵指桑罵槐，引來胡家女人猛烈回擊。兩家“女將”唇槍舌劍、唾沫橫飛，最後撕扯在一起。等雙方神疲力倦了，留下一地頭發和布條。
哥哥、姐姐和我都非常害怕看到這樣的場麵，隻能用哭聲來宣泄內心的恐懼與無助。那時哥哥正要升入高中、姐姐上小學四年級，而我剛上小學一年級。
作者圖 ｜ 我家的平房
喜偉放棄了高中學業，開始跟一名被當地人追捧的師傅學習武藝。師傅住在鄉下，傳聞中十個身強力壯的年輕人都近不得他的身。父親為了讓他收喜偉為徒費了不少心思。
從那之後，我時常看到師傅端坐在屋子裏抽煙喝茶，祖母與母親就在廚房準備好菜，有時甚至會殺一隻雞。吃過飯後，父親會將大門緊緊關上，拉好窗簾，讓師傅教哥哥紮馬步、練套路，學習輶輅拳。
我也想跟喜偉一起學拳，但被父親拒絕了，他有自己的規劃。“我不能把籌碼押在一張牌上，你好好讀書，以後當大官同樣治他們。君子報仇，十年不晚。”
半年下來，喜偉的馬步能紮一支香的時間，打起拳來也是虎虎生風。父親母親揚眉吐氣，仿佛已經看到胡家人與張家人被打翻在地。
子輩的衝突發生在1976年10月。那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文化大革命至此結束。但民間的恩仇，依舊以最原始的方式延續著。
那天喜偉上街，在觀風橋與胡天綱的兩個兒子狹路相逢。喜偉斜了他們一眼，兩夥學了點三腳貓功夫，正愁沒地方揮霍的青年就打了起來。
圍觀的人很多，胡地方的兒子聽到消息也加入進來。孤掌難鳴，喜偉被他們扔到四米多高的橋下，幸好水不深不淺，救了他一命。看著喜偉狼狽地從水裏掙紮上來，圍觀的人哈哈大笑，那夥人揚長而去。
作者圖 ｜ 觀風橋
但是父親並沒有停止回擊，一些夜裏，我看到父親悄悄溜出門外，回來時已是一身泥土。他趁著夜色，去了胡家和張家的地裏，將他們種下的菜全部拔掉。
但是第二天，胡天綱、胡地方和張知明又會把那些菜扔在我家門口，然後正大光明地走到我家的菜地裏，將所有作物一陣亂踩。
經此一戰，喜偉突然明白，武術在格鬥中用處不大，人多才是取勝關鍵，他開始有目的地去結識輟學在家的小混混。
縣城裏的小混混，五六個一夥，留著那個年代流行的大鬢角，穿著喇叭褲，聚集在學校、電影院、百貨大樓門口，看到漂亮女孩走過就吹口哨，看誰不順眼，衝上去就是一頓拳打腳踢。我沒想過，哥哥會和那些人混在一起。
很快，練過武術的喜偉就成了一個團夥中的“大哥”，帶著手下十幾號人，在縣城的街道上呼嘯來去。喜偉混社會的名聲難聽，但父親對此是默許甚至是支持的。
此後，胡家和張家的窗玻璃會莫名其妙地破碎，屋頂時常漏雨，養的雞鴨經常消失。
1978年5月，喜偉帶著小兄弟和仇家的兒子們進行了一場聞名全縣的打鬥。在縣人民廣場，對方有3人被打進醫院。他們被鎮住了，沒有反擊，也不再趾高氣昂。
群架第二天，派出所來過家裏，喜偉提前跑去鄉下小兄弟家避風頭。回來後派出所沒再找他，那個年代隻要不出人命，打架鬥毆之事大多不了了之。
此後，我們和仇家的地位開始反轉，父親為此一度揚眉吐氣，一些過去與胡家和張家站在一邊的人，也開始跟我們一家人打招呼說話了，甚至還有人曆數他們的不是。
而喜偉一直混著，除了偷雞摸狗，還常去國道上敲詐過路的貨車司機，如果不給錢，就往死裏打，還把車子輪胎的氣放掉。
直到1983年嚴打來臨，縣城裏被抓去13個人，其中就有喜偉。
縣裏在人民廣場召開公判大會，喜偉被判刑18年，送往大西北勞動改造。那天現場人山人海，很多鄉下人也趕來看熱鬧。喜偉和十幾個罪犯被押在台上，胸前掛著一塊大木牌，上麵寫著“流氓犯、搶劫犯”。
喜偉被押上解放牌卡車遊街時，胡、張兩家人沿路放起了鞭炮。父親足足在床上躺了半個月。
父親是機械廠的車間主任，懂技術懂管理，很被看好。領導本打算讓他當一段時間副廠長，然後去籌建一家新工廠，最後再調去局裏。自從父親與胡、張兩家糾纏起來，有了惡劣名聲，特別是有了喜偉這個汙點後，他的職業徹底被斷送了。
喜偉去大西北勞改第二年，父親車間主任的職務被罷免，他被調去看倉庫。
父親像是一頭鬥傷了的獸，從此對於胡、張兩家有形無形的欺辱無動於衷，甚至連抬頭看一眼的力氣都沒有了。
哥哥喜偉被判刑那年，姐姐喜悅18歲，剛好高中畢業。第二年，她進了縣棉紡織廠，那是縣裏的大廠，待遇很好，工作到一定年限還會分配住房。同批進廠的還有胡地方的小女兒胡雪。
當年，一位名叫劉青的小夥子看上了喜悅，他是物資公司的科長，父親還是副縣級領導，算是縣城裏出類拔萃的人物。兩人偷偷戀愛了一段時間，1985年夏天，喜悅將劉青帶回家，這讓家裏人露出了難得的笑容。
然而好景不長，那年冬天，劉青突然斬斷了和喜悅的戀愛關係。
有人傳言，喜悅初中三年級時和一位男生早戀，還墮過兩次胎。還有傳言說，喜悅高二那年，和一名開大卡車的離婚男人在一起，每天放學都會被人接走。
喜悅整日躲在房間裏以淚洗麵，流言如同刀子在她心裏劃過。此後，她又戀愛了幾次，但都無疾而終。1989年，喜悅經人介紹，認識了外縣的一位男青年，第二年，她辭掉工作嫁了過去，從此很少再回娘家。
喜悅出嫁後的第二年四月，縣城裏柚子花開得濃密。一天中午，我78歲的祖母懷揣一瓶敵敵畏，走進了胡天綱的家。正在胡天綱一家人愣神的空檔，祖母一仰頭，喝下了敵敵畏。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因家庭瑣事或鄰裏糾紛喝敵敵畏自殺的人屢見不鮮。縣人民醫院的醫生隔三差五會給喝農藥的人洗胃、洗腸。有的人救過來了，沒救過來的就用一塊布從頭遮到腳，等家屬將屍體運走。
祖母想用這種極端的自戕，讓胡家背上道德枷鎖，內心不得安寧。
胡天綱頓時傻了，立即叫來一輛三輪車，將我祖母送到縣人民醫院。路上祖母已經失去知覺，嘴唇青黑，口吐白沫，雙眼緊閉。
好在救助及時，祖母被救過來了。
第二天，我在背後藏了一根胳膊粗的硬木棍，守在觀音橋頭。當我看到胡天綱的大兒子胡雨走過時，我鎮定地用木棍狠狠地砸了他的後腦勺。胡雨軟軟地癱在地上，鮮紅的血從傷口中流出。我既解恨又後怕。
一個月後，胡天綱把代銷店關掉，讓他的兒子都搬到外麵去住，他一個人留在東門外，住在一棟臨巷的木板房裏，那裏常年失修，搖搖欲墜。
祖母服農藥落下了手腳抽搐、神經衰弱的後遺症，不要說下地幹活了，就連簡單的家務也做不了。
1991年秋天，祖母去世。祖母“三七”那天，祖父正在吃飯，人突然愣住了，向前撲在桌上，轉眼沒了氣息。而父親一直鬱鬱寡歡，兩年後也因腦溢血去世。
喜偉因改造表現較好，減刑3年，於1998年被釋放。他不願再回家，在朋友的幫助下，在衢州市開了家小超市。
老家隻剩下我和母親兩個人，到了晚上，燈泡將兩人身影投在房間四壁上，顯得十分空蕩冷清。
18年前，政府打算對東門外進行拆遷改造，但住戶對拆遷補償期望過高，有人臨時亂搭亂建，有人假離婚，原來500多戶人家，突然間變成700多戶，這樣一來，拆遷隻能擱置，東門外變得一片混亂。
作者圖 ｜ 如今的東門外
我心裏疼痛萬分，對於這裏，對於生活在這裏的人，我們曾充滿怨恨，恨不得盡快遠離，讓所有往事被歲月淹沒，但母親仍固執地守著仇恨。
我的祖父母本是地道的杭州人，1937年日本侵占杭州，他們抱著4歲的兒子一路向西躲避戰火，直到1938年在東門外安定下來。
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一家人的生活基本安定，祖父母年過花甲，但身體尚好，父親當上了車間主任，母親在紙袋廠做小工，三個子女也都健康懂事。
這是那個年代普通百姓對美好生活的全部想象，盡力勞動、維持溫飽、心存希望。沒想到十元錢引發了三家人無休止的爭鬥，四十五年過去了，沒有人在這場戰爭中全身而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