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家艾思奇的風雨人生
－－作者：散木
大眾熱讀《大眾哲學》
艾思奇（1910－1966），原名李生萱，雲南騰衝人。
艾思奇的父親李曰垓是一個激進民主主義思想的學者，還曾是蔡鍔的一位幕僚，擔任過雲南省民政廳長等職；其兄長李生莊則是五四時期雲南新文化運動的傳播者之一，曾任《騰越日報》社長，創立有省立騰越簡易師範學校，並著有《雲南邊區問題》等。在這種家庭的熏陶下，艾思奇很早就接觸到新思想新思潮的影響，在雲南省立第一中學讀書時期參與了由共產黨員李國柱秘密領導下的“讀書會”、“青年努力會”的活動，並開辦義務夜校。當時他還與雲南人的音樂家聶耳結為友好。
1928年，艾思奇留學日本，在福岡工業大學冶金係學習。當時正是中國革命處於低潮之際，大革命的失敗使許多人熱心於探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中國具體實際的問題，而日本更是馬克思主義向中國傳播的一個中轉渠道。在日本有大量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和翻譯過來的馬克思主義著作，於是，艾思奇一邊認真學習大學的功課，一邊大量接觸馬克思、恩格斯以及西方眾多哲學流派的理論著作。為了能直接閱讀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他還努力學習日語、德語，最終掌握了這兩種外語，為他後來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難能可貴的是，當年艾思奇除了刻苦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研究理論，還特別注意將理論與實踐結合，他和當時中共東京支部所聯係的許多進步的留日同學，共同學習和探討問題，並參與進行社會調查。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全國抗日浪潮風起雲湧，艾思奇和許多中國留學生遂毅然棄學回國。在上海，他開始從事哲學研究，而“艾思奇”這個名字就是他當年使用的一個筆名，意思是“愛好思考奇異的事物”。不久，艾思奇參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隨後又在杜國庠的介紹下加入了中共領導的“社會科學家聯盟”（簡稱“社聯”）。從此，艾思奇正式走上了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人生道路。
當時“社聯”出版有一份綜合性的月刊《正路》，艾思奇相繼發表了一些哲學文章。由於文章寫得相當深刻，便引起了廣大讀者的注意。1934年，艾思奇又加入《申報》“流通圖書館”的讀書指導部工作。當時這家圖書館努力與讀者產生互動關係，艾思奇也將自己的許多文章發表在《申報》的《讀書問答》專欄裏。後來為了滿足讀者的要求，這個專欄從《申報》中分出，發展成為獨立半月刊的《讀書生活》雜誌，由李公樸主編，艾思奇參與編輯，艾思奇的成名作《大眾哲學》一書，就是先以《哲學講話》為題相繼發表在《讀書生活》上的（1935年結集出版，初版書名為《哲學講話》，至第四版時易名為《大眾哲學》）。
《大眾哲學》給艾思奇帶來的巨大的聲譽，此書在1949年前已印行了32版，在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啟蒙運動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不少青年讀者在它的影響下相繼走上了革命道路。當年延安的詩人賀敬之曾在一首詩中這樣吟誦道：“傳遞著，傳遞著，我們的‘火炬’－－啊！我們的《新華日報》，我們的《大眾哲學》，我們的《解放》周刊，我們的《活躍的膚施》。”(膚施即延安－－筆者注)
可見當時這本哲學通俗著作是與《新華日報》、《解放》以及一篇著名的報告文學《活躍的膚施》並稱，產生了共同的影響的。當然，對此艾思奇自己卻十分謙虛，後來每當有人稱讚這本書時，他總是說：“當時以※※※為首的黨中央領導著工農紅軍取得了長征的勝利，正在進行著偉大的革命實踐。廣大革命群眾向往光明，迫切追求真理，在這樣的時代潮流下，這本小冊子才能起一點作用。”這也的確是《大眾哲學》所以能夠“走紅”的一個曆史背景。
延安的紅色哲學家
1935年10月，由周揚、周立波介紹，艾思奇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7年，艾思奇奉命赴延安。
對於哲學家的艾思奇，※※※早就有所耳聞，而且※※※也是一位愛好哲學思考和研究的人，特別是對於革命領袖的※※※而言，馬克思主義哲學對建構中國革命的理論是十分重要的一個前提，於是，甚至是在長征途中，※※※也在艱難萬險之餘，不停地思考哲學問題。當時他的許多東西被迫丟失了，唯獨一些翻譯過來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卻始終帶在身邊。到了延安之後，※※※相繼撰寫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等。正在這時，他得知艾思奇來到延安，十分高興，隨即看望了艾思奇，並把自己剛寫成的“兩論”油印本加以簽名，送給了艾思奇和吳黎平，希望他們閱讀後提出修改的意見。此後，兩人閱後提了一些意見，其中大多數都被※※※采納了。
1937年的一天，※※※閱讀了艾思奇的《讀書與生活》，還作了長達19頁的摘錄，並且提出“差異就是矛盾”的認識。讀後，※※※還致信艾思奇：
艾思奇同誌：
你的《哲學與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書，我讀了得益很多，抄錄了一些，送請一看是否有抄錯的。其中有一個問題略存疑點(不是基本的不同)，請你再考慮一下，詳情當麵告訴。今日何時有暇，我來看你。
※※※
1938年1月12日，※※※又致信艾思奇：
思奇同誌：
我沒有《魯迅全集》，有幾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內，遍尋都不見了。軍事問題我在開始研究，但寫文章暫時還不可能。哲學書多研究一會再寫更好些，但不急在眼前幾天。梁漱溟到此，他的《鄉村運動理論》有許多怪議論，可去找他談談。有空可來談，但請在星一、星五兩天以外之晚上。
敬禮！
※※※
一月十二日夜
由此可見※※※對艾思奇的器重。※※※當時還對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十分看重，他在此前的1936年10月22日特意發電給在外地的葉劍英、劉鼎，囑其速購一批書給後方的幹部閱讀，“要買一批通俗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及哲學書”，“要經常選擇真正的通俗的而又有價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柳湜的《街頭講話》之類)。”1941年1月30日，※※※又在給當時他在蘇聯的兩個兒子的信中，勉勵他們努力學習科學知識，並給他們在蘇聯的“各小同誌”送去一批文學、曆史、哲學書，其中也有一本《大眾哲學》。甚至在建國之後的1959年10月23日，※※※在外出視察前，也指名要帶《大眾哲學》以供途中閱讀。
在延安，艾思奇還與※※※有過共同學習和研究哲學的經曆。當時艾思奇擔任延安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的教員，並在延安馬列學院擔任教員兼任哲學研究室主任，※※※、張聞天等中央領導也在這些學校授課，於是他們一起研究和討論哲學問題。當時艾思奇住的窯洞離※※※的窯洞很近，※※※經常找他去談話，有時※※※也去艾思奇住處聊天。談話之餘，他們覺得還應該擴大研究的規模，於是，1938年9月，※※※提議成立延安“新哲學會”，為此艾思奇、何思敬、周揚等18人還聯名在《解放》周刊第53期發表了《新哲學會緣起》。這個“新哲學會”，隨即由艾思奇、何思敬主持，※※※作為會員之一也十分關心學會的工作，經常參加討論研究問題。
1939年，中共中央宣傳部也成立一個哲學小組，組長是張聞天，指導員是艾思奇，參加學習的有朱德、李維漢、徐特立等。當時每次開會都是事先由艾思奇擬好提綱，按提綱學習和討論。為了適應學習的需要，艾思奇還編選了《哲學選輯》一書，他還和吳黎平合作，完成了中宣部交給的編寫《科學曆史觀教程》一書的任務。延安整風開始時，※※※作了《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等報告，隨即又召集艾思奇等人開會，提出編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思想方法論》，由艾思奇任主編。
1945年，艾思奇出席了中共七大，隨即繼楊鬆、陸定一之後任《解放日報》總編。七大確立了※※※思想是中共指導思想的地位，艾思奇也為此作出了貢獻。他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曾針對當時許多人誤解“實事求是”，寫了《不要誤解“實事求是”》一文，其中寫道：“我們可以從※※※同誌那裏學習到許多東西。我們隻要舉出他在1929年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代表會議所作的決定來看……就可以看出，他怎樣善於在分析事實的時候，就同時考察出正確地對症下藥的辦法。”
七大之後，針對國民黨蔣介石掀起的反共高潮，艾思奇撰寫了《論〈中國之命運〉－－極端唯心論的愚民哲學》等文章，駁斥反共思潮是張揚“中國式的買辦封建性的法西斯主義的政治學和反對科學唯物主義、提倡迷信盲從的法西斯主義的唯心論哲學”，他還斬釘截鐵地指出：“鐵的事實已經證明，隻有※※※同誌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發展了和具體化了的辯證唯物論與曆史唯物論，才是能夠把中國之命運引到光明前途去的科學的哲學，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學。”
延安時期的艾思奇除具體負責延安新哲學會等活動外，還在邊區文協工作，並曾擔任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秘書長、《解放日報》副總編輯和總編輯、青年藝術劇院理事、延安詩會理事、魯迅研究會理事等。
在延安，艾思奇除了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之外，還學習了一些自然科學的基本知識，他還閱讀了牛頓、達爾文、海克爾、赫胥黎、湯姆生、艾丁頓等西方科學家的著作，並熱心提倡研究自然科學和推動自然科學的普及工作，為此他先後寫了《怎樣研究自然科學》以及許多“讀者問答”、“名詞淺釋”、“科學小品”等。當時他另外一個筆名是“李崇基”(意為崇拜高爾基)，這些作品後收入《我們的抗敵英雄》一書(與高士其等合著，由讀書生活出版社出版)。艾思奇還發起組織延安“自然科學研究會”，與會的有章漢夫、於光遠等20多人。
在延安，艾思奇勤勉工作，他不以哲學家自居，從來不擺架子，待人熱情、誠懇。至於他的講課，更是從不以聲取勝，而是侃侃而談，旁征博引，因此他的講課具有敏銳和深刻的內涵、嚴密的邏輯和深入淺出的表達方法，被人廣為稱頌，人們也習慣稱他為“艾教員”。於光遠回憶說：當年艾思奇留下了許多“笑話”，如“有一個晚上，艾思奇開完會從窯洞裏出來，不知道窯前有人挖了一條溝，不小心跌了進去，但他並不忙著站起來，而是躺在溝裏想，‘這次我跌進去究竟是必然性的呢，還是偶然性的……’大家笑，他不笑，也不生氣。艾思奇就是這樣隨和，沒有一點兒官架子的人。同事們都很喜歡他。”據說※※※也曾說過這樣一句話：“老艾同誌不是天下第一好人，也是第二好人。”這是對他極好的一個評價。
風雲變幻中的哲學家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艾思奇曆任中共中央黨校哲學教研室主任及副校長、中國哲學學會副會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等，他還是中國共產黨第七、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在新中國的哲學界，艾思奇以其聲望和影響，幾乎成為能夠坐頭把交椅的領軍人物，而在新中國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開始後，艾思奇也十分重視哲學和自然科學的結合，他認為哲學的產生和發展要依賴自然科學，反之，自然科學的發展也要受哲學的影響，正確的哲學能推動科學的前進。但是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伴隨著新中國建設的風風雨雨，艾思奇的經曆可謂跌宕起伏。
這一時期，艾思奇既反對忽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傾向，又反對無限誇大哲學的作用，反對把哲學庸俗化和簡單化處理，反對以哲學代替自然科學的做法。在他的主持下，中央黨校開設了自然辯證法班、邏輯班等，並在他的指導下編寫了比較係統的自然辯證法等教材。為了貫徹理論聯係實際的方法論原則，艾思奇還多次深入農村，參加實際的工作，在實際工作中發現問題，並將之提高到辯證唯物論的理論高度加以分析。
1958年9月到1959年7月，艾思奇在河南調研了9個月時間，期間他還擔任了中共開封地委副書記兼鄭州市委第二書記、登封縣委第二書記。當時與艾思奇一起到河南的，還有中央黨校教務長羅揚實、哲學教研室成員韓樹英、艾思奇秘書吳秉元、中央黨校出版社編輯苗青等。其中，羅揚實也兼任了中共登封縣委第三書記、韓樹英兼任唐盧公社第二書記、吳秉元任唐盧公社宣傳部副部長、苗青任《登封報》社編輯。他們除了與農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還輔導農民學習哲學，並為“紅專大學”的哲學教師講解有關哲學的知識。艾思奇也深入田間地頭，為農村教師和農民講授哲學課。
時值“大躍進”年代，艾思奇作為一個下放幹部，剛開始也深為廣大人民群眾的熱情所鼓舞，並寫文章讚揚過，但後來他逐漸摸清了實際情況，發現“大躍進”中的“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等主觀主義的東西相當嚴重，但這些問題又不是單純能從基層解決的，因此他寫信給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信中直言：“根據實際情況看，過高的生產指標並不能真正調動群眾的積極性。”
1959年4月，艾思奇又把“大躍進”中的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片麵性的問題提到哲學的高度，寫了一篇發表文章《有限和無限的辯證法》，發表在《紅旗》雜誌上。文章說：“宇宙中的每一件事物都是有限的。無限的宇宙，是一件件有限的事物所構成。無限和有限的相互聯係，兩者之間對立統一，這是辯證法的普遍規律之一。”他一方麵肯定“人民群眾的力量是無窮無盡的，是無限的”，又指出：“在一定時間、一定地點、一定條件下群眾力量的發揮，總有其一定的最大限度，而不是無窮無盡的。”“僅僅一般地相信人民力量的無窮無盡，而看不見在一定具體工作中人民力量的有窮有盡方麵，或者把這些有窮有盡的力量誤認為無窮無盡，這種片麵觀點也會造成工作中的錯誤和缺點。在規定任務時主觀地提出超過現實可能性的過高的指標，在使用人民力量的時候不注意精打細算，合理分配，適當安排改進技術，改善操作，一句話，不會節約勞力，不會使有限的勞動發揮它可能發揮的最大潛力。”這些具有辯證思想的觀念雖然在當時並沒有引起人們多大的關注，但聯係到後來的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實踐，其意義則是深遠的。
當時艾思奇還寫過不少論文、講稿，其中有《曆史唯物論社會發展史講義》、《社會發展史首先是生產者的曆史》、《從※※※同誌〈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武器》等，這些都為普及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思想有一定的意義。
不過，如同那一時期許多的理論工作者，麵對完全陌生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和社會主義的新鮮事物，他們有時候也不免失去常識，如上述的那個艾思奇。這一時期可以說就出現了“兩個艾思奇”——另一個艾思奇，有人曾說：“艾思奇作為一個哲學家，下放河南10來個月，對大躍進中的主觀主義熟視無睹，並且還為其辯護。”這就是說，此時的艾思奇還有具有另一色彩。其實，這也不奇怪，在聲勢浩大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不怕做不到，隻怕想不到”的狂熱的政治運動中，很少有人能保持住清醒的頭腦。
當時中央黨校另一位著名的紅色哲學家楊獻珍也在河南調查研究，結果他發現了許多嚴重問題，於是從哲學上“思維與存在”的關係的角度對“共產風”、“浮誇風”等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而楊獻珍與艾思奇在許多哲學觀點上有分歧，後來楊獻珍在《我的哲學“罪案”》（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一書中不點名地批評了艾思奇當時在河南的言論，如：1958年有一個“千斤省”（即宣稱小麥畝產超過千斤）的一個公社黨委書記寫了一篇《揭開7320之謎》（“7320”是指小麥畝產達到7320斤），文章發表在北京的《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上，這個書記還被請到北京作報告，而“那位哲學家在那個省的某個縣，住了七八個月，對這種情況熟視無睹”。此後到了1964年，“有人議論大躍進年代某省的領導有主觀主義，那位同誌聽了，說某省沒有主觀主義，說他要挺身而出，為某省辯護，說誰要是說某省有主觀主義，那就是‘一次反映論’”，而所謂“一次反映論”，正是那個“大哲學家”所致力於批判的，等等。
在此前後，新中國建國以後哲學界幾次重大的論戰（如“綜合基礎論”、“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合二而一論”等），中央黨校楊獻珍和艾思奇之間發生了嚴重的學術分歧，並形成他們之間的矛盾和恩怨（楊獻珍的秘書蕭島泉著有《共和國三次哲學大論戰》，對此有詳細的敘述）。
應該指出的是：當年那些不乏硝煙味的哲學論戰，今天看來，不僅是哲學理論上的分歧，還有圍繞上世紀50年代開始的左傾思潮哲學根基的問題。楊獻珍曾說：“刮共產風的時候，我們有些人把平均主義當成共產主義，或者把共產主義當做平均主義，這個和馬克思所說的科學共產主義有什麽相幹呢？這是毫不相幹的。這不是在搞共產主義，是在糟蹋共產主義。還有些人把共產主義看成是從天上突然掉下來的東西，不分析我們在經濟上成熟的程度，不要任何物質基礎，憑腦子一熱，憑主觀願望，嘴一張，說要進入共產主義就進入共產主義。這不是唯心主義是什麽？”楊獻珍和艾思奇之間的矛盾，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展開的，盡管他們的爭論是圍繞一個抽象的哲學理論問題，即所謂“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事後，楊獻珍在《我的哲學“罪案”》一書中寫道：“1961年時，由於艾思奇一直把‘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當做唯物主義的理論，講課寫文章，都是這樣講，引起了極大的思想混亂。我曾告訴過孫定國，叫他把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有關論述這個問題的材料收集一下，他在搞這個材料時，找了於世誠幫助他。材料收集好了之後，印成了一本《關於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問題的參考資料》。－－這本資料出來之後，嚇壞了艾思奇，因為這本資料中的每一條都是反對艾思奇的論點的。艾思奇宣布這本資料是‘黑書’。”
其實，艾思奇也在中央黨校被批判過，那是一次艾思奇在講必然性和偶然性問題時，舉例說明中國革命產生自己的領袖是必然的，而這個領袖是※※※不是別人則是具有偶然性因素的，結果為此他受到了嚴厲的批評。於光遠後來在《我的故事》中回憶說：當時甚至還批判了《大眾哲學》一書，即這本書是“簡單化”和“庸俗化”。艾思奇是以《大眾哲學》一書成名的，之所以如此，是他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予以通俗化的宣傳，是把複雜的道理用簡單的語言表述出來，因此才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
至於楊獻珍在《我的哲學“罪案”》一書中說艾思奇批評楊獻珍的“合二而一”是“整人”，其實，批判楊獻珍的決策人是※※※，“艾思奇隻是一般地寫過文章而已”。於光遠還回憶1964年8月24日※※※在中南海接見自己和周培源，當談論到了哲學問題時，※※※說：“‘雙十條’第一個十條前麵那一段是我寫的。我講了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我還講了哲學一次不要講得太長。最多一小時就夠了。多講，越講越糊塗。我還講哲學要從講堂書齋裏解放出來。我這些話觸到了有些人的痛處，楊獻珍就是一個，他們出來搞‘合二而一’反對我。”於光遠還說：“我從自己與艾思奇的接觸中，深感他絕不是一個整人的人。要說他有什麽缺點，我倒覺得是委曲求全，退讓得太多。”這大概也就是※※※以前說過的“老艾同誌不是天下第一好人，也是第二好人”的意思了。
1966年3月，艾思奇在北京逝世，年僅56歲。此後不久，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轟然而至。
198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艾思奇文集》多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