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
——作者：嚴佑民
新四軍領導人（部分），左一為曾山
抗日戰爭期間，日軍曾向新四軍提出談判。為此新四軍向延安中共中央請示。中央同意和日軍接觸，確定了虛與周旋，爭取時間，準備反攻的策略。新四軍於是派組織部長曾山出麵於日方接觸。
文革前，曾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務部部長。1967年10月，內務部“革命造反派聯合總部”根據抗戰時期我方情報人員紀綱提供的情況，認為曾山是日本特務漢奸。曾山解釋，他是按照延安指示和日方人員接觸的，整個活動及時用電報向中央請示，並得到批準。“革命造反派聯合總部”不相信曾山的辯解。當時擔任聯絡員的孫宇亭向國務院內務辦公室主任謝富治、副主任嚴佑民報告，研究處理的辦法。
謝富治說：“那時我在八路軍，新四軍的情況不清楚。”
嚴佑民說：“那時我在新四軍前線作戰，對軍部的情況不清楚。”
孫宇亭說：“既然曾山說一切活動都得到了黨中央的批準，我們派人去中央檔案館查閱一下曆史檔案，問題就可以澄清了。”
於是，由孫宇亭打報告，謝富治、嚴佑民簽署同意。孫宇亭和趙雪瀛驅車到西郊溫泉中央檔案館。軍代表說，查中央曆史檔案，必須經中央辦公廳主任批準。孫宇亭又向嚴佑民報告，嚴佑民找中辦主任汪東興簽字。中央檔案館軍代表看了批件，指示照辦。
當時共查到有關電報四份，包括曾山的報告，中央的正式批文，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康生都有親筆簽字。孫宇亭怕空口無憑，經與軍代表交涉，摘抄了主要內容。回去連夜起草報告，嚴佑民、謝富治先後簽署，報送中央。
不料沒幾天，謝富治對嚴佑民發了一頓脾氣。謝富治走後，嚴佑民對孫宇亭苦笑說：我們為了證明曾山同誌的清白，到中央檔案館查曆史檔案。卻惹怒了一位中央負責同誌，說這是政治上糊塗，要追查。謝富治要我們每人寫一份檢討，報送中央。孫宇亭問：是哪一位中央負責同誌？嚴佑民說：謝富治沒有說，猜不透。上命難違，不檢討不行。他們隻好按謝富治的說法，檢討犯了客觀主義的錯誤。
一周後，謝富治通知嚴佑民、孫宇亭、趙雪瀛開會。謝富治說：“你們的檢討都不深刻。現在宣布處分決定：孫宇亭，黨內嚴重警告。這件事涉及核心機密，你們手中如果存有這件事的片紙隻字，統統交出來。發現誰泄漏了機密，毫不客氣。”。
11月的一天深夜，在人民大會堂安徽廳又對當事人三堂會審。吳法憲、謝富治、汪東興主審，嚴佑民和趙雪瀛和中央檔案館軍代表在座，孫宇亭受審。謝富治對孫宇亭說：“你把盜竊中央檔案館核心機密的活動談一談。”孫宇亭申辯：“我去中央檔案館查檔案，謝副總理，汪主任和嚴佑民同誌完全清楚。主意是我出的，查檔報告是我起草的，但是如果沒有你們的批件，沒有你們的派遣，我不可能去中央檔案館，即使去了，人家也不會接待我。”
謝富治對汪東興說：“我在那個報告上批了字。可是你也批了同意。”
汪東興對謝富治說：“你是副總理嘛！你同意的事情我能不同意嗎？”
汪東興又對中央檔案館軍代表說：“檔案館有製度，像這樣的機密檔案不能抄錄，你們為什麽不執行製度？”
軍代表回答說：“有你和謝副總理的親筆批示，不能不讓抄！”
汪東興對謝富治說：“你看，這個報告，我們批的字都是靠在稿紙右邊的空白處，如果把我們的批字剪下來，對這個報告也不會有損傷。”
謝富治說：“這倒是個好辦法。”
於是，當場把他們批的字剪了下來燒掉了。
謝富治又對孫宇亭說：“到中央檔案館查檔案這件事，你應該承擔責任！”
嚴佑民這時站出來仗義執言：“這件事，前前後後的情況我都知道。事情是他和趙雪瀛辦的，是經過我批準的。責任應由我一人承擔。”
謝富治說：“你承擔得了嗎？”
嚴佑民說：“應該承擔。”
孫宇亭躲過了一難，後來下放五七幹校。但更大的災難降臨到嚴佑民頭上。1968年３月，嚴佑民被關進秦城監獄。他在獄中仍然堅持原則，實事求是，從不亂說。
1971年“913事件”以後，吳法憲下台。1972年3月，謝富治病逝。1972年4月，曾山病逝，以九屆中央委員善終。
1972年9月，嚴佑民假釋出獄。
孫宇亭前往中央組織部翠微路招待所探望恩人，激動地說：“該蹲四年牢的應該是我。”
一身是病的嚴佑民說：“其實，我們都是政治鬥爭的犧牲品。你這個書呆子，不要再說傻話了。
我坐牢，中央有人替我說話，四年就出來了。你如果進了監獄，誰替你說話？八年也出不來。”
孫宇亭後來撰文回憶了此事的前後經過。
l974年秋，嚴佑民作了結論。1975年初召開四屆人大，華國鋒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華國鋒主持公安部後積極向中央打報告，於當年10月9日恢複了嚴佑民公安部副部長職務。嚴佑民當時要求離開公安係統。華國鋒對他說：“我們要留你。”
1976年10月逮捕“四人幫”以後，嚴佑民參加了中央派往上海的工作組，1977年擔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後兼任上海市人大常委會主任。他2001年病逝，享年83歲。作為一個高級幹部，寧願自己坐牢，也要為下級承擔責任，這是一種難得的高風亮節。
轉自《公安戰線五十年—一位副部長的自述》，群眾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