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不白的微博
天啟年間，桂林皇親宗室好養惡犬，其家奴也越發驕橫，竟當街放狗撕咬路人。
一次一個秀才被惡犬追咬，被一個屠戶搭救，斬了惡犬，屠戶卻吃了官司，曹學佺審理此案，
判屠戶無罪，而秀才卻為了橫財改了口供，曹學佺大怒，杖擊秀才，使他吐露實情，
憤而寫下"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的千古佳句。
@稗官野記：鬱達夫，1896年12月7日出生在浙江富陽，三歲喪父，九歲賦詩。
鬱達夫一生坎坷：21歲結婚生子；
後來又杭州第一美女王映霞結婚生子，王映霞婚後為戴笠墮胎，又和官員許紹棣私通，兩人離婚了；
美女主播李筱英出於崇拜和憐惜，主動和鬱達夫同居。
後鬱達夫避難至蘇門答臘與何麗有結婚生子，直至48歲被暗殺。
@稗官野記：劉伯承，1892年12月4日生於四川開縣，蜀軍陸軍將校學堂畢業後走上革命之路。
劉伯承18歲和程宜芝結婚生子，劉伯承不喜歡他們母子，38歲又和吳景春結婚，
兩年後在蘇區又和汪榮華結婚。程宜芝母子相依為命30年。
共和國初，劉伯承希望與程宜芝見一麵，程知道劉伯承已有妻子，也捎去口信：
“你不要回來……
我擦，圖片上的咬嘴男，自稱九世靈童轉世，勸一個女商人把全部資產給他，再給他當奴。
女商人從之，不但將全部家庭財產、三家企業、房產和汽車全部變現，傾家蕩產後住進他家中，
心甘情願當女傭為其提供跪式服務…… @神評姐
汪精衛解釋自己為何要做漢奸
汪堅信抗戰必亡國滅種，且認為自己同日本簽的文件算不上賣國契
抗戰期間，汪精衛在日軍羽翼下，建立“偽國民政府”，名義上將除東北以外的各個偽政權統一在了一起。對此投敵之舉，汪精衛有一套看起來“合情合理”的辯解，以掩飾自己的漢奸行徑。
汪精衛投敵的最大理由，是所謂“戰必大敗”。而言和之事，“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汪精衛自謂，若“緘口不言，對黨對國，良心上，責任上，皆不能安，故決然言之”。但他又說，“我在重慶主和，人家必誤會，以為是政府的主張，這是於政府不利的。我若離開重慶，則是我個人的主張，如交涉有好的條件，然後政府才接受。”汪精衛遂從重慶出走，在1938年12月發表“豔電”，一步步成為漢奸。
汪精衛後來一再為自己的“主和”主張辯解，稱“以一個剛剛圖謀強盛的中國來與已經強盛的日本為敵，勝負之數，不問可知”，因此“跟著蔣高調繼續抗戰，以蔣現有的兵力”，就要“國亡滅種”。隻有先“恢複中日和平”，再“確立東亞和平”，才能“複興中國、複興東亞”。
在汪精衛而言，他起初不僅不想做傀儡，甚至要求日本從中國撤軍。但到了實際談判時，他才發現日方殊無誠意。1939年12月“日汪密約”，規定中國“從黑龍江到海南島”“下至礦產,上至氣象，內至河道，外至領海”，皆“毫無遺漏地由日本持有或控製”。
陳公博看到密約後，對影佐禎昭說，這“簡直是日本要控製中國。”影佐也不諱言：“在目前不能說日本沒有這個意思。”陳公博將對話內容告知汪精衛後，汪回答：“我們偏不使日本控製中國。”對此他並不自信，隻是聲稱：“日本如能征服中國，就來征服好了。他們征服中國不了，要我簽一個字在他的計劃上麵，這種文件說不上什麽賣國契，中國不是我賣得了的。我若簽字，就不過是我的賣身契罷。”
汪口頭上一再辯稱欲為國家保存元氣，但偽政權並沒能做到這一點
事實上，汪精衛一再以“賣身救國”自我辯解。汪自稱投敵的目的是，“目前能夠替國家保存一分元氣以為將來複興地步，多一分是一分”。南京偽政權成立前，汪精衛又對追隨者說，他們要“管理者為業經淪陷之土地及人民，所爭者為敵人已經吞噬之利益”“所欲保存者為國家之元氣與淪陷區人民之利益，固不能於後方取得一草一木以赴益敵人”“故我等在南京組府，不但於抗戰無害，而反於抗戰工作有所輔助，亦未可知”。
但汪偽政權在淪陷區助紂為虐，協助日軍壓製民眾、征收物資，其基層官員還橫征暴斂。僅舉一例，偽縣署規定辦理“縣民證”，收取紙張費用2角，“但官與吏上下交征，準偽縣署以下區鄉公所加收至每紙五角，而主辦之偽員竟索至七角，最後送達差役則所取一元，如此交征，小費多於正費10倍，閉塞之鄉領用‘縣民證’者，更須二元三角”。如此盤剝，談何保存“淪陷區人民之利益”？
汪精衛對組建偽政權的種種規劃，乃是基於幾個錯誤判斷。其投敵前後，正是抗戰最艱難時期。廣州、武漢相繼淪陷，美、英等國也沒有開展全麵援華的表示。這使汪精衛、周佛海等人相信，“日軍必繼續攻占渝市及西安、昆明等地”“日美或日俄戰爭必不致發生”。而當時確實也有不少人主和，除了後來追隨汪精衛投敵的一幹人外，所謂“低調俱樂部”中還有胡適、陳立夫、陳布雷、顧祝同、熊式輝等各界名流。
加之抗日會使中共坐大的觀察，汪精衛很自然地認為，主和是大勢所趨，要保存中國，就隻有同日本和談。談判時，他又高估了自己的政治影響力，以為登高一呼，雲南、廣西、四川等省就會群起響應，到時不愁沒有與日本談判的籌碼。然而汪精衛的大多數判斷都錯了，汪偽政權沒能招降到任何實力派人物，其建立一年多後，非但重慶等後方城市沒有被占領，太平洋戰爭又複爆發。蔣介石“苦撐待變”的戰略成功了。
汪精衛因死於日本戰敗前，未能留下一份詳盡的自白書。但1964年突然有一篇相當於汪精衛遺囑的文章——《最後的心情》在香港發表。對於此文真偽，至今尚存爭議，然其內容實不失為汪精衛的一個“自辯”。尤其“今銘在寧六年，明知日方將敗，而仍繼續以之為對象磋商者，則以國事雖有轉機，尚在逆水行舟”一句，很鮮明地表現了汪精衛對中日戰事的看法，隨著日本在太平洋戰場的節節失利，發生了根本改變。其投敵正可謂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