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伊始，我們找到了9位在2018年不同行業裏浮沉的“普通人”，看看他們在大經濟背景下，過著怎樣的小日子。?他們，有曾想一夜暴富的幣圈青年，有見證行業大起大落的券商員工，有在鄉村電商“買買買”的小鎮青年，有見證業內悲喜交集的快遞老板，還有在共享單車企業經曆“過山車”的前員工……無論他們的故事跌宕或是平凡，2018，都飽含冷暖。
直播間老板
告別“人傻錢多”時代
“謝謝我哥給我刷的禮物！”女主播迦釋雪兒對著鏡頭發出開心的歡呼聲。與此同時，“歸零，加100”的計算器電子音也響起。
迦釋雪兒是直播公會老板華子旗下工作“最拚”的女主播之一。2018年12月21日這天，迦釋雪兒開播後沒多久就遇到了給她刷禮物的遊客，一小時工夫，禮物流水超過了1000元。華子則拿著一個計算器一邊看著遊客們刷的禮物一邊計算主播的流水。他平時在管理室通過電腦監控各個主播的實時直播畫麵，有時會幫助他們管理直播間，並回複遊客的問題。
遊客們打賞的禮物流水是華子和他旗下主播們的全部收入來源。對於這部分收入，直播平台要收取超過52%的抽成，剩下的部分則由華子和主播按照二八到三七的比例分成，主播拿多。
2018部分潛在觀眾被短視頻分流
1995年生的華子是山東音度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的創始人，也是老牌直播平台虎牙直播旗下90956公會老板。2014年，直播的風吹到了山東臨沂這座小城，讓華子接觸了直播行業。
與公會的“線上”屬性不同，華子運營的是實打實的線下直播間：一個標準的直播間裏配有布置精美的直播背景牆、遮光板、電腦話筒等直播設備，再加上一名妝容齊備的女主播或者口才伶俐的男主播，市場景氣的情況下，這個小房間每天能創造數千元的流水。
2016至2017年，直播行業從“直播元年”過渡到了“平台大戰”階段。華子的收入受到了影響。2018年，短視頻的興起又分流走了又一部分潛在的觀眾。
相對於“人傻錢多”的2016年，直播平台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回憶過去，華子說當時平均每個主播的收入可以上萬，但三年過後，潮水退去，隻有堅守的人活了下來。
盈利不再依賴土豪打賞
每天下午6點，迦釋雪兒會準時開播，一直播到淩晨12點甚至更晚。下播後，有時她的臉上會塗滿和遊客們“玩遊戲”畫上的塗鴉。“雪兒台風好，能跳舞有才藝，還肯吃苦，每天都按時直播。”華子說。
但這樣的人才並不常見。“很多人認為隻要長得好看，每天在攝像頭前播幾小時就能有很可觀的收入了，實際上不是這樣的。做主播很辛苦，需要會互動，也需要熬夜。”華子說。
在直播行業裏近五年的摸爬滾打，讓他有把握將一名沒有任何直播經驗的“素人”培養成月收入六七千元的主播。在山東臨沂，這一程度的收入已經高於平均工資。
但在華子看來，他的直播事業依然可以穩步上升。“市場不景氣時，一大表現就是‘土豪’遊客少了，打賞金額下降。對於這種情況，我們就轉變策略，開始做‘量’。比如普通遊客打賞一兩塊錢，但看的人多，流水也很可觀，這種模式的抗風險能力更強。”
今年年初，華子曾悉心培養的兩名女主播因為個人原因離開了他。“有一個‘土豪’給她打了幾十萬，讓她能夠在外邊租房直播。她們的離開讓我的公會等級下降了不少，我隻好從頭來過。”
“未來，我希望自己能夠擁有經紀人證，同時我也希望自己能夠招募到更多的主播，擴大直播事業。不管時代如何更迭，直播這一行也不會消失，因為人們永遠需要娛樂。”華子說。
券商員工
年薪從百萬到十萬
與印象中西裝革履、意氣風發的投行精英不同，吳斌（化名）穿著一件厚重的羽絨服，看起來臉色有點疲憊。
剛剛過去的2018年，他有接近300天時間跟一個項目的客戶在一起。然而到了去年11月底，直管領導帶著項目跳槽，他和留下的同事一無所獲。“本來預計做完這個項目能拿到100萬左右”，吳斌說，最後每個月隻有8000元保底工資，而他的房租一個月就要7000元。
辛苦一年，百萬年薪不翼而飛
2017年才走上券商投行IPO崗位的吳斌，在這個圈子裏還應當算得上一個新人，哪怕他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已經參與了3個項目。
吳斌剛剛結束的這個項目，讓他在2018年有近300天的時間都呆在對接方專門提供的一間辦公室裏，“和同事、家人接觸的時間都不如和項目方接觸的時間長”。
“其實說結束，有些勉強”，吳斌苦笑，“這個項目在某個IPO過會企業較少的省份，去年本身IPO環境不好，這家企業自身資質較好，IPO過會幾率較大，領導一直很關注。我們跟了將近一年的時間，然而戲劇性的事情發生在11月底，負責這個項目的領導因為酬勞與公司未談攏，帶著這個項目跳槽去了另外一家券商，參與項目的七八個人，僅有1人跟著這個領導去了新的公司，換句話說，無論我們為這個項目做了多少工作、哪怕是已經計劃定在2019年1月遞交IPO申請，這個項目的酬勞和我們這六七個人已經沒有關係了”。
吳斌所在券商在這個項目上應該能拿到大約1000萬的酬勞，根據往年經驗，吳斌本來預計自己的提成和獎金加一起能拿到100萬左右。隨著領導跳槽，這一切都成了鏡花水月。到目前，吳斌一直拿著每月8000元的保底工資。
“有項目的人會比較硬氣”
談起那個跳槽的領導，吳斌似乎有點淡淡的羨慕，“年成不好，有活（項目）的領導就比較硬氣”。
2018年A股IPO發審199家次企業上會，企業首發過會111家，過會55.78%，否決29.65%。A股IPO過會率、上市企業數量成為近十年來最低值。這也是投行被稱為“入冬”的一大理由。
在這種形勢下，券商間的競爭、券商內部的競爭也日趨白熱化，“現在發展的趨勢就是大機構牌照齊全，人才集中，越做越強，小機構很難拿到新發牌照，做業務束手束腳，而且業務量很少，人才慢慢流失。以往市場好的時候是大機構吃肉，小機構喝湯，市場不好，就隻能是大機構吃肉喝湯，小機構觀望了。落到個人身上，就是有能力的自然能拿到項目，拿到項目獎金，沒有能力的就被淘汰”。
共享單車前員工
腐敗毀了那家公司
艾米（化名）曾計劃在上一家公司奮鬥至少三四年，最終，在這家共享單車企業隻在職一年便匆匆告別。回憶往昔，艾米依然認為“那是我北漂以來履職過的幾家公司中最讓我難忘的那家，它是我的大學”。現如今，這所“大學”正麵臨重重危機、試圖在垂死的邊緣苦苦掙紮，對此，艾米曾感到意外，但回憶往昔，又覺得這個結果是必然的。
有錢企業：“曾堪稱北京的5A景區”
2017年上半年，艾米如願加入一家共享單車企業。那也是其最鼎盛的時候，接連完成兩輪億元級別的融資、積極拓展海外市場、全球員工超過3000人……據艾米回憶：“那時候，我們北京總部堪稱‘5A級景區’。辦公區有4層樓，位於中關村地標大廈。前台是環形的、辦公區有很多綠植、馬桶是日式的、辦公桌可以升降（單價2000元）……當時在總部辦公的員工約有1000人。辦公區的租金，按照市場價計算，年租金在億元級別。”
錢可以改善員工待遇、可以提升產品質量、可以拓展市場、可以促進用戶增長……也可以滋生腐敗。
“你見過有高管剛入職就懷孕，之後飛往美國出差一去不回嗎？你覺得一個區域運營經理月薪給多少合適？1萬？事實上，有人拿到了5萬！因為那個人是高管的親信。”艾米說。
這些內部貪腐和管理混亂等問題，“創始人都知道，他在開會的時候大發雷霆。”艾米說：“開除了好幾個人，也對部分崗位的人員重新調配，但本該擔責的職業經理人們，並未對管理製度、流程進行有效梳理。”
沒錢企業：裁員、換樓、遭多公司起訴
劇情急轉直下。短短一年，公司從資本“寵兒”、自行車遍布海外的行業“大哥”變身為遭遇多家公司起訴、被超過500名用戶一起追到公司樓下催退押金的“失信人”。
對於內部員工而言，公司早就在乘坐“過山車”。“公司從來沒有盈利過，”艾米說。但是艾米認為，走入今日之境地，缺錢是主要原因之一，“高管沒有責任感和擔當也是主因之一”。
“去年5月的時候，陸續來了一批新高管，從那以後，公司企業文化變了”。在艾米眼中，這批新高管“沒有責任感、沒有擔當、他們不是來讓公司變得更好的，他們隻會為自己謀求私利”，“他們不敢做決策，把所有的風險都推給我們這些普通員工來承擔。甚至，有員工願意承擔風險去做，他們也會去阻止，他們害怕員工真的做到了，那樣他們的無能便暴露無遺。”
艾米說，“當初我在的那個部門，現在員工已經縮減到原來的十分之一，有些部門更慘，直接撤掉了。”
艾米認為“公司還能活下去”，這個判斷一方麵是基於資本角度，“幾十家投資機構的錢都進來了沒出去，誰會甘心讓它死？”另一方麵是基於產品角度，“共享單車是一個很好的入口，它可以幫助很多大平台，比如阿裏、滴滴等，去實現用戶的增長。”但是艾米補充道，“活下去的形式就不好說了，被收購還是獨立公司，即使被收購了，是變成子公司獨立運營，還是隻是變成一個部門，這都有可能吧。”
中小手機供應商
欠款風波致行業失信
“這兩年成本已經很高了，隻有資金快速流動，才能做下去。”臨近2018年年底，王洋（化名）告訴記者。王洋是國內一家二線手機品牌的配件供應商之一，2018年，他最重要的事是找手機廠商催討欠款。雖然對方欠款超過千萬，但對王洋來說，這已經是不幸中的萬幸。
“由於和這家手機廠商合作的業務的占比不足20%，即便欠款無法追回也不至於關張。如果業務占比超過40%，那我也就頂不住了。而對於很多其他供應商來說，這部分業務占他們份額50%以上，甚至80%以上，那就不好說了。”王洋說。
一條產業鏈的“欠款傳播路徑”
“工廠都是有計劃性地安排資金，如果手機廠商貨款逾期不付的話會帶來一連串的問題。首先，我的稅已經交了，但是他錢不給。第二，我跟我的下遊供應商都是有賬期的，那我也沒辦法按時付給它，下遊可能還有下遊，鏈條上的人全部受牽連。第三，影響到企業自有資金安排，發放員工工資、繳納房租都靠這筆錢的。”王洋說。
這家手機廠商資金鏈斷裂，是2018年手機行業規模最大的一起，對各家供應商欠款有百萬級別、千萬級別，也有上億規模的。
欠款風波帶給王洋的後遺症是與客戶之間信任度的下降。“我是真的怕，感覺這個行業都快沒有誠信了。前不久，有客戶找我談生意，結算是90天＋6個月承兌，放在以前這個生意我就接了。”
如今，王洋恪守的準則正在遭遇挑戰。
“我從大學畢業就開始跟這家品牌打交道，後來自己創業也一直合作。按照合同規定，去年7月就應該收到貨款。但這筆錢，目前還沒收到。”在這一年多的時間裏，王洋的心情也發生著微妙的變化，最早是抱著希望把錢收回，全力以赴追錢。後來開始懷疑，再後麵是失望。
冀望5G爆發帶來轉機
王洋的工廠還給其他手機品牌提供配件，他感覺2018年行業環境不是很好，特別是2018年下半年比2017年同期差，訂單有所減少。
王洋稱，原有的手機工廠正朝智能硬件轉型，隨著5G網絡的覆蓋，智能硬件行業會迎來爆發期。不過，他也提到應該有挺多轉型的困難。
除了手機工廠，王洋還在經營一家與新能源相關的工廠。“新能源項目現在國家補貼越來越規範，已經過了瘋狂做基礎設施、充電樁的高發期了。主要靠汽車廠商來帶動，2018年汽車製造業較之前有所下滑，對我們肯定有影響。”
小鎮青年
一分錢買輛平衡車
“現在光我們村就有四五個微信群，”曹田莉說，在村裏年輕人的帶動下，本就看重親友鄰裏關係的鄉村很快在社交網絡的連接下，迅速形成了新的網購階層。
一群被貼上“收入不高”、“穿著土氣”、“缺少品位”等標簽的群體“小鎮青年”，在短短幾年內，通過消費和閱讀孕育出了“拚多多”、“趣頭條”兩家美股上市公司。他們閑暇時隨手刷刷手機，便讓“今日頭條”、“抖音”、“快手”背後運營者的估值一再衝破紀錄。
五個微信消費群裏的鄉村消費大軍
80後的曹田莉在接觸到拚多多後才享受到購物的快樂。
曹田莉是河南省新鄉市延津縣人，2018年初，通過一位朋友從微信上發來的拚購鏈接，曹田莉用一分錢就買到了一輛平衡車。這個意外之喜讓她著了迷。
四川攀枝花的芒果、廣西的百香果、河南的大蒜，以及垃圾袋、紙巾、隻要7塊錢的雨披和價值9.9元的戶外野營吊床等日用品……很快，作為家裏的消費主力，曹田莉家中新添置的生活用品幾乎都是拚購來的。
最初，曹田莉隻有一個包含家人和親戚的微信群，專門分享在網上看到的低價商品鏈接。不到一年的時間，她又組建了五個購物群，以容納更多的鄰裏親朋。
曹田莉與延津縣司寨鄉居民網購力量的崛起是農村地區網絡消費水平迅速提升的一個縮影。數據顯示，2018年上半年，農村地區網絡零售規模不斷擴大，全國農村網絡零售額達到6322.8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34.4%；全國農產品網絡零售額達到906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39.6%。
“不想落伍”心態背後隱藏大量財富
“雖然他們的購買力和大城市比的確低一些，但是有很強的購買‘牌子貨’的需求，”，楊玲是武漢下轄鄉鎮的一名國產手機品牌導購員，她的工作就是將產品賣給“小鎮青年”，在她看來，這樣一群人有著強烈的“不想落伍”的心態，他們有著消費升級的內在動力。因此，定價不高卻功能齊全的新潮產品正迎合了他們的消費需求。
在去年十月的《2018胡潤80後白手起家50強》榜單中，拚多多的創始人黃崢以身價950億元人民幣成為榜首，相比王思聰50億的身價，黃崢幾乎是他的20倍，而且從無到有，隻花了3年。
“今日頭條”、“抖音”背後的母公司字節跳動創始人張一鳴以650億元身家位列榜單第二名，財富增長124%。同時，快手科技創始人宿華、趣頭條創始人李磊均以極高的財富增速上榜。
這些風起雲湧的新秀們財富的迅速積累，以及他們身後企業的爆發性成長幾乎有著一模一樣的故事腳本，那就是抓住了三四線下沉市場的用戶，也就是所謂的“小鎮青年”。
在被權力、金錢、資源和信息切分的界限分明的輿論場中，被主流話語排擠的小鎮青年在2018年通過消費、短視頻……被互聯網這盞聚光燈照亮。盡管他們依然沒有獲得相應的話語權，但在快手、今日頭條、抖音、拚多多上，他們是絕對的主角。“五環內的人”或許會“看不懂”，但絕不會“看不見”。
房產中介
38個中介走了28個
距離國貿僅33公裏、北京的東大門、京津冀一體化協同發展的重要陣地——因優越的地理位置“加持”，燕郊一度成為“倒房者”的目標。
2017年6月，燕郊實現全麵限購，這一政策讓狂飆的燕郊樓市終於停了下來。隨後的2018年，燕郊樓市量價齊跌，而依靠傭金收入的房產中介人員開始“自謀生路”——做快遞員、外賣員、做貸款。炒房者也迎來了“緊箍咒”，有“倒房者”被套後玩消失。在中介陳林（化名）看來，隨著“倒房者”退潮，燕郊房子投資屬性的占比正在不斷下降。
有人靠“倒信用卡”生活
2014年開始，陳林在燕郊從事房產中介行業，目前擔任燕郊某中介網點的店長。
有數據顯示，2018年1-11月，廊坊（市區+燕郊）商品住宅累計供應5624套，供應麵積58.21萬㎡，連續四年下降，環比2017年下降29%。廊坊（市區+燕郊）商品住宅成交金額為93億元，環比2017年下降54%。
隨著行業“入冬”，依靠傭金收入的房產中介人員開始“自謀生路”。
陳林所在的網點人員最多時達到38人，但目前僅剩10人。“走了28個，有的回了老家，有的去了別的城市。實際上，現在燕郊很多中介人員都轉行了——幹保險、送外賣、送快遞、做貸款。”陳林說，其所在的公司實行管理層無責底薪製，普通的員工實行有責底薪製。“說白了，沒有成交量，完不成工作量，有責底薪和沒底薪有什麽區別？現在很多中介靠‘倒信用卡’強撐著生活。”
作為店長，陳林不用擔心底薪的問題，但收入較2016年時降了一半多。“2016年樓市高歌猛進，我當時年收入四十萬肯定是有的，這個數基本上也是北京地區房產中介管理層的平均收入水平吧。但2017年調控後，我掙了15萬左右，2018年基本上也是這個收入水平。”陳林說。
十個“倒房者”有三四個是“純賭博”
在陳林的印象中，“2016年燕郊的房價漲得最快”。也是從這一年開始，陳林看到越來越多的“倒房者”進入燕郊市場。
張虎（化名）是讓陳林印象最深刻的“倒房者”之一。“他穿著貂、抽著大中華，來我們店裏找房子，隻要有便宜的房子就買。”陳林說。
很快炒房者迎來了“緊箍咒”——2017年6月，燕郊實現全麵限購。“有天光大銀行給我打電話問我他（張虎）為什麽不還款了，我才知道他的房貸也早就沒有正常還了。我這邊聯係他發現，他完全消失了。”在陳林看來，張虎買房並不考慮市場方麵的因素。實際這是一種純賭博的行為，而在被套的“倒房者”中，十個有三四個是張虎這樣的。
“房子的投資屬性的占比在被擠出，現在燕郊這塊基本沒有‘倒房者’了，過來買房的都是剛需人群。”陳林說。
炒幣青年
不得不讓自己“佛係”
剛結束加班的張聞（化名）打開了自己的數字貨幣錢包。“特意看了下，應該是虧了10%。上一次看的時候還是盈利的”。他說自己已經很長時間沒有關注過自己的數字貨幣資產總額。
2018年數字貨幣集體下行。其中比特幣價格已從每枚1.92萬美元的曆史高點跌落至如今的3600美元上下，跌去超八成。張聞認識在去年高點跟風買入的買家，投進去100萬元隻剩下不到2萬元。“我現在心態還好，還願意和你講電話，也是因為虧損不大。”張聞說。
“130沒賣，13的時候更不賣了”
作為程序員，張聞炒幣已有一年半的時間。他還記得2017年6月那段突然被比特幣話題包圍的日子，他感覺有必要了解，於是在網上搜索資料，讀了中本聰所寫的比特幣白皮書，第一次買了0.3個比特幣。之後張聞擴大了投資的金額與幣種，他沒有透露具體投資數額，“六位數，10萬元級別，但是沒有到100萬”。
剛開始炒幣的時候，張聞每天醒來第一件事是看幣價。他曾加了五十多個幣圈相關的微信群，會在上班時間不間斷地刷著各個群，害怕錯過一絲消息。
“大多人都是抱著投機的想法，想一夜暴富。剛開始我也是這樣想的。”張聞承認。他去年最迫切的時期曾每天操作交易，總是為沒能在更高價賣出或更低點多買入而焦慮懊惱。
轉折發生在2018年年中，另一隻數字貨幣EOS正式在主網上線交易，相當於新股上市。張聞想好了要抓住這次投資機會，就在他從下定決心到最後買入的幾小時時間裏，EOS的價格上漲了超過20元，“最後是在五十多塊買的，感覺錢白扔了”。
EOS上線後價格曾一度拉高到了140元，隨後價格一路走低，去年12月以來曾一度跌至個位數。張聞沒有在高位套現離場，當下的打算是長期持有——“130的時候沒賣，13的時候賣怎麽想也不合適啊”。
“假設我辭職炒了幣，該有多慘”
張聞沒有明說自己是否曾想過辭職專門炒幣，他用了假設的說法：“如果上一波我辭職專門搞這個了，現在就是比較慘了。”2018年市場的慘淡讓他慶幸自己還有一份足以解決日常開銷的穩定工作。
體會過賬麵財富瘋狂的翻倍後，張聞感覺，自己不再像過去那樣“踏實”了——這曾被他認為是靠技術吃飯的程序員的本分。炒幣在他設想過的通過提升技術拿到升職的路徑之外，提供了另一種似可一步登天的可能。
“賺過快錢之後，覺得踏踏實實就很累，體會過那種感覺之後……”張聞說到這裏，然後短暫沉默。他計劃等年後再重開投資，正物色著合適的幣種，“現在的價格已經很低了”。但張聞表示，自己從來沒有掌握過合適的賣出時機，這是一個對貪婪的考驗。
遊戲女主播
在“寒冬”胖了十斤
做了8年遊戲解說，又做了4年遊戲直播的女流（化名）表示，“如果說直播是一個人的話，那它是一個18歲的成年人了，但還是會有一些青澀”。
受版號停發，對遊戲內容審查的趨嚴以及對未成年人遊戲時長限製的影響，業內普遍認為遊戲及直播等相關行業在2018年遭遇寒冬。
不過女流否認了寒冬的說法，“不覺得這是一個寒冬，我覺得這是一個小氣候，像前兩天北京突然的冷，到今天又比較暖，會有一些浮動”，“從用戶的角度看，大家對好的內容的期待，一直都很高，這是一個剛需。”
胖10斤被網友刷屏“圓圓圓”
女流承認自己在2018年胖了約10斤，在直播中被網友發現，滿屏彈幕刷滿了“圓圓圓”字。她篤定地說：“2018年我30歲了，我覺得我進入了人生的新的階段”，“2018年對我來說是有成長，有變化的一年，也是過渡的一年，希望能給2019年、2020年打很好的基礎”。
女流的一天是“老三樣”：早晨去國內外各大網站挑選遊戲、試玩遊戲，平均六七款中才會選出一款；下午是連續4小時的直播，需要她持續保持精力集中，同時兼顧遊戲內的操作，介紹遊戲相關內容，回應觀眾的彈幕內容，還要調試直播設備、音樂等；晚上會看書、看電影充實自己，也會挑選一些觀眾來信，用在《心靈砒霜》讀信環節。
女流將自己定位為內容創作者，她坦言自己的壓力來自於一直在消耗，沒有時間積累。“現在的壓力蠻大的，我的壓力一般來自於自己。很多的事情想去學習、想去做，但應付已有的事情就沒有太多的精力了，一直在一種消耗的狀態”。
“直播像電視台一樣，大家喜歡調台的。”在她看來，互聯網用戶的需求是在不斷進步的，內容創造者的供給也要跟上腳步。但跟上用戶的腳步，需要內容創作者的創作、精力和積累，但目前的時間更多花在創作內容上，沒有花費在積累上。
暴富“不存在”，知名主播也租房
在微博上，女流和觀眾“吐槽”樓上鄰居好像開了幼兒園，她需要換個地方租房。
與女流相似，《王者榮耀》“一哥”主播張大仙在武漢租房住，依靠《童話鎮》爆紅的陳一發兒在上海也是租房居住，主播並沒有像報道中一樣，都“月入幾萬”、“大主播年薪幾千萬”。
騰訊研究院調研顯示，2017年網絡主播月收入在萬元以上的僅有5%，月收入在1萬元以下的普通主播占比卻高達95%。
根據已經披露數據的映客、花椒、一直播、美拍、陌陌、火山等六平台的數據，2018年上半年，六平台共143.79萬位主播半年收入47.032億元，平均每人收入為328.90元。
快遞網點老板
壓力背後哭過笑過
14年前，葉長林，安徽滁州一位農村80後來到北京，成為北四環與西四環交界處一家快遞網點的分揀員，一個月工資800元。14年後，葉長林成為這家快遞加盟網點的老板，獨攬中關村地區近50%市場占有率，擁有400餘名員工，網點日均進出港快遞近3萬單。
剛剛過去的2018年，葉長林經曆了行業巨震，快件量不斷攀高、政策調整、用工成本飆升、住房緊張等等難題無不挑戰這個“快遞老炮兒”的管理智慧。
消滅爆倉背後：成本飆升
14年間，國內快遞包裹量增長了約50倍。葉長林旗下這家快遞網點的租金從當時的幾萬元漲到了400萬一年。
“蒙圈”、“崩潰”、腿麻、腰疼，肚子餓又吃不下飯，這幾乎是葉長林每年“雙十一”期間的常態，伴隨著電商狂歡，快遞網點在每年的年末都要經曆一場與“爆倉”的“生死搏鬥”。
“過去幾乎每年雙十一都會爆倉，”葉長林說，如果不能及時消化處理掉，那麽新舊包裹疊加，一旦發生爆倉損失將會巨大。
不過在2018年，快遞企業的效率不斷提高，爆倉這一現象幾乎已經消失。爆倉現象的消失不等於壓力的消失，“2018年快遞增長給我們壓力是非常大的，”葉長林說。
為了避免爆倉的發生，網點對於人力物力的投入巨大。他介紹，從2017到2018年，伴隨著眾多小企業遷出北京，網點的收件量呈負增長，同比萎縮20%至30%。與此同時，派件量同比增15%至20%。這意味著，網點的收入下降的同時，還要更新設備增加人手。
他的網點在2018年購入三輛貨車；因為環保要求，更換了三輛老舊貨車；新增了50多輛三輪車；人員從300餘人上升至420餘人。
哭過笑過的2018
“苦澀艱辛中帶著一絲絲的甜。”葉長林用這句話總結他的2018。
在2018年，監管方對於快遞網點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是電動三輪車的充電必須更加安全，為了代替原本設在廠房中的充電設備，葉長林開始將三輪車電池集中充電。
同時，由於人員住宿過於密集，葉長林需要將員工宿舍中的上下鋪清除。在短時間內解決上百人的住宿問題則難倒了他。“那天，我們一邊聯係四家賓館安排員工住宿，一邊拆床，一邊要保證不影響正常派送，那一天給我的壓力我這輩子都忘不了。”也正是那天晚上，累到抬不起手臂的葉長林，看著一片狼藉的院子，忍不住哭了出來。
一周後，員工重新回到宿舍，每間宿舍擺放三張床，原先6人間改成了3人間，多出的人數，需要另為他們租六套房，每套房租每月7000多元。
除了“苦”，“雙十一”的平穩運行則讓他感到“甜”，去年雙十一期間的忙碌期隻持續了10天，比前年縮短了一半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