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金融去監管“大猜想”:華爾街沸騰了(組圖)

來源: 第一財經 2017-02-21 20:54:12 []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 次 (16234 bytes)
 2008年的那場金融危機徹底改變了監管生態,自1929年大蕭條以來美國最嚴厲的金融監管改革法案——多德-弗蘭克法案(Dodd-Frank Act)孕育而生,為原先宛如“脫韁野馬”的銀行業戴上了鐐銬。然而,隨著特朗普的上台,一切都將會改變。

2月3日,美國總統特朗普正式簽署總統行政令,要求財政部全麵重審這項金融監管改革法案,美國各大銀行股價隨即大幅攀升。更值得注意的是,美聯儲主席耶倫於2月14日詳談了其對去監管的看法,而致力於監管的美聯儲理事Daniel Tarullo 10日宣布將提前離任;此外在13日晚間,高盛前高管努欽正式當選美國財政部部長,這種從業界到監管層的“旋轉門”似乎也對去監管有利。

“華爾街都為之沸騰了,”某美係投行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危機後盡管監管法規確保了金融體係的安全,但確有不少細節過度束縛了銀行的手腳。記者發現,各界普遍認為,危機後的監管成本過大,其中的沃爾克法則(Volcker's Rule)部分影響了銀行的做市商功能,因為資本金要求限製了銀行擴大資產負債表的意願和能力,進而打擊了市場流動性;美聯儲的“壓力測試”也使得銀行普遍承壓;此外,社區銀行的發展在後危機時代顯著放慢。

瑞銀投行部總裁奧塞爾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近年來,銀行業和監管層之間似乎有一種‘敵對’關係,”他建議,“的確要嚴格監管銀行業,但監管層不能不斷將目標向更高處推,否則將適得其反,也無益於經濟增長。”

不過,各界普遍不希望出現“撕邦迪式”地一次性去監管,這將會加重金融係統重回危機前瘋狂狀態的擔憂,而是寄望深思熟慮地漸進推進。美聯儲副主席費希爾近期表示,預計多德-弗蘭克法案將會有所調整,但是不會被廢止,下調銀行資本要求將會降低金融體係的安全性。

猜想一:沃爾克法則調整 恢複銀行做市功能

耶倫14日在國會接受質詢時,多德-弗蘭克法案的修改成為聽證會焦點。其表態稱“我當然同意核心原則(重新審核法案)”,並稱計劃與努欽及其他監管機構合作審查金融法規。

不過,耶倫針對特朗普政府對該法案的攻擊也做出了回應。耶倫否認該法案使得美國銀行失去了競爭力,稱美國銀行與歐洲同業競爭者相比更有競爭力。

“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在2007年5月金融危機序幕拉開時,仍稱美國房價全國性的下跌是不可能的,但其實美國第二大次貸商——新世紀金融公司已經倒閉,因此監管部門對危機並沒有充分的認識。”廈門國金首席經濟學家郭傑群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監管失利助推了危機的發生和擴大,但後期監管成本過高,也值得重新審視。



(多德-弗蘭克法案的監管成本逐年上升)
 
總體而言,多德-弗蘭克法案共16篇,長達兩千餘頁,它的內容包羅萬象,而核心內容主要為以下四點:

1)建立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識別係統性重要機構,限製金融高管薪酬,允許分拆陷入困境的那些“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機構並禁止使用納稅人資金救市;

2)實施沃爾克法則,禁止銀行從事自營交易,即銀行不能將儲戶的錢用於投機,除非金額不超過一級資本金的3%,或者有客戶授權;

3)提高金融衍生品市場的透明度及其結構、抑製信用評級機構(權力濫用);

4)設立新的消費者金融保護局,負責監管按揭貸款、信用卡等個人金融產品。

其中,沃爾克法則受到的爭議著實不小。“我此前在投行自營部做交易,自營交易需要計提準備金,但並不是非常嚴格,危機後這一部門則被完全砍掉。此外,金融危機後改革過嚴,的確對流動性造成損害。”郭傑群稱。



(危機前後投行業務模式的變化,其中高盛的交易與自營部門被取消)

無獨有偶,奧塞爾認為,後危機時代的監管細則限製了銀行的做市商功能,“我們需要注意的是,要區別銀行的中介功能(做市商)和自營交易的不同角色。同樣,監管方也應該對這兩種不同性質的業務進行區分,並分類監管。”

擁有多年華爾街投行及風控經驗的馮磊對記者表示,需要保留沃爾克法則,但應該收縮規模。“的確應該明令禁止銀行從事自營交易,但可以消除任何限製銀行發揮做市功能的法規。此外,不同監管方之間應該加強協調,或者將多方監管機構整合起來應該是未來的目標。”

具體而言,沃爾克法則的核心是禁止銀行或係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從事自營業務,而在做市交易方麵,法則旨在製止銀行以“作價買賣交易”的幌子來掩飾其以營利為目的的賭博投注,但實施如此強硬的限製性措施必然帶來一定的社會成本。

例如,不少研究發現,該法則降低了市場流動性,由於該規則限製銀行進行自營交易,而以客戶名義進行的做市、對衝、背書等交易在外部特征上與自營交易非常相像,為避免觸犯沃爾克法則,銀行可能會大幅度減少做市活動,部分投行已經相繼縮減固定收益業務。

同時,在2013年推出的補充杠杆比率(SLR)規範下,無論該等資本隱含的風險程度如何,所有銀行資產都以均衡相同的標準計算應計提的資本金,故對於無法大幅增加資本的銀行,將反向以去杠杆化,縮減其資產負債表的方式使其達到法規要求,而這將首先衝擊低風險、高交易量的業務(如回購業務repo),也可能影響債券市場的流動性。

正因為這些法規,不少銀行對特朗普未來的去監管新政充滿期待——並非是全部去監管,而是微調某些事項。

猜想二:調整美聯儲壓力測試 鼓勵中小銀行

記者采訪後發現,幾乎所有銀行人士都對美聯儲的年度壓力測試(CCAR)頗有微詞。

曾有某銀行投行部高管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沒有一家銀行是不痛恨美聯儲的年度壓力測試的,且各大監管機構的目標有時候甚至可能出現衝突。”盡管銀行家承認壓力測試確保了體係的安全,但他們希望一個更為量化的監測,減少不可測性。

多德-弗蘭克法案規定的銀行壓力測試,即在一係列極端不利的經濟環境假設下,測試銀行的貸款和證券化資產是否安全,旨在防範2007-2009年美國信貸危機重演。銀行壓力測試還被美聯儲用來參考是否批準銀行的股息分派或股份回購方案,早在2012年美聯儲就根據壓力測試的結果,否決了花旗集團的股份回購方案。這也可能強烈打擊部分銀行的股價。

以2015年的壓力測試內容為例,其將極端不利的經濟環境假定為:美國經濟規模劇烈收縮4.75%,導致股市崩潰,跌去一半市值,失業率峰值達到11.25%,同時歐洲經濟衰退,新興市場的經濟增長放緩。當時,8家美國大型銀行還必須首次測試一項內容:假定自己最大的交易夥伴違約,它們是否可以應對危局。

2016年6月,33家受測大行中30家順利通過,兩家歐洲大行——德意誌銀行和桑坦德銀行的美國子公司連續第二年未通過美聯儲的壓力測試,摩根士丹利成為唯一一家需重新提交資本返還計劃的美國本土銀行。

馮磊告訴記者,就壓力測試而言,有不少具有價值的部分值得保留,但應該將需要滿足測試的銀行資產規模標準提升為總資產不低於1000億美元的大型銀行。

他還認為:“美聯儲應該對壓力測試進行微調,例如可以讓銀行先在內部進行壓力測試,並遞交測試結果,此後再進行美聯儲的壓力測試,這會督促銀行加強監管。由於美聯儲壓力測試流程非常複雜和嚴格,銀行必須經過幾年才能采用這一流程,而不是一蹴而就。”

也有銀行家認為,希望能夠放鬆對於社區和地區性銀行的監管。他們認為,危機後的監管並未消除“大而不能倒”的現象,監管反而扼殺了很多社區銀行的活力,社區銀行數量銳減,反倒為大銀行減少了競爭者。

由於過度監管,其帶來的高成本讓中小銀行紛紛出現減少金融服務、尋求兼並或直接倒閉的現象。根據美國行動論壇統計,2006年到2010年間,小型銀行的資產占比下降6%,而在法案實行之後,該比例進一步達到12%;1990年以來,平均每年新設的中小銀行數量在100家左右,而在2010年法案實行後,平均每年驟降3家。相應大銀行的占比和規模卻一路上升。從該角度可見,美國金融風險的集中度非但沒有下降反而上升了。


(危機後美國五大銀行資產規模逐年上升,中小銀行卻日漸衰弱)

同時,中小銀行是為全美中小企業和農業生產提供貸款的主力,因此中小銀行的衰弱導致其受眾獲取金融服務的困難加劇,銀行倒閉還影響了普通民眾就業。

在向國會做證詞時,耶倫也承認,多德-弗蘭克法案中大部分都不適用於社區銀行,而社區銀行也並非導致2008年危機的原因。

但耶倫仍極力為“壓力測試”辯護,她認為壓力測試是保持金融穩定的基石,“這(壓力測試)為銀行的資產負債表提供非常詳盡和前瞻性的評估”,“我認為這是努力提高監管能力的基石”。

猜想三:“兩房”改組或加速

盡管“兩房”改革並不包含在多德-弗蘭克法案之中,但在特朗普任下,“兩房”的私有化改革或其他改組方案料將推進。

當年,美國房價普遍下跌造成的次貸危機直接導致了金融危機的全麵爆發,而“兩房”在危機中嚴重受創,迫使美國政府在2008年接管它們,希望阻止整個金融體係陷入崩潰。

標準普爾/凱斯-席勒住房價格指數顯示,2000年到2006年中期,美國的住房價格上漲了107%,其原因之一就是在1998年到2008年之間,房利美、房地美和聯邦住房貸款銀行的債務總額年均增長1840億美元。而在“兩房”被接管後,美國財政部在2010年提高對這兩家企業的聯邦扶持資金上限時,就已經認識到納稅人損失將會超過4000億美元。

因此,納稅人始終認為,“兩房”過於強大,沒人知道需要多少資金才能讓這兩家公司維持償付能力,因此各界近年來也呼籲“兩房”改革,推進其私有化進程。

盡管近兩年“兩房”始終處於盈利狀態,但股東和投資者始終義憤填膺。由於當時作為換取巨額援助資金的條件,2012年美國財政部要求“兩房”將幾乎所有的公司利潤都要作為分紅上繳給政府。因此,股東和投資者仍難以從“兩房”的盈利中獲益,這也持續引發對“政府剝削”的爭議,使得各界對於“兩房”改革的呼聲加大。

更重要的是,“這屆政府的幕僚來自於高盛和一些大型私營企業,8年來‘兩房’基本沒有出現根本性的改革,如今改革的動能會更大。”郭傑群告訴記者。

也有外媒報道稱,特朗普最新任命的財長努欽進一步點燃了這種預期。第一是由於努欽曾在高盛負責住房抵押貸款證券(MBS)交易,第二則因為他本人通過對衝基金持有了大量“兩房”證券,盡管他此前表示將在上任前清空所有相關投資敞口。當努欽的任命消息公布後,“兩房”股價在短短幾小時內就暴漲了45%。

針對未來的改革進程,曾在房利美任職的郭傑群對記者表示,“兩房”的作用是其他私營機構無法取代的,“被取消或完全私有化的可能性不大,但‘兩房’變化加快的概率會增加。現在的矛盾在於,‘兩房’是上市公司,需要為股東服務,但其又是政府類國企性質,需要滿足政府的一些要求,因此這種狀態會與股東利益出現矛盾,這是比較尷尬的。”

他表示,當前存在幾種可能性,包括:“兩房”完全私有化,但可能性較小;將“兩房”拆分成多個小公司,也不太可能;改變“兩房”的作用,變為隻為市場上的按揭產品提供擔保,這種模式最為可行。

具體而言,“兩房”經營模式主要分為兩種:第一種為擔保業務,第二種為投資業務。

擔保業務方麵,“兩房”並不直接發放貸款,而是從抵押貸款公司、銀行和其他放貸機構那裏購買,並將買進的貸款打包成為MBS,然後出售給銀行、保險公司或養老基金等投資者。在這一貸款證券化過程中,“兩房”隻承擔貸款的信用風險,並從中收取一定比例的擔保費,而抵押貸款證劵的其他風險都由投資者承擔。“兩房”通過執行嚴格的貸款準入標準和風險緩釋策略,來確保收取的擔保費能夠基本覆蓋任一房主潛在的拖欠、違約貸款帶來的損失,同時為股東提供可觀的收益率。實際上,2008年“兩房”瀕臨破產是因史無前例的房價大跌,違約率急劇攀升,導致擔保業務巨量虧損造成的。

在投資業務中,“兩房”通過發行自己的企業債券募集資金投資於房屋抵押貸款或房貸證券。“兩房”從二級按揭市場上購買房貸證券並長期持有,同時,為了滿足全球投資者的需求,設計發行了多種債券,包括子彈式債券和可贖回債券等。

郭傑群稱:“拆分和完全私有化的可能性不大。金融危機之後,‘兩房’的作用顯示了它的地位無法由私營機構代替。我認為更傾向於將‘兩房’轉型為隻提供擔保的保險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