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在2000年寫過一本名為《我們應得的美國》(The America We Deserve)的書。他曾寫到：“如果當選總統，我要任命我自己為美國貿易辦代表公室(USTR)代表。”
特朗普做事認真，甚至為此事專門谘詢了律師，並得出了總統有權這樣做的答案：“我將親自負責談判。我們的貿易夥伴必須在特朗普的對麵坐下來，我保證這種占美國便宜的(貿易)將會結束。”
梳理曆史文獻可以發現，近30多年來，特朗普在貿易問題上的表態達到了驚人的一致：他認為美國是自由貿易的輸家，而且他一直聲稱，如果當選總統，他將親自掌舵，把美國的貿易政策轉向完全不同的方向。
“雖然他沒有正式任命自己為USTR代表，不過他已經在扮演首席貿易談判者的角色了：威脅和哄騙福特等美國公司甚至寶馬這樣的外國企業，讓他們要麽在美國生產，要麽就承擔高額關稅。”美國外交委員會資深研究員愛登(Edward Alden)指出，特朗普有可能會製造一個令貿易更有利於美國的現代版本，但又不完全摧毀貿易，不過他“正在玩一個危險的遊戲”。
曾擔任世界銀行行長和USTR代表的佐利克在選戰中也將特朗普稱為“一個危險的男人”。不過，在特朗普當選後，佐利克開始呼籲，如果特朗普真的深知交易藝術，他就將擁抱自由貿易。
30年來一直反對自由貿易
20世紀80年代中期，當美國總統裏根讚揚自由貿易的美德時，作為裏根的“鐵粉兒”，特朗普卻在這一問題上同裏根看法迥異。特朗普從彼時起就多次公開表示，美國是全球貿易自由化的最大失敗者。
也正是在1987年，特朗普正式進入美國政治舞台：他在《紐約時報》刊登了全頁廣告攻擊日本，稱日本依靠美國在軍事上維護，而在經濟上卻忙於“建立一個強勁而充滿活力的經濟，實現貿易商前所未有的盈餘”。
1988年，在奧普拉(Oprah Winfrey)秀上，特朗普有了一次向美國民眾解釋他這種看法的重要機會。“我們讓日本向我們的市場傾銷一切產品，這不是自由貿易。 如果你去日本，試圖賣東西，幾乎是不可能的。”
“雖然沒有反對的法律，他們隻是讓這種行為變得不可能。”特朗普生氣地說，“他們來到這裏賣汽車、錄像機，讓美國企業受到重大損失。”
在20世紀80年代，特朗普的聲音並不代表主流看法。實際上，美國出現對自由貿易持有敵意的總統還是在1934年之前的事。
愛登指出，羅斯福以及之後的美國總統都接受自由貿易並不是無緣無故的“愛”：美國和其他國家在20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曾經嚐試過選擇民族主義，然而損害是巨大的。
1934年羅斯福政府製定了《互惠貿易協定法》之後，美國逐漸成為世界經濟和軍事巨頭，美國總統都將貿易視為複雜的外交政策中少數的“雙贏”政策之一。
他們傾向於認為，降低貿易壁壘對美國公司有利，美國企業在世界各地投資有利於美國對盟國出口，這最終將令美國消費者獲利：美國人享受低價的電視和T恤衫;美國的產品在海外也容易找到新市場。
無論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執政，他們對自由貿易都充滿熱情。也同樣是在1988年，裏根預見到了一個新的時代，即“新技術以及所有超越了想象力的新機會均在形成”。
裏根警告說，沒有什麽比在全球掀起貿易壁壘更能削減這個新時代了。
將離任的奧巴馬，在選戰中曾反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但是當選總統後卻成為自由貿易的推動者。
特朗普和他的“鋼鐵人”們
在貿易問題上，30年來特朗普的看法從未改變：世界是贏家，而美國是輸家。他的判斷方式很簡單：美國貿易赤字，貿易赤字意味著美國的損失。根據他的計算，在過去3年中，美國大約每年都虧損5000億美元(美國最近一次有貿易順差是在1975年)。
需要看到的是，絕大部分美國企業都支持自由貿易。然而也有例外：那些在上世紀80年代以來遭受到嚴酷進口競爭的行業，其中最顯著的是鋼鐵工業，緊跟其後的是紡織品和服裝行業，有時也是汽車和半導體行業。
這些行業從未停止過對自由貿易的抱怨和抗議，而特朗普同這些反對者在數十年來一直走得很近。特朗普的頂級貿易顧問幾乎都與鋼鐵業有關。
近期的《經濟學人》中有一篇文章，半認真半戲謔地指出，特朗普的貿易團隊是“鋼鐵人”組成的。
其中，特朗普提名專門對鋼鐵業進行反傾銷官司代理的律師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任USTR代表;而獲提名擔任商務部長的羅斯(Wilbur Ross)的發跡史則可以回溯到在小布什政府提高進口鋼材關稅前大舉收購虧損的鋼鐵廠。
特朗普的顧問迪米科(Daniel DiMicco)曾掌管美國最大鋼鐵企業紐柯(Nucor)。其任命的白宮全國貿易委員會主席納瓦羅(Peter Navarro)則堅定認為，美國鋼鐵產業衰退來源於中國的”不公平“競爭。
實際上，在日益增長的進口競爭中遭受最嚴重影響的那些州，也正是特朗普在大選中的“票倉”：10年來製造業工作損失最嚴重的10個州中，有8個州選擇了特朗普。
愛登指出，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與日本競爭日益激烈之時，美國製造業就業仍然相當穩定，約有1700萬個就業崗位，即使在上世紀90年代實現了更大的自動化，美國還是維持了這樣的就業數字。
不過，在進入21世紀之後，在自動化程度更加提高、經曆了兩次經濟衰退以及麵臨來自中國等國的進口競爭更加日益激烈之後，大約600萬製造業工作消失了。
愛登稱，學術研究表明，貿易可能占這些就業流失原因的20%至30%，而這些工作並不是任何(低端)工作，這些流失的工作向那些受過適度教育的人支付體麵的中產階級工資。
在愛登看來，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有很多原因，但美國人對貿易越來越失望是很重要的原因。
事實上， 特朗普贏得了所有遭受進口競爭最猛烈衝擊的製造州的選票：密歇根州、北卡羅來納州、俄亥俄州、賓夕法尼亞州和威斯康星州。
美國工會AFL-CIO領導特魯姆卡(Richard Trumka)最近表示，他將支持特朗普重新進行NAFTA(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談判的決定。
“工人階層都失去了目標和身份，我們必須解決這個問題。” 特魯姆卡表示，“工人們正在尋找一種新的貿易方式。”
真懂貿易嗎?
特朗普在30年前還寫過另一本暢銷書《交易的藝術》（The Art of the Deal）。他介紹了自己成功的11個原則，譬如建議談判者想辦法將自己的立場廣而告之，且越聳人聽聞越好，同時需要野心勃勃，並對失敗者狠狠還擊等。
特朗普30年前還寫過另一本暢銷書《交易的藝術》
佐利克近日在《金融時報》上撰文分析如何看待特朗普：“他總是在談判，且在談判時擺出大膽立場，並在必要時候調整、甚至放棄立場，憑直覺感受或尋找有利條件，之後把任何結果都稱為是勝利。”
不過，佐利克此前也呼籲，如特朗普真的懂“交易的藝術”，他應該擁抱自由貿易才對。擔任過USTR代表的佐利克，給出了他心目中與外國政府進行談判的貿易領域。
佐利克認為，首先，特朗普可以與英國談判，與英國退歐談判平行的自由貿易協定。其次，NAFTA已有20多年，確實可以在能源、數字商業、反腐敗、物流和勞工標準方麵進行更新。不過必須要考慮到一個事實，即美國和墨西哥需要一同與中國和其他經濟大國競爭：墨西哥和加拿大出口的每一美元中，就分別包括美國投入的約40美分和25美分。
佐利克指出，在亞太地區，特朗普的貿易政策可以首先集中於防止貨幣操縱，而在與中國的貿易政策方麵，可以使用反傾銷和反補貼稅。
特朗普做事認真，甚至為此事專門谘詢了律師，並得出了總統有權這樣做的答案：“我將親自負責談判。我們的貿易夥伴必須在特朗普的對麵坐下來，我保證這種占美國便宜的(貿易)將會結束。”
梳理曆史文獻可以發現，近30多年來，特朗普在貿易問題上的表態達到了驚人的一致：他認為美國是自由貿易的輸家，而且他一直聲稱，如果當選總統，他將親自掌舵，把美國的貿易政策轉向完全不同的方向。
“雖然他沒有正式任命自己為USTR代表，不過他已經在扮演首席貿易談判者的角色了：威脅和哄騙福特等美國公司甚至寶馬這樣的外國企業，讓他們要麽在美國生產，要麽就承擔高額關稅。”美國外交委員會資深研究員愛登(Edward Alden)指出，特朗普有可能會製造一個令貿易更有利於美國的現代版本，但又不完全摧毀貿易，不過他“正在玩一個危險的遊戲”。
曾擔任世界銀行行長和USTR代表的佐利克在選戰中也將特朗普稱為“一個危險的男人”。不過，在特朗普當選後，佐利克開始呼籲，如果特朗普真的深知交易藝術，他就將擁抱自由貿易。
2000年特朗普寫過一本書《我們應得的美國》
30年來一直反對自由貿易
20世紀80年代中期，當美國總統裏根讚揚自由貿易的美德時，作為裏根的“鐵粉兒”，特朗普卻在這一問題上同裏根看法迥異。特朗普從彼時起就多次公開表示，美國是全球貿易自由化的最大失敗者。
也正是在1987年，特朗普正式進入美國政治舞台：他在《紐約時報》刊登了全頁廣告攻擊日本，稱日本依靠美國在軍事上維護，而在經濟上卻忙於“建立一個強勁而充滿活力的經濟，實現貿易商前所未有的盈餘”。
1988年，在奧普拉(Oprah Winfrey)秀上，特朗普有了一次向美國民眾解釋他這種看法的重要機會。“我們讓日本向我們的市場傾銷一切產品，這不是自由貿易。 如果你去日本，試圖賣東西，幾乎是不可能的。”
“雖然沒有反對的法律，他們隻是讓這種行為變得不可能。”特朗普生氣地說，“他們來到這裏賣汽車、錄像機，讓美國企業受到重大損失。”
在20世紀80年代，特朗普的聲音並不代表主流看法。實際上，美國出現對自由貿易持有敵意的總統還是在1934年之前的事。
愛登指出，羅斯福以及之後的美國總統都接受自由貿易並不是無緣無故的“愛”：美國和其他國家在20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曾經嚐試過選擇民族主義，然而損害是巨大的。
1934年羅斯福政府製定了《互惠貿易協定法》之後，美國逐漸成為世界經濟和軍事巨頭，美國總統都將貿易視為複雜的外交政策中少數的“雙贏”政策之一。
他們傾向於認為，降低貿易壁壘對美國公司有利，美國企業在世界各地投資有利於美國對盟國出口，這最終將令美國消費者獲利：美國人享受低價的電視和T恤衫;美國的產品在海外也容易找到新市場。
無論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執政，他們對自由貿易都充滿熱情。也同樣是在1988年，裏根預見到了一個新的時代，即“新技術以及所有超越了想象力的新機會均在形成”。
裏根警告說，沒有什麽比在全球掀起貿易壁壘更能削減這個新時代了。
將離任的奧巴馬，在選戰中曾反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但是當選總統後卻成為自由貿易的推動者。
特朗普和他的“鋼鐵人”們
在貿易問題上，30年來特朗普的看法從未改變：世界是贏家，而美國是輸家。他的判斷方式很簡單：美國貿易赤字，貿易赤字意味著美國的損失。根據他的計算，在過去3年中，美國大約每年都虧損5000億美元(美國最近一次有貿易順差是在1975年)。
需要看到的是，絕大部分美國企業都支持自由貿易。然而也有例外：那些在上世紀80年代以來遭受到嚴酷進口競爭的行業，其中最顯著的是鋼鐵工業，緊跟其後的是紡織品和服裝行業，有時也是汽車和半導體行業。
這些行業從未停止過對自由貿易的抱怨和抗議，而特朗普同這些反對者在數十年來一直走得很近。特朗普的頂級貿易顧問幾乎都與鋼鐵業有關。
近期的《經濟學人》中有一篇文章，半認真半戲謔地指出，特朗普的貿易團隊是“鋼鐵人”組成的。
其中，特朗普提名專門對鋼鐵業進行反傾銷官司代理的律師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任USTR代表;而獲提名擔任商務部長的羅斯(Wilbur Ross)的發跡史則可以回溯到在小布什政府提高進口鋼材關稅前大舉收購虧損的鋼鐵廠。
特朗普的顧問迪米科(Daniel DiMicco)曾掌管美國最大鋼鐵企業紐柯(Nucor)。其任命的白宮全國貿易委員會主席納瓦羅(Peter Navarro)則堅定認為，美國鋼鐵產業衰退來源於中國的”不公平“競爭。
實際上，在日益增長的進口競爭中遭受最嚴重影響的那些州，也正是特朗普在大選中的“票倉”：10年來製造業工作損失最嚴重的10個州中，有8個州選擇了特朗普。
愛登指出，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與日本競爭日益激烈之時，美國製造業就業仍然相當穩定，約有1700萬個就業崗位，即使在上世紀90年代實現了更大的自動化，美國還是維持了這樣的就業數字。
不過，在進入21世紀之後，在自動化程度更加提高、經曆了兩次經濟衰退以及麵臨來自中國等國的進口競爭更加日益激烈之後，大約600萬製造業工作消失了。
愛登稱，學術研究表明，貿易可能占這些就業流失原因的20%至30%，而這些工作並不是任何(低端)工作，這些流失的工作向那些受過適度教育的人支付體麵的中產階級工資。
在愛登看來，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有很多原因，但美國人對貿易越來越失望是很重要的原因。
事實上， 特朗普贏得了所有遭受進口競爭最猛烈衝擊的製造州的選票：密歇根州、北卡羅來納州、俄亥俄州、賓夕法尼亞州和威斯康星州。
美國工會AFL-CIO領導特魯姆卡(Richard Trumka)最近表示，他將支持特朗普重新進行NAFTA(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談判的決定。
“工人階層都失去了目標和身份，我們必須解決這個問題。” 特魯姆卡表示，“工人們正在尋找一種新的貿易方式。”
真懂貿易嗎?
特朗普在30年前還寫過另一本暢銷書《交易的藝術》（The Art of the Deal）。他介紹了自己成功的11個原則，譬如建議談判者想辦法將自己的立場廣而告之，且越聳人聽聞越好，同時需要野心勃勃，並對失敗者狠狠還擊等。
特朗普30年前還寫過另一本暢銷書《交易的藝術》
佐利克近日在《金融時報》上撰文分析如何看待特朗普：“他總是在談判，且在談判時擺出大膽立場，並在必要時候調整、甚至放棄立場，憑直覺感受或尋找有利條件，之後把任何結果都稱為是勝利。”
不過，佐利克此前也呼籲，如特朗普真的懂“交易的藝術”，他應該擁抱自由貿易才對。擔任過USTR代表的佐利克，給出了他心目中與外國政府進行談判的貿易領域。
佐利克認為，首先，特朗普可以與英國談判，與英國退歐談判平行的自由貿易協定。其次，NAFTA已有20多年，確實可以在能源、數字商業、反腐敗、物流和勞工標準方麵進行更新。不過必須要考慮到一個事實，即美國和墨西哥需要一同與中國和其他經濟大國競爭：墨西哥和加拿大出口的每一美元中，就分別包括美國投入的約40美分和25美分。
佐利克指出，在亞太地區，特朗普的貿易政策可以首先集中於防止貨幣操縱，而在與中國的貿易政策方麵，可以使用反傾銷和反補貼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