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得主的歎息：特朗普“具有自我破壞性”

作者 | 閏然

編輯 | 江江

“你計劃怎麽花諾獎的獎金？”這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公布現場的第一個提問。

新晉諾獎得主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認真地回答：“我在巴黎有研究實驗室，我和很多年輕學者一起工作，我們的科研項目研究增長經濟學，我想把錢用在對AI和其他創新對經濟的影響上。”

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1100萬瑞典克朗的獎金被一分為二。

其中一半，將被授予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表彰他“通過技術進步確定了持續增長的前提條件”。

另一半由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共同獲得，他們的核心貢獻，是把熊彼特那句廣為人知的“創造性破壞”，從抽象概念變成了可推導、可分析的理論模型。

三位學者對“對創新驅動的經濟增長”的解釋，橫跨了經濟史與理論建模的學術突破。他們均對可能抑製創新、限製經濟增長的政府政策發出警告，也給當下的全球經濟提了個醒：“創新”並非老生常談。

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經濟學家喬爾·莫基爾、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圖源：諾貝爾獎委員會官網

在AI重構產業、地緣政治重塑世界格局的關口，究竟如何擺脫滯脹，實現長期繁榮？

01

“任何關稅都是增長的絆腳石”

在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的記者會上，阿吉翁的發言，精準剖開了全球經濟的現實困局。

當現場記者拋出“美國加征關稅對增長的影響”這一問題時，他沒有絲毫含糊，答案斬釘截鐵：“我不歡迎任何關稅政策，任何關稅都是增長的絆腳石。”

菲利普·阿吉翁/圖源：視覺中國

這番表態背後，是他對全球經濟競爭格局的判斷。“貿易壁壘對我們的經濟增長並不利，我們需要更大的市場促進貿易不斷流動。我們希望能夠跨越技術，讓科學技術在不同國界之間流動。”

在阿吉翁看來，歐盟各國現在最該清醒的，是不能讓美國一家獨霸科技領域，要想扭轉局麵，核心隻有一個：真正激活科技創新的引擎，找到驅動技術突破的根本動力。

而實現這一點的關鍵一步，阿吉翁明確指出，就是在歐盟的市場經濟框架裏，搭建起統一的歐洲市場。唯有讓經濟要素加速流動，歐盟經濟才能重拾活力，在和美國的經濟較量中搶占更有利的位置。

提到AI，阿吉翁的態度也格外鮮明，“我認為AI會帶來更多生產力，這些生產力會進一步推著我們向前走。”但他看得更遠——在他眼中，AI不隻是提升效率的工具，更可能徹底加速“創造性破壞”的進程。

“創造性破壞”是持續增長的核心動力/圖源：諾貝爾獎官網

如何充分釋放AI巨大的增長潛力，關鍵在於恰當的競爭政策。

阿吉翁，1956年出生在法國巴黎，1987年從美國哈佛大學拿到博士學位，如今身兼數職—，既是法國巴黎法蘭西公學院、歐洲工商管理學院的教授，也是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座上賓。

這位用“創造性破壞”重塑增長經濟學的阿吉翁，其學術靈感的源頭，來自父母為他搭建的藝術與商業世界裏。

阿吉翁的父親開著一家現代主義畫廊，母親加比則憑著對女性時裝的滿腔熱愛，一手創辦了後來火遍全球的奢侈品牌“Chloé蔻依”。母親在時裝領域“破舊立新”的實踐，早已為阿吉翁埋下了創造性的伏筆。

阿吉翁的母親加比一手創辦了奢侈品牌“Chloé蔻依”

再看豪伊特，1946年生於加拿大，1973年在美國西北大學拿到博士學位，現在是美國布朗大學的教授。布朗大學的官網對他的定位很清晰——研究重心集中在宏觀經濟學與貨幣經濟學，而他更關鍵的標簽，正是現代“熊彼特式”經濟增長理論的創建者之一。

1987年，阿吉翁與霍伊特就把“創造性破壞”的想法放入了內生增長模型。1992年，兩人合作發表了一篇裏程碑式的論文《通過創造性破壞實現增長的模型》。

在這篇文章裏，他們第一次用完整的數學框架，把“新事物取代舊事物”的經濟邏輯講透了：當一款更新、更好的產品闖進市場，那些靠舊產品吃飯的企業，注定要麵臨市場份額流失的命運。

這個過程中，“創造”與“破壞”從來都是一體兩麵——新的技術、新的產品冒出來，舊的技術、落後的企業就會被淘汰，而經濟增長的動力，恰恰就藏在這種動態的更替裏。

在逆全球化暗流湧動的當下，他們的這些判斷，不隻是對歐盟的提醒，更像是給全球經濟的一劑清醒劑——在AI重塑世界的時代，開放才是增長的核心動力，創新要靠製度托底。

02

經濟增長不是理所當然

如果說阿吉翁與霍伊特這兩位學者用數學的邏輯，給增長理論搭起了堅實的“骨架”，那莫基爾用曆史的筆觸，為經濟增長找到了“過去的根源”。

談起經濟史學界的重量級學者，喬爾·莫基爾是繞不開的名字。在技術進步與工業革命的龐雜史料裏，他一點點梳理出經濟增長的曆史起因與核心動力。

如果把莫基爾的研究拆解來看，能清晰地看到三條相互交織的主線。

第一條是“追根溯源”，他跳出單純的技術描述，從曆史縱深裏剖析技術進步、知識經濟與工業革命的內在勾連——不是簡單說“工業革命用了蒸汽機”，而是追問：“為什麽蒸汽機偏偏在那個時代出現？知識積累到什麽程度才孕育了這樣的突破？”

早期蒸汽機車‘旅行一號’/圖源：視覺中國

第二條是“量化驗證”，他不隻用理論模型搭建框架，更拿曆史數據來做經驗分析，仔細測算人口數量、人力資源、資本形成這些要素，到底如何影響工業革命的進程與工業化的落地。

第三條則是“製度透視”，他把視角拉得更寬，從知識的分享與積累出發，分析哪些政治環境、製度設計、文化土壤，才能真正為經濟增長保駕護航。

莫基爾的研究將經濟史、政治史、社會史，尤其是思想史結合起來，全麵考察了社會變革和經濟增長，用跨學科的視角去審視社會變革與經濟增長的關係——比如，一場思想啟蒙如何影響技術傳播，一項製度設計又如何改變資本流向。

在這個過程裏，他主張命題知識與指令知識的協同轉化，不是所有知識都能驅動增長，隻有那些能轉化為實際技術、解決生產問題的知識才管用。

與此同時，他也揭示了工業革命不隻是機器的革命，更是思想觀念的革命，正是啟蒙運動培養的理性精神、探索意識，才為技術突破鋪平了道路。

一個經典案例是，19世紀工業革命初期，紡織工人因恐懼紡織機取代人力而搗毀機械，擔心機器會導致失業和工傷風險。這與當前人工智能引發的擔憂存在相似性，反映了人們對新技術替代傳統崗位的焦慮。

經濟增長從來不是“短期爆發”的偶然，而是長期裏多種因素相互糾纏、共同作用的結果，而莫基爾的研究，恰好帶著極強的層次感，一步步撥開這層迷霧。

1946年出生於荷蘭萊頓的莫基爾，學術生涯自帶跨學科基因：本科在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同時拿下經濟學和曆史學學位，後來到耶魯深造，1972年拿碩士、1974年獲得博士，博士論文就瞄準了“1800—1850年低收入國家的工業增長與停滯”——從那時起，“增長”這個命題就刻進了他的研究底色。

畢業後，他紮根西北大學至今，如今已是該校的羅伯特.斯托爾茨文理講席教授，這份長期深耕，讓他對經濟史的理解遠超“碎片化敘事”。

喬爾·莫基爾/圖源：視覺中國

無獨有偶，莫基爾也對特朗普政府表達了強烈不滿，抨擊其科研政策為“曆史上最大的自擺烏龍”事件。

10月13日，莫基爾對路透社說，自己的研究聚焦於“為何我們比曾祖父輩富裕得多、生活好得多”。同時他擔憂，在特朗普政府執政期間，美國可能失去在科研與教育領域的領先地位。“本屆政府對高等教育和科研的攻擊，或許是曆史上最大的‘自擺烏龍’，”他說，“這種行為具有自我破壞性，且完全由無關的政治因素驅動。”

莫基爾在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也表示，那些投入時間與資金探索知識的人，會通過專利與同行認可獲得回報；而要維持這一體係，需要“一個將科技置於優先地位的政府”。

“如今，這些理念已不再像過去那樣不言自明。”他補充道，有些國家的政府支持增長與創新，比如中國，但另一些國家的政府則對此持懷疑態度。

不過他並未指明具體國家。

莫基爾補充道，創新能解決當今世界兩大核心挑戰：氣候變化與人口老齡化。而要實現這種創新，政府必須鼓勵科學發展，並“營造一個讓最優秀人才能安心開展所需工作的環境”，其中包括開放移民。

再看這次獲獎的組合——莫基爾與阿吉翁、豪伊特，曆史錨點與理論模型，本質上是在回答當下全球經濟最核心的困惑，創新如何發生、增長如何產生、政策如何影響。

就像諾貝爾經濟學獎評審委員會主席哈斯勒（John Hassler）在發布會上說的那樣：“三位諾獎得主的研究表明，經濟增長不是理所當然的。我們必須維護創造性破壞背後的機製，以避免經濟重回停滯的狀態。”

本文首發於南風窗旗下財經新媒體鹽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