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國前，就是研究美國政治和軍事的。你說的李慎之，就是英文非常好，記憶力超強（翻譯的時候可以讓對方連續說說十幾分鍾後再譯

還翻譯的十分精確，我至少看到他親自做翻譯三次，對方都是著名經濟學家，著名國際關係學者或重要政治家，會議也是涉獵廣泛的內容，當時外交部的專職翻譯無法勝任。他這種能力在當時的確是很厲害的。可惜他本人沒有什麽自己的觀點和論述。屬於鸚鵡之類，在這些方麵，他的能力就平平。長期服務於實權部門的一些專家，就比李慎之厲害多了。這就是他隻能在社科院的原因。

另外鄧在外交方麵的許多做法，中美建交（不允許台灣軍售，是毛澤東中美建交的先決條件，也是中美不能建交的主要原因）。後患無窮。其實美國對中國的需要遠大於中國對美的需求（美國麵臨蘇聯占領阿富汗，伊朗霍梅尼搞掉巴列維，蘇聯對西歐的全麵軍事壓力），但鄧小平為了急於對越自衛反擊戰，樹立在國內威信，但又害怕蘇聯，所以急於和美國建交，放棄了中方對台灣長期堅持的原則，對香港問題，雖然抵製了國內相當一批人的投降主義和幼稚病，但一國兩製，代價巨大。事實上，美國對中國在經濟和科技的封鎖建交之後的5年多，一直沒有鬆動，直到1984年裏根訪華，才有了實質意義的鬆動。由於他的短視，實用主義傳統，他的很多判斷和決定，10年之後，就已被證明是錯的（代價巨大）。撥亂反正，不如江澤民，中國對世界格局的改變也不如習近平。但是，中國毛澤東之後，需要一個政治強人來主導中國，在當時，還真沒有鄧小平這樣的狠人，也需要鄧小平這個狠角色，這也是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