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所謂的”兩個凡是“並不是華國鋒提到，而是政治局集體討論通過發表的。這個隻是鄧小平、葉劍英為了扭到他的借口。

“兩個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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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意義上的“兩個凡是”一共有三個版本。

1977年1月，周恩來逝世一周年之際，天安門廣場出現了大量紀念周恩來的花圈、詩詞、標語等，很多內容涉及到天安門事件與鄧小平，表達了對高層的不滿。1月6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鄧小平複出、天安門事件以及建國前17年（即文革前17年）的問題等。1月7日，汪東興指示中央理論學習組負責人李鑫組織編寫社論，轉移輿論注意力。1月14日，汪東興又要求李鑫轉而先起草華國鋒關於天安門事件與鄧小平問題的講話。1月21日，李鑫主持編寫的第二稿中出現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不能違反；凡是有損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製止，不能容忍。”這是首次提出“兩個凡是”，即“兩個凡是”的第一個版本。李鑫在解釋提出“兩個凡是”的原因中提到：

“

在起草過程中最難處理的就是在當時的情況下，要穩定局勢，就要高舉毛主席的旗幟，不能講毛主席有錯誤，不能提 ‘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錯誤的；同時，又要講請小平同誌出來工作是正確的必需的。這樣起草工作就十分為難，怎麽說也說不圓滿。由於我強調了高舉毛主席的旗幟，穩定局勢，在講話提綱第二稿中出現了 ‘兩個凡是’的提法。 [80]

”

這反映了 “兩個凡是”最初是有著特定的指向，針對的是當時有關鄧小平複出和天安門事件平反的社會輿論，而不是鄧小平複出本身。

1977年1月下旬，原定的會議遭到取消。2月3日，李鑫傳達汪東興指示，講話推遲，先發表社論。李鑫對第二稿中的“兩個凡是”稍作修改，後半句成為了“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2月5日，李鑫將定稿報送汪東興，得到認可。汪批示：“可以發兩報一刊社論，清耿飆、朱穆之、李鑫、華楠、王殊同誌閱辦。”然而最終不知為何，隻有李鑫在批件上畫圈，並沒有聽取其他人意見。李鑫後來檢討，是他沒有同宣傳口和兩報一刊的負責人商量直接上報了汪東興。^[80]華國鋒後來回憶，這篇社論曾經政治局討論和傳閱同意。不管是否經過了宣傳口，社論稿是中央高層集體審定的。^[81]2月6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全文播發了這篇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第二天人民日報刊出，即“二七社論”。社論末尾提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82]這是“兩個凡是”的第二個版本，也是最“經典”的版本。

1977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召開，華國鋒傳達了關於恢複鄧小平工作的決定。3月14日，華國鋒在講話中提到：“在揭批‘四人幫’的鬥爭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製止。毛主席這麵偉大旗幟，一定要高高舉起，不能丟掉。”^[83]這是第三次提到“兩個凡是”，也是第三個版本。基本采用了初稿的說法，刪除了“不能違反”和“不能容忍”兩個詞組，使得語氣有所減輕。同樣，這一講話稿也得到了政治局的討論和傳閱同意。^[81]

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後，鄧小平於4月10日致信華國鋒、葉劍英和中央，強調：“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高舉和捍衛這麵光輝偉大的旗幟，我們必須世世代代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84]。鄧小平後來提到這是他針對“兩個凡是”作的批評^[85]。

事實上，華國鋒同樣很早就意識到“兩個凡是”過於絕對，1977年4月以後華國鋒便再未提過“兩個凡是”，而黨內文件、國內媒體也一律不再出現“兩個凡是”，主觀上有著特定指向的“兩個凡是”便到此終結。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召開，華國鋒在政治報告中采用鄧小平的提法，第一次在發言中提到“完整地、準確地領會和掌握毛澤東思想的體係”，此後“完整地、準確地領會和掌握毛澤東思想的體係”便成為了全黨的正式語言^[86]。

1978年12月13日，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的閉幕會上就“兩個凡是”問題做自我批評，宣布會後將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華國鋒在會上承認：

“	（兩個凡是）在不同程度上束縛了大家的思想，不利於實事求是地落實黨的政策，不利於活躍黨內的思想。我的講話和那篇社論，雖然分別經過政治局討論和傳閱同意，但責任應該主要由我承擔。在這個問題上，我應該做自我批評，也歡迎同誌們批評。 [87]

會議最後決定，華不再主持中央工作，並決定將向六中全會建議：同意華辭去中央主席、軍委主席，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主席，選舉鄧小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會後中央政治局向黨內通報華國鋒犯下的五條錯誤：“一、提出了完全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二、繼續‘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觀點；三、阻撓平反冤假錯案和為老幹部恢複工作；四、製造新的個人崇拜；五、經濟冒進，犯了主觀唯心主義的錯誤。”^[10]:459-460

1980年3月，在鄧小平主持下，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與副院長鄧力群組織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對華國鋒作出了一正五負的官方評價：

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有功，以後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推行和遲遲不改正“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壓製一九七八年開展的對撥亂反正具有重大意義的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拖延和阻撓恢複老幹部工作和平反曆史上冤假錯案的進程；在繼續維護舊的個人崇拜的同時，還製造和接受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對經濟工作中的求成過急和其他一些左傾政策的繼續，華國鋒同誌也負有責任。很明顯，由他來領導糾正黨內的左傾錯誤特別是恢複黨的優良傳統，是不可能的。^[114]

官方的這一曆史評價是在鄧小平促使華國鋒下台的曆史背景下做出的，其中一些結論並不完全符合曆史事實，如：“兩個凡是”並非華所推行，1977年4月以後華的任何發言稿和官媒都一律不再出現“兩個凡是”；華在粉碎“四人幫”當月即在會上要求請鄧小平出山，而如胡耀邦、胡績偉等老幹部，也都是由華親自請他們出來工作的；著名的“內人黨”案以及毛澤東欽定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等皆為華國鋒親自批示平反翻案的；華從未壓製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反而一定程度上對討論保持包容開放，甚至是支持的態度；經濟上的“洋冒進”政策是和鄧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領導同誌共同決定的，並非華國鋒一人之過^[50][65]。

決議的起草者鄧力群晚年在自述裏對華國鋒表示了某種歉意：

“

現在回過頭來看，我當時對華國鋒的評價，其中也有若幹意見有失公允。這樣說吧：為了拱倒一個人，不論是大人物，還是小人物，就把他的差錯統統列上，其中有些並不是政策原則上的問題，講一下也可以，但講得過於上綱了。[115]

”

2008年，華國鋒逝世，在新華社發布的《華國鋒同誌生平》中，中共中央給予了華國鋒很高評價^[116]，並未再提到兩個凡是^[117]：

“

……華國鋒同誌在70年的革命生涯中，對共產主義崇高理想和偉大事業堅貞不渝，對黨和人民無限熱愛，始終以黨的事業為重，為民族的獨立、人民的解放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事業奉獻了畢生的精力。他黨性原則強，自覺維護團結，顧全大局，不計較個人得失，光明磊落，作風正派。……1976年10月6日，華國鋒和葉劍英等同誌代表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意誌，采取斷然措施，一舉粉碎“四人幫”，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社會主義事業，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翻開了新的一頁。華國鋒同誌在粉碎“四人幫”這場關係黨和國家命運的鬥爭中起了決定性作用。黨和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他作出的重要貢獻。粉碎“四人幫”後，華國鋒同誌擔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等職務。他先後主持了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十一大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等重要會議。他在老一輩革命家的支持下，撥亂反正，恢複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動員組織廣大幹部群眾積極投入經濟建設等各項工作，揭發批判“四人幫”的罪行，清查他們的幫派體係，取得了很大成績。他根據廣大幹部群眾的要求，開始複查、平反冤假錯案，逐步為一部分幹部落實政策。他提出要千方百計把經濟搞上去，使工農業生產得到比較快的恢複和發展。在他的推動下，教育科學文化工作開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進展。華國鋒同誌在領導揭批“四人幫”和動員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方麵作出了很大努力。[118]

”

中共中央所發布的《生平》實際上對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的華國鋒的評價作出了修正，在《決議》基礎上肯定了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問題上的決定性作用，糾正了《決議》中一些較為片麵的評價。

2021年2月20日，紀念華國鋒同誌誕辰100周年座談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王滬寧出席並講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出席。王滬寧在講話中同樣高度評價了華國鋒。^[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