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贏家是毛澤東。
另一個贏家是毛澤東。
1937年秋天,他告訴手下:中日衝突給了中國共產黨一個極好的擴張機會。
我們的政策是:七分擴張,二分防蔣,一分抗日。
這一政策將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和國民黨合作,以確保我們的生存和發展。
第二階段,我們將實現在力量上和國民黨並駕齊驅。
第三階段,深入滲透中國的各個地區,建立對國民黨發起進攻的根據地
7月7日是中國的七七事變紀念日,中共宣傳係統再度就此大做文章。然而,各種跡象顯示,當年在盧溝橋打響這第一槍的既不是日本,也不是中華民國國軍,而是中共和它背後的主子蘇聯。
中共偽政權7日發表宣傳文章,標題是《紀念抗戰爆發88周年儀式在京舉行 蔡奇:要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無恥地宣稱中國共產黨勇敢戰鬥在抗日戰爭最前線,引領中國抗戰的前進方向,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再度試圖將自己打扮成所謂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然而真實的曆史可能與此恰恰相反,一直有證據顯示,七七事變是中共在蘇聯指示下,挑起了中日兩軍的衝突,其目的是為了讓蘇聯躲過日本的進攻,將戰爭的禍水引向了中國。

那麽,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七七事變究竟是誰挑起的呢?
新華社攝影記者唐師曾在2018年撰文,就盧溝橋七七事變究竟是誰開第一槍?列舉現在世上流行的4種說法。除了日軍所為、國軍所為之外,第三種是蘇聯間諜所為,而第四種是(中共)地下黨所為。
文章中,第四種說法,介紹最詳細、篇幅也最長。
文章中提到了一個關鍵人物,29軍副參謀長張克俠,他是中共地下黨。
文章說,當年被綁走日本兵的戰友,上世紀60年代接受雜誌訪談,說晚飯後大解,被武裝土匪綁架。
1979年北大向青教授講授《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說是劉少奇的地下黨貫徹共產國際指示。
2005年7月4日北京電視台《社會觀察》,張克俠的侄子在節目中回憶說當時張克俠接到頂頭上司劉少奇命令,認為北平的態勢敵弱我強,應該主動出擊,就爆發了七七事變。另據《北京文史資料選編》第9輯第105頁《在西北軍中從事黨的地下工作的經曆》,張克俠寫道:我在1929年就入了黨。
1937年4月,肖明同誌要我對日積極作戰,以攻為守。
解放後,劉少奇同誌讓王世英找我,要我交還這個指示文件的原件。
事變發生僅一天,遠在延安山溝的共產黨便發出堅決抗戰的全國通電,反應之快令人咋舌。
日本國際政治學者、上智大學教授三輪公忠[Kimitada I. Miwa]1963年撰寫了The Chinese Communists Role in the Spread of the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 into a Full-Scale War一文《盧溝橋事變到全麵戰爭--中共的角色》,文中稱The CCPs response was very clear-cut and fiercely jingoistic.A circular telegram dated July8(that is, within a few hours after the first shooting had taken place), declared that a war had been provoked by the Japanese, and中共的反應非常鮮明,激烈而強硬的外交政策。7月8日的通函報文(即在第一聲槍響後的幾個小時之內),宣布日本挑動了戰爭.....
文章還介紹,日本陸軍省兵務局長田中隆吉,在東京審判出庭作證:第一槍是共產黨在盧溝橋兩邊放槍挑起。
日本駐天津特務機關長茂川秀一與北平地下黨交往甚密,曾向日本方麵匯報:地下黨混在中日兩國軍隊之間,開槍製造混亂。
日本一些曆史學家認為,盧溝橋事變很可能是隱藏在29軍中的共產黨地下工作者,或受共產黨影響的青年學生向日軍開槍引發。
2014年,《法廣》轉引作者王思想文章,以《蘇聯轉嫁禍水挑動日本侵華》作為標題,介紹說,七七盧溝橋事變,究竟是誰先開了第一槍,至今普遍流傳的有4種說法。其中之一就是蘇聯間諜所為,目的是激化中日雙方的矛盾。當時,日本占領中國東北之後,有兩種可能,一是北進,即攻打蘇聯,二是南進,即向南侵略中國。根據日本與德國的秘密協定,日軍北進侵略蘇聯的可能性比較大。對此,蘇聯人十分擔心,於是便派出很多間諜前往中國,與其扶植的中國某些組織一起,在各種場合製造事端,試圖激化中日矛盾。正是在盧溝橋,蘇共的這一陰謀得逞了。
顯然,這裏說的蘇聯扶植的中國某些組織,指的就是中國共產黨。
文章說,他們終於如願以償地挑起了中日兩軍的衝突,將戰爭的禍水引向了中國。據說,延安的中共在盧溝橋事變發生僅僅幾個小時之後,就火速發布了《告全國人民書》,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考慮到當時通訊條件的不發達,以及中共如此迅速的反應,許多人更加相信是中共參與挑起了盧溝橋事變。盡管這隻是猜測,但77事變之後,中國共產黨便公開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這在很多曆史書中都能查到。
當時在延安的中共,正是抓住了這次千載難逢的救命機會,讓蔣介石的國民黨軍隊不再圍剿延安根據地,而是將主力軍隊轉向全麵抗日,從而趁機迅速建立起自已的革命根據地,最終用武力戰勝國民黨軍隊,奪取了全國政權,並且完全改寫了中國曆史。
附:
現在我們大家都看到看,當時蘇聯間諜和日本左翼勢力的間諜在中國工作的重點,就是避免蘇聯同日軍的直接作戰,並把這場戰爭的禍水引到中國來。
現在看來,他們的目的是完完全全達到了,國家不幸,生有逆賊,斷送了中國的前途。
崔可夫曾說:甚至在我們最艱苦的戰爭年代裡,日本也沒有進攻蘇聯,卻把中國淹沒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觀事實的人都不能不考慮到這一明顯而又無可爭辯的事實。(《在華使命一個軍事顧問的筆記》第38頁)
上個世紀30年代後期,蘇聯看到戰爭在中國實實在在打起來了,他就藉這個機會,向日軍發動了兩起大規模武裝衝突,奪取了中國大片土地。
這就是曆史上很有名的張鼓峰事件和諾門坎事件。
在這兩次事件中,蘇俄輕而易舉地從日本手裏奪走了中國大片土地。
1939年後,蘇日簽訂協定,停止軍事衝突。
日本陸軍從此可以專心打中國。
當時全國都認為被蘇聯出賣了,可是共產黨卻叫好,毛澤東為蘇聯辯護說:
沒有捲入帝國主義戰爭漩渦的蘇聯,是全世界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援助者。這些都是有利於中國抗戰的。(《毛澤東選集.團結到底》)
其實直到上個世紀40年代初,蘇聯一直不放心,生怕日本進攻蘇聯,也正因為如此,蘇聯間諜佐爾格和日本親共間諜尾崎秀實一直在為將戰爭控製在中國的範圍內作著努力。
1941年10月中旬,佐爾格的真實身份敗露,他和尾崎秀實等30多人先後被日本軍部逮捕。
日本恨透了這些間諜,正是他們將日本引入了中日戰爭不能自拔,日本沒能從戰爭中得到任何利益。
於是在1944年特意選擇10月革命27週年紀念日這一天,將尾崎秀實和佐爾格兩人施行了絞刑。
這兩個人以害人開始,以害己告終,得到了應有的下場。
但即使在他們被捕後,他們所控製的間諜組織也沒有放鬆對日本的監視,生怕日本將戰爭轉到蘇聯方向去。
有一篇名為《左爾格為什麽會招供》的網文,發在《西西河》網站,裡邊有如下一段兒描寫:
1942年的到來。吳紀光高興地告訴中西功,延安發來專電,表揚上海情報科的工作。
吳紀光錶示,莫斯科戰役取得重大勝利,美英對日宣戰,中國抗日戰爭由此看到了勝利的曙光。
但是中西功顯得憂心種種,並不怎麽高興。
吳紀光覺得,可能是左爾格和尾崎秀實的被捕對中西功造成了心理上的壓力,於是問他:你跟尾崎很熟悉嗎?
中西功說:無話不談。
他會把你供出來嗎?
不會。
其他人呢?
也不會。中西功顯得很自信。
吳紀光疑慮地看著中西功。
程和生看到這個場麵,趕緊捅捅中西功。
中西功明白程和生的意思,但沒有理他,按自己的思路談下去。
他說,戰爭的前途無疑正向著有利於反法西斯陣營的方向發展,但是對於日本的戰爭潛力不能掉以輕心。
9.18以來,日本海軍基本沒有使用,陸軍在中國和其他戰場沒有受到過重創(編按:在日軍曾屢屢受國民黨軍隊重創)。
日軍突襲珍珠港取得重大勝利,迅速佔領了東南亞大片領土,短期看其戰爭實力是增強了而不是削弱了。
中西功沉默了一陣說:我總是在擔心。
擔心什麽?吳紀光問。
日本陸軍會就此甘休嗎?
你指什麽?
當日本海軍取得這麽大的勝利,耀武揚威的時候,陸軍會怎麽樣?他們忍受得了嗎?會不會乘遠東蘇軍大量西調之機,在春季化凍之前來個突然北進呢?別忘了,他們是軍國主義,戰爭狂人,不能用對常人的眼光分析他們可能採取的行動。
吳紀光點著頭說:對!延安來電也要我們特別注意盯住日軍在北方的行動!
以上的描述表明,起碼在1942年,延安和蘇日間諜的工作重點都還是在想法將戰爭限製在中國土地上。
佐爾格被捕了,但他的組織並沒有受到多大破壞,尾崎秀實也是一樣,中西功、西裏龍夫都是他忠實的助手,他們將戰爭死死地拖在中國,直到二戰結束。

把四億五千萬人推向戰爭的血海,付出3000萬生命代價,給國家造成6000億美元的戰爭損失,這一切都隻是為一個和中國公民毫不相幹的共產國際作犧牲,這同逃避戰爭甚至作一些必要的妥協比哪個更愛國?

某些人或組織為了一己私利,竟為了別國利益,將中華民族拖入萬劫不複的深淵 !

